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史传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4－0005－07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修史十分重视，每个政府（包括北方各族建立的短期割据政权）都注意设立史官，撰写国史，史学出现了繁荣局面。仅据《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通计亡书共874部，16550余卷，其中只有几十部是汉代以前和隋AI写作成的，其余都是这一时期作品。而且史学已逐步从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自成一派。但从史传文学角度来看，很少能与《史记》、《汉书》相抗衡。这里，我们以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
一、人物范围逐步缩小
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总体上人物类型由上层向下层逐步扩大，而此期的史传文学人物类型逐步向上层转移。
《三国志》、《后汉书》的人物类型还比较广泛。《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比较全面地选取了魏、蜀、吴三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以三个国家的君主为核心，形成了三大政治集团、军事集团以及人物集团。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指出：“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三国之主都很重视人才。三国时期的争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争夺战，各种人物纷纭而出，给《三国志》的人物类型增添了不少色彩。以曹操为例，《魏书·武帝记》记他多次下求贤令，如建安十五年令：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由于强调“唯才是举”，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才，有的出谋划策，有的冲锋陷阵，有的能文能武。三国时代，军事争夺十分激烈。所以，《三国志》特别着眼于军事家、外交家，展现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相对而言，下层人物入选较少，可以说是一种局限。
《后汉书》的人物类型显得比较突出。在《史记》、《汉书》的类传之外，范晔又创立了7个新的类传， 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东汉一代的历史。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野共愤，形成了批判宦官的一股强大力量，矛盾激化的结果，导致了党锢之祸，《党锢列传》通过李膺、杜密等人与宦官的斗争，真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宦官由来已久，但到了东汉时期，势力强大，炙手可热。他们专权跋扈，干预朝政，“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1] （《后汉书·朱穆传》），为非作歹，使社会陷入黑暗之中，《宦者列传》对这一特有的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东汉时期，还有一些特立独行之人，如谯玄、李业处乱世而守志不移，范式笃于友情，戴就刚直不屈等，范晔统摄于《独行列传》之下。《后汉书》还设《逸民传》，专门反映地主阶级中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妇女在正史中争得一席之地，《后汉书》特立《列女传》，认为“才行高秀者”皆可立传。东汉以来，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家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于是，《后汉书》在《儒林列传》外，又立《文苑列传》，专门记载东汉一代文学家。此外，《方术列传》记载医药、占卜和神仙怪异，共20余人，其中确有像华佗这样的名医，但也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总之，《后汉书》创立的类传，是它人物类型扩大的一个重要表现。每类人物的出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
《宋书》、《南齐书》、《魏书》的人物类型则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步向上层集中，这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有很大关系。门阀士族的发展，自汉代开始，到了曹魏时期进一步发展：“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矣。其州大中正主簿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矣。”[2] （《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门阀制度使许多有才能但出身寒微的人受到压抑，以至于左思在《咏史》诗中大加抨击：“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东晋时，门阀士族制度发展到极盛，南北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3]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正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史传人物，大都集中在大家世族，下层人物难以入传。如沈约《宋书》，高门士族占了半数，像王、谢两大家族，《宋书》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十多人。而像鲍照这样有才华的人也只能附见于临川王刘义庆的传记之中。对于士族，作者总是以“前代名家”、“风格高峻”等大加称赞。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都是士宦显赫，故而《宋书》为豪门贵族立传也就不足为怪了。