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坚守与超越
张 晓 峰a，b
（黑龙江大学 a．政府管理学院；b．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中国政治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发展中始终存在西方话语体系垄断倾向和丧失话语权的隐患。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从借鉴西方话语体系向构建本土话语体系转换步履维艰。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始终立足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使中国的政治及学术自主性这一根本一直被坚守着。新时代应在此基础上从话语体系的根本、常识、范式等内在逻辑出发，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念、原则、方法上遵循学术研究普遍性规律，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形成立足中国政治语境并符合时代潮流的自主性、原创性成果，以此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话语体系，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以人为本；研究范式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深刻又独具特色的政治实践，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给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即在分析中国改革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大变局下符合时代潮流的、关于人类政治发展的新颖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助于打破研究范式的西方话语垄断倾向和构建本土话语体系，还可能成为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新的普遍性知识和范式的重要来源，彰显中国政治学的普遍性价值。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自主性追求与使命
政治话语是一定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复杂社会互动的政治语境的产物，事关一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与确定的根本。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与政治理论及其研究范式如影随形。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这些内在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中，既将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实践整合上升到理论层面并纳入学科体系，反过来又以此推动这些内在逻辑进一步丰富，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是通过吐故纳新的解构、批判和扬弃，伴随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实现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构建上的传统向现代转换，奠定了步入新时代的基础。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思想观念和物质技术上受西方影响很大，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宪政、辛亥革命，直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倡导民主、科学，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中体西用、君主立宪、共和宪政、以俄为师、斯大林模式、自由市场机制等尝试，期间还伴随新学旧学、西学中学之争，但直到今天也未能动摇中国政治和学术自主性追求，自始至终更多地是依据中国自身政治发展逻辑进行和展开的，有的形似西方实则是中国式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中国的问题。1934年，何炳松、樊仲云、陶希圣等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既反复古也反西化，既反俄化也反模仿意德，主张立足“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这一中国本位走特殊发展道路。毛泽东对此发表《论新阶段》，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特性。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强调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致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在尝试西方城市工人运动经验失误后，毛泽东便转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又针对党内“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教条主义倾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801。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反思以苏为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寻找苏联办法之外的更好办法，从此走上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改革之所以可能并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发展之路”［3］，与毛泽东时代就已脱离苏联模式有很大关系。即使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垄断倾向仍不同程度存在，也并未撼动中国立足本土的主导性学术话语的根本和主流价值观。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断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后又提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也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5］。
在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的二百年里，许多国际标准都由西方设定。但自冷战结束、尤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因同迅猛发展的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差距不断缩小而持续走弱，各种制度的竞争与合作使得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形成，发展模式多样化愈益明显。特别是中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既未像苏东那样畸变，也未如某些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陷于困境，更未像一些新兴经济体那样停滞或倒退，反而超过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平衡国际力量的重要因素，不仅颠覆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发展观，也使西方标准和研究范式受到动摇，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中国政治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中国政治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诞生于清末民初，伴随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吸收外来政治理论和方法，经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渐定型，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学术自主性逐渐受到挑战，历经体