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多民族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首先应说明的是“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缘起。该命题是笔者以《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探讨》（以下简称《多》文）为题，首发于《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5 期的一种理念。此文对本命题的学术定位是：它“正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农业一样，应属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课题之下的第二或第三层次的问题。”《多》文的命题结构是：“一、实际问题——云南的基本省情”，“二、理论问题——它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位置”；它们分别从实际与理论两个方面，对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基本特点及其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位置等，进行了具体阐述。经15年实践检验再回识，这一命题依然可以成立，且对云南现代发展的实际与理论意义日益明显。然因它发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云南的农村改革尚在进行，城市改革尚未着手，故《多》文的立论只能是一种破题，提出了一种预测性理念而已。今再根据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进行再认识。
一、省情或实践依据的再探索
《多》文“一、实际问题”为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立论，开宗明义讲的是云南基本省情：“在祖国56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中，云南是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这里共有汉、彝、白、哈尼、傣等民族26个，其中有10余个少数民族跨国境线而居。云南有8 个民族区域自治州，19个自治县，所有的县市都有少数民族分布。这样，民族多，就成为云南的第一大特点。云南的第二、第三大特点，是山区多——山区占全省总面积的大约94%，边疆国境线长——有 4千多公里的国境线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山区多，边疆国境线长，诚然是云南的两大特点，但它们却与民族多密不可分，因为山区特别是高寒山区的居民以少数民族为多，沿边疆国境线分布并跨境而居者也多是少数民族。这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作为自然特点的山区多，和作为地理特点的边疆国境线长，是可以与作为社会性特点的民族多相贯通的。因此，民族多这一云南的基本特点，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云南的一个基本省情，以致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等一切方面，无不与其相关。”今天看来，以上论述未必很精当，但它却概括出了云南的三大特点，即作为社会特点的民族多，作为自然环境特点的山区多，作为地缘区位特点的边疆国境线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云南的“基本省情”。此后在这一方面虽出现过一些不同的表述方式，但皆未脱离上述理念的基础。其所以如此，在于以上三大特点构成了云南的基本要素，原是一种由时空界定的客观存在。如云南的山区多形成于几千万年以前，今后仍将与地球同在；云南的边疆地位始于2 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现今的国境线奠定于 7百多年前的元世祖忽必烈时，在国家消亡之前这一事实将难以改变；人类形成至今约300万年， 民族的形成是近万年的事，故由来已久的云南民族多这一特点亦将与民族长期共存。由于民族多、山区多、国境线长在空间上具有稳定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影响到云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自然也与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攸关，故可称得上是云南三大特点，构成了云南的基本省情。
《多》文在阐述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时，突出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以下简称“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过具体研究后，将它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第一种类型”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直接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一个历史系列”。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发展不平衡”。有关论述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与婚姻家庭诸方面，并用了颇多的篇幅，其结论为发展不平衡是云南基本省情的“最高层次的内容”，是其“本质”，还认为它“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过程，绝非二三十年所能解决的课题。”不难想见，上述有关发展不平衡的学术概括，至今在多民族云南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与理论价值。但《多》文发表几年后笔者又开始感到：发展不平衡虽是多年来的一种近于全社会的共识，也确有其道理，但对于现代巨变来说，它似过于笼统，难以准确反映与认识云南“三步走”战略的客观实践。这不能不令人从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对云南现代省情特点进行长期探索。