萧子显的《南齐书》，人物由皇帝到皇后到皇子到宗室，还有士族，尽管也有高逸、孝义、文学等人物，但只是一种点缀，基本上仍是以上层人物为核心。萧子显是南齐开国君主萧道成的孙子，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也煊赫一时。贵族中的人来写史传，无疑要“走上层路线”了。再看《魏书》，由于北魏政权是门阀化鲜卑族和汉族门阀地主的联合统治，因此，《魏书》中的人物也主要集中在上层，由帝王到皇后到帝王子孙，到士族。《魏书》在写开国君主拓跋珪之前，专列《序纪》，追溯拓跋家谱。书中竭力宣扬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那些高门大族的家诫、门风，称赞“德洽家门，功著王室”。尤为突出的是，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那些高门世族的谱系和亲戚关系，旁及疏支远族，无论有功无功，都要记上一笔。如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鲜卑贵族穆崇，传中列举66人。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史·魏收传》载：“（杨）愔尝谓收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魏收要以史传当家谱，所以，选入的人物也只能是大家世族了。
另外，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也使作者难以有自己的选人标准。史传成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重要工具，也就难以顾及下层人物了。
二、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
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到《史记》、《汉书》达到高潮，既有生动的叙事，也有个性化的人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格化逐步减弱。
《三国志》、《后汉书》已透露出这个信息。《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三国志》简质有法”，可见《三国志》以简约爽洁见长。如被人称为传记中第一的《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白帝城托孤”、“出师表”等事件，叙写了这位政治家、军事家的一生，线索清晰。但由于简约，也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刘备为招纳贤才，去拜见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只用“凡三往，乃见”5个字叙述， 没有具体过程，流于平面化。而小说《三国演义》将这5 个字演义为“三顾茅庐”的故事，是多么生动，当然小说有虚构之处。由于《三国志》在叙事方面以简约为主，省去了许多过程，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裴松之的注来了解详细过程，乃至于反过来借助小说来想象人物的风采。如《文帝纪》写曹丕登基：“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一场登基大典，就这样简单，曹丕的心情就这样平平淡淡。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仅一句独白式的话语，将曹丕的喜悦之情展现出来。由于《三国志》只是略记了人物做过了几件事，而没有写出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有的人物只是粗线条的几笔，缺乏具体的行动、言谈、神情的描写，如《文帝纪》、《吴主传》等，大部分篇幅都是按年月次序，简单记录一些诏令、文告、任命之类，而人物的风采没有很好地显示出来。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曾说：“承祚（陈寿）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三国时代，风云人物不少，如果让司马迁来写，肯定会出现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当然，《三国志》也有些传记写得生动，如《张辽传》、《周瑜传》、《吕蒙传》、《关羽传》、《张飞传》等，或用细节展现人物个性，或用人物的神态举动表现个性，或在动态发展中写出人的性格变化。总体上《三国志》已经向着简略叙事方向发展。
《后汉书》在人物刻画方面比《三国志》稍强，它往往“举其大略”而又“诸细意甚多”[1]（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如《班超列传》写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的奇特经历，其中有不少生动的描写。试看其年轻时的一段故事：“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当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闲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这个故事，奠定了班超的个性特征，给人以形象之感。《马援列传》写出了一个经历奇特、老当益壮的名将形象，其中也以他的豪言壮语表现他的个性，等等。《后汉书》在新创立的7个类传中， 写了各种各样有特异性的人物，在刻画人物时也注意选择一些典型事例表现人物形象，并以他们的语言展现个性，比《三国志》在写人方面有较大的进展。但范晔写《后汉书》，目的在于“正一代之得失”，所选的人物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所以，在人物刻画方面也往往流于简略叙述。如《张衡传》：“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气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这种叙事方法，对人物的活动作了概括介绍，但缺乏生动性，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如果说《三国志》、《后汉书》已由性格化向叙述化方面转化的话，那么，《宋书》、《南齐书》、《魏书》就已完成了这个转化。人物传记大都变成了叙述性的概要介绍，具体过程和人物形象看不到了，甚至有些传记只是简单地罗列履历。《宋书·武帝记》写刘裕代晋的过程：“（晋恭帝下诏禅让，刘裕）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上（刘裕）犹不许。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上乃从之。”简略叙写了代晋的过程，而刘裕当时如何想以及幕后的刀光剑影怎样，都无从看到。《南齐书》也是如此。《高帝纪》上下两卷，写萧道成一生，按日月次序，一一叙述，不见事件经过，甚至不见一句有个性的话。这里，我们录《魏书·李宝传》，以见这三部书写人方面的共同之处：
