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原始特征考证_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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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方言本字问题

词是语音和意义的结合体,并有特定的字形。但语言在经历长期的演变,特别是在分化为不同方言的过程中,词的音义可能发生变化,字形也有可能改变,从而使词和字形失去联系。于是有的词变得不知道该用什么字来书写,或者即使有一个字形,也不知是否正确。

因此方言中存在本字的问题。词语因自身音义变化失去字形无法书写而产生本字问题,是因为字音如果变得和古代音韵地位相同的其他字不同,或意义有了变化,人们就可能会以为它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字。因字形改变无法与字音对应而产生的本字问题,则往往和词汇历史演变中新陈代谢的现象有关。可能口语中仍然使用该词,但书面上已经不再使用,无法书写出来。也可能虽然口语中使用此词,书面上已用彼字,二者语音上不能对应,出现训读字。

本字问题应当是方言经历长期发展变化以后才出现的。因此这一问题在早期的文献中很少提及,到近代才多有讨论。清代的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试图通过考证来解决。如翟灏《通俗编》、钱大听《恒言录》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通俗编》:“銲:……此字本音翰,今转呼若汉,俗人不考,遂借熯字用之。”《恒言录》:“赛:赛本祭名,今世乡社赛神,以丰俭较胜负,因以赛为争胜之义。”晚近章太炎、黄侃还有本字考证的专书。章太炎并提出了考证的原则和方法,如“察其声音条贯”,“推见本始”,以见“今之殊言不违姬汉”,即根据语音变化的规律在文献中寻找本字。如章太炎《新方言》:“我,施身自谓也。羲从我声,故我音转如儀。我转为吾。吾亦音牙。……又转为卬。……今徽州及江浙音言吾如牙,亦字卬也,俗用俺字为之。”“《释名》:‘长妇少妇,或曰先后。’今山西太原以南兄弟妇称先后。”又如黄侃《蕲春语》:“《说文》:‘固,四塞出’,‘锢,铸塞也’。俗字为‘箍’。《广韵》‘箍’,‘以篾束物’,古胡切。今世通语有此,但多读苦胡切。”“《说文》:‘蓑,草雨衣也。’由衰而转,后出字作傘(伞)。”同类的著作,稍后还有杨树达《长沙方言考》、刘颐《楚语拾遗》等。这些著作材料丰富,征引广博,但考证还不能都称谨严。而且以“一声之转”解释方言词语和本字的语音差别,也时有过宽之处。

音韵历史研究的深入使人们对汉语语音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有了科学而直观的认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又让人们看到汉语语音变化的规律性和多样性。这使方言本字考证的视野趋于开阔,方法趋于严密。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新原则和新方法,比如考求本字要根据语音的古今对应关系(施文涛),要注意借助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黄典诚),要区别方言语音系统中的文白异读(李荣)和时间层次(梅祖麟)等,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比如施文涛《宁波方言本字考》,李荣《吴语本字举例》、《考本字甘苦》及对“臺风”、“捐”、“尔”等词语的考证,罗杰瑞《闽语里的“治”字》,黄典诚《闽语“人”字的本字》,张惠英《吴语劄记》,等等。这些文章以分析说明和材料引证见长,显示出本字考证工作的迅速进展。

贰 方言本字考证的一般方法

既然本字问题的产生主要是词语音义变化导致与字形脱离的结果,同时也有因字形改变而出现的问题,本字考证就是要设法恢复词语和字形的联系,找回本字。考证工作一般要结合音义两个方面来考虑,即音义两方面都必须符合,还要尽可能利用文献材料作为证明。下面以“伏”、“倒”、“薸”等词为例来说明。

