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6)04-0003-07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通过对资本逻辑运动规律的研究，对“资本限制”作出了重要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一重要前提下，立足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本文将主要从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学说的大视野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反思，对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发挥资本的作用进行再思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深刻揭示了资本的逻辑运动规律，即资本在不断的自我运动中实现价值的增殖和扩张，发挥其社会历史作用，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伟大作用是历史性的，不是永恒性的，资本的增长有其自身的界限，这个“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资本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资本的垄断将会成为“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由“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组成的未来社会所代替。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于是商品、货币、资本便不再存在。恩格斯评价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则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②
《资本论》问世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围绕如何认识“资本的限制”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辩。1988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资本将构成“人类形态进化的终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某些经济学家也宣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头错到尾”，“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只有“私产制度”才是“惟一的选择”。本人从根本上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其错误一如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所指出，都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③。
当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又称“后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经济保持相对稳定发展，自我调节功能有所改善，但是其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本的全球化造成全球范围内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与科技的结合造成人类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精神家园的失落。为此，西方学者德里达在所著《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福山们”所歌颂的资本主义“胜利凯旋”，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的现实。德里达一一列举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当代世界产生的“十大溃疡”后指出：“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它已经破败不堪”，“这是一个乱了套的年代”，“这个世界病得很厉害，一天不如一天”④。德里达得出结论说：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⑤。我们今天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曲折后的低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时期，确立科学社会主义信仰的自觉性和实践的坚定性，十分有必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从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是，对于资本的“限制”或“极限”问题，长期以来确实存在着形式化理解的倾向，即不顾具体历史环境地将资本作用简单地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忽视其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侧重讨论资本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在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中，确实作出过“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⑥ 的设想。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这一设想呢？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从《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全面研究出发，那么就会发现马克思的上述“设想”是有条件设定的：其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国家的前提下，并且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⑦ 其二，马克思并不想把《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抽象地变成一般历史哲学的公式。他批评某些俄国民粹派成员时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⑧。马克思反对在思考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欧洲中心论”。其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分析一般商品货币关系时，从考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视野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分期三形态学说，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⑨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马克思所说的以上三点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时代“一国胜利”革命的产物，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面对资本在全球的统治？如何充分享用资本文明的积极成果？如何使“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够格”起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可能从《资本论》中得出现成的公式，需要的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将“世情”与“国情”相结合，认真研究这些国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学说，为我们破解资本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关系这一历史难题提供了具有启迪性的思考大思路。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社会的典型形态。马克思在将“资本社会”与“前资本”社会加以历史区分时指出：“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⑩ 马克思专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资本论》既批判了资本的野蛮性，揭示了其历史性，又肯定了资本的历史文明作用。他指出，资本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历史使命的，这就是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普遍有用性体系，极大促进生产力和人的一般能力的发展，构建起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改造了人的需要。资本“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资本“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11) 这些阐述表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诸种条件，不是想象的，更不会从天而降，需要通过资本实现其历史任务来提供。
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出发，结合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需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包括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在特定历史境遇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不可能跳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市场经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阶段。因为市场经济作为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基础，既是第一大社会形态瓦解的原因，也是第三大社会形态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商品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实，它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商品、货币、资本并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将长时期地面临两大任务：其一是如何走出以血缘和人身依附为特点的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实现现代化；其二是如何融入资本造就的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享用资本文明创造的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中的积极成果，从而使“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够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因此，资本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资本的历史作用不仅典型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表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
资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它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坎坷曲折的探索实践之路。
列宁首先碰到这一历史性的难题。他曾经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12) 据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一度主张按照“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公式来设计社会主义，主张用产品经济直接来代替商品经济，即用消灭商品、货币、资本的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此，后来列宁反思说：“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3) 于是列宁很快就实行转折，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对于国内政策，他主张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对于国际关系，他主张承认两种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即私有制同目前只有在俄罗斯联邦实现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平等，承认两者平等地达成协议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列宁明确提出，要学会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并将其具体化为一系列措施。这在当时为许多“只‘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的人们所不理解和反对。列宁语重心长地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4)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如何发挥商品经济、货币和资本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具有“发生学”上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很快就中止了新经济政策。