1995年2月17～4月13日和1995年12月23～1996年1月19日， 本人曾两次至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对闻名全国的“元江经验”进行了具体研究， 从中概括出了“立体多元差异”。 元江县山区占总面积的96.8%，坝区占3.2%；汉族占总人口的22%，少数民族占78%。 元江的决策者1983年提出“治水办电，山坝结合，开发热区”的发展思路，把山区丰富的水资源引入干旱的热坝，初步实现了元江县域经济的整体优化配置，使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与产业结构等方面上发生了可喜的巨变，故其经验被媒体称之为“元江之路”、“元江模式”等等，有关文章数以百计，云南与北京的出版社还为之出了专书。从其发展规划中还得知，元江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二步即小康目标的时间，不是与全国同步，而是要提前3年。 这就全国共性的先进典型而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具体分析后即可发现其重共性轻个性，因而偏离了县情实际。其所以如此，在于元江县情的基本特点是立体多元差异。据调研，它由山坝、温层、城乡、民族等四元差异构成，直接影响了元江各族实现“三步走”战略的进度，其情况大致是：坝区农村与山区农村的发展差距有1～2倍；因居住海拔不同而形成的温层差异给农村带来的发展差距有1～3倍；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坝区农村是1～2倍，对山区农村是3～4倍。元江民族的立体分布差异是白族、汉族多住坝区与城镇，傣族住热区，坝区、热区与城镇居民的大部可在2000年实现小康；哈尼族、彝族多住山区，其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70%，至90年代中期他们的大部仍在贫困线以内，至2000年只能大部实现温饱。这样，据立体多元差异的以上分析，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一半的元江县，不可能提前3年实现小康， 也难以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其最大的可能是在2000年实现温饱。上述具体分析还说明，共性观点的表述方法，如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与产业结构比例等举国划一的统计与论证，对说明社会总体的发展十分重要，且是很有必要的，但它属于共性的层次，易于在平均数下掩盖贫困的事实，不利于“三步走”战略共性目标的实现。而个性观点从地方实际出发，如在元江县情立体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拟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其共性与个性的目标将会和谐融通，更有利于元江多民族自治地方“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注：见杜玉亭：《立体多元差异——山区多民族元江县实现小康特点》，《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近两年来笔者主持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云南少数民族脱贫与实现小康的特点与途径研究》。课题组同仁对广南、金平、西盟、潞西、云龙、丽江、宁蒗等县域调研的结果证明，这里亦存在多样性的立体多元差异，且同样对其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时间有直接影响。由此再推及云南，其94∶ 6的山坝比例是与元江近似的，其城乡差异、温层差异与民族立体分布差异等亦以更广大的近似空间比例存在着，故元江的立体多元差异亦存在于云南，并对云南的“三步走”战略产生影响。（注：杜玉亭：《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民族研究》1997年第2 期，已有此说。）以下仅以三个县域为例，作为对云南的立体多元差异状况的说明。
例一，昆明市官渡区：1987年总人口456201人，其中农业人口267359人，少数民族人口31408人；工农业总产值36438万元；人均国民收入86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45元，农民人均粮食389公斤。1996 年无以上数据，但突出了乡镇企业的以下成就：营业收入206.15亿元，总产值125.14亿元。
例二，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1987年总人口407397人，其中农业人口39553人，少数民族人口120931人；工农业总产值8900万元， 其中农业总产值7318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166元，人均口粮264公斤。1996年工农业总产值51386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340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13元，有粮266公斤。
例三，西盟佤族自治县：1987年总人口73065人， 其中农业人口66144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4%；工农业总产值1735万元， 其中农业总产值1394万元，按农业人口计人均210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138元。1996年有增长百分比无具体数据，但在“1997 年经济发展思路”中有“农民人均纯收入确保310元”。 （以上三例数据皆出于《云南年鉴》1998、1997年）
以上三县域的实例说明，立体多元差异对地方发展的影响甚大。以人均纯收入这一决定性指标而言，具有昆明城郊结合部优势的官渡区已步入小康奔富裕的快车道，边疆山区的西盟县至2000年也难以脱贫，滇中的禄劝县可望于2000年实现小康，其中先进与后进之间的差距大至上百倍。（注：见杜玉亭：《市场先后律与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工作》1998年11期。）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元江县还是云南省，立体多元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只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为人们所重视，只有在改革开放后它才逐渐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地方间的巨大发展差距才被迅速拉开，而这一切都与市场对优势资源的选择过程密切相关。试想，如果西盟县位居官渡、西山两区的适宜部位，其热带山区景观与民族人文风情就会为昆明的旅游业大为增色，西盟人亦可由此而跟上官渡区小康奔富裕的步伐。但事实却是，距昆明800 多公里的边疆山区区位加缺乏丰富资源的态势，使得西盟至今亦难脱贫。这说明立体多元差异带来的发展差距拉大，与市场经济规律攸关。据笔者所知，市场经济有以下三原则：由效益、利润构成的利益原则，市场经济资源择优原则，平等竞争原则；这三原则的规律性行之于立体多元差异的云南，出现先进与后进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原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对这一规律性现象的理论概括就是市场先后律。市场先后律的定义，是市场依利益与竞争原则进行资源择优过程中出现的地区间的发展差异。由于市场先后律带有某种规律性，亦可称之为市场律差。
