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更新论——以中国多元化社会分层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新论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041-05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与中国多元化社会分层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及特点
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为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为确保其政治社会系统有效运转而可以利用开发的一切因素或条件的总和。一般而言，执政资源具有系统性、阶级性、动态性、再生性等特征。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既具有执政资源的一般性特征，还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一是历史性，党的执政资源不是一厢情愿的自诩，而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过程中积累、沉淀的结果。二是群众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群众路线；党执政以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取得举世瞩目的执政业绩，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三是辩证性，作为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合法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一直处于积累、开发之中。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党先前拥有的执政资源优势面临极大的外部挑战。党内腐败现象和日渐增长的执政资源开发惰性，使得党的执政资源建设也面临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
（二）中国多元化社会分层及特征
伴随我国经济所有制的变革，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化是我国社会分层的现状，也是未来发展的态势，这一现状和态势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阶级阶层分化的多元化。学界常将我国传统阶级阶层划分为“两大阶级、一大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些阶级和阶层内部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的现状和趋势表现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以农民阶级为例，在2006年，手持农村户口在乡镇企业就职的人员有1.468亿，约占全部农村劳动者总数的30.53%；而干起个体经济的农民则有2147万，占农民劳动者总数的4.47%[1]。第二，阶层流动的多元化。阶层流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口流动，据统计，全国人口流动数量从1993年的7000多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人；全国客运量（铁路、水路、航空）从1978年的25.4亿人次，增加到2003年的158.7亿人次[2]。第三，新兴阶层发展的多元化。党的十六大将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兴阶层概括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并肯定新兴阶层及其利益。新兴阶层的组成人员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这其中既有改革之初的社会闲散或无业人员，也有改革中期从政府机关隐退的党员干部，还有现在越来越多自主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
二、多元化社会分层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提出更新要求
正如恩格斯所言：“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因素造成了，它就起了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多元化社会分层对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历史资源和国际资源带来了全方位挑战，给党的执政资源提出了更新要求。
（一）多元化社会分层对党执政基础的更新要求
执政基础是指支撑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根本力量，包括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1.多元化社会分层对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更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并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工人阶级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成分和岗位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这种多元化促使工人阶级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明显分化。伴随国有企业改革，许多工人下岗，切身利益的损害和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得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遭到削弱，荣誉感和使命感日趋淡漠。收入增长缓慢和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工人阶级产生相对被剥夺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4]工人阶级是这些“输家”的主要代表，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的不平等感和对生活的不满意感日趋强烈。党的基层组织生活的乏力和党建工作在新兴经济组织中的薄弱，使得工人阶级缺乏组织归属感。多元化分层使得党员流动成为常态，大规模的党员流动则使得一些党的基层组织急需稳固组织建设。
2.多元化社会分层对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更新要求
群众基础是指“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获得的信任度和支持力”。[5]多元化社会分层使党的群众基础日益分化，加大了党对社会整合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呈扩大态势。一定的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但超过社会承受力的过度的阶层分化则会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安排，给社会整合与执政基础的巩固带来新的挑战。此外，群众广泛参与新兴社会组织，给党整合群众基础的传统模式带来挑战。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自主意识觉醒，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纷纷涌现，这些组织及其权威对党的传统政治权威造成冲击。同时，新兴阶层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诉求，使党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机制面临考验。在利益分化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临不公平的分配机会和相对稀缺的就业机会，容易产生被剥夺的情绪，进而对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疑虑，而这部分人往往是改革开放前执政党的基本群众基础。
（二）多元化社会分层对党执政合法性的更新要求
执政合法性是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众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认同、拥护、信仰和服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多元化社会分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
