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处理国内宗教问题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前苏联论文,共产党论文,教训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问题是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甚至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内宗教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失误，给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教训之一：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将要长期存在，党的宗教政策也将长期贯彻下去，直到宗教自然消亡为止。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长时期以来，由于受“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苏联东欧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消除了社会对抗，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危机的加深”和“宗教影响的进一步缩小”，最终，导致宗教的迅速消亡。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失误。尽管苏联东欧各国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了保障所有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譬如，在苏联，长期以来对宗教设施实行了没收、关闭、拆除和破坏的政策。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关闭了大批教堂、清真寺、祈祷所，被关闭的教堂，有的被改为博物馆、工厂作坊、食库，有的被拆毁后修建了机关用房等等。这种做法引起了教徒群众的强烈不满，大大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加剧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主义。在东欧国家中，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无神论不仅被解释为非教徒，而且是“信仰的反对者”之意，即积极参加反对宗教斗争的人。因此，东欧国家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使本国早日成为无神论国家。在阿尔巴尼亚，这个拥有教徒达全体居民70%以上，宗教历史有1,400-1,500年的国家，1967年官方宣称：阿尔巴尼亚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都已关闭，包括2169座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和其它宗教机构。自此，阿尔巴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然而，阿尔巴尼亚的宗教并未自行消亡，宗教派别尽管从组织上已被摧毁，但群众中的宗教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地上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92页）。事实证明：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宗教很快就会消亡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和极其错误的。
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告诉我们，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持久的，能否做好宗教工作，切实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久稳定是有重要意义的。
教训之二：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准确地理解宗教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的性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上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时期，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改革，使得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宗教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教问题已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群众性问题；宗教领域的问题，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矛盾。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宗教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2、787页）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都只会刺激宗教感情，掀起宗教狂热。因此，执政的共产党要坚决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让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去认识真理，逐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然而，苏联东欧共产党在处理同宗教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和对待宗教的方法问题上都出现了许多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斯林时期，苏联当局在对宗教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伤害了许多正直的神职人员。特别是30年代后期，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日益尖锐化理论的影响下，无辜地镇压了不少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把他们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视作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证明。在50年代，赫鲁晓夫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大约2/3的正教会教堂、70%的神学院以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对不接受政府领导的宗教狂热分子投进集中营。勃列日涅夫时期，教会的财产仍未归还，宗教权利未能得已恢复。对待宗教的方法上也过于简单粗暴。前苏联当局对教徒进行无神论教育时，不是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办事，不是耐心地说服教育他们，不是关怀、尊重、帮助、照顾他们，而是一味指责、歧视、排挤他们。前苏联在反宗教宣传中，经常在宗教节日期间组织进攻性的反宗教游行，在报刊上不加分析地公开指责宗教反动，用漫画等形式丑化正常的宗教活动，用行政手段毁坏了许多宗教物品。从而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波兰解放后，鉴于某些宗教人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当局曾经一度对宗教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包括勒令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暂时停职，把他软禁在一所修道院内。但由于当时受到外界“左”的思潮和政策的影响，没有充分考虑波兰宗教的特点和在波兰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加上一些罪名缺乏实证，结果适得其反，激起了教民的不满，唤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绪，使政府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人民反对宗教，反对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运动。”根据1967年一项法律，今后不管信仰什么宗教都要受到处罚。谁要是敢于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给新生儿用宗教名字命名。等等。