用之争、孙中山等对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理论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批判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包括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在批判英美资产阶级政治学基础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新型政治学，政治理论的外来话语垄断倾向日趋明显，“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话语逐渐扭转其在民国政治学谱系中的边缘地位，成为掌握中国政治学话语权的主流政治学”［6］89，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理论从借鉴到反思、中苏论战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重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尝试，尽管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但毕竟真正实现过研究范式和话语权的独立自主，甚至输出。随着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理论复入和国学复兴，“中国的政治学不但寄生于千年之久的思想，还寄生于另一个文明的话语结构”［7］94，除了吸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内容，“科学、民主、真理、进步、社会、权利、个人、经济、民族、世界、国家、阶级、革命、改良、立宪等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最基本要素，也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些观念被引入后在中国的发展与嬗变，也体现了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话语之间的交锋与融合”［7］95，催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
我庆幸自己作了这个选择，我战胜了自己的担忧和不自信，也感悟到，凡事不要说不可能，也不要轻易否认自己在某方面的潜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行动去尝试，谁能保证你不能收获一个全新的自己呢。
话语生成是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社会互动的结果，依托原生本土资源这一特定语境而不是外部资源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根本。以往现代化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苏东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也仅限于军事领域，且背离根本而畸变。只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等全方位成就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任何外来理论都解释不了和解决不好的独特命题，是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一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水到渠成的结果，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源泉和指导思想。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政治学人学术自主性诉求背后“担忧中国学者失去自己对政治学话语的主导权，进而导致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冲击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8］29的使命担当。内忧外患始终存在的现实困扰也容易“使中国政治学人陷入持续批判、对抗与斗争的困局，始终无法积极应对本土的、主流的政治观念与外来政治观念的交锋碰撞。这也制约了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体系的现代建构”［6］87，也就无暇针对国人政治生活的一些本质问题、特别是“理想国家”和“良善政治生活”等政治学根本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体制改革取得了可喜局面。涪陵区分局在全市率先建立了覆盖城乡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全面完成了监管职能、资产和人员划转，实现了食品药品全流程无缝监管。按照“一镇（乡）一所、一村一员”的要求，在全区设立27个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所，聘任422名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全面形成食品药品监管网络；招录了18名专业对口大学生，实现基层监管机构“有岗有人”。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纳入了区财政常年预算，两年来，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经费共计793.8万元，保障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立足本土、坚守根本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5］表现在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上，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方法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理论和范式进行辩证分析。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教条，而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列宁也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2］801为此就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保持开放性，并实现时代转化和创新发展。其次，是基于历史形成的中国社会结构本质化政治伦理要求。家国同构的人伦宗法社会是其内在社会心理机制，它循着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最终又回落实到“己”的路径，被视为“天下之大道”一直延续至今，说明了其一定的存在合理性，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本土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依据。再次，是基于“以人为本”的“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研究的元价值。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一系列判断和命题都是涉及人类生活方面的客观存在的反映，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要立足的“以人为本”，应是立足国人生存生活实际，重在解决诸如“善的政治体制”和“善的生活质量”之类人的基本问题，也即康德所说的“人亦即每一个理性造物是目的自身”，而不是仅被用作手段。具体说，就是立足中国社会结构基本特征和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致力于研究如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不能总以探讨‘救亡’、‘超越’、‘抗争’和‘巩固政权’的问题为中心。其实务之‘实’，应当在于重新认识人自身，确认人的基本权利与价值，并使之成为探讨国家与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一旦确立‘以人为本’的高度，政治学的学术关怀与研究进路才能逐渐摆脱简单粗暴的批判与抗争意识，以宏大视野和建设心态来解释现实并引领现实的发展”［6］90。最后，是基于常识的修正与发展。常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就是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错误常识的窠臼，改变了脱离常识、扭曲常识和试图超越常识的阶级斗争哲学和政治运动哲学，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人为本的生活世界基本常识中来，致力于人们福祉，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当然，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也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尽管成就斐然，但仍处于初级阶段，距离科学和哲学的高度还有很大差距，试图吸纳古今中外经验以实现跨越常识阶段的弯道超车会欲速不达。
