大学郊区化及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0）08-0064-08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城市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大学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欧美大学起源与发展的早期阶段即表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大学与城市发展呈现极强的“共生性”，大学往往自然而然地镶嵌于城市之中，并赋予城市某些独有的性格；另一方面，大学为保持其独立的个性，努力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显现出极强的“小城镇情结”。20世纪60年代后，在城市化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很多国家先后出现了大学迁往郊外的“大学郊区化”现象，使得城市内部及郊外空间结构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郊区化一方面推动了郊区的城市化进程，提升了新地域的文化品位，成为现代都市边界的亮丽风景，但同时亦导致大学与城市社区生活疏离、城市中心区域文化资本削弱、城郊社区均质化等问题。因此，全面估价大学郊区化对城市文化与大学发展的影响，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提出“大学郊区化”概念，并试图从大学与社区互动的研究视角，对大学郊区化的启动、拓展及其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展开初步探讨。
一、发轫与扩展：大学郊区化的历史演进
在现代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中，所谓郊区化，主要是指城市市区在总体上积聚扩张的同时，城市的人口、工业、商业、教育等机构先后从城市由内向外做离心运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下降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大学郊区化”则一般专指大学由城市中心地带向郊区空间或小城镇转移的过程。
1.欧美大学早期的“小镇情结”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产生于欧洲，大约在十二三世纪，欧洲的萨莱诺、拉维那、帕维亚、博洛尼亚、巴黎、牛津、剑桥、约克郡、美因茨等地先后出现了学者聚集的现象，诞生了博洛尼亚、巴黎、牛津、剑桥、图卢兹、奥尔良、里斯本大学等最早的大学。欧美大学自诞生之初，即表现出与城市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大学与城市具有极强的“共生性”，另一方面大学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城市的警惕和戒惧，从而具有明显的“小镇情结”。
多数中外史家认为，地理位置与城市的出现，是中世纪大学诞生的重要基础。“博洛尼亚很早就已成为一座社会和经济上的国际性城市。它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天然的十字路口，是所有主要干道汇合地。……因为有相当多的人员来往，包括到罗马的一些旅行者，博洛尼亚成为一座著名城市。”[1]瑞士学者瓦尔特·吕埃格认为：“大学和孕育了大学的社会之间彼此作用、相互影响。如果没有理性主导的探索知识的精神冲动，就不会有大学，‘但是精神本身并不能创造大学’。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大学只有在中世纪某些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城市中，才能出现。”“博洛尼亚是一个商道交汇的枢纽中心，是北方的朝圣者前往罗马的必经之地……所有这些外部的因素都对博洛尼亚成为大学的所在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由此可见，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大学与城市之间具有“天然”的共生性。
但大学在与城市共生的同时，亦常常表现出与城市有一定程度的分离性。在欧陆，有些大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在城市边缘或在城外小镇确立自己的生存空间。据民间传说，牛津因牛群可以从彼此涉水过河而得名。牛津位于伦敦西北约78公里处，牛津大学创校之初，牛津还是一小城镇。《英国土地志》1086年土地册曾记载：当时“牛津有1018座房子，为英国当时的第六大城市，排在伦敦、约克、诺里奇、林肯和温切斯特的后面，城墙包括一个不足50公顷的四方形的城市。”[3]牛津是从一个乡下小城逐渐扩张起来的，至16世纪初，约有3000居民。[4]稍后的剑桥亦建于牛津附近的瑞定镇，据《英国土地志》1086年土地册记载，小镇当时有房子375座。两座伦敦“卫城”诞生了两所欧洲著名的大学，不要说域外对此现象十分困惑，即便欧洲的本土学者对大学坐落于小镇的现象亦表示费解，《牛津历史和文化》、《剑桥历史和文化》的作者彼得·扎格尔曾困惑地说：“英国的第一所大学就坐落在这个小集镇上，这个集镇甚至都不是主教驻地，这着实令人吃惊。”“为什么这所大学诞生在乡下而不是在大都市呢？无人能对此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5]