教训之三：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认清宗教的民族性和群众性特征，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必须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利益出发，注意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联系，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这是做好宗教工作，解放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前苏联东欧各国，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宗教对一些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如东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等。有些民族还是全民信仰，使宗教信仰带有一定的群众性和民族性，如中亚的伊斯兰教、波兰的天主教等。在历史上，这些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发生过宗教歧视和宗教斗争，进而引起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苏联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历史上同宗教问题引起的民族隔阂并没有全部消除。加上二战后的边界变更，把一些不同信仰和文化不同的民族，人为地划归一个国家，例如罗马尼亚有不少匈牙利族人，保加利亚有不少土耳其人，南斯拉夫有阿尔巴尼亚族人，匈牙利有南斯拉夫人，波兰有捷克人等等，这就很容易在各民族间引发一些矛盾，从而加剧这些国家日益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苏联东欧国家的民族和宗教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都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内的宗教问题及其相关的民族问题，使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然而，几十年来，苏东各国党和政府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却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结果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民族宗教矛盾。最终由宗教文化的差异而引发的民族问题，成为苏东诸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教训可谓深刻。
在苏联的中亚、哈萨克和高加索一些加盟共和国各族居民都基本上信仰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由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与中亚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伊斯兰教具有特别的凝聚力；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仍未彻底解决的俄罗斯和各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也加剧了伊斯兰教同东亚教的隔阂；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中心极力向这些地区进行渗透，促使了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宗教政策“新思维”推行过程中，伊斯兰教日益活跃并与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般很大的政治势力。外高加索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和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就积怨很深，经常出现摩擦。由于戈尔巴乔夫对上述矛盾没有及时有效地解决，终于导致了80年代后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塔吉克、乌兹别克部分地区的骚乱。也正是由于宗教狂热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终于导致了苏联的最终解体。在保加利亚，绝大多数保族人信奉东正教，而在其境内的土耳其族人则信奉伊斯兰教，保加利亚政府对土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80年代以来，保当局强迫100万土族人改用保加利亚姓名，减少甚至关闭土族学校，禁止在学校教授土语，取消电台播放土语节目，不许土族人进行宗教活动，因而大大伤害了土族人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保当局的民族同化政策和宗教歧视政策激起了土族人的强烈反抗并与当局发生局部冲突，约30万土族人离保去土耳其，给保加利亚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也损害了保加利亚的国际形象。在南斯拉夫，民族与宗教矛盾表现更为复杂。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成立以前，南各民族一直处于分隔状态，长期的分隔和异族侵占造成了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宗教上的重大差异，而因宗教差异引起的纠纷往往成为爆发民族矛盾的导火线。遗憾的是，由于南共联盟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误，进入80年代以来，因为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引发的民族冲突不断发生，其中以具有不同信仰的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与穆斯林族人的冲突最为激烈。这些冲突最终结果是导致南斯拉夫联邦瓦解和波黑内战之火不息。如今，前南地区仍然是全球几个热点地区之一。
教训之四：执政的共产党必须重视宗教的国际性特征，在努力做好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的同时，还要保持对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惕。
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宗教界同世界各国的宗教界往来和接触，不仅可以与国外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徒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加强合作，而且对于宣传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科学、文化、技术的交流，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国外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方议会民主思想的渗透和颠颠活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1959年10月曾高度赞赏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在促使波兰“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同西方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方面所采取的策略。而维辛斯基本人也说过：“一旦波兰天主教化，共产主义就会自动跨台。”舒尔茨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从宗教信仰到政治活动，只有一小步距离”，他强调要利用共产党国家“幸存下来”的教会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由此看来，一旦执政的共产党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惕，后果不堪设想。前苏联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都能高度警惕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自戈尔巴尔乔夫1985年掌权至苏联解体为止，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的指导下，苏联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政治渗透的警觉。1987年苏联邀请外国布道家在苏联进行布道或在苏联电视台举办宗教专题节目，电视台还播放了摇滚歌剧“超级明星耶稣基督”以及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电影。1988年苏联政府资助举办了大规模的庆典活动，纪念基督教传俄1000周年，这一活动被当作意义重大的全国性文化活动。1989年10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梵蒂冈，会见了教皇，并达成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1990年初，苏政府任命尤里·卡尔洛夫为苏驻梵蒂冈特命全权大使。从此，苏联为外国宗教努力渗透敞开了大门。也是从1990年开始，苏联电视台开始播放节日的宗教活动，9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举行了圣礼弥撒，这是自1918年以来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教堂举行的第一次完整的弥撒，俄罗斯正教会牧首称它标志着俄罗斯精神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复兴。
