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时期”的意味——对行进中的中国文学几个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意味论文,时期论文,文学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年前那个难忘的十月，当人们用震撼大地的鞭炮，结束一场延续整整十年的恶梦时，也许谁也不曾意识到我们即将迎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黎明。那时是诅咒多于憧憬，激愤多于沉思。尽管两三年后，我们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家大政宏图的总体设计，在文学领域中，我们也有了以第四次文代会为转折标志的一个拓新性的文艺指针的确立，可是，当初我们兴奋地接受这一切时，恐怕更多是因为创伤的精神得到慰抚，压抑的心灵得到舒伸，而并不真正理解由此而开始的一段历史行程，将意味着什么。
到今天，我们仍然行进着，历史尚未到了让我们停下来细细总结的时刻。然而，十八年所展开的过程，却又不能不时时触发我们去思考、去品味那些不断出现的令人感到陌生、感到新异的一切。因此，关注“文学新时期”的话题，十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热衷。80年代初我们很快就拥有了一大批质量相当的探讨新时期文学新特征的研究成果，敏锐地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文学历史新变动的最早认识；80年代中，随着一系列新的文学事件和一些新的创作形态的出现，关于文学新时期开端的“时限”问题，一时引起人们的热烈争议；及至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文坛还沉缅于“以1985年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所带来的新异的喜悦时，一种所谓“后新时期”之说又雀然兴起。各家之言如此活跃，恰恰说明置身于、并行进于这个文学旅程的人们是多么想竭力认清这段行程的特点和意义。
一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引起我们对“五四”文学的联想，那首先是因为这二者都透露着一个历史转型期所特有的强烈的启蒙意识。“五四”时期面对的是蠕行数千年的封建蒙昧主义，亮出的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新时期面对的是强施横暴的“四人帮”，是以极左手段推行的封建禁固主义，亮出的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其实质自然包含了对反科学、反民主的“权威中心”的自觉挑战。
它们有着相同而又相联系的历史命题，但现在看来，它们文学格局形成的趋向却并不完全一样。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而从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到今天已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趋向。
这里不能不插进一个关于“元”的小解释，因为前些年还有人十分忌讳谈“多元”问题。其实这是多虑，是把政治上一元化的“元”与一般意义上的“元”混淆起来了。我们现在说坚持政治上的一元化，就是坚持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唯一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社会主义是我们唯一的政治方向；我们说文学的多元格局，亦即是指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总原则指导下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功能的多种解释，并由此而形成多种文学主张和文学形态。这里的文学“多元化”与政治上的“一元化”是两个范畴上的概念。
新时期文学格局的多元趋向，固然与今天的我国社会新的经济结构有关，与人类社会的多元走向的影响也有关，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与历史所形成的这个时期的哲学接受特点有关。我们都知道，西方哲学发展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后，到19世纪中叶开始发生巨大的逆转，出现了两种走向；一方面经过费尔巴哈通向马克思主义，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而另一方面则走到了现代主观唯心主义，其理论核心是用“自我”以对抗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理论源头则是叔本华的与人的“情欲”相连接的自我的生存意志和克尔凯郭尔与“恐惧”相连系的“孤独个体”。这两大走向，也就构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的基本脉络。当19世纪末中国封闭的封建帝国受到维新思潮的冲击最终被民主共和所替代后，特别是当一个以开放姿态“接纳新潮”的思想文化运动在20世纪初掀起后，西方这两大思想潮流几乎同时涌进，但历史的情势使中国思想界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在它的支配下确立和逐步完善了一整套文学观念。而在现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下出现的种种艺术派别，如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新感觉派等等则逐渐失去存在的位置。而到了现在的新时期，对“新潮”的接纳和引进，看来更多的是前70年所排拒、所冷落的西方另一哲学思想走向，即现代主观唯心主义，包括属于这一思想脉络而稍后出现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这种“接纳”的特点，似乎是对上一历史阶段的合理延伸，同时也具有一种“反拔”意义，即对上一历史阶段“唯物化”的极端发展而造成人的主观性、人的自我、人的生命动力的失落所作的反拔。