市场先后律对于具有立体多元差异特点的云南来说，有以下重要影响：具有优势资源易于被市场自动配置并产生巨大规模经济效益者，是构成先进地区的基本要素，它就是市场先律区或简称先律区，也可称之为富资源区，对于县域来说就是先律县或富资源县；无优势资源被市场自动配置难以形成巨大经济效益者，是构成后进地区的基本要素，它就是市场后律区或简称后律区，也可称之为贫资源区，对于县域来说就是后律县或贫资源县；介于二者之间者为市场中律区或简称中律区，也可称为中资源区，对于县域来说就是中律县或中资源县。市场先后律与地区发展密切相关，先律区或富资源区可以超前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后律区或贫资源区在实践三步走战略目标时将难以如期，中律区或中资源区可以如期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但需要努力奋斗。由此可知，市场先后律与立体多元差异的影响所及，包括县域地方也包括云南全省，具有空间上的涵盖性。它同时也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从改革开放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下一世纪的约1百年间， 云南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将受到它的影响，只有社会发展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其影响才能基本消失。显而易见，立体多元差异与市场先后律这一对概念，揭示了当今云南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根源，也揭示了它的基本特点，加上其时空方面的涵盖性与长期性，故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云南基本省情。（注：杜玉亭：《邓小平理论与云南现代化特点》，《云南社科动态》1998年3、4期，已有“现代云南基本省情”的论述。）
二、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
1、立论依据与二极战略
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有个性与共性两个方面。个性方面的主要依据之一，是作为云南基本省情的民族多、山区多、边境线长，前已述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是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首先面对的客观实际。个性方面的主要依据之二，是作为现代云南基本省情的立体多元差异与市场先后律，前已述及，其影响与全省乃至县域“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展密切相关。当然，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还可论列多条，有些问题尚需深入研究，但其立论的基本依据的个性方面，主要是体现云南基本省情的以上两点。其共性方面的立论依据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各民族的发展道路，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共同富裕”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各民族共同繁荣”（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407页。）即邓小平民族观的核心等， 其实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它反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多民族云南的具体化，是个性对共性的丰富与充实。共性依据之二的实事求是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它既是党的思想路线，又是认识论方法，可谓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准则，它自然也构成了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
这里所以在立论依据之后提出二极战略，在于它是由现代云南基本省情提出的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战略命题。由市场先后律与立体多元差异拉大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前述官渡、西盟、禄劝三县区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结果中已可见一斑。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二极战略的一端，是依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发展战略，亦即效益优先型发展战略，这里简称之为大发战略。大发战略适于先律区，它是充分利用其优势资源易于被市场自动配置实施大发展、快发展的一种战略。其实，大发战略是对云南先进地区发展实例的一种形象概括。一提起大发战略人们便可联想到上述作为三县域先进典型的官渡区。原玉溪市（今红塔区）也是大发战略的实践者。 据载1987 年总人口305033 人， 社会总产值176353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1144元，职工年工资1259元。依托“两烟”的发展，红塔区优势资源被市场自动配置，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236.23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7687元，如在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上增加1倍，即达1.5万美元，那时红塔区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准了。中律县的资源在被市场自动配置方面虽不及先律县优越，仍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不断发展，故亦应归入效益优先型战略即大发战略的范围。