二、立根固本：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国政治语境下兼容普遍性范式的本土化学术研究的根本，从国家利益出发，秉持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遵循学术研究基本规律，不盲目照搬也不故步自封，而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而不是外来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分析中国及世界问题，提出自主性和原创性成果，构建立足本土又符合时代潮流的话语体系乃至普遍性范式，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
“话语”作为人类观念或范畴集合体具有实践性和在实践中产生“意义”的功能，也由此构建现实世界并对现实世界进行“有意义的表述”，施密特称之为话语的“意义”生产能力。实践作为话语的来源和内在运行方式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语言在福柯看来与人类知识生成历史有内在关联性，离不开语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理解为不脱离经验世界的、作为“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的、具有共识性的逻辑体系。胡塞尔视其为主体通过意识活动赋予对象以意义而建构出的观念的现实表现的高度概括。话语表达的是知识及其内蕴的权力，具有控制和传播属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斗争或控制的记录、手段和必须掌控的力量，也即话语权。政治话语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用以表达本国政治主张、彰显本国学术与政治实力、直接影响政治行动的政治学术话语与政治行动话语。政治学术话语与政治行动话语交互影响，决定一国的政治学术自主性和政治行动自主性。政治话语与政治主张、政治权力相互作用，既内蕴或明示着政治欲望，同时也是政治欲望的对象，涉及政治控制权的博弈与归属。政治学术话语权作为集中反映一国政治权力的政治话语权，是国家能力和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是以政治理论供给形式构成意识形态权力，通过传播形成公民理解政治秩序的话语体系，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进而支撑政治制度、国家发展，乃至本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政治思想的语言载体，是以符号系统形式表达政治观念的政治话语规范系统，是对政治体系、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政治客观事实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西方话语强势就在于它背后有完整成熟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支撑的强大综合国力。
话语体系是通过“范式”表达的。“范式”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统一，是源于常识的、以理论性和模式化为基本特征的“团体承诺的集合”。按托马斯·库恩的说法，“范式是共有的范例”［11］。政治学研究作为以思维规律描述和解释政治现实存在规律的科学活动，其范式确立离不开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关于政治活动经验对象的、普遍必然性的“常识”，由此才能发展出概念、理论及方法论体系，并用其指导政治实践，这个过程就是卡尔·波普所说的“知识增长”过程。然而“任何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的，都是试探性的假说，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试探性假说”［12］。范式也是变化发展的，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3］。“回顾中国近四十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基本特征就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14］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等从借鉴西方到本土化的渐进发展历程［8］31，皆因一时难以摆脱西方现成范式而创新乏力，未能实现库恩意义上学术范式的结构性转换或革命性变革。出路就是立足本土实际来遵循科学发展逻辑，如将本土研究融入库恩“科学范式”的前科学（科学范式尚未形成）—常规科学（形成某种成熟科学范式）—科学危机（既有科学范式发生动摇）—科学革命（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常规科学（新范式确立后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的循环过程。此过程既不是库恩早期提出的“改宗”，也不是他晚期强调的“信仰转变的过程”，而是要通过本土化坚守和创新来突破西方范式藩篱，构建符合中国政治实践特点和政治学研究实际的范式。这个工作其实一直在做，虽然有大量西方学理不断被引入，但立足国情并符合科学研究规律和基本常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仍被顽强坚守着并占据主导地位，话语权始终在我们自己手里，表现就是“中国特色”，彰显的是我们党在经历盲目照搬教训后，采取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弘扬自力更生优良传统的理性自觉。印证就是引入的西方范式大都被整合到中国人解决自身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做法上来，融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并以此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使中国话语在与西方话语碰撞融合中，在一些理论方法和用语上虽然借用西方，但实质上使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由此建构出中国特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独特话语体系根基，这个引入西方范式并与中国方法结合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自主性追求基础上的本土化深化过程。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作为科学活动是一个知识探索过程，离不开科学方法，在“体”与“用”关系处理上尤应如此。近现代以来我们大多从工具性出发，对“用”的研究较多，对“体”的研究不够深入。任何科学研究都要先从认识事物内在本质属性入手，认清了“根本”就认清了发展规律，就能找到事物演变中出现问题的源头，也就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政治领域的“体”，作为反映政治活动内在固有本质属性的根基，皆指一个国家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源、根本、本质，《左传·隐公六年》就说“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绝其本根，勿使能殖”。人类思想是随着实践发展，在不断克服教条和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上进步的。恩格斯指出，真理不可能从固定教条中找到，只能从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认知过程中发现。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必须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并追根溯源到依托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根本”层面进行元价值探讨。根本关涉常识，真正的学术智慧都是从基于常识的真理出发，再结合具体实践来认识事物的根本，进而提高认知和思维水平的。“常识”是经验测定证实的人类行为一致性的诸多方面构成的普适性、根本性的知识价值体系。