正是这种“延伸性”和“反拔性”的接纳特点，使这十多年的思想领域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观外，主观唯心主义的各种理论派别也得到了介绍和传播并在许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领域，在关于文学的本质这个带本原性问题的认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关于文学的特征、功能等问题的认识，都出现了歧异之说。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各种主张都得到了较充分的表述。如关于文学的本质，除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反映”说以外，还重提了“自我表现”说，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表现他自己异于他人的个性棱角”，“表现自己一个赤条条的我”；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心灵源泉”说和“精神源泉”说，即认为文学是“个人直觉和心理再加工”的产物，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也就是艺术的关键来自作家的精神。此外还有，“双源泉说”，认为除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外，“文艺家的主观世界也是构成文艺源泉的因素之一。”关于文学的特征除一贯流行的“形象说”外，最主要的又出现了“情感说”即认为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情感；至于文艺功能问题，观念显得更为复杂，有坚持文学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也有强调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商品功能，还有则更注重于文学的情感渲泄功能等等。上述的种种文学观念和主张，尽管相互间带有对抗性或排拒性，但看来，目前都共有于今天的文学领域，而且各种观念都有其相对应的文学形态，并不断以文学产品来拓开自己的“市场”，体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状况已经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
似乎过去我们在考察文学以至整个学术文化发展时，无形中形成一种偏见，概括说来就是“贵一而贱多”，不习惯于学术上的多源头、多主张、多形态。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分殊共存，往往又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古代被尊为“显学”的儒、墨两家，在百家争鸣中也不断分化，出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现象；魏晋时期，佛学东渐，与儒、道鼎立为三，长期对立。学术文化的这种不断分异，它既是某种整一后的自然发展，同时又在充分分异中酝酿着新的整合的必要条件，象宋代的理学就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它在哲学思想上支配了两宋三百多年。而就它自身发展中又同时存在着以程颢、朱熹为代表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两种学说，到明代中叶，则又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对程朱学说的扬弃和新的整合。所以我们若是从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来认识目前文学这种分殊共存格局，也就不必过于忧虑。文学的多元共存，实际上就是使文学获得一个从各方面充分体现自己本体特征的机会，从而为进行超越于前一历史阶段的新的整合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文学多元化发展时期，正是中国文学真正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阶段。
既然分殊是新整合的前提，所以多元共存不可能是静止式的共存，共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必然有共时性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调整。我觉得这十多年来文坛的不断“骚动”恰是这种“共存效应”引起的。“朦胧诗”潮出现五六年时间，就有“新生代”取代之；“寻根小说”热后，就有“新写实小说”登台，近来又有所谓“新体验小说”或又称“新纪实小说”上阵；85年，真正的“现代派小说”出现后，接着就是“先锋小说”潮，后又有“新历史小说”潮等等，“潮”的不断更迭，令人目不暇接，也容易造成错觉，以为每“潮”一过，就是一个“时期”的结束。于是在各种“潮”的名称上才有那么多“新”或“后”的前缀的出现。但我们只要认真审视就会明白，这种更迭往往只是多元文学格局中的一种生存策略，每种文学派别为了在共存格局中占据并保存自己的位置，总需要不断以新的姿态呈示。其实，象“新生代”诗人与朦胧诗人在把诗歌看作生命的存在形式这一基本主张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他们却有意通过一种极端的态度在意识的平民化、语言的口语化、诗风的直白化等方面对朦胧诗的贵族化倾向和晦涩的诗风进行反叛和调整，从而在文坛上继续独树一帜，与传统派诗歌相持对峙。在小说的一些艺术派别中这种调整也时在进行。小说家余华有一段话很能反映上述那种情态。他回顾几年前自己所发表的一篇带宣言式的理论文字后说：“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其他任何尖锐的理论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①余华自己91年底发表的《呼喊与细雨》，就反映他从几年前对精神世界那种“来自夜空与死亡的力量”的迷恋中，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所谓“朝三暮四”，就是面对多种艺术对手而保存和发展自己艺术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对策。可以说，这也是多元竞争所激起的文学的勃勃生机。是以往大一统的、单一的文学格局所不可能有的现象。