伏 苏州话“孵~小鸡”说。就字音看,苏州话韵母u主要来自遇摄模韵帮组(如“布普蒲”)、虞韵非组(如“夫赴附”)和流摄尤韵非组(如“副妇”),声母b主要来自併母(如“婆盆薄”)。而“孵”,《广韵》芳无切,敷母虞韵平声,与韵母相符,声母声调不合。因此“孵”不可能是的本字。结合音义两方面来看,“伏”有可能是本字。“伏”,《广韵》“鸟菢子”,扶富切,奉母宥韵去声。“伏”与词义相合,韵母和声调相合,只有声母似乎不合。不过苏州话声母b也有来自个别保持重唇读音的奉母字(如“服防”)的。因此“伏”的反切与音实际上是相符的。“伏”作孵讲很早见于文献。如《庄子·庚桑楚》:“越鸡不能伏鹄卵”,《汉书·五行志》:“雌鸡伏子”,都为孵卵义。而《淮南子·说林》:“乳狗之噬虎也,伏鸡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颜氏家训》所载古乐府《百里奚词》:“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其中“伏”作定语用,也与现在苏州话的“老伏鸡”相同。由此判断,苏州话这个的本字就是“伏”。

倒 成都话“铸”有二音,第二音用于“铸铜元”等词。按“铸”,《广韵》之戍切,章母遇韵去声。这一反切与上述第一音相符,与第二音声韵母不合。有人用上古音来解释,认为“铸”为照三字,声旁为“寿”,有这样的读音是可能的。不过这一假设缺乏具体的论证。其实的本字应该是“倒”字。因为传统的铸造法多为浇铸,即把金属熔化后倒入模具做成铸件。所谓“倒铜元”,就是把熔化了的铜水倒入模子铸成铜元。由于“倒”是浇铸过程中的关键动作,可以用来代表整个铸造过程,因此词义逐渐变得和“铸”相同,连字形也写成了“铸”。目前官话区西南西北有的方言还仍然写作“倒”,如西安“倒锅”,乌鲁木齐“倒铁铲子”,武汉“这像是铜倒的”等。广东有的方言如东莞、雷州浇铸就叫“倒模”。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

薸 厦门话浮萍叫“萍”。但“萍”,《广韵》薄经切,这一反切与声母声调虽然相符,韵母却不合。因此音可能另有来源,“萍”只是训读字。据《尔雅》“释草第十三”“萍”字下郭璞注:“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薸,音瓢。”“薸”和“瓢”《广韵》都是符霄切,按厦门音推导,与音完全相符。由此可见,厦门的本字应该是“薸”。依《尔雅》郭注,“薸”早在东晋时就已见于江东地区,目前仍见于闽语(及浙南吴语的一些方言),应是一脉相承。不过在汉语书面语的词汇中,“薸”已经为“萍”所取代。“薸”目前虽然仍然普遍用于闽方言口语,但在官话和其它方言的影响下,书面上已经改写为“萍”,“薸”的字形已经为人们所遗忘。音“薸”而字“萍”,语音上不能对应,“萍”因而成为训读字。

叁 方言本字考证中的字音问题

词语的音义变化也可能较为复杂,不都像上述“伏”、“倒”、“薸”那样简单。即如方言本字的语音是否相符,就不一定都能轻易确定。因此,在本字考证的语音方面,除了依据古今对应的一般原则以外,还需要借助以下不同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

3.1 通过方言间的语音比较寻找本字

考证本字,通常是在方言本身的范围内寻求答案的。但有时方言本身并不一定能提供所需答案,倒是在其他方言中可能找到线索。这是因为汉语方言是由同一汉语分化而来的,分化前的某个语言现象在这个方言中也许已经消失,在另一方言中却可能仍然存在。而且不同地区的方言即使原来不存在相同的或类似的某个语言现象,也有可能按同一规律平行发展,分头产生出来。因此,与不同方言的比较是考证本字的有效手段。下面以“赚”、“左手”二词为例。

赚 福州话错误叫,本字不明,一般用同音字“郑”书写。厦门话也有该词,读音为。有人认为叫的本字应该是“诞”(也许是认为错误与荒诞有关)。按“诞”,《广韵》徒旱切,定母旱韵上声,山摄字,在厦门话中韵母应为合口韵音不合。

福州话音的来源不一,就福州话本身并不能确定该词应该属于下面哪个同音字的音韵地位:淡定阚去弹定翰去郑澄清去。厦门话有同音字“淡”,但“弹”音,“郑”音,与该词不同音。以厦门话和福州话相互比较,排除不一致的读音“弹”和“郑”后,两方言就剩下一个共同的同音字:咸韵字“淡”。但这个字与错误义无关。