德国堪称小城建大学的又一典范，海德堡（1385）、弗莱堡（1457）、蒂宾根（1477）等中世纪大学均在小城镇创建。哥廷根在哥廷根大学创建前一直是个小乡镇，直至1737年哥廷根大学创建，小镇方因大学的存在而获得了崭新的精神风貌与不竭活力。目前，该小城共13万人口，有近1／4的人在大学学习或工作。[6]此外，还有明斯特等现代杰作。明斯特市人口28万，大学生占5万多人，其中明斯特大学注册学生近4.4万，就规模而言，明斯特大学是德国第三大大学。[7]将大学建于大城市，主要因其具有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居民集中、生源充足等优势，而将大学建于小城镇或市郊则往往考虑远离市政控制或政治纠纷，寻一块远离城市的清静之地便于学者研习与思考。
在北美大陆，其大学初创之时，同样表现出较强烈的“去城市化情结”。工业革命尤其是美国独立后，美国政府通过颁布《西部法案》，积极开发西部，加强城市工业化进程。174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1872年，学校放弃了费城市的中心校园，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二次离开城市，在费城西部购买了大片土地，坐落在西费城著名的“救济院农场”[8]；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于纽约市曼哈顿的百老汇，1857年迁往四十九街和麦迪逊大道，称为“晨边高地”[9]；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于巴尔的摩市，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迁离巴尔的摩市中心到郊区，位于巴尔的摩市和华盛顿之间的区域；1861年，麻省理工学院建于波士顿，1916年迁往剑桥城，据说是为了更宽广的查尔斯河沿岸离开了波士顿；当康奈尔大学建立时，安德鲁·怀特曾一度试图劝说伊斯拉·康奈尔把康奈尔大学建在锡拉丘兹，而非伊萨卡，但康奈尔最终还是把学校建在了自己的老家伊萨卡小镇。美国学者帕森斯对于上述现象所作出的解释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理想的校园是在小城镇。大学对城市有一种憎恶感，如果它们‘幸运地’坐落在城市中，它们会很快离开它。参与大都市的学术和文化生活不是它们的本性。理想的校园是在乡村。”[10]他认为，大学对城市文明的警惕与戒惧，对城市商业文明的拒斥和批判是导致大学小城镇化的原因之一。其实，美国大学之所以存有“郊区化”情结，之所以向往田园生活，一方面是因其对大城市存有戒惧，另一方面亦因美国人的办学理念因袭了英格兰中世纪大学的“反城市”传统。
2.战后发达国家大学郊区化现象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郊区化现象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城市急剧的、总体性的扩张，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价大幅上涨，城市人口拥挤不堪，大学办学条件急剧恶化，遂有大学迁往郊外之动议。在这场迁移运动中，最为典型的是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为解决大学发展过程中校园用地和办学条件恶化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始，曾先后出现了大学迁往郊区的潮流。在法国巴黎，除一些大学继续留在市中心拉丁区外，很多大学开始转至郊外，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郊外大学圈（见表1）。
再以东京大学为例。1876年，日本创建东京大学，目前，校园布局由三部分组成：一级（本乡）是将传统性专业保留在本部，使其继承特色；二级（驹场）将尖端研究和应用性学科放到学校左边一块有900万平方米的地方，使其自成体系；三级（柏）将理工结合的新专业建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11]1973年10月，废止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将其资产全部继承，在筑波创立了新型的大学，建成后的日本筑波大学位于东京东北部大约60公里的茨城县土浦市。再如位于东京府神田区神田锦町的日本中央大学创立于1885（明治18）年，是一所老牌的私立大学。1978年4月，为解决校园房舍紧张问题，中央大学将法学部、经济学部、商学部、文学部迁往东京郊外的多摩校区。二战后，各国大学郊区化的主旨之一是破除大学学科间及校际封闭阻隔，实现开放办学，资源共享，大学与小镇、大学与郊区共荣共存，同时也是由于城市中心地区办学成本过高而采取的应对之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法日等国针对大学郊区化进程中出现的后继问题展开反思，并出现大学“回城”运动。
3.世纪交替之际的中国“大学郊区化”
审视新中国高等教育史，20世纪50年代堪称稳定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建期”。大学在城市空间布局的问题上，无论是承继民国时期旧有的校园，还是建国后的新建校园，基本上处于城市空间体系之中，不存在所谓郊区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恢复发展期，自90年代后期始，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契机，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史上的“膨胀扩张期”。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依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于20世纪70年代总结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时提出的，即当毛入学率达到15％—50％时，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衍生的必然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中国大学的招生数量急剧攀升，致使大学旧有校舍与综合办学条件难以承载急剧扩张的在校生数最。以此为契机，中国大学开始逐渐走向以郊区化为特征的“郊外扩张”进程。