充分的分殊过程，必然会酝酿着新的整合。从这些年的观察，我觉得不论是哪一种文学主张派别，它们自我调整的特点大多数都不是循“极向化”的方向倾斜，而是朝“对向化”的方向进行。用平白的话说，就是注意融“对手”之长补一已之短，而不是朝一已之片面走一已之极端。这是一种进步的气氛。经过百川分流的一段充分的行程，中国文学是否会交汇成一个能容百川的新的主流呢？我想，作这样的期待不会是盲目的。多元的文学格局并不意味着永远对“中心”的排斥。现在许多人推崇着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这自然有可以理解之处。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德里达对现代思想的中心性、同一性、整体性的摧毁，与我国文学界正在打破传统的中心主义和权威话语，建立和发展多元文学格局这一普遍的现实要求，是有相吻合之处的，尽管这是走在两个不同历史层面上的相同思路，德里达的见解在“拆散”的时代，在颠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时，是具有它的理论意义的，但它毕竟未能全面说明事物的普遍结构形式。因为当一种结构的中心被消灭时，平面上的每一个点，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结构的中心，正如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权威话语一样。
经历了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敏感的文学家已经预感到新的整合趋向必将到来。
二
自1985年文坛出现了第一篇被称为“真正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之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似乎一下子受到冷落，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呼唤“现实主义回归”的充满自信的声音，渐渐微弱了。是否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中，现实主义再不值得呼唤了呢？
我想还是从一个由西方学者提出、并获得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说法谈起。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弗·詹姆逊在谈到资本主义三个历史形态有三种艺术准则先后更替时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艺术准则为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艺术准则为现代主义；当前多国化资本主义时期，艺术准则为后现代主义②。这种说法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的描述，基本符合近一两百年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这种历史恰恰说明：一种艺术思潮的兴起、发展到更迭，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是有着对应关系的。形成这种对应关系的原因，是由于每种艺术思潮的出现，都要受到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自然科学水平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精神、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支配。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正是西方社会逐步摆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阶段，也正是人本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实证主义等哲学思潮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实验科学广泛流行的阶段，这些因素对那个时代的作家透视生活的能力和把握生活的艺术方式的建立是有关键影响的。
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与西方所形成的世纪性差距，是客观的事实。20世纪中叶，当西方建成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时，我们才刚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实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成熟，一直还是一种期待，远的暂且不说，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可以说文学领域一系列激烈的文艺论争，其核心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在文学创作中真正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问题。