针对苏联模式的不成功，意大利学者佩利卡尼带着几分挖苦地说，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很不科学”，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不及格”(1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挥资本的作用，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展开。在1958年以前，毛泽东并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他这样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6)。因此要“懂得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这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他甚至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两者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17)。然而总的来说，由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思想影响，这些宝贵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形成具体的政策加以实施，并且很快就遭到遗弃，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视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其结果是极大地阻碍和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性反思，促成邓小平引导我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创立并实践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案，其中包括高度重视发挥货币和资本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8)。此后一直到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邓小平论述这个问题前后超过12次之多。其间始终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经过反复的争论和实践检验，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之后，我们更加自觉地让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表现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积极而主动地吸引外资，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自觉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努力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步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资本要素在生产、流通和分配中的作用。
当代世界仍然处在资本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利用资本发挥其积极功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就国际而言，西方国家处于资本的强势地位，我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性，才能避免被边缘化，才能在合理付出“贡赋”的同时，更好地吸取和借鉴资本的文明成果，从而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国内而言，对待资本文明仍然要有批判的眼光，努力减少其负面作用，防止资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加剧；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生命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被贬低为单纯的经济动物；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形成社会上每个人同他人的分离和隔膜；科学技术的异化，造成“精神家园”和“生态家园”失落，等等。
为此，我们在重视发挥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时，应当致力于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自觉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做到更好地发挥资本的作用，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于这一点，江泽民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19)
为此，我们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重视，对资本加以“限制”：
其一，从根本上说，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发展目的，绝对不只是少数“经济人”的资本和资本增殖，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根本利益。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简单地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以经济人为本”。亚当·斯密最早在《国富论》中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后由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给予明确的界定，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具有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自利是其活动的出发点，目的是渴望最大程度地占有财富、享受和奢侈品。“经济人”的设定倡导个人独立性和追求物质财富，这与近代社会反封建社会直接有关，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斯密等人看来，从16世纪到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20) 这是一种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看不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发挥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无限制地让“经济人”的自私性恶性膨胀，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加强国家对资本活动的宏观调控，特别是要防止“钱”“权”交易产生的各种腐败现象；要防止资本撕毁人的一切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要防止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在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时候，要格外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斯密曾经提出过“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他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主张，同时又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主张。他认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必须拥有的。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结合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困难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1986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布坎南就提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要警惕“未启蒙的利己主义”。他不主张对市场经济只是采取“技术主义”的做法，强调必须有相应的道德关怀，他强调指出：“道德败落在任何时候都是可悲的。我指的是使社会之为社会的那些道德共识，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样，一个新的社会要想站得住，也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基础。”(21)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道德氛围，要防止“资本拜物教”成为社会主流道德，要加强社会在共识、意义、秩序基础上多元利益的整合，努力克服拜金、享乐、利己、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八荣八耻”引领社会风气，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设自身道德的基础问题。对于这一任务，我们需要有历史的自觉，予以倾心的关注。
其三，在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时候，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克服单纯的GDP政绩观。社会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说到底，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本最终都是由人力创造出来的。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源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甚至被认为是第一资源。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本优先积累，即使在上海，固定资产投资也一直保持在教育投资的20倍以上。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执政党和政府不能颠倒依靠群众与依靠资本的位置，一定要确立人力资本优先的理念，重视加大教育投资。
其四，摆正资本法则与自然法则两者的关系。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与科技的结合，使得理性和主体性膨胀，对自然采取“征服”和“统治”的态度，取代了古代对自然界的“崇拜”和“敬畏”，这既带来过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22)。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这样认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23)。恩格斯同样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24) 这两大“和解”相辅相成，缺一都不可。同样，1999年诺贝尔环境特别奖获得者赫尔曼·舍尔博士也著书强调，人类的发展不可放弃自然法则优于市场法则的原则。因为外部世界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这就需要尊重人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按客观规律办事，将经济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相联系，杜绝对自然界的野蛮态度。这一点对我国显得尤其重要。我国人均占有的资源是十分短缺的，而我国2002年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世界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14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防止重视资本投入、轻视生态保护的倾向，努力打造“环境友好型社会”。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5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7页。
④⑤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2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7页。
⑦(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60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⑨(1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393、39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页。
(12)《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1页。
(1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5)转引自《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16)转引自《红旗》1978年第8期。
(17)转引自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48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19)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人民日报》2006年4月28日。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3页。
(21)转引自汪丁丁著：《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5页。
(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标签：资本论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