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二极战略的另一端，是依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运行的发展战略，即公平优先型发展战略，这里简称之为续发战略，它是无优势资源被市场自动配置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地区的发展战略。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利益原则择优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规律对贫资源后律县的贫困问题难以为济，而后律县的长期贫困已涉及了社会主义本质。这样，一个是市场经济规律的极限，一个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极限，加上其明显的严峻性，就令人使用了续发战略这一概念。续发战略的要义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制定与实施切合后律县实际的循序渐进的可持续的综合发展战略。看来，后律县的公平优先型续发战略与效益优先型大发战略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发展类型，二者在实现“三步走”战略的时间、方法与形式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差别。（注：见杜玉亭：《市场先后律与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工作》1998年11期。）而这正是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20年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制定与实施效益优先型大发战略上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制定与实施公平优先型续发战略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特困县的长期存在，一些边疆山区民族自治地方的综合性特困问题的长期存在，都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看来只有在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公平优先型续发战略中才能得到解决。可以想见，公平优先型续发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将会遇到许多困难，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它却是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需要，最终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云南的历史性要求。
2、定义与内涵
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从个性角度讲是基于云南基本省情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发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诸方面的个性特色，从共性的角度讲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多民族云南的具体化。
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以下仅以几个事例说明其大略。
被称为苦聪人的金平县拉祜族50年代走出深山老林，其事迹因媒体传播而闻名全国，他们进入坝区后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种组织形式恰与其传统社会的水准合拍，故他们很快就达到自给自足，者米乡还产生了一位拉祜族的劳动模范。但改革开放后实行联产承包，个体家庭难以经营分配到户的土地，故人们不久便陷入贫困，以致又有一部分拉祜族返回深山老林过上原始的贫困生活。这说明，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性障碍，在历经近50年的今天仍需妥善研究解决。（注：古文凤：《发展差异与脱贫致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特点与脱贫途径》，待发稿。）笔者在元江县彝族支系山苏人村社也曾见到类似情况，但其中青龙厂镇果洛垤办事处曾试行向山苏人居住的冲头村选派彝族能人当“社长”，短期内就解决了半数人口的贫困问题，后因经费缺乏，特别是与现行政体不合而终止。其实，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因族制宜政策，如果决策者像培育支柱产业一样使山苏人由集体贫困到集体温饱，再由集体小康至集体富裕，那么，山苏人就真正实现了由原始村社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且又保留了自己的社会特色，岂不正是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范例，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非凡贡献！看来，地方决策者对原始民族现代发展中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上出现的创新事物，并无思想准备，以致它在萌芽中就很快凋谢了。（注：见杜玉亭：《立体多元差异——山区多民族元江县实现小康特点》，《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云南是由上千个各不相同的小自然生态系统组合成的一个山原生态系统，举世关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它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们在这一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文山广南县南屏镇安王村的脱贫项目。安王村办事处1990年有604户，3288人，汉、彝、 苗三个民族杂居于20个自然村，人均有粮117公斤，人均纯收入115元，属广南岩溶山区一般性贫困村。1990年在省项目办、昆明生态研究所帮助下，被作为“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点。项目资金投入情况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人民币123万元，县乡村与农民自筹72 万元（投工未计在内）；项目分种植业、林业、养殖业、基础建设、节能与社会、生态等多个子项，其下又分解出许多具体的小项目，且每个小项目都与农户相连接。该项目实施与完成的时间是7年， 项目终结时经各方鉴定，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三个方面皆已达标，原贫困面占总人口86%、生态恶化的安王村已变为一个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温饱村。广南县贫困人口约占全县70万人口的70%，其中一小部分因难以生存需要搬迁。如果按安王村办法实施经济、社会、生态综合脱贫工程，那么，广南达到可持续温饱目标的时间约需7年。虽然广南县城、 交通沿线乡镇与一小部分农村因具优势资源可以达到富裕目标，但限于岩溶山区占总面积87%的大环境，建设具有多民族特色的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社会主义小康县，似应是广南中长期较为现实的总体发展目标。但看来，作为国家特困县的广南尚未从这一县情实际出发，仍是重共性轻个性，故即使其拥有安王村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难以在全县推行。（注：黄贵权：《多民族广南县脱贫与实现小康特点与途径研究》，待发稿。）