40年代末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50年代中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60年代初邵荃麟等一批著名作家、理论家所呼唤的“现实主义深化”，都集中反映了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的焦灼与渴望。实际上，直到历史跨向新时期，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转化与发展，才获得了较充分的条件。我们在走出农业文明创建工业文明的跋涉中，那种曾充斥人文环境的小农经济的虚幻理想主义色彩开始逐渐退去，一种科学求实的理性精神正在生活各个部位得到张扬，它正为现实主义走向成熟开导了宽广的生活之河和精神之河。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冷漠了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和促进，那么，这将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我们这代人的错误。
其实，就从实践过程来看，我们也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十多年间现实主义潮流的沉稳步伐，只不过它的发展特点与以往有所不同。自经历了“伤痕”“反思”创作阶段后，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两点明显的变化。首先是风格的集一化迅速消溶，风格的个性化日益显著。它既不同于三、四十年代更不同于五、六十年代那样，创作的内容风格大多束缚在某个时期的政治中心中。而这近十多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生活的目光往往散落在作家自己所最贴近、最喜爱或感到是最得心应手的生活层面上，象王蒙、蒋子龙、丛维熙、高晓声对社会问题的敏锐，陆文夫、邓友梅对市井生活的体味，汪曾祺、何士光对乡土生活的沉吟，贾平凹、李杭育对地域文化的热衷，张洁、谌容、张弦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拷问，还有李存葆、朱苏进对军旅战士心灵的透析，凌力、黎汝青对古代和现代历史的执著追寻，等等，等等，难以尽书。他们是在不同的生活层面和不同的生活基点上向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并在这过程中形成自己富有个性的、日臻成熟的艺术风格。很难想象，离开了这个队阵，离开了这个看似分散但却不断以独特的创造来丰富现实主义文学的阵势，宏大的队阵，我们能对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下断语。
这十多年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潮流的演进上，它往往以标新姿态出现。比如，80年代中以“文化寻根”姿态出现的创作潮流，其理论与创作虽较驳杂，但在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上，它与反思文学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体现了文学对表现对象的一种深层把握的意图。虽然其创作文本不能全部囊括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但其中许多重要作品如《小鲍庄》、《棋王》、《桑树坪纪事》、《厚土》等，都应该说是支撑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主脉的鼎力之作。80年代后期又有标新性的“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实际上它也是现实主义潮流中的一个新流向。如果我们不是一厢情愿地拿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原则硬套于它头上，而是实实在在从它所提供的最有代表性的文本来考察，就应该承认，不管作家是自觉或不自觉，可它们创作的艺术原则，沿用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方法：通过典型化手段再现生活的真实。谁能否认印家厚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烦恼都那么集中地在一天之内出现，不是经过池莉的艺术之手所作的典型概括？谁能否认《风景》的“河南棚子”、《单位》的“单位”，不是经方方、刘震云艺术之手所创造的“典型环境”？谁能否认七哥、小林、印家厚在人生窘境、人生烦恼面前的不同“活法”，不是作家所要体现的各具典型意义的性格？我们不否认这类小说在艺术运作中对现代主义有所吸取，但其基本方法并没有逃离现实主义。
由于上述的风格集一化的消解和潮流的标新性这两个特点，它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现实主义快要消声匿迹，有论者甚至声言：85年后已经没什么象样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实在是一种过于大意的断语。事实上，这十多年间，现实主义的艺术潮流不但没有停滞或止息，而且正以充满活力的探索，不断以新的姿态在显示它在我国今天的生活土壤中强大的生命潜能。
