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的角度看西学东渐——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晚清论文,角度看论文,读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向代表东方文明的古老中国的传播过程。研究这一过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近代输入的“西学”主要内容有哪些？熊月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文化传播方面，图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载体。熊著根据西学传播的特点，将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1811—1842年；（2）1843—1860年；（3）1860—1900年；（4）1900—1911年，而以明末清初的西学输入作为铺垫。全书以丰富的统计资料揭示了各个阶段西学著译的出版数量及其结构。
如果说，近代西书的出版种数，前人已作过相当的目录学方面的工作，那么，揭示这个几乎是汗牛充栋的书库的基本内容，则是熊著所要担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不仅是由于内容庞杂，判明其历史文化价值不易，而且还需要研究者自身具备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方面广博的知识。仅仅是这些图书搜集之困难、阅读量之巨大，也足以令人生畏。例如，熊月之先生仔细地阅读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罕见的报刊，并介绍了其主要的内容，对于19世纪出版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重要西学译著，作者并不满足于引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已有成果，而直接研读原书，指出其外文原著，中译本的版本沿革，当时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对各书的评价等等，充分体现了历史学专著的特色，为了搜寻、阅读这批书刊，熊先生不仅充分利用了国内图书馆、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的藏书，而且利用了美国、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大学收藏的文献档案。这批文献档案经作者首次向中国学术界披露，不仅使这部著作本身增添了学术价值，而且体现了国际交流对于中国学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二
西学东渐，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必然涉及传播学领域的一些特殊问题，如传播客体、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等。如何在历史学研究中运用传播学原理，《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作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所谓传播客体，是指信息在未经传播之前内容或状态。传播客体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到达受众，必然经过传播者、传播媒介的层层过滤和消化以后才能到达受众。而受众对于接受的信息也只能在各自特定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选择、理解和消化；较早的受众又可能成为再传播者，经过本体文化受众的不断反刍，才能吸收异体文化的信息。这种被受众吸收了的信息与传播客体本身信息质与量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可见，探讨和描述西学东渐，无疑是一项繁琐、细致和复杂的工作。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西方传教士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如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等著名传教士的生平事迹，对于乌礼逊、米怜、郭实腊、裨治文、理雅各、麦都思、合信、卢公明、伟烈亚力……等一大批教士的传播活动也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叙述。作者在肯定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传教士享有不平等条约庇护的前提下，着重刻划了他们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心态，作为传教士的使命，各人的经历知识结构和中国受众在不同历史时期信息需要的变化是如何决定其对传播内容选择的。例如墨海书馆创办人麦都思之成为晚清出版界的巨子，得益于他早年充当印刷工学徒的经历。而傅兰雅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既然受到父辈的影响，也由于他在英国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李提摩太为了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发愤自修自然科学知识。当中国维新思想和运动兴起之时，又加强了维新变法书籍的出版和宣传。纵观全书，读者不难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在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虽然不乏有赤裸裸的侵略者，单纯的布道者，但不能否认，确实有由传教士转变为西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强大。他们具有值得尊敬的人格和献身精神，他们的缺点更多地是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不是所谓作为“侵略者”的劣根性。
早期西学书籍的翻译，一般都采取西译中述的方式，即由外国学者用粗通的中文口译西书意思，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中国合作者只能通过外国学者的口述来了解西书内容，并且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接受、理解其内容，这是西学东渐不得不经历的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在科学技术领域，有象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合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中西科学成就的对接，而且能比较准确地介绍西方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部分的知识无法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容纳和吸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因此，早期西学译著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相对较少，而且舛误较多，不仅由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选择，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译才使然。熊月之先生认为，这是长久封闭而又被动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政治改革运动的展开，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要日益强烈，通过留学和新式教育培养的精通西学的人材日益增加，西学大量涌入的时代便到来了。这种历史的、透彻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在清末的西学传播过程中，学校、报馆和出版机构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不同于教育史、新闻史和出版史的研究。熊著采取了典型分析的方法。在学校方面，着重研究了教会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在报馆方面，着重研究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等；在出版机构方面，着重研究了墨海书馆、华花圣经书房、广学会、美华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作者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了各类传播机构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既相辅相成而又不同的作用。教育机构重在西学人材的培养，报刊具有普及、迅速、及时和有针对性的特点，而出版机构由于组织性强、人材多、经费多、发行渠道广，注意西学传播的系统性。
