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是由其所做出的实际贡献决定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认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动，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并且认为“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面临严重的挑战和机遇的情况下，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变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实践，既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的发展，使哲学真正成为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对我国国情再认识过程中，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思想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成为敢闯、敢试、敢探索、敢开拓创新的认识工具和战斗武器。为此，邓小平在哲学理论的选择、运用和发展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劳动，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从选择方面看，邓小平从马克思哲学庞大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中，着重选择了实事求是作为其哲学思想体系和内容的核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综观他的全部著作，论述最多最深最广的是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以下凡引自此书，只注页码）“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按照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根本出发点，去想问题，办事情，“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4、109、242、131页），也才能拨乱反正，冲破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第10页）。这些简明、朴实的叙述，鲜明地表现出邓小平理论选择上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哲学。
理论上的选择是一项创造性的系统工程。它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简单的拿过来就算完事，而是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首先作出科学的选择。这样一种选择，表现出选择主体把握认识和改造客体时的认识倾向、认识水平、理论素养和决策能力。邓小平其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当然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最直接最本质的原因是由邓小平所处时代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
—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从国际上说，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已成为时代潮流，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低潮，这就既给我们造成了发展经济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和机遇；从国内来说，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党的指导方针的失误，耽搁了经济建设发展的大好时机，文革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面对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极其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遗留的僵化和半僵化的精神状态，需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去冲破障碍，打开思路，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设计前进的方案，对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作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科学回答。
—一特定的社会实践及其思考侧重点：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夺取了政权，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后，怎样以世界的发展作参照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通过“米夫丁”峡谷，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学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由理论、运动进入社会制度的实践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曾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作过艰难困苦的曲折探索，有过一些成绩和经验，但是回过头来总结，都未在实践中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要求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实事求是，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鲜事物的精神状态，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纠正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纠正超越社会主义现实发展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对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创造性的新解答。
—一邓小平自身“三落三起”的特殊经验：落和起的神秘性都根源于他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性，以及他长期要极其广阔复杂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党务等等方面）的极其曲折的革命经历中所铸造的巨大政治勇气与开拓创新精神，和尊重实践，思想敏锐、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意志坚强，行动果断、文风朴实，不讲空话，目光远大，胸怀开阔、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等特有素养和特定品格。同时，在长期实践中，他对实事求是思想有深刻的领会，对毛泽东晚年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而造成的失误有切肤之痛，对诉诸实践和群众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早有准备，且在1975年复出后作过尝试。因此，邓小平理论上的选择实质上是他凭着自身特有的经历、经验、素质、才能、品格、威望，适应时代的需求，实践的需求而作出的正确决策，是客观需要和主观选择的辩证统一。
（二）
如果说理论上的正确选择是邓小平哲学贡献的首要前提，那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过程中一系列创造性经验所作的哲学总结和概括，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体。在这些总结和概括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运用和重大发展是以实事求是思想作核心而全面地系统地立体网络式地展开的，表现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方面。限于篇幅，下面仅谈其中的三点。
一、诉诸实践，依靠群众，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实践中对这一路线作了新的理论阐释和发挥，使其推进到有序化、系统化、整体化的新阶段。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用中国古代的成语“实事求是”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在探索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实现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飞跃过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为此，毛泽东作了艰辛的探索，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光辉著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毛泽东在他的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逐渐离开了他自身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正确轨道，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林彪、“四人帮”又利用毛泽东的失误，兴风作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篡改、肢解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制造了新的思想禁锢。正是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诉诸实践，依靠群众，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了我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飞跃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不仅继承了马恩列毛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而且在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对实事求是的科学涵义、内在结构、重大意义、历史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作出了科学阐释和重大发挥。例如：
—一在实事求是的意义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第9-10页），也只有解决了思想路线，才能战胜葬送社会主义的右的，特别是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