承认这一点，不等于漠视现代主义在今日文坛的活跃气势。“1985年”的意义我认为不单是出现了一篇《你别无选择》，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马原和残雪。他们是真正在中国本土中孕育出来的现代派作家。由于他们的率先出现，使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也开始在中国布成阵势。但实事求是说，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哲学支点，真正形成自己的艺术气度，还有待时日。况且，它的出现并不就意味着艺术潮流的截然转换。我想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事实：被称作西方现代派远祖的法国象征派先驱波特莱尔，1857年出版了他的“惊世骇俗”的代表作《恶之花》，成为现代主义第一个大流派──象征派的最早起点，而在此前后，被马克思誉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的狄更斯，正进入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期。在19世纪中至19世纪末象征主义逐渐成为自觉的文学运动的过程中，西方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仍在继续推进，并陆续产生了哈代、莫泊桑、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一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当然，同样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较之19世纪的西方，在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上有极大不同，尽管今天中国仍处在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阶段，但由于20世纪自然科学许多新发现带来哲学意识和整个人文思潮的变化，使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可能象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那样，处在相对静穆、相对单一的文化气氛中发展，当时现代主义尚未成为它强劲的对手。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则是行进在一双重夹道上，一面是在西方已充分发展并已成为“古典”的现代主义思潮，它在中国仍以“新潮”姿态给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威逼力；另一面则是在西方正在风行的后现实主义思潮，虽然目前它的理论散播于创作成果，但它那一套艺术原则，诸如取消深度模式、消解典型、零散化、平面感等等，都是直接与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相抗衡的，它对沉稳地发展着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创作心理上也必然会造成震荡。
这确是一条艰难的双重夹道。但要看到，也许正是这条夹道，会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引向一片新的领地，为它创造一个有别于上一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事实上，这些年来，不少作家已经在这种双重压力下主动吸纳、主动融溶，积聚着自身的冲击力量。
一个持衡旷久的矛盾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对以“擅理智”和“役自然”为标志的现代化的追求与对平和安稳秩序及传统伦理道德的心志的眷恋之间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不完全体现在社会两种对立力量之间，而更多的是同时交织在现代人自身身上。这是当今人类遇到的一种最普遍、最深刻的矛盾，它必然会把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一个从未有过的深刻层次，并产生出新的经典性作品。
三
刚迈进新时期，我们许多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十年浩劫，使我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一切价值观念均已坍塌。似乎果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一切都有待于另建“家园”。现在冷静想来这种慨叹是过于感情化了，只能作为对“四人帮”精神戕害的激愤之词。而不能作为科学理性的表述。因为当代人今天所站立的不可能是个“精神废墟”。
从近代社会以来，价值观的问题已成为哲学的核心。在探寻人类与其外在世界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或应该关系，对这些关系作出价值判断中，已经建立起不同的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把对历史的进步作用作为价值的标尺，追求价值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人本主义在“重估一切价值”的纲领下追求的则是个人的价值，尼采的“超人”、海德格尔的“此在”、萨特的“自由”都是将个人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而经历了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的科学主义，则把逻辑化了的个人经验作为一种价值，一种个体价值。这是人类近代社会以来人文精神建构中几个重要的价值体系，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几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四人帮”的肆虐，破坏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残踏了人类社会的整个人文精神。但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精神构建，只能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却是不会轰然倒塌的。
价值是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的最高依据。与人类精神直接联系的文学，没有了价值基石，就等于是失去了血脉的生命躯壳。但在新的历史情况下选择和确立新的价值标准时，我们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人类已有的人文精神积累的。现在，哲学界一些学者，正在探讨在原有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体现人类社会新进步的价值观的可能性，而文学界呢？