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陇西狄道人，私署凉王暠之孙也。父翻，字士举，小字武强，私署骁骑将军，祁连、酒泉、晋昌三郡太守。宝沉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伯父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宝徙于姑臧。岁余，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世祖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诏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宣。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这样的传记，是南北朝史传的主要形式，从人物的籍贯字号起，一直到死，以及子孙，是一个人一生的完整记录。但人物形象不像《史记》、《汉书》那么鲜明了，甚至没有清晰的人物形象，读这样的传记，读者与传主根本产生不了共鸣。
在叙述方法方面，《宋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带叙法。即在原来附传的基础上，把附在最后的有关人物插入到正传之中，暂时打断正传人物事迹，等插入人物的事迹结束后再接正传人物。后来的《南齐书》也用这种方法。带叙法的好处在于避免了呆板，使叙述变化多端，并增大容量；但用得不当，会使传记显得松散拖沓。如临川王刘义庆传中，写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列为佐史国臣。”紧接写鲍照事迹，而鲍照传中又收录了《河清颂》一文，文章本身也较长。这样，刘义庆传就显得松散了。类似的例子不少。
魏晋南北朝史传走向以简略叙事为主的道路，有许多原因。就外部因素来说，此时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人们的观念中，史学已从文学中独立出去，如曹丕《典论·论文》列举文学四科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萧统《文选》也把史传排除在文学之外，只收录了一些史传的论赞。此种情况表明，史学著作走上了纯粹的记事道路上去了，至于用文学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倒是次要的事了。因此，此期的史传大都以记事为本，而且大量收录经世之文，愈显出历史文献的特征了。就个人因素来说，是作者对传主缺乏深入研究。官方著作为人立传，一般无暇对传主进行研究，甚至对传主一点都不熟悉。韦勒克（Wellek）和沃伦（Warren）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一个传记家遇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家所遇到的问题。传记家要解释诗人的文献、书信、见证人的叙述、回忆录和自传性的文字，而且还要解决材料的真伪和见证人的可靠性等类的问题。”[4]传记的写作如此复杂， 而我们的史传家，第一，大都根据现成的资料加工而成史传，缺乏对传主个性研究；第二，即使注意到了第一手材料——传主的大量诗文，也很少去挖掘，充其量是把他附于传内。正因此，写出的人物给人的只是一种表象。
三、思想感情由浓而淡
此期的史传作品，由于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主，加之统治者的干预，作者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浓而淡。此期的史传著作，思想感情最为突出的是《后汉书》。据《宋书·范晔传》，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后，“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众多的《后汉书》中，范书能独占鳌头，就在于它有独特之处。范晔对自己的著作非常自负，说“序论”“皆有精意深旨”，尤其是“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后汉书》爱憎分明，笔挟风雷。范晔把自己的爱憎感情寄寓在字里行间，如对于建功异域的班超，忠心为国的马援、敢于与权豪作斗争的范滂等，都予以热情的称赞。我们看《党锢传》中李膺的一件事：
（李膺）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李膺捕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不畏权势，勇气过人。作者在叙事中渗透着对李膺的钦佩之情。《后汉书》对于那些身居高位而腐朽无能的达官贵人，对于那些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的外戚、宦官等豪强势力，也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像《梁统列传》，对于外戚梁冀，作者历数其令人发指的罪状。他依仗其妹梁太后的权势，专横跋扈，不知杀害了多少人。他的从人也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梁冀还肆意掠夺人民做奴婢，多达数千人。作者对梁冀的凶恶、贪婪予以强烈的斥责、鞭挞。当然，《后汉书》的感情色彩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传论直接体现出来。如《党锢传》的论赞中称李膺的斗争“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染，波荡而从之。”《陈藩列传论》说：“桓灵之世，若陈藩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对于正直官吏予以高度评价。而《宦者传论》则对宦官横行霸道、为害天下的丑恶行径予以强烈的抨击。《独行传》对于那些假借“独行”以抬高名声的伪君子，予以无情讽刺，而对真正的独行之士以及隐逸高人予以赞扬。总之，《后汉书》的感情色彩是可以与《史记》相媲美的，尤其是类传中表现的褒贬之情，在本时期内是独一无二的。