—一在实事求是的地位问题上，邓小平从宏观整体的视角上，将其提高到特殊重要的地位上。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需要出发，认为：对实事求是要分作两个层次来加以理解。第一层次：“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第118页）；第二层次：“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第109页），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里所说的第一层次的实事求是，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角度即从逻辑的角度来理解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建构；第二层次的实事求是，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即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的。将两者结合起来，正好是逻辑和历史、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如果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阐释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去说明的，那么，邓小平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实事求是的阐释则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基本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不仅从一般唯物主义，而且从唯物史观，特别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状况去看待“实事”；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检验和发展“是”；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视角从认识主体、客体、中介等方面去拓展、深化“求”的途径和方法，等。他认为，光从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一般地理解实事求是还不够，还要从第二层次，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发展的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它的重大意义，懂得它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活的灵魂，是我们党在几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战胜“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的重要法宝。在形成实事求是思想的长期过程中，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第138页）。我们党7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几经曲折而始终为健康力量所左右，没有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急剧变化，走入岐途，陷入分裂和破产，从思想理论方面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为我们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在第一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二层次的理解，就更容易从宏观上整体上加深对实事求是重大意义的认识，使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理解，具体落实到中国现实的大地上，成为我们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活的灵魂。
—一在实事求是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邓小平不仅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且认为其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第42页），如果离开了这，就等于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样一来，就不仅为我们正确地评价毛泽东一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提供了思想指南，也为我们正确地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毛泽东一生的重大贡献与晚年的失误，以及毛泽东作为领袖是人而不是“神”这四个方面区分开来，为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提供了思想武器，使毛泽东思想顺理成章地继续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一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和内在结构上，邓小平将其建构为一个完整的多侧面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系统地阐述了解放思想的观点及其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性，使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143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第323页）这就告诉我们，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光有务实的态度，求是的精神，还是不够的。如果不解放思想，摆脱“精神枷锁”，使自己成为思想的主人，仍然会沉浸于各种旧的条条框框之中，变成传统观念、传统规则的奴隶。因此，是不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而解放思想就要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状态、素质状态、体质状态，并把它作为实事求是整个运动过程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邓小平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突出主体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发展马克思主义主体认识论的一个重要体现。
其次，他对思想路线的内涵和结构作了完整的新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242页）根据这个论述，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十四大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又在这条思想路线之前，加了一个总概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在我们党和国际共运史上不仅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并且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基本原理，由目的、出发点、原则、运动过程、检验标准所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实事求是”是整个思想路线的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其中最关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则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上的回答；“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思想路线的运动发展过程、检验标准及最高目标。通过前面三个主要环节，探求到了“是”，这个“是”到底是不是“真是”，是终必须由社会实践去检验，用实践肯定对的，纠正错的，在实践中进一步促进认识的新发展。检验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纠错的过程，又是一个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执行群众路线中总结群众新创造的过程；在检验标准的问题上，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也要一步一步地深化，由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思想发展的轨迹。
再次，他科学地阐明了认识路线（哲学理论问题）、思想路线（支配行动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和组织路线（由什么人来干）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从哲学理论到现实实践之间，必须有思想路线作桥梁，作中介。思想路线是基础，政治路线是关键、组织路线是保证。“思想路线问题不是个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还需要有人来执行，由于赞成这条路线的人，“还是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第176页），这就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其具体落实。
经过邓小平上述分析和概括，就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有序化、系统化、整体化的崭新阶段。
二、将实事求是的世界观转变为一整套适合现时代发展要求的，易于为群众掌握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的科学方法论。
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方法论的建设。他一方面称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另一方面又称实事求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133页），反复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第109、119页）。他还对工作方法哲学化提出了新要求：“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第14页）他和毛泽东一样，特别注意强化哲学的方法论功能：一方面，在几乎每个哲学观点的阐发中，都指明其方法论的意义，引出相应的作为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中，又总是提高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来阐述其哲学意义。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使“方法”成为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的重要特色和组成部分，成为哲学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和中介，使哲学由“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变成最切合实际的学问。例如：
—一他不仅继承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立的一整套科学方法，如调查研究、矛盾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历史主义、照辩证法办事等等，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将其推进到了现代化的新高度。
—一他早在1978年就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页）为此，他反复要求我们更新观点“换脑筋”，积极倡导体现实事求是整体性、系统性、战略性、客观性、实践性的科学的现代思维方式，把哲学方法论和哲学思维方式熔为一体，并用以作为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改革的先导。