与福州相近,浙南吴语温州话也有一个表错误义的词,音,似乎与此有关。温州话的同音字有下列不同的音韵地位:寨崇夬去暂从阚去赚澄陷去。再与福州话、厦门话相比较。“寨”、“暂”福州音,读音均与“淡”不合,可以排除。而“赚”和福州的音韵地位有关。因为福州话、厦门话咸摄一二等韵母相同,“淡”和“赚”同韵。这样,三个方言仍然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同音字:赚澄陷去。按“赚”,《广韵》“重卖”,伫陷切,澄母陷韵去声,咸摄二等。从意义看,“赚”在《广韵》中不载错误义,而《玉篇》:“徒陷切,错也,重卖也”,《说文》“徐铉新附定”:“重卖也,错也,伫陷切”,都有错误义,与福州相同。文献中也有:“赚”为错误义的用例。如徐铉《稽神录·拾遗》:“讶!赚矣!此辟谷药也!”从语音看,“赚”作为咸摄二等字,韵母和福州相符;反切上字澄母的“伫”符合温州的声母dz,定澄母的“徒”和“伫”则一并符合保持“古无舌上音”特点的闽方言福州和厦门声母t。结合音义两方面来看,福州的本字就是错误义的“赚”。

表示错误义的“赚”不但普遍见于闽语各方言,也见于浙南吴语的一些方言,除温州等。共同的特殊词语反映了吴闽两方言历史上存在的密切关系。

左手 苏州话左手叫“济手”,“济”本字不明。“左”字有特殊读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冯梦龙《山歌》中说:“左,俗音际”(按苏州话“济”“际”同音)。“俗音际”可能是指“左”本身在口语中音同“际”,也可能是指“左”的某个同义词音同“际”。吴语区目前不少方言“左手”中前字也有特殊读音,如嘉兴“济。这些读音彼此间应当存在联系,有可能是“左”本身在口语中的读音。这些读音和各方言中“左”的字音,如苏州,相去甚远,可能是另一种特殊音变的结果,不过音变的具体过程不清楚。令人意外的是,和吴方言相去遥远的山西方言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晋中地区一些方言“左手”中前字大多也有特殊的读音,似乎和吴方言有某种联系,这对探索音变过程很有帮助。“左手”中的前字在这些方言中读作“借”,如平遥、介休、孝义音相近。这两个读音主要元音相同,有可能是“左”的两读。按“左”,《广韵》臧可、则個二切,精母哿韵上声、個韵去声。上声一切指方位,去声一切并有辅助义。《说文》:“左,手相左助也”,大徐音则個切。段注:“以手助手是曰左。”孝义“左~右”为上声,“左~手”为去声,与《广韵》及《说文》大徐音相符。在声调上,吴方言和晋中其他方言情况和孝义相同。

所有这些方言“左~手”的特殊读音应该是则個一切历史音变的结果。看来主要的音变原因是元音的高化。这是吴方言和山西方言的共同特点。即使像“左~手”这样在音类中不属主流的读音,也与这一特点有关。在音变过程中,晋中方言“左~手”的韵母,由中古歌韵的演变至今,以精母(舌尖前音声母)为条件,发生过元音的前化、颚化和高化。首先是前化并聘比再高化为iE(如孝义),然后继续高化并最后成为i(如其他方言)。音变过程假设如下:

*a→ia→iE→ie→iI→i

吴方言“左~手”读音的音变过程和晋中方言相近,即首先前化并腭化为ia(如宁波、绍兴),然后高比为i(如苏州、嘉兴),进一步再复化为ei(如温州)。音变过程是:

*a→ia→iE→i→ei

以上“左~手”韵母变化过程在吴方言和晋中方言里的相似,说明这是一种平行发展的现象,二者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其中晋中方言所保存的音变过程各个环节比吴方言更为完整。通过这种比较,既揭示了不同方言中“左~手”特殊音值的联系,又保证了苏州话“济手”中“济”的本字就是“左”的可靠性。

3.2 在白读音中考证本字

一个方言在接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时,可能借入一种和本方言原有的字音不同的读音。借入的读音由于开始时多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而被称为文读音,与此相对,方言原有口语中的读音就叫做白读音。一般情况下,文读音是外来的,白读音是方言本有的。通过文读音借入的词语,大多因属晚近而无须考证。而在方言原有的白读音中,则多有因经历长期的音义变化而需要考证的本字。所以考证本字时要特别注意与文读音相对的白读音。不过有的方言——如闽南话——文白关系复杂,需要鉴别。下面以“惜”、“众牲”二词为例。