作为西学东渐受众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信息接受系统。他们虽然同处于中国文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但由于社会地位、学识、经历乃至利益的差异，对西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接受到的不论是西述中译，还是中国人直接从西文或日文翻译、或是根据译文的再撰述，从本质上说，主要还是经过本体文化受众反刍过的西学知识。熊月之先生对于这种反刍过程也给予了细致的分析。在《面对陌生的世界》一章中，熊先生研究了中国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人的著述，不仅深入地深讨了他们著述的信息源，他们对西方世界认识较以前的进步，而且细腻地描写了他们在最初接触美国、英国政治制度时“奇哉、异哉”的惊讶和无法措词的窘态，以及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美国总统选任制度的赞美：“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在第17章“西学从东方涌来”中，熊著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国人译编教科书中所介绍的西学知识。熊先生认为，新式教科书对于西学知识的普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因为其通俗浅显，往往容易被专家所忽视的。
晚清西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究竟如何？是西学东渐研究中十分困难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熊著力图从地域、读者和社会反应三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在地域方面，作者首先分析了西学输入的窗口沿海通商口岸的地区特点，认为上海是西学传播的中心。接着又通过京师同文馆与上海方言馆，揭示了由于南北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的差异，对于西学传播效果的影响，对于西学在全国的传播情况，作者也力图通过统计数据来加以说明，如《格致新报》各地代派处统计，广学会在各地的经销处统计等。在读者的研究方面，尤显作者的功力。作者充分运用了《格致汇编》、《格致新报》的资料，对读者的分布、籍贯和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对一些重要的西学著作尽可能地发掘读者的评论，甚至连一些无名读者所作的眉批也不放过。对于西学的社会反应，作者除了在各章节中分别论述之外，还在最后辟专章论述。作者认为，清末西学东渐的总趋势是：受众疑忌逐步消解，反对声音渐趋弱小，西学影响日益扩大。
三
我们即将迈入21世纪。回顾一个多世纪以前西学东渐的历史，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视角呢？
作为中国人，我们习惯于站在中华民族、中化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学东渐这一伟大的文化传播现象，它是伴随着鸦片、侵略战争、领土分割等等一起到来的。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中国的的历史学家往往无法排遣这些深痛巨创。而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又故意或不自觉地回避先辈的耻辱，强调西方文明的输入给中国带来的进步。在当今中西政治、社会制度还存在差异、矛盾及至冲突情况下，这些分歧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但却不是合乎理性的现象。
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的中国史学家试图变换他们的文化视角，改变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而采用中国中心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也逐渐以平静的心情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努力理解和吸收西方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无法摆脱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的困扰。全盘中化不行，全盘西化也不行。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是力图从“我们成为地球村的居民”这一视角观察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圈内传播这一历史现象的。作者认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吸收或排斥，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对真善美的认识和追求。这也是西学东渐的内在逻辑。不同文化的对比与交流，同时也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比较过程。属于物质层次的文化较易判别优劣，容易吸收；属于制度层次的文化则需要较长的比较与认识过程；至于精神层次的文化所需比较与认识的时间就更长。由于三种层次的文化可比性依次降低。因此也就产生了吸收西学的时间先后，吸收程度的西化与化西的不同。作者相信，各种文化同具追求真善美的天性，因此，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文化交流总是会促进交流双方淘汰各自假丑恶的部分。在这基础上，出现了“地球村居民对真善美判断的共同性、互通性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读者由此可以推论，终有一天人类会达到能够容纳各种文化的统一的世界文化。作者对于人类的前景展望是乐观的。这也是即将跨入新世纪一代历史学家应有的气度。
四
当然，象任何其他优秀的史学著作一样，《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也不免存在一些缺憾。这些缺憾中，有的是书中存有的，有的是需要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加以解决的。
第一，本书的结构安排似应改进。全书的叙述结构是时代顺序，而从第五章到第十六章又分专题叙述，章节分类标准似不统一。在有关内容的篇幅上，我们习惯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内容，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显得份量过重，而二十世纪初西学涌来的叙述份量则略显薄弱。
第二，本书的“绪论”和“小结”极富见解，论述严谨而有哲理，但各章节的叙述似扣得不够紧密。我揣度这可能与成书过程有关。作者是通过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全局观点的。
第三，中国近代外交使臣、出国游历考察的官员有关西方政治制度、风物人情的日记、奏报也是一批很有价值的资料，这批出洋的官员作为西学的特殊受众，有着良好的中国文化根底，有机会在西方社会文化的背景下接触西学，他们的观感很有代表意义，并且在较高的社会层次上产生影响，乃至影响到清政府的决策过程。对于中国受众的研究还可以从他们在奏议、时论中如何运用西学知识来考察他们接受西学和消化西学的程度，至于中国的商人主要是通过载道之器——经济实务片断地了解西方经济学知识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