作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体现，它是人们世代形成的共识性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经验性是其本质特征，“人人都在生活经验中分享常识、体验常识、重复常识和贡献新的常识。在常识概念框架中，人们的经验世界得到最广泛的相互理解，人们的思想感情得到最普遍的相互沟通。人们的行为方式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人们的内心世界得到最便捷的自我认同。常识是人类把握世界与自我的最具普遍性的基本方式”［9］41。“它是其他的各种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9］39，是贯穿学术研究始终的指南和一切理论的起点与归宿。康德提出，要使普遍有效的判断成为可能必须“预先假定”一个对一切主体都共同遵循的“常识”，借助这一“理想标准”，可使与此标准一致的判断成为“对每个人的规则”，从而得到一切人基于“共同性”和“感受性”的同意。“常识”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和哲学是理论思维（概念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常识则是一种依附于经验的表象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只有首先懂得科学和哲学的‘理论’特征，才能深刻地理解科学和哲学不是常识的延伸或变形，而是对常识的超越”［9］59。 政治学研究的“常识”，作为政治活动的指南，是指人们政治生活共同经验的“大道”。这里的“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最高实体”，本质特征是“自然”，除指向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更多指向人及其存在境遇，包括人类的政治生存状态。由此出发的“常识”研究就是立足“以人为本”，从人类政治生活的大道出发，不依据抽象的理论、范式，而是依据人类政治生活中共通性自在自发的“自然”本真的存在，围绕人类福祉和至高人生境界追求，推导出符合政治生活实际的理论和范式，服从服务于人的终极关怀这一最基本“常识”。“中国传统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道治’”［10］55，这个意义上的“道”，由自然规律或宇宙法则演化成中国学术研究重叙事、讲义理、务实证的优良传统，形成人们社会生活中共同遵守的原则与规范，进而发展成政治领域关涉国家治乱兴衰原由和统治天下的法则，虽然历经时代变迁和外来范式冲击，但迄今仍影响着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研究。当然，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还不能作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根本，只能是有益的理论资源，因为“在循道政治思维定式的覆盖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整体缺乏思想和认识的创造性，这种状况在当代中国仍然有一定的延续，成为阻碍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潜在文化障碍”［10］64。
首先对大豆油脂进行发酵，并对发酵液中残存的游离大豆油含量进行测定，可采用乙醚直接萃取，配合差重法计算出大豆油的最终获得量。
小儿厌食症发病率相对较高,厌食现象发生后会使得患儿的正常进食受到影响,随之威胁到患儿机体的营养吸收和身体健康,因此临床应该注重对其及时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治疗[2]。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目标，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打造中国学派，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构筑新的与国家崛起大背景相适应的国家叙事”［7］96，即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当下确实存在用西方话语阐释中国政治学问题或中国政治问题的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要从错误道路回归正确道路”，事实是期间虽然走过弯路，但在大是大非上从未迷失方向和丧失自主性。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体系是与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的“改良”、“革命”、“变革”等如影随形的，尽管都指向旧制度及其思想方法，但始终没有放弃对锻造以“中体西用”为特点的本土化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追求。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动摇，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彰显鲜明的中国政治学特色。所以，当下要解决的不是回归问题，而是扬弃基础上的发展问题。
三、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时代使命及影响性
政治学作为意识形态产物是与政治实践最密切的学科，由此决定了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既要遵循现实政治逻辑，又受制于现实政治需要而陷于两难窘境。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反映现实政治状况的载体，不仅有助于通过概念、范畴、理论等政治语言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强大解释力，而且还能传承和扩散所承载的政治价值观，影响一个国家的学术自主性及与之相联系的国家走向和国家主权，甚至影响整个国际政治格局。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根本，作为其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对其他各种脱离事物发展根本的方法论扬弃基础上创立的科学方法论，它强调任何事物发展都是由其内在的“根本”决定的，源于自然，依存并受制于自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联系、全面、发展地看问题，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发展出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创造性地揭示了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就是以此为基础构建学科体系的，即从经济关系出发分析政治现象，以此揭示政治的本质和规律，进而批判剥削阶级政治学说，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都与根植农耕文明，崇尚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大同社会的中国政治文化有着高度契合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政治学始终坚守的方法论，虽然形成于苏联，但实则根植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实践也证明，近代以来我们尝试过各种外来政治思潮，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解决了中国命运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结合的产物，它是通过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政治历史变迁，包括历史上的变法变革，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构建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统一。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只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才能避免盲目照搬和复古倒退。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特点：一是阶级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5］可见，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不单纯是学理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安全问题。二是实践性。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取决于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还受制于该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必须是成功的政治实践。因为政治学话语体系所表述的是政治行为的应然指向，能够提炼、升华为应然指向的政治学话语，只能来自成功的政治实践活动”［16］48。三是包容性。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优势，离不开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梳理、应用及反思。
