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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国民经济的顺畅
运行，要通过方式转变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快科技进步和现代化进
程，以放大增长方式转变的效应。
第一，以改革保证增长方式转变。关于“九五”建议中提出的两个
根本性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个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一个是
生产力如何发展，是改革与发展的结合。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要靠改革的深化来实现，也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环
境，包括体制基础和运行机制。经济增长方式是以一定的制度或体制为
条件的，也要通过相应的运行机制来实现。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加快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
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
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样，才能保证经济
增长方式切实得到转变。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本质意义上讲就
是从非市场原则向市场原则转变，只要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完善了，有利
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运行机制建立起来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顺畅
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改革并不是矛盾的，也不会因为抓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而影响改革，相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把改革的成果
进一步深化。应当指出，改革以来我们着力于体制上的改革即生产关系
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而对生产力
如何发展，显得有些鞭长莫及，这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也是正常的。当然
，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重视生产力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改革的重点不同
，我们更多注意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在生产关
系方面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果，现在有必要在继续进行生产关系方面改革
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改革向深层次发展
的标志。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发展生产力的改
第二，把国有企业改革与转变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是我国
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载体，这一点
是肯定的。尽管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增长率提高相
当明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的
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所以，转变增长方式主要还要依靠国有企业来实现
。事实上转变增长方式主要也是对国有企业而言的。
目前，国有企业的状况令人担忧，不少企业活力不足，生产经营困
难，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难点，也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一定困难。
认真分析，国有企业的问题除了制度因素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国有企业
的结构老化，到了整体更新期，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才能真正使企
业具有活力。这也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不能就制度
谈制度，以制度改革代替企业自身素质的改造和提高，制度改革是重要
的，但制度改革不是万能的。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改革以来我们围绕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文章没少做，特别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制度方
面的改革步子更大了。按理说，国有企业应当迅速改变面貌，充满活力
，然而，很多企业的情况却事与愿违，非但没有多大起色，而且经营状
况越发困难，这说明国有企业的问题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制度原因。
我国的国有企业多数是改革前建立起来的，技术设备1/3是50、60
年代形成的，还有一部分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其技术水准能够达到发
达国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水平的只占12.9％，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只
占21.8％。这样一种状况，再现代的企业制度也难以解决问题。另一方
面，国有企业的布局完全是计划分工的结果，并已硬化为一种格局，现
在企业改革是在原有分工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很
多企业来讲是很难走向市场的，即使是走向市场也处处被动。所以，必
须在企业制度创新的同时，充分注意到制度之外的一些问题，结合起来
进行解决，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因此，无论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好
，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好，都不能各自为战，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切
实得到推进。
第三，以科技进步为重点，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是实现经
济集约化的先决条件，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粗放”与“
集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技术进步的程度，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
、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突出体现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上，其经济增长
的要素作用中，技术进步因素高达50—70％。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初期
，资本和劳动曾是主要的推动力，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技术逐渐取代
资本与劳动，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源泉。美国1949—1969年，国民收
入年平均增长4％，其中资本提供19.8，劳动提供32.5，技术提供47.7；
日本1953—1971年分别是：8.81、23.8、21.0、55.2；法国1950 —1962
年分别为：4.7、16.8、9.6、73.6，表明技术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决
我国由于经济总水平较低，加上长期走外延式增长的路子，在经济
增长中技术进步因素所占比重还比较低，一般在30％左右，只相当于发
达国家的一半左右，1953—1980年中，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仅
为26％。
实现科技进步重要的是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
在国家的总投入中，每年都要增加科技投入的比例，同时要提高企业的
折旧水平，以便集中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这样做，在国家总投入
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势必会减少用于生产增长的投入，从而减慢以高投
入来支撑的“高速度”。对此怎么看？是维持“高速度”减少科技投入
，还是暂时放慢增长速度，挤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科技投入？显然，我们
应当选择后者。从一些国家发展的事实看，大规模技术改造时期，其增
长速度会适当减下来，因为技术投入有一个转化期。但是，一旦科技成
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以后，其增长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会有
很大的提高，并且会产生一系列关联效果，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我们
不能象过去那样为了追求速度，甚至把必须的折旧费用都用来作为生产
性投入，结果不仅技术改造得不到保证，就连设备的正常维修与保养都
不能维持。很显然，这种方式和这样的速度是难以为继的。
加快科技进步除了要增加科技投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之外，很
重要一条就是要在全社会创造有利于科技进步的良好环境，缩小不利于
科技进步的“机会空间”，使投资主体通过科技投入能够有公平获利的
机会，从而增加其科技投入的积极性，整体推进科技进步的进程。对企
业而言，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把企业引导到主动进行技术改造上
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根据效益原则来判定和选择经营目标和
发展方式的，如果社会所提供的机会不是完全有利于技术改造，或者说
可以不通过技术改进而能获取更大的利润，从而企业技术进步的“机会
成本”过大，那么企业当然就会放弃技术改造，而转向其它逐利机会，
尽管这些机会对企业来说很可能是短期行为，但这并不违背市场原则。
有这样一个事实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在1993年前后的房地产热潮中，有
些企业就是放弃了技改，放弃了管理，抽调生产资金去炒卖房地产，而
且确实有获得暴利的。你能说这不符合市场的逐利原则吗？显然不能。
所以，我们说要使企业主动地进行技术改造，推进科技进步，就必须抑
制那些“挡不住的诱惑”，使企业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公平地获取应得的
第四，通过结构优化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结构问题一直是影响经济
效益提高的关键性问题，结构问题不解决，经济效益特别是宏观经济效
益就难以提高，经济增长方式也很难转变。提高结构优化效益，就是要
加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力度，合理调整全社会
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量力而行，注重实效。这
和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更有利于促进
结构调整与优化。现代经济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结构型增长，就是在
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前提下的均衡增长，这就要求在整体结构中，
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结构优化效益。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可能过多地依赖于增量，
必须以存量的调整与优化为重点。但是，要提高结构功能，促进结构高
度化，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增量来保证。所以，我认为，优化结构的重点
应放在促进结构成长上，健全国民经济成长结构。所谓成长结构是存量
与增量相结合的动态结构体系，立足于结构的成长。也就是说，不是被
动地调整存量，而是通过存量优化、增量调节，促进结构的成长。因此
，成长结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平衡。
结构成长与优化不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而是与技术进步联
系在一起的。就产业结构而言，其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传统技术产业向高
新技术产业转移。在日本产业结构中，传统技术产业群的比重从95％下
降到40％，高新技术产业群的比重将接近60％。这一变动趋势说明，我
们及时转变增长方式，引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是有意义的。
第五，发挥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作用。集约型增长方式是
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主动采取的增长方式，这是由于市场机
制得到了充分运用。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十分有限。在这种条件下，完全通过市场的作用来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很难做到，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并由
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
上。政策引导主要是产业政策的制定，长期发展目标的确定、投资方向
的选定等；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包括必要的投入，例
如增加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和对一些重点产业的支持等，这些都是市场所
不能替代的。当然，政府的作用必须贯彻市场原则，宏观调控要与市场
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们要整体
运作，重点突破，使经济增长真正步入健康的轨道。
（本文作者：中央党校科研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 雷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