惜 建瓯话疼爱叫“婥”。“婥”,方言字,本字不明。建瓯话中,入声韵母主要来自宕摄开口三等(如“掠雀脚”),声母主要来自清彻穿诸母(如“草撑策充”),但相应音韵地位的同音字都没有疼爱义。不过如果从区别文白读音着眼,则建瓯话入声韵母还有个别字来自梗摄开口三等的白读音(如“席尺石”),声母也有个别字来自心审母的白读音(如“醒数烧”)。在上述相应的音地位中考求,可以认为“婥”的本字是“惜”。“惜”,《说文》“痛也”,《广韵》思积切,心母昔韵入声。这一反切和“婥”的读音相符,而《说文》所训的“痛”正就是疼爱的意思。“惜”作爱或疼爱解文献中多见。如明刘基《晚至草平驿》:“但惜景物佳,不觉道路长”。成语“惜墨如金”、“怜香惜玉”中的“惜”也是爱惜的意思。“惜”作疼爱解还见于现代粤、客方言,如广州“惜细路哥”,梅县“惜细妹囗”等。建瓯所在的闽北地区历史上曾受到客赣方言的影响,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婥”本字为“惜”应届可信。

众牲 厦门话牲口叫“精牲”,“精”本字不明。有人认为本字就是“牲”,把该词写作“牲牲”。所以这样主张,可能是因为厦门话有一种用字音的文白异读造成重叠形式的构词法,如“单单”(字条、收据),“车车”(翻腾),“反反”(颠倒)等。不过“精牲”并不是这种性质的词语。而如果从一般词语中构词的文白层次来考虑,是白读音,通常情况下,应当也是白读音。但厦门话中来自梗摄的韵母都是文读音(如“更争正星”),来自通摄三等的才是白读音(如“穷宠用”)。所以的本字不会是梗摄字,而应当是一个通摄三等字。恰好吴方言苏州话牲口叫“众牲”,“众”就是一个通摄三等字。“众牲”一词多见于文献,原作“众生”。如《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百喻经·序》:“佛言,我今问汝,天下众生为苦为乐?”都指生灵,即兼指人和动物。清乾隆《苏州府志》:“六畜总曰众牲,众作平声”,则是已转义只指家畜,“生”也已经写为表畜类的“牲”。“众”,《广韵》之仲、职容二切,章母送韵去声、东韵平声。苏州话“众”一般音,去声,“众牲”则用平声一切,与《苏州府志》所说同。厦门话“众”两读,文白都是去声,而“精”为平声,声调不合。不过可以认为,厦门话“众”也有平去声两读,平声用于“众牲”一词,和苏州话相同。

3.3 在早期时间层次中寻求本字

方言音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或采取同步的方式,即音类中各个体同时完成变化;或采取离散的方式,即音类各个体分批变化,甚至有的音类还可以不加入变化行列,保持原有语音形式不变。这后一种变化方式会造成方言中不同的时间层次,其中保持原有语音形式的常常被看成白读音,相对的语音形式则处理为文读音。不过这种文白异读并不是由外方言的影响造成的。保持原有语音形式的时间层次相对较早,一般领字也少,容易被忽略而归入其他音类。因此考证时也要特别注意本字是否属于这种字数不多的早期时间层次的白读音。下面以“霍闪”、“何谁”二词为例。

霍闪 苏州话闪电叫“霍险”,“险”本字不明,在苏州话的同音字只有一个“显”字,词义和闪电无关。从语音历史演变的角度考虑,“险”的本字有可能就是“闪”。“闪”,《广韵》失冉切,书母琰韵上声,苏州音。但从时间层次来看,推测它早期的读音,照三组字的声母是舌面音,韵母是齐齿韵;应该和相近。浙江许多吴方言照三组字的声韵母就还保有这种早期的音值。如宁波“招章”,“闪”字就是舌面音声母、齐齿韵。所以可以认为,苏州话“闪”字目前虽然一般已经读作,但早期的读音还保留在“霍闪”一词中。也就是说,“险”的本字就是“闪”。

