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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讨论评估
林：这次到北京时间很紧，但还是想见一些朋友，特别是你们二位老朋友，能不能先聊聊京都文坛目前在关注一些什么。
何：主要还是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当然不只是这个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在一个大问题里头往往穿插进一些小问题。
白：这个讨论的背景我看主要是显层次和隐层次两个方面。从显层次上看，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影响下，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重“利”轻“义”的倾向，并成为时尚，使得不少人为了“物质”而忘了“精神”；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严肃文学越来越不景气，人文学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俗文化的一极却发展很快。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双重的道德下滑和精神失落。从隐层次上看，这些年随着社会生活中心的位移，意识形态体系在分化和淡化，知识分子也走向边缘化，这就在精神和生活方面出现了“怎么办”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焦虑社会的同时更加焦虑自身。
林：看来问题是有感而发的，但其中暗含的对社会人文现状的看法是否太悲观了一些？
何：是有这个问题。他们对社会道德现状、人文科学现状都有自己的看法，这里面抓住了一些问题，也忽略了一些问题，已经有人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不管怎样，提出人文精神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很适时的。
白：人文精神的提出者主要倡扬要超越功利去关注人的生存的意义，超越问题层面去追求人的道德基点。他们认为这种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主流已经失落。现在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应该是有原则上的普通性和个人的实践性。由后一点出发，他们又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建构，有的甚至把人文精神归结为“文人精神”。不赞成的主要认为人文精神的内涵所指不清，也有人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冒险主义。
林：人文精神的提法和我的一些想法接近。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占有者、文化的传播者，有探寻自身又启迪民智的责任，因而应当走在历史的前头。
何：但有一个如何定位的问题，人文精神以什么为支点，知识分子在哪里立足，这是目前特别需要探讨的难点。
林：这个讨论如能再切近一下实际就好了。在我看来，90年代以来最令人担忧的人文状况是：躲避现实，缺乏历史责任感；躲避崇高，缺乏理想主义；随波逐流，缺乏独立的人格精神。所以我倾向于从当下的现实背景出发来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在讨论重建人文精神问题时最重要的是强调如下三点：一是弘扬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参与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二是弘扬知识分子追求精神价值、注重终极关怀的理想主义，三是弘扬知识分子敢于行使文化批判职能的独立人格精神。这些都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
白：人文精神讨论中还涉及到一些作家，目前大致的情形是很有一些论者褒二张、贬二王，即张承志、张炜常常被作为正面的榜样，而王朔、王蒙往往被当作反面的对象。
何：抬二张是很明显的。张承志提倡一种原红卫兵的“清洁精神”，张炜主张为文、为人的“不宽容”，这作为个人的一种追求，都是可敬重的，但有人把他们作为人文精神的两面旗帜，这便引起了争议，有人写文章进行商榷。
何：问题在于愤世疾俗的个人情绪缺少一种科学的理性，内含了某些向后看的意味。而关键在于对蓬勃展开的市场经济不认同。
白：贬二王也有问题。王朔的创作及其内含的意义，决非一句“玩文学”所能概括，他在消解旧道德、张扬新个性方面的独特作用，被有些人一概抹煞了。
何：也不能把他的创作简单归结为“痞子文学”。其作品影响是广泛的，有社会性的，这是一般的作家所难以达到的。他对僵化的东西，伪崇高，伪理想的东西的调侃与解构，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常常连正面的东西也一并嘲笑，一并解构，王朔的出现，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他的评价，决不可简单化。
王蒙作为一种现象
林：把王蒙牵涉进来是原先未想到的。
何：王蒙在《躲避崇高》的文章里对王朔表示了更多的理解，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有人写文章指出王蒙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一个典型。
林：王蒙作为一个很优秀又很重要的作家，他肯定王朔作为一种看法，不应当成为什么问题。
何：问题不在这里，有些人认为王蒙从创作到言论，都过于机智、过于辩证，有失之于圆滑的毛病。这一点，个别年轻学人看得比较重。
白：其实，由“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本可以引出两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比如当代中国文学的不景气，作家自身有什么原因，与作家所处的社会有什么干系？还比如，就认定王蒙等人“过于聪明”，那么这种聪明主要是个人性情使然，还是社会冶炼的结果？他除去影响伟大作品的产生，是不是还在阻击极左思潮、维护艺术个性方面有独特作用？本来这些问题更有意思，但却被争论几方的情绪化遮掩了。