从近十多年文学界的情况看，作家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很早就表现出敏感。现在回想起来，新时期爆发的第一次创作论争，即围绕小说《班主任》的论争主要也就是涉及到价值观念问题。在刘心武笔下，谢惠敏的“听话”、“驯服”与盲目的“唯上是从”，已经不再获得“好孩子”的赞叹，而是引起了作家深深的忧虑，对一代人失去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生机的忧虑，这是向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的挑战，无怪乎对人们的心灵有如此巨大的撞击力，哪怕只是一篇小小的作品。何士光的《乡场上》也是一个简单的故事：长期因贫困只能低头过日子的老实庄稼汉冯么爸，终于出人意料地敢在执掌卖肉刀恃势凌人的肉店老板娘面前，第一次挺直了腰杆。小说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作家开始把人的尊严的觉醒与人的经济实力的变化联系起来，处理了那一极富社会意义的戏剧性细节，显示了与惯常那种抽象地写阶级觉醒、政治觉醒的不同价值眼光。舒婷的《神女峰》，对那种“为眺望远天杳鸿，而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在悬崖上枯守千年的行为的否定可以说是最充分、最震动人心的一次道德反叛，使这篇诗作在古往今来的“神女峰诗”中显得卓尔不群。
新时期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直接支配着作家价值取向的调整。当年蒋子龙笔下人物定调的接连变化，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最初，他怀着对集权意志和“铁腕”作风的推崇，把厂长乔光朴显赫地推上舞台，确曾引起读者的惊异与喝彩。可当他再写乔光朴的续篇时，人们反而更喜爱他笔下刚出现的解静的形象，一个有主见、有原则却又比乔光朴更能理解人、体察人的青年工作者，一个不把生活认作非白即黑，而是承认生活中“赤橙黄绿青蓝紫”多色泽的开明领导人；稍后，蒋子龙的目光又转向一个更平凡的小人物，就是那个过去在生活中被看作“刺儿头”，但在“锅瓢碗盏”的商业海洋中显示出灵活、机敏的管理才能的牛宏。从乔光朴─解静─牛宏的相继出现，可以看到进入新时期后一个作家在人的价值取向上的敏捷调整。
过去了十多年，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价值观念的调整不是件轻巧的事。价值观的审度，总是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现实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价值标尺把握的困难正在于：它需要人们对历史的趋向有确切的预见，对人的现存方式的合理意义有确切的理解。这些，在历史的暴力转换期倒比较容易选择，动力与反动力判断分明。而在和平转型期中，价值判断则复杂得多，因为新与旧往往都可以在“转型”中获得同样合理的存在理由。所以当社会改革的帷幕全面拉开后，作家们的价值取向似乎突然遇到了难题。与刚进入新时期时不同，这时，陆续出现的是许多表现在生活面前两难选择的作品。象路遥对高加林选择人生道路时陷于城乡之间的漩涡中无法自拔充满理解和同情（《人生》）；象王润滋对老木匠重义轻利和小木匠重利轻义两种行为作判断时情感天平的权衡不定（《鲁班的子孙》）。当然，这类作品由于作家正视并真实地表现了生活的二重性确实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韵味，正如美国一位批评家所说的：“现代文学的最高峰往往采取最终的两重性形式，这是诚实的天才对世界所作的最好的描绘──即二元论没有得到解决而产生的诗境。”③但从另方面来说，这种价值权衡的不定把握，也反映了作家们在新的现实环境中面对种种“二律背反”现象时的犹豫和困惑。
也曾有论者提出：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人，要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律背反”中走出来，应该在更高的历史制高点上来审视这种“二律背反”现象，而不是停留在这种困扰中徘徊、感叹、甚至哭泣这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失却。但真正走出这种困惑并非易事。文学不完全同于理性抽象，除了知性因素外它始终受情感因素所浸润与缠绕。我们在《小鲍庄》中就体会到作家在面对生活具象时情感处理之不易。王安忆写了在小鲍庄所遇到的一场特大洪水中，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小捞渣救起五保户老人鲍五爷。小捞渣却被洪水卷走了，而刚被救起的鲍五爷仅存活了片刻也咽了气。每次读这篇小说，我都感到作家透过纸背所发出的一个灼人的逼问：以一个生命充沛的少年，去换取一个行将朽木的生命短暂的存在，值得吗？这种作为，在仁义道德上确实得到了完善，但在小鲍庄人生命流程中却是一种折损。然而，倘若王安忆对此作出绝然否定的判断，起码，在今天读者的情感接受上会遭到拒绝，即使理智上可以承认它是合理的逼问。也许正是考虑到人们情感上的承受力，王安忆在《小鲍庄》中是用相当含蓄、相当巧妙的反讽态度来透露这种属于现代人高理智的发问的。
在价值观的问题上，我觉得当前更值得重视的还是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个作家如何真正地从人类历史发展中，从今天国家和民族所处的时代高度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终极意义作深刻的思考，为人类精神的未来走向作出合乎规律的构思和设定。尽管现在有人还欣赏着文学“不存在终极意义”的说法，欣赏着创作中精神向度的消解，向往着“叙事的狂欢”和“技术的自娱”，但真正能够逃离精神度向的叙事文本，我看是很难寻觅的。