何谁 绍兴话指人疑问代词为“鞋时”,本字不明。绍兴话韵母a主要来自蟹摄开口一二等(如“太乃排债”),韵母主要来自止摄开口精知照组(如“紫迟师市”)和蟹摄开口三等知照组(如“滞逝”),其中众多的同音字没有能够提供此词本字的消息。但绍兴话韵母a还有个别字来自果摄一等的早期时间层次(如“拖破”),韵母还有个别字来自止摄合口精知照组白读音(如“嘴吹水”)。在这些字的音韵地位中考求,推测“鞋时”的本字可能是“何谁”。“何”,《广韵》胡歌切,绍兴话,“谁”,《广韵》视隹切,绍兴话。其中“何”文读的韵母o并非因外方言影响而产生,白读的韵母a则是早期时间层次的读音。a明显是接近中古歌韵的语音形式。文献中有不少“何谁”作为指人疑问代词的例证。如《史记·吴王濞传》:“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郭璞《游仙诗》:“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叶适《吴江华严塔院赠了洪讲师》:“飞者自无极,游者自无涯。造物不谆谆,亦莫分何谁。”刘濞汉初封吴王;郭璞,晋河东人,移居江南;叶适,宋永嘉人。以上各作者的出生地或活动场所都在吴地,都使用“何谁”一词,说明这可能是一个自古以来一直在这一地区通行的词语。

3.4 通过对音变规律的探求考证本字

方言中有的词语发生了特殊的语音变化,与本字的字形无法相联系。如果能找到音变的原因和规律,则有可能推断原来的语音形式,找到本字。下面以“女猫”、“细佬”二词为例:

女猫 西安话母猫叫“咪猫”,“咪”被认为是拟声。但为什么只有母猫才咪咪叫唤,令人费解。官话区母猫多有叫“女猫”的,其中的“女”在北部官话中还多有音变,或仍写“女”,或改写成同音字。如银川“女”,等等,其中长治、大同的情况和西安类似。推测这些不同的读音,可能是下列音变过程不同阶段的表现:

ny→ni→mi

即鼻音声母n在韵母i、y前发生了发音部位的变化,但发音方法不变,便变成m。这种音变,在西宁等方言里还扩及所有原应读ni、ny音节的字,如“泥尼”。可见这是一个发生在广大地区的音变,虽显得特殊,却是有规律的。西安话“女”音。看来西安话“咪猫”中的“咪”音变的结果,“咪”的本字是“女”。

细佬 广州话小孩叫“细路”,“路”显非本字。从音义两方面看,“路”很可能是“佬(老)”的音变。“老”,《广韵》卢皓切,音变为“路”,是次浊上声字变读成了阳去调。实际上个别次浊上声字归去声(阳去)的情况也见于其它方言。如阳江“路鸦”等。“老”在一般情况下都读上声,如阳江“老师”,只在个别词语中才读阳去。这种音变和浊上字的分化有关。汉语方言浊上声字的分派大致是次浊上归上声,全浊上归去声。但分派中也可能有个别次浊上声字进入全浊上声字的行列变为去声,并保存在个别词语中。这是一种感染作用的结果,即字音在变化中本应遵循甲规律,但因其它字的影响改而遵循乙规律。这种作用涉及的字数不多,但同样也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可见广州话“细路”中的“路”是“佬(老)”的音变,本字就是“佬”。

肆 方言本字考证中的词义问题

考证本字时,除上述与字音有关的各种情况外,也要考虑词义变化可能会比较复杂,变得看起来不相符合。这就需要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加以处理。

4.1 根据词义转化的踪迹寻求本字

箬 厦门话树叶叫,一般就写作“叶”。但厦门“叶”音。《广韵》“叶”,与涉切,以母喋韵入声,也与不合。实际上其本字应为“箬”。“箬”,《广韵》而灼切,反切与韵母声调相合,而日母在厦门话中也有个别字读为h(如“耳燃肉”),是声母也相合。“箬”原指一种枝细叶大的竹子,叶子可以用来填充斗笠或包裹粽子等。在厦门话中,“箬”的词义范围先缩小,专指这种竹的叶子,再扩大,泛指大小不等、种类不同的各种叶子。这种词义的变化有迹可循,变化的幅度也能为人们的语感所接受,比较容易判断。