由于中韩两国在课程设置方面就存在一些差异，所以韩国在能力要求上较我国多了进行特殊教育的能力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能力。
百年实践及试错基础上对西方范式的突破证明：“现代化”不等同“西化”，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实质是学术自主性追求基础上的本土化深化和创新过程，既要立足本土，又要面向世界；既离不开坚守根本和常识，又要创新超越常识；对范式既要应用又不能拘泥，甚至还要突破、超越和创新。这不仅关乎中国政治学发展，还关乎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命运。
四、在坚守中超越：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路径
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也被称为“西方秩序”，与之相伴的西方发展模式和研究范式也一直是主导性的。郑永年在谈到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所著的《亚洲会思考吗？理解东西方的分歧》时指出，如果说亚洲人不会思考那么就无法解释日本、四小龙、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书写了二战后世界上最成功的故事。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和日本一些政治家20世纪就提出“亚洲价值观”，一些亚洲学者也试图用论证亚洲成功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但总的说来还是以西方概念和理论为依归。根源就是亚洲各国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内有求西方而不敢有自身话语权，这样一来，依托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就肩负起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的历史使命。中国学者认识到了，但没有做好，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政治学设立时的基本定位是服务现实政治，“或是批判旧制度，或是救亡图存，或是响应新政策，而且常常伴随着制度与政策上的改良、革新甚至革命来进行”［6］89，而无暇顾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理想国家”的至善问题，忽略了从“政治人”的政治生活本质上进行深层学理探讨。从20世纪初师从日德、欧美，包括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设立政治学系，宗旨都是“以应现实中国之需要”，其后的革命和改革研究也都是基于无序到有序情境下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超常态政治运动需要，而不是基于社会稳定情境下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常态化政治生活需要，即使对法律制度等政治生活研究再深入，也因条件不具备很难落实到现实政治行动中。尤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殊情境下，借鉴国外成熟范式就是不得已为之的理性选择。其结果就是，当改革由政治运动层面推进到法律制度建设等政治生活层面，走上了一条既区别于苏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又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经典政治学理论都很难解释的独特现代化道路，研究方法需要体现中国特色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时，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却未能及时推出适应性的政治理论与话语体系，仍一如既往地重复西方概念、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依据西方理论和范式解决中国问题、自己探索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却冠以西方名称、教学教材模仿西方、以在西方发文显示影响力等西方学术跟班现象依然很突出，西方范式主导本土学术和政治话语权的倾向日趋严重，挑战的是国家政治话语权和国家主权。
一是加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力度。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加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深度研究，积极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并同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潮、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以及包括发达国家、畸变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及朝、越、古、印、俄、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当今世界改革国家政治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与时俱进和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理论。
二是加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思想研究。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除依据政治学家的各种理论，也离不开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主导性思想的指导，诸如列宁主义、戴高乐主义、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布莱尔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冠以领导人名称的理论的指导作用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在新时代的中国，就是要把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话语体系构建主题和创新发展的新逻辑。
三是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注重从中国政治实践创新经验中提炼原创性成果。中外看待和解决问题都难以超越基于本土历史文化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偏见与误读在所难免。本土化和中国特色不能脱离传统，应该用根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经验和常识作为提出自己理论的根据，也以此鉴别和借鉴外来理论，从中发现中国政治运行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不同规律，梳理并总结出中国改革历史和现实成熟经验之间的内在逻辑，用立足本土的实践话语取代西方抽象的范式话语，实现从常识到科学的范式转换与超越，提炼出自己的原创性成果，“这种新的知识超越了人们的常识性理解，超越了知识界的现有认识，从而达到拓展人类认知的目的”［17］。