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加大了党整合社会利益的难度。在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往往伴随利益冲突及矛盾的发生。这些冲突和矛盾容易激起利益主体的不满，使其产生一定的心理失衡，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这就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多元化社会分层带来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党的政治认同面临考验。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拥护和支持。意识形态认同历来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在当前各种思想文化激荡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正朝个性化、现实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结构的变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从高度统一走向相对分离，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理想观念的整合不再具有强制性，多元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和社会实践中逐渐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力。在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分化中出现的政治腐败给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了新的课题。“腐败浪费了一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腐败的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作为一种可支配的资源，一旦失去约束便会异化。当前，我国旧的体制逐渐失去约束力，而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形成，也就是没有完成更新，制度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力约束的真空。公共权力运行失控导致的政治腐败现象使利益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政府官员及其商业伙伴身上，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迅速更新敲响了警钟。
（三）多元化社会分层对党执政能力的更新要求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6]。
与多元化社会分层相伴而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对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出了更新要求。多元化社会分层使人们对民主政治表达渠道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提出了更新要求。阶层差别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所加大并超越一定限度，就会构成不稳定的社会基础。多元化社会分层所导致的社会价值认同多元化，对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提出了更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显著特点是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相对减少，而价值观念的世俗化趋势逐渐增强。同时，市场经济唤醒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意识并且赋予了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利益的差异性，使得不同阶层形成了不同的整体利益观。多元化社会分层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对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提出了更新要求。和谐社会归根到底是能整合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形态。执政党是社会整合的核心，只有当执政党成为了社会“整合的工具”，既能充分发挥社会轴心的作用，把存在分化和冲突的社会整合为一体，又能不断推动社会走向新的文明时，其执政能力才得以根本显现。
三、在多元化社会分层下，更新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策略探讨
应对多元化社会分层挑战，必须不断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资源建设能力。
（一）推进思想文化资源建设
思想文化资源是党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元化社会分层背景下，思想文化资源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领导，又要积极回应日趋多元化社会分层的思想文化的最新要求，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稳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1.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推进意识形态建设
应对多元化社会分层挑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教育活动应坚持三大原则：一是理论性原则，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在掌握新成果的同时又要从历史角度把握理论根源。二是实践性原则，就是要在理论学习过程中，特别关注多元化社会分层的发展趋势，积极回应各阶层群众的理论需要和现实诉求。三是发展性原则，就是要根据理论与实践的适应程度，不断丰富发展理论，增强其科学性和凝聚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注重三大创新：一是创新方法，即不断创新传统方法，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化样式为载体，采取渗透性方式，循序开展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二是创新语言，使用简洁的修辞表达复杂的关系，使诞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新理论在传播中富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三是创新环境营造，通过新闻媒体、文艺创作、中外交流等各种形式创设马克思主义学习氛围。建设好基层党组织，使之成为群众思想行为的引领者。宣传和普及各种民间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使之成为学习的内容、做事的规范。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需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学说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及其特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所能呈现的整体特质等问题在内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突发事件的应对研究，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方面尚显不足，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法研究较少。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评估体制，以激发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研究者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
2.满足多元化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满足多元化社会分层的文化要求，需加快建设和谐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和推进文化创新。
建设和谐文化，要在三方面下工夫：一是要增强诚信意识，提高公民道德水平。要看到不同阶层之间的道德差异性。二是开展群众共建活动，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要关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群众活动的差异性。三是提供丰富优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要有针对性发展区域特色文化和群体特色文化，特别是群众愿意并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如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村镇文化等。弘扬民族文化，需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民族传统继承问题。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采用现代方式弘扬传统文化。二是世界优秀文明借鉴问题。要明辨是非、有所取舍，学习百家之长，而舍众人之短，不盲目、不照搬，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三是发展动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当今中国最具活力的实践活动，传统文化只有和这一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用时代精神充实自己，并发挥应有的时代作用。推进文化创新，要着重三大创新：一是创新文化体制。其前提在于充分考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性质和特点，关键在于处理好创新的实施面、发展线和着力点之间的关系，根本在于紧紧依靠群众、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激发群众积极性和文化发展的活力，重点在于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督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增强政策的连续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二是创新文化内容及形式。为此要真实再现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特别是以发生在各阶层群众身边之间的事情为素材。要善于将现代技术运用到文化创新中来，创新文化样式，催生文化形态，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创新传播手段。进入21世纪，互联网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工具，如何有效发挥互联网在传播正面文化、满足各阶层人民不同文化需要等问题上的优越性，并将之打造成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民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8]，是传播手段创新亟待突破的问题。