从空间研究视角看，此时期颇受世人瞩目的大学空间位移，主要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郊区化及国外大学城建设的影响，致使中国大学在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异。以北京为例，多数大学在郊区设立了自己的主校区或分校区，如中央财经大学（昌平沙河）、北京理工大学（房山良乡）、中国石油大学（昌平区学府路18号）、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区学府路27号）、北京邮电大学（昌平区宏福苑）、北京工商大学（房山良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大兴区清源北路康庄）、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89号）、首都医科大学（顺义区大东路）、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南）、北京农学院（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农路7号）等。这些新校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设置新校区，形成“主辅校区制”，即主校区在市中心，辅校区在郊区的“主辅分离格局”。（2）整体迁往郊外型。（3）多校合并，出现多校区并存的格局。
在大学郊区转移问题上，学界一般认为，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大学扩招为背景，大学在城市空间体系中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结果极大地缓解了大学房舍紧张的状况，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大学硬件投入不足的问题，加速了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面对大学郊区化所产生的诸种社会问题，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批评的观点多集中在大学城建设中的土地问题、失地农民问题、腐败问题等，明显忽视了大学郊区化对城市文化生态建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未从大学与城市社区互动的角度对大学与社会关系以及大学郊区化对城市文化之影响等问题展开深度研究与反思，这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二、疏离及弱化：大学郊区化与城市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学在现代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任何程度的变动与位移均不可避免地对城市文化建构产生重大影响。从空间研究的视域，以“大学—城市社区”互动的视角重新审视大学郊区化现象，我们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大学整体或局部向郊区地域转移，大学郊区化作为一种急剧的空间变迁，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态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大学与原中心城市的互动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城市文化一般分为城市物质文化与城市精神文化。前者主要是指有形的带有一定标志性的物质建筑及一般设施等，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景观展现了城市的基本风貌；而城市精神文化则主要包括城市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在很多情形下亦往往表现为一种气质和灵魂，其独有的文化品位与精神气质，构成了城市独特的精神文化魅力。就总体而言，大学郊区化虽然对推动城郊空间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对城市中心地域文化生态所生成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
1.大学郊区化及其与城市社区生活的疏离
由大学郊区化而引发的城市空间变动，不可避免地给城市文化生态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变迁。从大学与城市社区互动的视角看，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学与原城市中心社区脱离。长期以来，在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中，对郊区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区衰落一般均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城市郊区化进程直接导致了郊区的封闭及其与城市的疏离，其批判观点对当下的大学郊区化不无启示意味。其观点认为城市郊区化进程滋养出“郊区精神”，并直接导致了社区封闭现象。所谓“郊区精神”主要指郊区居住者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优势，主动与城市一般居住者相隔绝，借此表明其阶层群体优越意识的一种观念。