《三国志》作者陈寿处于三国入晋时代，魏已灭吴和蜀，晋又代魏，实现大一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尊魏为正统，但并非随意贬抑吴蜀而颂扬魏国，褒贬比较公允，如《先主传》评刘备“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吴主传》评孙权“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对于三国时一些重要人物的记载，基本上也是带有感情色彩，如对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关羽、张飞、赵云、张辽等英雄人物，都予以赞扬。《董卓传》对董卓残忍的个性描述中带有愤慨之情，而论赞中又评道：“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足以显示作者的感情色彩。从总体上说，《三国志》由于叙事简略，作者的感情难以在叙事中完全表现出来，大部分显得隐蔽一些，而传后的论赞，基本上弥补了传记中的感情色彩，使人对作者的态度还能比较清晰地辨析出来。它不像《史记》那样火山爆发式的感情，也不像《后汉书》那样笔挟风雷，而是在论赞中一显个性。
相对来说，《宋书》、《南齐书》、《魏书》的思想感情愈来愈淡薄了。上文说过，这些著作在写人时大都是粗陈梗概，甚至罗列履历，很难看出作者对人、对事的态度，他们的感情藏而不露。当然，对于皇上君主、世家贵族的歌颂是明显的，这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感情，并无多大实际价值。我们从传记中，再也感受不到感情的力量了。再看这些著作的论赞，已和“前四史”不大一样了，因为“前四史”的论赞，基本上是作者态度、感情的表现，而此期的论赞，大多是虚夸、不务实的，是一种表面文字，与传记并无多大内在联系。刘知几《史通·论赞》尖锐地批评道：“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而且，这些论赞，也大都不敢以个人思想去评价人物，只能依统治者的思想为标准，对人、对事进行评论。
此期史传感情的淡薄，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史学走上了纯史的道路，作者只要把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即可，无须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这样做，也符合统治者对修史的要求；而且，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史家也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思想感情。如《南齐书·王智深传》载：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史者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吗？北魏太武帝诛杀史官崔浩，对修史者不能不是一个警告。尽管北魏文宣帝对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5]（《魏书·自序》）， 但此话又何尝不是一个委婉的警告呢？所以，史传只能依统治者的意愿行事罢了。
四、语言向骈俪发展
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语言由《尚书》的诘屈聱牙逐渐变得生动形象，长短句结合，参差不齐，适合于刻画人物。从《汉书》开始，史传语言已向着整齐方向发展，出现骈偶倾向，但总体上还是以散为主。
到了魏晋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促进了骈文的大发展。骈文反过来也影响了史传文学，使魏晋以后的史传明显带有骈偶特点，刘知几《史通·叙事》批评这种倾向：“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史传中的这种倾向，以论赞文字最为突出。《史记》文章的“太史公曰”纵横驰骋，风格多样，长短结合；到了《汉书》的论赞，往往变单为双，整齐划一。此后，不断发展，到了《三国志》又出现了新特点，试看《诸葛亮传》的“评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可以看出，《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比《汉书》前进了一步。
再到《后汉书》，形式更趋完美，可以说是骈文的成熟阶段了。如《宦者传论》一段：
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从《后汉书》开始，每篇除了有“论”之外，最后还有整齐的四言句作为“赞”，这个赞语，更是典型的骈偶句式。沈约《宋书》的论赞，代表了此期骈俪语言的最高成就。如《谢灵运传论》中的一段：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这段文字是从声韵的角度讲文学发展的情况的，其本身又是一段精采的骈体文。沈约本人擅长音律，所以，写出的骈文又具有声韵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大量收载诗赋、诏令、表奏、祝颂、书信、问论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以骈偶为主，这也是史传骈俪化的一个方面。《三国志》中已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如《诸葛亮传》载《出师表》，《吴主传》中载孙权称帝时吴蜀盟誓文等等。《后汉书》更显其能，仅以《文苑列传》中的人物传记来看，杜笃传载《论都赋》、傅毅传载《迪志诗》、黄香传载《上和帝疏》、崔琦传载《外戚箴》、赵壹传载《谢恩书》、《刺世疾邪赋》、刘梁传载《辩和同之论》、边让传载《章华赋》、郦炎传载《诗二首》、高彪传载《长乐观箴》、祢衡传载《孔融荐祢衡疏》，这些文章文辞华美，骈偶倾向十分明显。此后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收文更多，骈俪倾向也更加明显，有些传主就是骈文高手，如谢灵运、孔稚珪等。
此期的史传文学在叙事时基本保持散文的语言特点，有些作品在句式上也有明显的整齐趋向，有些甚至也有骈偶特点，但不是主流，故不再一一赘述。
收稿日期：200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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