四是立足事实创新理论，并用事实予以证明。“事实”作为对现实直接或间接观察与实验得出的，关于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现象的陈述，通常被用来检验、证明或定义命题、判断、思想和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哲学家罗素指出：“世界包含事实，而事实是不论人们对之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而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东西。”［18］“事实”作为经验性命题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有些现有理论还解释不了，甚至相矛盾，搜集和剪裁也有主观性，因而“事实”不一定都真实，其所支撑的理论和范式未必完全可靠。科学研究一般是先提出关于事实现象的猜测性假说，从中推演出具体结论，再用事实证实或证伪，最终推导出真实可靠的理论。可见，理论受事实影响但又不等同事实，科学的理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唯一检验标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只能“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9］11，为此就要返璞归真到探讨“人”这一“政治动物”的政治本能与政治实践关系的本质事实上来，这也是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问题意识的现实指向性，也即事实指向性，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一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20］。如此，才能从中国改革历史和现实经验的诸多“事实”中提炼出中国式政治话语，进而构建出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话语体系。
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和个人素养，也是增加婚恋筹码、规避单身的重要途径之一。现阶段精准扶贫过程中，劳动部门举办了多次专门针对贫困农村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辅导，农村青年应抓住有利机遇，积极学习，掌握一技之长，提高致富能力，摆脱经济上的贫困，增强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降低单身的几率。
一是明确实验实训课程设置的主要方向。考虑到财政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选择需要，实验实训课程可以设置基础理论验证和实务操作两个主要方向。验证基础理论方面，主要涉及到研究分析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GDP总量、增速之间的逻辑联系，研究分析财政收支与经济社会发展其他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财政税收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实务操作方面，主要涉及到政府预算编制、政府采购等财政收入支出管理以及税收信用管理、税收筹划、税收风险管理、企业财务处理、企业会计处理等涉税实务管理内容。在校内实验实训课程开设期间，基础性理论课程宜开设在第五学期，实务操作性课程宜开设在第六学期。
五是遵循科学研究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19］10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应是开放包容的，一些符合常识和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普遍公理还是要遵循，是否外国人提出或冠以外国名称不必计较，中国的问题在西方理论中能得到完美解释就可以使用，不应机械地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更不宜通过否定普遍性来强调特殊性，而是要在普遍性的脉络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21］，力戒在本土化上走极端。
六是在言说方式上，既要实现常识方面日常用语与学术用语、官方用语与民间用语对接，范式方面政治研究用语与政治宣传用语对接，话语方面政治用语与政治学用语、政治家用语与政治学家用语、本土政治学用语与外来政治学用语的对接，以及政治学话语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对接，也要体现出它们彼此间基于不同语境的差别。“以不夸大和抑贬的语言去组织、配置话语体系，才能建构具有较高真理因子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中更好地服务于预设的特定目标”［16］50，这样的话语体系才会以真理性体现出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对现实政治权威性的解释力，更好地促进政治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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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ce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ZHANG Xiao-fenga，b
（a．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b．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is a product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monopolistic tendency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hidden danger of losing the right to speak have always existed in its development．The reason lies in the difficulty in transforming from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to the local discourse system that we have been pursuing since modern times．In this proc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ways bases itself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dheres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so that China＇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autonomy has always been upheld．On this basis， the new era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fundamentals，common sense，paradigm and other internal logic of the discourse system，combine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follow the universal law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erms of ideas，principles， and methods，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Based on the autonomy and originality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 China＇s political context， we will build a loc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hum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Marxist guidance； people oriented；research paradigm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5-0001-08
收稿日期： 2019-06-18
基金项目： 2019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社会变革政策行为非理性因素研究”（19ZZD19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公共精神生成机理与培育对策研究”（19BZZ031）
作者简介： 张晓峰（1963—），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从事领导学与公共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张莲英］
标签：中国政治学论文; 话语体系构建论文; 马克思主义指导论文; 以人为本论文; 研究范式论文; 黑龙江大学a.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b.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