锯 成都话“割”有二音,第二音义为切割、截断。“割”,《广韵》古达切,见母曷韵入声。这一反切与上述第一音相合,与第二音韵母声调不合。因此第二音有可能是另一个词,但本字不明。按,成都话韵母e主要来自麻韵三等章组(如“遮社”)和曾梗摄一二等入声(如“北黑百革”),但与音比较,前者声类不合,后者调类不合。不过成都话还有个别御韵字如“去”的白读音主要元音相同。结合词义来看,的本字有可能是与“去”字同韵的“锯”。“锯”,《广韵》居御切,见母御韵去声,文读音,白读音应即为。“锯”和“割”词义本不相同,但两者的动作都具往复性,比如切割韧性的东西如肉类,就常常用一种拉锯式的动作。可能就是因为动作的相似性,白读的“锯”字慢慢混同于“割”,并写成了“割”,以致成都话“割”字有了两个读音。“锯”白读音有切割义的现象也见于西南官话、湘语、赣语的不少方言,如武汉,说明这也是一个分布地区很广的语言现象。

4.2 根据词类转化的线索考证本字

方言中某些本字词义的变化可能有迹可循,但词类却变得完全不同。词义相似而词类不同的词,有时不易判断是否本字,需要结合音义两方面来考证。下面以“荫”、“占”二词为例。

荫 苏州话“荫”义为凉。据《说文》,“荫,草阴地”,大徐音於禁切,应是动词。但《荀子·劝学):“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庄子·山木》:“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则为名词。目前苏州话“荫”作凉解,应该是后来又转成了形容词。不过作凉解的“荫”很早就有人不认同了,明冯梦龙《山歌》是用同音字“窨”来书写。目前也有人主张的本字是“瀴”。按“瀴”,《广韵》“瀴,冷也”,於孟切,影母映韵去声,词义虽然与“荫”相通,读音却还需斟酌。“瀴”是梗摄开口二等字,就韵母看,是文读音。而作为本方言口语中的常用词,很难解释它的韵母为什么是文读音,而不是白读音。看来“瀴”可能不是本字。而如果认同“荫”为本字,作为深摄三等字,读就不存在问题了。作凉解的“荫”也见于许多吴语方言,而且可以与其它语素组成复合词,如崇明“荫凉”

占 北京话动词黏叫“粘”。该词也见于众多方言,却并非古已有之。据考证,“粘”原见于“占城稻”一词。这是宋代由占城国(在今越南境内)引入的一种粳稻。据《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江淮两浙旱,给占城稻种,教民种之。”“占城稻”后来简称为“占稻”,谷米就叫“占米”。所以“占”是一个表音字。“占”,《广韵》职廉切,章母盐韵平声,反切与目前“粘”音相符。

但“粘”存在义为黏或不黏的矛盾,需要说明。“占米”与中国原有的籼米相比有其特点,释文莹《湘山野录》说它“耐旱”,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它“先熟而鲜明”,但都没有明确提到它黏或不黏。实际上它作为粳米,比一般的籼米要黏软些,但不如糯米。但人们在使用“占米”一词过程中,逐渐忘了“占”原是国名的简称,字形也因此改写成了“米”旁的“粘”,而这恰好与“黏”的异体字“粘”相同(《广韵》“黏”,女廉切,下接“粘”,注“俗”)。“粘”本来已经是“黏”的异体字,后来又成为“占”的俗字,都读“占”的音(与“黏”不同音),这就有了义为黏或不黏的矛盾。比如“粘”在“粘(占)米”一词中为形容词,义为不粘。目前各地方言中“粘(占)米”仍与糯米相对,指籼米类,即不黏的米。而”粘”单用作为动词时,又义为黏,如“粘住”。目前“粘”作为形容词而义为黏的情况只见于极个别的方言,如雷州“粘仔米”,指一种糯米,即黏的米;成都“满手的稀饭,粘瓦瓦的”,也指黏。综上所述,“粘”应当是一个由非汉语借词的国名变化而来的动词和形容词,因为与“黏”的异体字相混而在词义上部分混同,从而产生黏与不黏的矛盾,变化虽然略显曲折,过程还是清楚的。