—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将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理论原则作为方法论的指导，在对中国未来进行战略设计中，在对现实改革开放进行大试验和大框架的系统运筹中。创立了一整套具有现时代特色的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动态反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提倡大家敢于实践、敢于发展，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不搞空洞的理论争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闯和试地过程中，让典型说话，让事实说话，“不搞强迫，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地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第374页）这里的不争论，并不是不提倡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百家争鸣”，而是在贯彻党的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不要随意上纲上线，从而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认识矛盾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总结和重大发展。这种方法论要求把不断协调和开拓创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反馈。“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走一步，看一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第308页）这种方法论要求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性地、累加性地逐步前进、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风险性。要敢于摆脱“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第373页），使形式为目的和内容服务。这种方法论倡导“向前看”，主张“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作超前思考，在反思历史、求得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用未来来量度和组织现在。这种方法论的核心是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因地因时制宜，不搞一刀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对我们党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方法论的总结和概括，既适合于现代化实践节奏变快、层次增多、网络复杂、系统性强的特点，又适合于我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分层次梯级式地逐步展开，是将实事求是转化为科学方法论的又一创造性发展。
三、以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精髓，在实践中逐步地形成了一整套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构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科学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科学涵义及其重大意义后，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这就深刻地阐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下面择要谈谈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一在实践观问题上，他不仅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基础、动力和检验的标准，还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具体、全面。在实践的涵义和基本形式的相互关系上，更加突出了生产斗争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还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原理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并据此认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一在群众观问题上，强调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在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上，既维护建立在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基础上的领袖权威，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在我国实践中首次从理论到实践都较为系统地反对个人崇拜，认为领袖是人不是神“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当有人问邓小平：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后，一直让比他年轻的同志当一把手，倡导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去选拔干部。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键是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试、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是无限期的。”（同上，第35、312、298、291页）他排除各种阻力，在1989年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带头废除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他一直主张“少宣传个人”，不为个人歌功颂德。“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蠢事。”（第173页）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对长期存在的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是最深刻最实际的批判。
—一他把辩证法原则贯彻到全面运筹的战略设计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难题，首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科学构想。就正确分析和处理效率与公平、共性与个性、民主与法制、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国具体模式、开放与封闭、中国与世界、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社会主义方向及国家、集体与个人等等关系上的认识和处理方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思想。
—一在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上，他针对我国在实践中长期对社会发展阶级估计过高、要求过急的错误，继承列宁将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思想，首次提出了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第252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特定阶段。这就大体规划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无产阶段夺取政权后社会发展必经的四个大的阶段：1、过渡时期，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4、共产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理论，进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毛泽东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发展根本动力的学说，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基本适应的情况下，也存在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和以往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这无疑是个创造性的发展，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他在充分肯定“矛盾动力论”的前提下，发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面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突出矛盾，找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症结，主张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体制改革。认为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第370页）还认为改革就要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见解，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就不仅抓住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抓住了主要矛盾，而且提出了改革动力论，找到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上，我们长期以来对包括分工、协作、社会管理、社会预测和决策等运筹性因素的作用，重视不够，研究较少，将一些不同社会形态通用的手段、方法，贴上阶级标签，予以否定。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反复强调，“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还说：“为什么一谈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第192、203、373页）根据这一系列论述，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就实际上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社会运行机制中的运筹性因素，既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准的传统观点，又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论。
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
（三）
通过上述简略的粗线条式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特别深刻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也是十分显要的。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曾经说过：“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又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如果借用列宁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说，邓小平没有写出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通过一系列讲话、谈话、报告、批示，建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自从这个理论问世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哲学也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为精髓和灵魂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又一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巨著。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由传统走向开放，已由单一模式走向各具特色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这一划时代的发展，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从中国的实践中看清楚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发展方向，又明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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