“18世纪，随着大都市和工业城镇的长期拥挤情况，人们离开城市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和理由正当。”[12]在欧美社会，最早的郊区实际上是富人区。至20世纪中叶，伴随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能力的增强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中产阶级开始逐渐加入到郊区化的进程之中，并成为郊区的主角。“郊区，它不在城市中也不属于城市，它在城市的边缘和顶端浏览和俯视着这个城市。居住在‘丛林之巅’中的居民都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生活依靠城市，但他们有能力购买私人领地与阳光，购买郊区的大房子、花园、汽车，他们有旅游的闲暇，拥有占有时间与空闲的感觉。”[13]由于郊区化进程的承载者主要为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故郊区所表达出来的精神气质具有明显的“区隔性”，即“是一个隔离的社会，与城市分开，不仅是空间上分开，而且是从阶层上分开，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绿色聚居区。”[14]
中国在1949年建国初期大学重建的过程中，限于条件，其时的中国大学基本上以旧大学为基础，依托于城市中的原有建筑改造而成，大学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城市中，成为城市中的文化风景，大学校园与其周边居民社区保持开放的良好互动关系。而近年来，伴随着大学的郊区化进程，在郊区大学城中校校相连，郊外大学城渐趋封闭，与周边居民社区少有相邻，即或校园周边混有居民住宅区，亦多为高档的、封闭的“堡垒式”社区，加之距城市中心区域较远，其后果直接导致大学生社区生活封闭，大学与城市、居民疏离，表达出“我们只同自己往来”的封闭的效区精神。不仅如此，大学郊区化使得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基本脱离了社区生活，远离社会，其更消极的后果是大学生忽视社会生活及社会发展，患社会冷漠症，影响其社会化进程。可见，大学郊区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大学校区与城市社区的分离，从而导致城市郊区的空间结构与关系结构的重大变化。
第二，大学郊区化未能改变郊外人口过疏化，郊区人口的低密度化导致区域公共服务的弱化。一定程度的人口密度是城市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而失去了人口密度的郊区则面临着人口过疏化的挑战。“社区曾经是以人们眷恋的场所的形式而存在的，这些场所与地方经济有着不解之缘。在郊区化过程中，集体殖民式的开发已经使这些场所荡然无存了。”[15]城市人口达到一定密度是其存在及良性运行的必要前提，低人口密度或稀少的人口难以支撑城市或城郊正常的公共生活。虽然大学郊区化后，“大学城”中的学生数量不断攀升，但在空旷的郊区空间体系中，人口密度明显不足。大学郊区化的进程虽极大地改善了大学的办学条件，拓展了大学的生存空间，但剧烈的空间变迁运动的直接后果却导致大学与城市社区日渐疏离。如在假期，因众多学生离校，即造成间断性“城市无人区”。在校园与社区生活脱节的背景下，学生无论从事社区服务还是进城勤工俭学，一是缺少参与机会，二是即便参与亦将付出更高的成本。
第三，城市社区安全感的流失。因郊外街区结构的重大变化，人们置身人口密度较低的郊外空间，丧失了城市社区特有的安全感。在具有适当密度的城市社会，人们步入社区仿佛进入一个基本的安全系统，这系统是由社区组织自己提供的。社区虽然没有政府的行政甚至治安的安全系统，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安全系统，比如说有互助的系统、亲情的系统，等等。而城市的街道及其人行道，除了承载交通之外，还是以“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的角色而存在的。这个看似全为陌生人的世界里实际上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城市公共区域的人行道与街道的安宁，主要不是由警察来维持，而是“由一个互相关联的，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的，这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抑止手段和标准的网络，由人们自行产生，也由其强制执行。”[16]
2.大学郊区化对城市中心区域文化资本的削弱
作为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对城市文化资本的凝炼及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城市体系中的大学具备一些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特殊要素，如知识精英云集、年轻学子汇聚、文化氛围浓厚，从而为城市社区增添了无尽活力。因此，大学郊区化必然导致城市文化资本的配置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城市郊区化的规律表明，随着城市人口和资源向郊区移动，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城市中心地区走向衰落的现象。城市中心区的衰落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城市中心区域商业和经济实业的衰败。如在欧美早期城市郊区化的进程中，由于中产阶层和一些商业机构、文化设施迁往郊区，曾出现过严重的“内城衰落”现象。当时的情形是“几乎在每个城市，一度繁荣的中心区的关键部分正在死去。大多数中心城市被遗留给那些更依赖于社会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因此实质上影响了税收的基础。……因此在都市中心的主要部分，社会政治、经济模式与种族矛盾一起形成了日渐恶化与封闭的空间。”[17]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世纪大学在与市政当局或市民社会发生冲突时，为何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特权。由于伴随大学向郊外的移动，昔日围绕大学而建立的商业消费圈亦必然走向衰落。