4.3 结合词语在史实或传说中的意义变化考证本字

方言中词语的意义,有可能因某个事件而发生较大的变化,甚至超出基本意义的范围,变得与本字完全无关。这种情况会增加本字考证的困难,需要作出较大的努力,才可能找到本字。下面以“生花”、“燕子”二词为例。

生花 西安话把毛笔叫做“生活”,令人费解。而西安附近有的方言写作“生花”。该词与唐代的一个传说有关。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说:“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可见“生活”应即“生花”。“生花”在传说中是用来比喻诗才神奇地提高的,但现在转而用作毛笔的代称,就逐渐和传说失去了联系。人们慢慢忘了它的本字,忘了它的原来的理据,原来的述宾词组也被理解成复合名词,因而有的方言中后字音变成轻声。西安话就根据目前的读音把它写成了与原义毫不相干的“生活”。这说明,考证本字不仅要着眼于词义和字音相联系的一般情况,还要考虑由于传说的流传变化,本字的意义是否有较大变化的可能,然后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查证,找到本字。

燕子 绍兴话把缺乏生活经验,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叫“偐子”。“偐”,表音字,本字不明。清范寅《越谚)中也收有该词,前字写作“偐”或“赝”,也都是表音字。实际上“偐”也是通过一个历史故事由“燕”字变化来的。据《战国策》所载,战国时燕王子哙因听信他人的撺掇,仿效帝尧禅让事,把王位让给了宰相子之,而且在权力上一再退让,以致太子平因忧惧而起兵,引起社会动乱,燕王自身也被杀害。后人因为这个事件把“燕人”比作蠢人。《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说,汉光武攻占渔阳后,诸将要拥戴他为帝,为他所拒绝。曹掾张祉当场就把光武比作燕王:“俗以为燕人愚。方定大事,反与愚人相守,非计也。”所说“燕人”和愚人是同义词。按“燕”,《广韵》乌前切,“国名”,影母先韵平声,绍兴话转为上声,阴上调。所以“偐子”就是“燕子”,也就是上文被称为愚人的“燕人”。而当绍兴话“燕子”一词用来指称蠢人以后,人们就慢慢忘了它的本字,“燕”字就由原来的国名转为愚蠢义,由名词转成了形容词,后人就用“偐”、“赝”等表音字来书写了。另外,绍兴话还有“偐绷”一词,与“偐子”同义。“绷”是“伯”的儿化韵,是绍兴话中极少数几个儿化韵的残存形式之一。“燕”而称“伯儿”,与燕召公为周室尊为“二伯”之史实相符,从而更增加了“偐”本字为“燕”的可信度。

由此可见,由于与某个史实或传说的联系,本字意义的变化可能超出基本意义的范围,变得与原义毫不相干。只有从考察这些史实或传说的流传情况入手,才能倒回去发现词语原来的意义,找到本字。这说明,考证本字时除考虑词义变化的一般情况外,还需要放宽范围,注意那些意义看来无关,而读音可能有关的词语,把它们和本字联系起来。因为目前意义表面上的无关,有可能是变化太大造成的结果,原先则是有关的。

伍 本字考证中文献材料的局限性

文献是考证本字的重要依据。有了文献材料的证明,考证的本字就能释然无疑。可以说,一直以来方言本字考证工作取得的成绩,与文献材料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不过方言本字考证工作虽然进展迅速,但至今为止,能够得到证实的本字仍然较少,作为问题留下来的还是多数。这不仅是因为考证本身难度大,文献材料本身存在局限性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文献材料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5.1 文献没有收入某音切

文献并非一定完备。有些本字的某一音读有可能不见于文献材料(当然也可能有这种文献材料,但人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对于这些本字来说,就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支持考证。下面以“沿”、“作恶”二词为例。

沿 北京话“沿”两读,第一音阳平为动词,如“沿街”,第二音去声为名词,义为边沿,如地名“南河沿”。“沿”,《广韵》“从流而下”,与专切,以母仙韵平声,音义与北京第一读音相符,而北京话去声一读则不见于《广韵》等文献。在没有文献证明的情况下,单从北京话来看,很难判断“沿”字的去声一读究竟是一种变音,还是另有来源。幸好这一读音也见于其他一些方言,如太原等,而且都作边沿解。“沿”字去声一读既然见于多个方言,可见不是某个方言中的音变,而是古已有之的音读,只不过是文献没有收入而已。这种缺乏文献材料证明但有众多方言支持的音读,应该是可信的。