基诺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人口不足2万， 然其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足以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但改革开放后它们正在市场商潮中大量流失，且出现了族籍迷失现象。为了保护无文字原始民族的优良文化遗产，笔者曾进行多年调研，结果发现卓巴房是其民族文化瑰宝。其原因有三：它是民族文化的整合体；它是民族文化特点的交汇处；它是人类古老智慧的结晶。笔者应邀为1998年召开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研讨会撰写的有关论文指出：卓巴房既是基诺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国宝”，它“体现了基诺族传统文化的个性特色，又与人类智慧的共性相通，其文化价值无量”。文中强调这一国宝已经濒危，及时挽救即可救活，并把此事提到“解放思想，将抢救卓巴文化纳入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系统”的高度。但据本人今年春节期间的调研所知，多年多方为抢救卓巴文化进行的奔走呼号尚未引起地方决策者的重视，即使此事费力费资不多亦无认真抢救国宝的迹象，而如再延误几年这一国宝将无法挽救。这无论对云南文化大省建设还是对云南多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说，都将是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其原因说来简单，云南多民族的文化中称得上国宝的项目不太多。（注：杜玉亭：《民族文化瑰宝的识别——以基诺族为例》，《思想战线》1998年第12期。）由此可见，如何把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变为行动，或把目标变为现实，似缺乏切实可行的举措。这也说明，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宁蒗彝族自治县“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及其成功的种种事例，自改革开放不久就为传媒所广布，闻名云南乃至全国。但值得反思的是，其种种先进经验并未改变20年来宁蒗一直处于特困县的基本事实，即：至1997年仍有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0万余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有4 万余人因生态危机严峻而难以生存。据研究，如不采取新的有力举措，宁蒗县至2010年也难以真正脱贫。（注：郑成军：《治愚与治穷——宁蒗彝族自治县的典型经验与特困问题》，待发稿。）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并非因为昔日的先进经验不真实，也不是它不可贵，其问题在于它总结的是具有优势资源易于被市场配置的效益优先型地区。而宁蒗的立体多元差异的特点是，占全县总面积95.02%的山区中的82.39%属于海拔2500米以上的冷凉高寒山区，其居民主要是自治县主体民族的彝族，正是在这里发生了环境、经济与人口危机，但这些最需要扶贫攻坚的难点的经验却被决策者忽略了。改革开放20年后世纪之交的今天再回思，宁蒗典型经验的局限性仍在于忽视具有立体多元差异与市场先后律特点的基本县情，重共性轻个性，如重效益优先型先进地区轻公平优先型后进地区，重城镇轻农村等，缺乏城乡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更谈不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智慧型科学决策了。看来，这一典型经验对云南全省来说亦具借鉴意义。
3、宏观历史的呼唤
纵观司马迁《史记》以来有文字记载的2千多年的云南史， 大致有三次重大历史转折。第一次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军平滇， 在云南设立郡县，从此云南纳入了中国版图；尽管此举曾使国库一度空虚，不少高官主张放弃这块边疆无用之地，但汉武帝仍以战略的眼光悉心经营云南，故此事对云南来说是一个历史命运的大转折，是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第二次历史大转折是公元1253年忽必烈平大理国，之后又在云南设立行省，这样，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史书把云南的南诏、大理列入“外国传”，另一方面又奠定了云南未来7百年的省制格局， 即：省级军政大权由中央的封疆大吏坐镇主治，下属地方多因族制宜设立土官。忽必烈的这一治滇方略为明清两朝所沿袭，直至本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后才有根本改观，但省的建制仍继承了元朝的历史遗产。云南宏观历史上的第三大历史转折是什么呢？看来，似应是“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注：《云南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笔者主持主编主笔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成果之一，此书名即为笔者所拟定。）因为是概念又是目标的现代化不限于云南，也不限于中国，而是当今的世界潮流。只有实现云南的现代化，才能说得上对忽必烈功业的历史超越，才能称得上新的历史大转折；也只有云南的现代化具有多民族特色，才能使云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自己的个性，足以在中国乃至世界特行或特色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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