第二是城市中心地区文化资本的流失。大学向郊区移动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中心地区文化资源及资本的外流。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机构，大学对其城市所在地文化资本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郊区化背景下，大学向郊外的转移并非仅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种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意味着城市中心内城文化资本的外流，从而导致都市中心内城文化资本的弱化或流失。伴随大学迁往郊外的过程，大学往日的校园通过土地置换，或变成了商业部门，或成为政府的办公场所，对城市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认为：“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就会摧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18]在前工业社会的岁月，包括庙宇、教堂、清真寺在内的宗教设施扮演了这些神圣的角色。而在现代化、世俗化和日益走向消费时代的现代社会里，大学则成为城市中新的圣化空间。因为大学是探求真理、培育精英的圣地，并保有对城市世俗社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同时，大学是城市活力的象征，与城市其他地域相比，大学似乎永远是年轻的。大学生作为一种流动的力量，始终给城市注入青春气息和年轻人特有的活力。而大学向郊区的迁移，致使中心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
3.大学郊区化与城郊社区均质化
大学郊区化给城市社区带来的又一重大变化是城郊社区景观、关系的均质化。所谓“城郊社区均质化”，主要指城市外在的建筑风格、人际关系、活动空间呈明显的趋同性，从而导致城市文化多元特色的消失。美国城市研究的著名学者芒福德曾通过对城市均质化现象的激烈批评，并进而对“均质化”现象作了颇具权威的界定和概括：“许许多多式样一律，难以辨别的房屋，刻板地排列着，房屋与房屋之间的距离都是一个样，所有的道路也一个样全都坐落在一大片没有树木的土地上，地上的居民都属同一个阶级，同一个收入，同一个年龄组，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吃同样没有味道的罐头等预制食品，都是从同样的冰箱中拿出来的，不论在外表上或是内容上，都来自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大都市市中心制造的。”[19]可见，均质化的特征在于趋同性，其危害主要表现为城市的单一性及僵化，从而使那里的居住空间丧失活力。在近年来中国大学郊区化的进程中，已明显地表现出城市社区均质化特点，并进而对城市文化生态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城郊社区景观均质化。所谓景观是指“可以被定义为各种形态（包括自然形态与文化形态）千变万化的联系所构成的一个地区。”[20]相对于绝大部分或全部未经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景观而言，文化景观是指经人类活动与人类态度所改造过的景观。城郊景观均质化主要体现为城郊建筑风格的均质化，即建筑物、建筑风格走向趋同。从表面上看，位于郊区的大学校园并不缺乏规模宏大和精心设计的标志性建筑，但其景观产生及构成的缺憾在于：这些景观是速成的，缺少必要的时间积累。而景观的实质恰恰在于其累积性，“历史地看待景观就是承认景观的累积特质。”[21]速成的城郊景观单一、僵化、封闭，社会景观未渗透其中作为基本的参照系，从而使大学景观成为仅仅可供观赏的盆景，缺乏应有的承载依托与象征意义。总之，从景观文化的角度看，大学建筑群落在城市景观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城市空间格局中，城市的建筑物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物质硬壳。建筑物无法制造一个城市，但缺乏富有文化想象力的建筑物，则城市只能是虚无的想象。
第二，大学人际关系均质化。因大学远离城市社区而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封闭化。在封闭的大学城中居住的人群具有明显的同质性。这里的社会关系是同质性的、封闭的和趋同的，人们所栖居的空间和地方为其社会关系的展开提供了最基本的互动平台，在这里“互动”是否能够展开是最为关键的事情。在均质化的背景下，大学城中的群际互动被严格限制和区隔在限定的人群范围内，在过度同质化的关系体系内，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及社会化不可避免地面临危机。
4.城郊空间“公共性”的缺失