作恶 潮州话“则恶”,或写作“积恶”,有做坏事及可怜二义。这两个义项意义相去甚远,不属一般的词义引申,可能不是一般的生活用词。从文白层次来看;“则”《广韵》子德切,精纽德韵字,同韵字“贼”白读音为,“恶”,乌各切,影纽铎韵字,音,所以这里用的应当都是文读。因此“则恶”不是本方言原有的词语,而是外来的借词。推测“则”的本字可能是“作”,“则恶”就是“作恶”。首先从词义方面考虑。其他方言中也有兼具这样两个义项的词语,如武汉“造孽”,苏州“作孽”等。词义与释家轮回报应之说有关,指人如果做坏事,下辈子要受报应。该词第一义项即为做坏事。而受报应的表现是受苦,受苦一般会使人怜悯,因此第二义项即为可怜。写作“积恶”也很难有妥贴的解释,大概只是写同音字。“作恶”则词义并构词方式都与“造孽”、“作孽”相同,“作”应该就是本字。再从语音方面考虑。“则”在不少方言中是“作”的弱化音。如“做什么”山西长子“则甚”,杭州“则啥”与“则”同音,证明“则”正是“作”的音变。这种音变的记载也见于元明时的一些文献,如杂剧《张协状元》:“君来则甚?”冯梦龙《古今小说》卷四:“莫要则声!”由此看来,“则恶”的“则”的本字无疑就是“作”。不过潮州本方言中“则”的语音差异难以用弱化解释。而应为文白异读。也就是说,“则恶”一词可能并非由“作恶”在潮州话中弱比而成,而是由外方言借入前可能已经音变为“则恶”。“则”作为“作”的弱比音虽然没有文献的说明,但其存在不止一时一地,是多个方言都有的音变现象,应该是可信的。

5.2 文献没有收入某本字

方言在长期的演变中,不仅原有的字音词义会有变化,而且某些语言成分会消失,同时又有新的语言成分产生出来。此外,汉语方言还有可能从其他非汉语借入语言成分。这些汉语方言新产生出来的语言成分和从非汉语借入的语言成分自然不一定能在古文献中找到。所以章太炎所说“今之殊言不违姬汉”,不可能是绝对的。这种情况也会造成本字考证的困难。下面以“吼”、“ 子”二词为例。

吼 苏州话把虹叫做“吼”,本字不明。这也是一个大多数吴语方言都使用的词,音韵地位均为晓母候韵去声。据宋戴侗《六书故》:“越人谓虹为鲎”(按“鲎”“吼”同音),说明该词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虹为什么叫“吼”无可考证。不过某些方言中还有义为吸饮的“吼”,可能和义为虹的“吼”有关。清茹敦和《越言释》载有“龙吼水”、“蚂蝗吼血”等用例,目前仍见于绍兴一带的口语。根据当地的传说,虹是龙在海空中吸水时的水柱造成的。看来义为虹的“吼”可能是由义为吸饮的“吼”转来的。也就是说,动词“吼”的存在要早于名词的“吼”。不过这一动词的“吼”,来历仍然不明,难以断定它是方言中产生的,还是从非汉语中借入的,目前只能作为一个问题留下来。

子 阳江话柚子叫“子”。“”,方言字,读音和“僕”相同,本字不明。壮语如广西武鸣话把柚子叫做,和“”音相同。可见“”很可能是一个由壮语借入的词语。壮族目前主要居住在广西,但历史上广东也曾是壮族的居住地区,壮语借词见于粤方言广东地区,应该是很平常的事。这样,“”字虽然无法在文献中找到本字,但由非汉语的壮语行到了证明。

如上所述,缺乏文献材料的证明是本字考证工作中的一个弱点,会造成某些结论的不确定性。不过方言本考证并不只是一个文献的利用问题,而应该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语言学的问题。相信随着考证工作的进步,新的观点和方法会不断运用进来,再加上文献材料的不断发现,考证中的困难将会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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