在东欧，鉴于东欧宗教势力非常强大，所以西方在执行和平演变战略中十分重视争取宗教势力的支持。波兰在西方的侨民有1,000万人，其中美国就有800万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输入资产阶级思想。西方一直把波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带头羊，美国一直给波兰最惠国待遇，设立文化中心，宣传西方自由民主。前民主德国教会每年经费的40%来自前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希望通过对本国教会的援助以获取经济利益，必然会在政治思想上作出更大的让步。据报道，新教教会在民主德国的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除了亲自出面在宗教领域进行渗透外，西方国家更重视通过罗马教廷进行和平演变。罗马教皇为迎合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也利用其在宗教界的特殊地位，加强对东欧宗教势力的影响和控制，向共产主义发动攻势，其主要措施有：其一，利用主教的任命权，从组织上加强对东欧宗教势力的控制。80年代以来，罗马教皇竭力加强东欧的神职机构，但拒绝从东欧各国政府建立的神父协会成员中任命主教。事实表明，教皇任命的主教都是站在反政府的立场上的。例如，1983年任命的南斯拉夫大主教库哈里哥，一直批评南斯拉夫政府无神论的教育政策；在波兰，教廷任命格莱姆普为红衣主教后，天主教会成了大量反政府政治活动的庇护所；在捷克斯洛伐克，教皇任命的托马谢克大主教要求政府彻底修改国家的宗教政策，要求教会与政府平起平坐，进行“对话”。可见，教皇对主教的任命，旨在为思想渗透奠定组织基础。其二，利用教皇在宗教界的影响，介入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教皇曾三次访问波兰，在访问中，所发表的演说和布道，政治色彩一次比一次更鲜明。1987年6月他第三次访波时，明确表示波兰教皇“必须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放在首位。”教皇的访问无疑对波兰政局动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80年代，波兰天主教会实际上是站在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一边的，对此，波兰党和政府却置若罔闻，不仅不予以处理，反而寻求与其合作，把天主教会当作调停政府与团结工会矛盾的第三者角色，从而放弃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为教会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和参与最高决策敞开了大门。教会也因此逐渐地成为波兰“国家政治版图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教训是深刻的。
事实再次提醒人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做好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的同时，还要坚持制止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渗透，并促使宗教自身摆脱国外反动势力的控制，使其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组织；使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教训之五：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宗教、共产党与宗教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对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工人阶级政党而言，宗教绝不是私人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共产党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党应当用党纲的精神教育自己的成员。所有的党员都要用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与宗教唯心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不断注意清洗掉自己身上的唯心主义，宗教迷信的残余，否则他就不配作一名党员，党不允许教徒加入党组织。然而，前苏联和波兰等国共产党公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让宗教影响渗入共产党组织内部，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主导作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大肆鼓吹他的“新思维”，奢谈党要把全人类的价值置于一切的地位，在28大的党纲中删除了党员必须同宗教偏见作斗争的规定。在1991年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再次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公开声称党员有权成为一名教徒，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唱反调。南共联盟在八大以前的章程中都规定了盟员资格同信奉宗教和举行宗教仪式是不相容的。但八大以后通过的南共联盟章程中没有再提到信奉宗教的问题了，从而削弱了对盟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育。这一点在波兰表现尤为突出。波兰的天主教势力非常强大，全国有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波兰党从九大开始明确规定允许天主教徒加入党组织。致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有2/3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是有神论，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二者不可能共存。对于天主教徒党员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徒，然后才是党员。面对这种状况，波党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而强调宗教与共产党的信仰的一致性。这就极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主导作用，为宗教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从思想上腐蚀了党的肌体。就连西方的政治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就认为，波党宣传“社会主义人格至上论”，强调教义与官方学说相适应，“不可避免地腐蚀了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本质。与此同时，它加强了重要的竞争机构——罗马天主教会的吸引力”。由于党员缺乏过硬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淡化，因而容易受社会上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冲击，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党的泛滥，凝聚力本来就很差的党组织就更加涣散，缺乏战斗力。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一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主导作用，党就会逐渐丧失其先锋队性质，党就会变质，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随之变色。
综上所述，执政的共产党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苏联东欧各国由于宗教力量原有的雄厚基础，更由于执政党的宗教政策的失误，加上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宗教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使得宗教力量起到了加剧政局动荡和政局演变的作用。苏联东欧共产党处理国内宗教问题上的教训，是值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加以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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