从社会学视角看，空间的真正价值不在其几何意义，而在其社会性。诚如齐美尔所言：“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意义。”[22]城市文化核心内涵可以通过其公共性的特质得以完成，并实现其现实表达。“一个不为了公共生活而规划和建造必要结构物的社会将永远受到压制和阻碍。它的建筑物也许高得能触及天空，但是根据有效的成就来看，它实际的社会状况却比一个像样的村镇还要差劲。”[23]大学与城市社区频繁良性互动，对于城市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大学校园应该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问题，曾引起较为激烈的争论。这实际上涉及大学的公共性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很早便有“学校乃为公共议论之所”的观点，而在现代社会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进程中，大学更应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郊区化背景下，大学在郊区大片征地，构建了近乎封闭的“校园堡垒”，因郊区社区居民居住密度较低，故其与城郊社区的互动关系，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居于城郊走向封闭的大学与城市反向而动，实难承担起城市公共性构建的任务。
三、反思及建构：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评价
就一般意义而言，城市是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如若我们对城市展开深度的学理分析，即会发现，上述概括远不足以说明城市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城市研究大师芒福德在解释界定城市时，曾强调：“城市作为历史的产物之一，是社会权利与文化的最大限度的集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效能与其重要性，都在城市交汇。……在城市中，文明的产物不断发展，衍化；人类的经验逐渐演变成真实可行的符号。城市是行为的象征，是秩序构成的复杂系统。”[24]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城市，发展于城市，城市为大学提供了基本的空间依托和物质支撑；反之，大学在源源不断地为城市提供大量知识、技术精英的同时，也在批判、呵护城市，赋予城市以独特的个性。在城市成为现代人类积聚的空间场所的城市化时代，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1.即离相济——大学郊区化的应然立场
作为学术界一个古老的研究话题，在大学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两个观点是“大学—社会一体说”与“大学—社会分途论”。前者强调大学只有真正地融入社会，才能完成其精英培育的任务，具体言之，“大学与城市间最为直接的联系是通过它与社区间的互动而建立起来的。大学与其所在社区间的联系有着高度的复杂性，应该说既存在共生联系，同时又存在持续的紧张，中外古今，概莫能外。”[25]而主张“大学—社会分途论”者则认为大学必须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保持其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只有如此，才能保有大学的独立性。综而观之，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不无偏颇之处，即离相济方为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应然立场。
作为引领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机构，大学不可能弃城市而去，其存在和发展均必须依托城市，从城市中汲取丰富的物质支持和坚实的空间承载。但就大学发展的传统而言，大学自身拥有一套自足的社会机制，“它一方面与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大学又由于其知识传统和办学理念，往往与特定城市的文化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恰是大学对与城市文化品位得以提升的重要条件，也是大学所以能够不断引领城市文化甚至批判城市文化的一个条件。”[26]西方城市研究的鼻祖式人物西美尔曾言，与古道热肠的乡村世界相比，大都市是冷酷的。“大都市始终是货币经济的所在地。……货币经济和主导精神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对待人和事物时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27]由此，“城市经常因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最低级的本能而受到批评。它们是建筑上的庞然巨物与金钱崇拜的具体体现，是官僚机器的权力或者是金钱的社会压力的地图。”[28]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大师级学者、学人及学术精英的聚集地，大学应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大学经常扮演的是一种与世俗功利社会反向的批判力量，它常常作为一种价值精神的批判力量而存在于城市之中。而在现代城市社会的背景下，以大学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群体更是作为社会良心的守护者而在发挥作用。
2.资源共享——大学郊区化的基本夙愿