何：左派们猛攻王蒙的炮声并没有停歇，另一面又开火了。王蒙及其经历，其实是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深刻的文化现象。他从早年成名，到打成右派，从“归来”到出任部长，到辞职，到再当作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真思索。对他当然可以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保持在学术、学理的层次上。王蒙确实有过人的聪敏与机智，许多事都能应付裕如，显出举重若轻的潇洒。但他“大事不糊涂”，决不拿原则、拿人格作交易。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起着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但他不是圣人，有时甚至显得天真，他有时也会讲有失分寸的话。
白：在中年以上的学人中，观念上至少有两个是非界限，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极左思潮，一个是文学和学术观点上的不同见解。对前者坚决斗争，对后者则要相互争鸣。而现在更年轻的一些学人，认为前者已经是“死老虎”了，他们已经撤消了第一个界限，由此把第二个方面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具体讨论中又很难做到求同存异，这就使得文坛很显混乱。
何：他们没有看到“死老虎”死而不僵，而恰恰就是他们所指责的王蒙等人，在发挥着重要的阻击作用。
关于告别“暴力”
白：与人文精神讨论相交叉的，还有李泽厚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他在《东方》杂志上有一个长篇谈话，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进程，提出了以建设性的理性精神“缓进”、“渐进”的主张。他的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一书中。
何：他们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基本思路的梳理与总结，有不少是很有见地的。他们的文化反省的要义是“和平——改良——建设”，是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心从积极的方面献计献策的。
林：他们的这一思想，其实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形成了。对于他们告别暴力革命的主张，我是认同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暴力革命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
何：二十世纪基本上是一个暴力的世纪，人类历史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本世纪，现在的波黑还打得一蹋糊涂。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都并不首先是由革命的暴力挑起的。此外，导致暴力的因素还可以区分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等。总之原因是综合的。
白：现在总说冷战结束了，其实从西方对前南各方的态度，从中美关系的曲折来看，背后还有政治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相同出发，最后又不尽相同。我觉得在一切领域都应当奉行和平主义，至少我们应该这样去坚持，去宣扬。当然，能否避免暴力，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只要是善良而富于理性的，他总是倾向于和平主义的。
文人的定位
林：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文人想的问题，谈的问题，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你在那里争论得很热烈，但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
能不能贴近一些广大民众关心的事情，使得提出的问题大家很关注，讨论的问题大家也参与。通过这种诉诸大众讨论，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发生影响。
白：大众关心的可能形而下的问题更多，而文人关心的可能形而上的问题更多，找共同话题很难。
何：文化人的话题无论多么形而上，都不可能不是现实生活的升华，都是从现实中来的。当然有些大众可能关心的问题，又限于条件，时机不成熟，很难进行讨论。
林：可以提出商品经济中的民主精神，文化建设中的多元意识，等等。
白：我觉得，切近民众的需要谈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无论谈什么，都要心有民众需要的问题。
何：这实际上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知识分子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商品大潮的冲击和旧意识形态的崩坍所造成的游移状态，落脚于民间空间。而且，我还认为，对文化人的定位来说，还有一个是否认同于市场经济的问题。
白：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可能既多了自由，又添了责任。
现在是身在体制之内，心在体制之外，知识分子在身心两方面都处于调整状态。
林：也可以在体制内作一些超越体制的事情。我们厦门有一些中青年教授和博士，就在政协和民间两方面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社会发展研究会”，每周都有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媒，从事大众所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在厦门越来越有影响。
何：怪不得你老强调要发扬文人的参与作用，原来已经有了自己的实践了。
林：空间大了，心态变了，就有一种新的责任感了。
何：文人就是这样，无论在什么状态下，忧国忧民都是在第一位的。咱们三个对谈了一个下午，那两个远游异国他乡的人写了一本反思中国的书，这都是明证。他们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