（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公民社会”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内涵丰富。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强调民间性，主要是指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和机构；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强调公民社会的中间性，即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7]。多元化社会分层是公民社会兴起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分层在横向上表现为阶层数量增多，纵向上则表现为阶层关系复杂，具有同一阶层的利益同质性增高、不同阶层利益纠纷频发等特点。基于不同阶层地位及其利益需要，各阶层先后形成了许多社会团体或组织，即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兴起极大影响着党的执政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源的络构和运作，也为党的执政资源及时更新提供了契机。
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在于构建和谐互动的执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即根本利益的一致、交流渠道的畅通和发展动力的相互促进。这种关系为巩固和开发党的执政资源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关键在于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壮大公民社会力量。二是如何发挥公民社会服务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作用。
要壮大公民社会力量，首先，要正确对待公民社会，“既不要敌视它，也不要忽视它；既不要惧怕它，也不要溺爱它；既不要放任它，也不要封堵它”[8]，要主动学会建立与各个阶层民间组织或团体的良好互动关系，努力培养立场正确、潜力较大且有助于社会公益的组织或团体。其次，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对公民社会作出合理定位，为之提供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再次，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培养政府和民众对诸多民间组织所缺乏的信赖感。又次，要建立公民社会帮扶体系，以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培养公民社会人才，构建长期知识技能培训机制，拓宽公民社会融资渠道。最后，要改进公共社会管理体制，逐步改革现行审批登记和管理制度，完善民间组织的编制管理和聘用合同制度[8]。
发挥公民社会服务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作用，关键在突出公民社会在解决多元化社会分层问题中的优势。公民社会为各阶层提供了多样的利益表达渠道，为执政党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创设沟通可能，这些都使之在消除或减弱社会不稳定因素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发挥这些优势需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拓宽公民社会表达利益的渠道和范围。除了发挥公民社会在中共党代会、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等主流渠道中的利益表达作用外，还要建立公民社会内部，即各阶层社团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最大限度地拓宽公民社会的普及范围，使之成为各阶层人民信得过的利益代言人之一。二是发挥公民社会在帮贫扶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上的作用。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公民社会要积极利用自身组织灵活、适应面广、长于沟通、贴近群众等优势，专注于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公平问题，以取得实效，特别是要建立一批代表弱势阶层的团体或组织，来集体表达自身要求，尤其是要代表那些政府无暇顾及的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性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推动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帮助其改善境遇，增进福利。三是加强公民社会间的整合力度。公民社会发展需要经过一个分化——整合——提高的过程。随着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先前分化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既不利于各自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其自身的健康发展，于是就需要进行有效整合，进而步入整体提高阶段。
（三）提高党的执政资源建设能力
执政资源建设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应对多元化社会分层挑战，需着重提高党的执政资源利用能力、执政资源整合能力和执政资源开发能力。
1.提高党的执政资源利用能力
执政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不会自动转化成执政的积极因素，如得不到有效利用，将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提高执政资源利用能力关键是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提高党的思想文化资源宣传教育能力，将党的思想文化资源有机融入网络、电视、广播、图书、期刊等各种宣传形式中去，通过显性引导、隐形渗透等多种方式向广大党员和群众传达主流声音，传播主流思想，使之进课堂、进工作、进头脑。二是要提高党的社会资源调动能力。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关键是提高主体认识，核心是满足主体利益，重点是发挥优秀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三是提高党的执政资源评估能力，特别是构筑新时期资源利用评估体系。为此，既要注重评估标准的公平、公正、科学，又要关注不同资源类型在利用中的特性，还要考虑不同受众在同一资源利用过程中侧重点的差异，也要努力建构将定性与定量两大标准协调统一的考核指标体系。
2.增强党的执政资源整合能力
执政资源整合既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是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执政资源自身特性的内在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资源整合能力，前提在于增强把握运用整合原则的能力，即整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原则和发展原则的能力。关键是提高创新资源整合机制的能力，即认同整合机制、法律整合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具体包括提高整合效果的评估能力，着重提高资源分辨、受众分类、环境评估等方面的能力。提高拓宽资源整合渠道的能力，重视执政资源与整合渠道的各自特性及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提高开发应用新型整合手段的能力，善于运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诸多新型手段，为执政资源整合服务。
3.强化党的执政资源开发能力
如前所述，党的执政地位及执政合法性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累积、不断开发的。第一，强化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力。在多元化社会分层背景下，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仅局限于有关党的思想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更要着重开发受各阶层欢迎、易接受的思想理论和文化艺术。为此，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发掘、整理形成于各阶层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各种思想文化样式，并将这些成果有机融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中。第二，强化组织资源的开发能力。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体系是开发组织资源的基础，其中关键是新型企业或其他社会主体中的党建工作。重点是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特别是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根本是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积极性，探索新时期党员长期教育机制，确保党的思想理论政策为各级党员及时知晓，探索新时期党员积极性开发的机制和途径。第三，强化社会资源开发能力。就是要推进社会利益整合，营造社会共同利益氛围，使各阶层达成原则一致。推进各社会阶层在拥护党领导的前提下的双边或多边交流，形成对话机制，培养对话精神，使各阶层在民主、平等的对话中，达成共识，实现和谐共处，进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
收稿日期：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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