现在我们看到不少标新性的作品，被称为显示了独立意识。其实如果我们耐心做一下这样的工作：把潜化在这些艺术作品中的价值倾向抽象出来加以归类，大体就会有个路数；一些作品所持的价值准则，基本上没有离开人本意义的价值体系所支配，如强调生命原始动力的生命哲学，如摈弃了崇高感、强化人的生命欲求的现代人道主义，如视世界为荒诞存在、如人的本质的自由选择，等等。这些“答案”，诚然，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成果，但今天如果我们据此而摈弃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历史观的价值标尺，那恐怕不能说是“新进”，而是文学思想根基的“虚脱”。鲁迅在本世纪成为思想的巨人和文学的巨人，恰恰是因为他在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理解和感悟中，在人类精神积累的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也属于那个时代的价值眼光。比如，看待妇女解放，鲁迅笔下的子君就不是易卜生的娜拉命运的重复。从子君勇敢地出走又垂着翅膀归来这一震动人心的描写中，显示了鲁迅审度妇女解放的深邃眼光：个性解放不与社会解放结合，必然是孤单的、脆弱的，最终必然要夭折的。在鲁迅那里，人本主义的价值观辩证地被统摄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中，使子君的形象较之娜拉有更深刻、特殊的意义。
特别是今天我们有些作家所面对不仅杯水轻波，而是纷纭复杂、诡谲多变的历史风云时，如何确立准确的价值示标，是件严峻的事。去年，《白鹿原》问世后，曾引起人们高度的振奋，因为这确实是一部多年来少有的厚重作品。但看来，在对它的总体评价上仍有人持某种保留态度。原因恐怕就在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上。
有不少论者把“白鹿原这下变成鏊子啦”这句话，当作“通向《白鹿原》的一条门经”，认为小说“贯穿了‘鏊子’这样一个形象而隽永的象征”正是体现了“作者主体的眼光”和“独特的发现”。一种科学的历史观总是以是否有助于社会历史进步的眼光来审度历史上的种种争斗的。那种把贯串于历史的种种争斗看作“翻”煎饼的“鏊子”之说，看来就不是观念的前进了。读《白鹿原》使我联想起《古船》，80年代张炜通过笔下的赵炳形象，对浸润于它精神世界里的儒学之道进行了决绝性的无情揭露和犀利抨击，而到了90年代陈忠实笔下，却出现了一位被塑造成至美至圣的关中大儒朱先生，这是否属于一种“精神回旋”现象？看来，我们的作家要真正登上时代的制高点，获取新的价值标尺，还需要走过一条长长的精神通道。
我们所面对的文学新时期，除了它的文学格局、艺术思潮、价值观念这些问题外，还有许许多多新异的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确实，文学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它所要完成的特殊使命，这种使命无非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破坏和重建。当这种使命一旦完成，自然又酝酿着下一个使命的开始。绵延不断的文学发展之路就是这么延伸下来的。我们自然不应否定人的主体作用在呼唤和促进文学历史前进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但这种呼唤和影响只有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诸因素取得内在的吻合，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并不反对“拿来”和“引进”。80年代以来对西方现代主义创作和理论的介绍，90年代以来对后现代主义的竭力传播，使我国文学获得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参照，对形成中国文学的新特点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也不能不看到，倘若仅从某种外来理论出发在本土环境寻找对应物，而忽略对现实条件和创作形态的全面考察就急匆匆宣布某个阶段的结束、某个阶段的开始，是不妥的。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说：“后”的前缀，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阶段、新类型的社会的开始。现在，当我们在“新时期”前面冠之以“后”，是不是应该更审慎一些呢？西方一些论者也承认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源性”④，那么，拿在已经充分物化的社会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来框囿目前刚刚解决温饱、进一步企求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下产生的中国文学，恐怕就是人为的“错位”了。
当然，由于今天的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现代化行程肯定要比昔日的西方更迅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然有新的运转速度。然而，中国文学既然有自己的行程特点，那是否就一定要遵循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模式？拉美文学“新大陆”可以接连标树起自己新的艺术旗帜，我想，中国文学也不会亦步亦趋的。
1994年7月于武汉酷署中
注释：
①余华：《〈河边的错误〉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②参见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译本，第125─130页。
③〔美国〕R·W·B路易斯：《〈熊〉：超越美国》，载《福克纳评论集》。
④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第11─17页，吴岳添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