资源是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中用以开发与利用的各种客观存在要素之总称，资源来源及构成极为丰富，涵盖了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诸领域。学界依据资源的不同形态，将资源分为再生资源与非再生资源、专有资源与共享资源、现实资源与潜在资源、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等等，概括起来，资源主要包括有形的“经济资源”、无形的“文化资源”以及复杂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泛指存在于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用以投入经济活动、具有经济意义的存在物；文化资源是指在社会文化生产与文化活动中可利用的各种文化产品、精神产物及各种精神要素；社会资源具有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的一切社会关系要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郊区化的初衷有四点：一是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希望借大学向郊区转移之际，促进郊区城市化进程；二是高校与政府希望借助大学郊区化缓解高校因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办学场所紧张问题；三是高校与政府在借鉴英美等国家大学城或高科技园区建设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大学郊区化运动，打造高新科技园区，为社会孵化人力资本与高新技术；四是高校相对集中后，可凭借地利，实现学科优势互补，校际、校地间资源共享。但就目前中国大学郊区化的情形看，大学向郊区转移后，并未实现集群后的资源共享，校校间资源壁垒阻隔依旧，校地间资源共享路径不畅，背离了大学郊区化建设的初衷，影响到大学与城市文化的健康发展。目前，学界对校校间应实现的师资、课程共享已有诸多议论，而对校地间资源共享关注不够。大学的课堂、课程、图书馆、体育设施等未能免费向社会开放，尤其是大学的课堂与图书馆未能向社会开放，未为社区提供“公共性”服务。故未来在校地间应努力推进学术、学生、学者与社区的交流与合作，校地间应积极联手，就社会与社区中出现的问题开展合作性研究，社区为大学提供训练场所、提供研究的基本素材以共同解决社区面临的各种问题。大学可就城区社会中的生活状况、住房状况、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犯罪等问题进行调查，提出解决的方案，以切实地使郊外大学真正地融入城郊社区生活。
3.未雨绸缪——大学郊区化的时空限度
应该承认，空间在城市文化形成与演化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大学经常作为表达特定文化价值的特定区域而存在，其空间变动必然会对城市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经济的、功利的角度来理解分析大学空间变动的成败得失，而应将此问题提高到城市发展的根本性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评估与认识。
从时间上看，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曾发生过由内城而郊外，再由郊外而重返城市中心的过程。“1990年4月，法国国家教育部大学领域管理部门作出了几个紧急的改革大学建设的决定，除了重新建设乃至完成被遗弃的校园之外，还包括让人们甚感意外的‘让大学重返城市’的策划”。教育部鉴于大学郊区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孤岛”现象，而坚持“在城市心脏地区建设、发展大学，让大学融入城市”[29]，因为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活跃元素。在日本，近年来受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城市中心地价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亦出现大学“返城”现象。由此我们有理由追问：在发达国家大学经历了“在城市中”——“走向郊区”——“重返城市中心”三个阶段后，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再走一次。能否睹其祸害于未萌，未雨绸缪，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肯定大学郊区化积极意义的同时，避免其极端过热现象的出现，从而把大学郊区化进程对城市文化建设的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曾言：“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可以带着文化主义的腔调说，城市中的那些空间构形、建筑物的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具体文化符号的表现。”[30]因此我们应从大学与城市社区互动的研究视角，来重新估价大学郊区化对城市文化构建的影响。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生命，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大学赋予城市以价值与灵性，而城市则在给大学提供有形的物质支撑的同时，也通过城市社区为大学接近社会、进入社会提供了最为现实的通道。可见大学与城市具有极强的“共生”、“共进”性，只有恰当地处理好二者的互动关系，才能将现代大学建设与现代城市文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收稿日期：201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