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及其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危机论文,我国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25（2011）09－0015－05
一、文献综述及评价
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李学荣（2011）认为，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经济中，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导致进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国内货币供给被迫增加，进而引发国内市场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1]黄慧慧等（2008）认为，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的经济社会中，由于本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紧密，当国外存在通货膨胀、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时，就会通过本国与国际市场的传导途径（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传播到国内，从而引起国内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现象。”[2]可见对于输入型通货膨胀，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国际市场出现通货膨胀，通过进口、资本流入等途径传导到国内，从而使本国发生通货膨胀。
李学荣（2011）认为，“2007年～2008年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同期美元贬值是相关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上涨，再通过国际贸易传递到我国，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应该采取“加强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并不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3]措施治理通胀。得出2007年～2008年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结论的还有熊黎（2008）、康波和冷崇总（2008）等，主要依据是同一时期国际上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国对外依存度高和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高。治理对策是减轻外汇储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快汇率机制改革、消除国内经济隐患、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控制人民币升值预期等。[4－5]林建华、任保平（2009）认为，2007年～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需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减少流动性，实现物价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来化解通货膨胀”。[6]黄安仲、谢海蓉（2010）通过对2006年～2008年数据的研究得出“2006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而不在于国际进口商品价格冲击”[7]的结论。李梦凡（2011）认为，2007年～2008年以及当前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量发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现实中的货币多于日常交易中需要的货币，造成货币相对于商品而言过剩。”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控制货币来源；二是增加货币流向。”[8]总之，对于2007年以来我国产生通货膨胀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认为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一种认为是国内货币超量发行造成的；一种认为是国内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自然灾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也是我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那么，在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国内发生的通货膨胀是否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或者说输入型通货膨胀在其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如何治理？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后危机时代输入型通货膨胀形成机理
（一）后危机时代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由于2007年以来对国内通货膨胀的治理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叠加效应，我国PPI从2008年12月～2009年11月连续12个月出现了负增长，CPI从2009年2月至10月连续9个月出现了负增长，最低为2009年7月，PPI为－8.2％，CPI为－1.8％（如图1所示）。之后商品价格一路走高，PPI在2010年2月，达到5.4％，CPI在2010年11月，达到5.1％，尽管中央银行先后11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资金近4万亿元人民币，4次调高存贷款利率以及连续出售央行票据。但到目前为止，我国PPI和CPI仍然维持在5％以上的高位。
图1 2007年2月～2008年5月我国PPI、CPI同比变动趋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公报与相关各月发布的统计数据。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
1.进出口贸易输入通货膨胀
后危机时代我国是否发生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主要看这一时期国际商品市场是否发生了持续性价格上涨，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是否高度相关，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是否容易传导到国内市场。
首先，从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分析。自200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初级产品在进口商品中的占比逐年提高（参见表1），由2002年的16.69％提高到2011年1季度的33.49％，即使是经济回落的2009年也达到28.75％。在进口的初级产品中，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占到80％以上，如2002年占比为85.28％，2007年～2011年1季度分别为91.67％、92.71％、91.56％、92.43％、93.66％。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值中的占比却逐年下降，由2002年的8.77％下降到2010年的5.18％。工业制成品进口额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83.31％下降到2011年1季度的66.5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逐步走高，由2002年的91.23％提高到2006年的94.54％，此后一直保持在94％以上的高位。可见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大量进口了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再通过加工制造，大量出口了工业制成品，形成了对国际上铁矿石、原油、大豆等大宗初级产品进口和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双重倚赖。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约为50％，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63％，铜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都在60％以上，大豆、食用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70％。据有关测算，国际能源价格每上涨1％，将推动国内CPI上涨0.1％。[9]如果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经由进口传导至我国，首先会推动PPI上涨，最终会推动CPI进一步上涨，从而使我国全面出现通货膨胀。
其次，从我国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走势分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统计资料显示，自2009年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强劲反弹之后，2010年其价格继续全面走强，IMF编制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显示，2010年12月商品价格综合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24.0％，其中工业用农业原材料、有色金属和食品类价格指数涨幅居前，分别为32.1％、32.1％和26.5％。2011年1季度，粮食、有色金属、贵金属等商品价格均涨势迅猛，西亚、北非地区产油国局势不稳更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石油价格持续上涨。从粮食以及食品价格来看，因主产区减产，国际粮价于2010年下半年开始迅速攀升，油价快速上涨及全球谷物库存急速下降，助推了国际粮价屡创新高。截至2011年3月份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编制的食品价格指数连续8个月上涨，2月份升至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3月末，芝加哥交易所玉米、小麦、大豆和豆油价格分别比2010年同期上涨96.2％、61.2％、44.0％和48.6％。从铁矿石来看，实行了近40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于2010年宣告终结，转而采用与现货市场价格挂钩的季度定价机制。新的定价机制使得铁矿石价格与市场需求变化联系更加紧密，价格波动也更加频繁。2010年末，中国进口印度粉矿价格比2009年长协价上涨了118％～149％。铁矿石价格上涨在推高钢铁价格的同时，也使钢铁厂商的利润受到挤压。从石油价格来看，依据英国布伦特原油、迪拜原油及西德克萨斯原油的平均价格编制的IMF出口单位价格指数年率（以美元计价），2007年～2011年分别为10.7％、36.4％、36.3％、2010年27.9％、35.6％（预测值）。在国际商品价格居高不下、进口商品与国内生产部门有着广泛联系时，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就会带动各部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并最终由输入型通货膨胀转化为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最后，从进口产品税负角度分析。由于我国进口商品需缴纳关税、增值税等流转税，随着进口商品特别是工业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税负将明显加重，无疑会增加输入国内商品的成本，进而推高国内工业制成品价格。此外，由于我国能源、原材料对外依存度高且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权，国际垄断企业肆意提高对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政府却无法通过相应的限价措施缓解企业成本上涨的压力。
2.国际资本流动输入通货膨胀
首先，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流入导致本币投放增加。2002年～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额依次为304.26亿美元、254.68亿美元、320.97亿美元、1020.01亿美元、1775.08亿美元、2643.40亿美元、2981.26亿美元、1956.89亿美元、1820.83亿美元；2011年1月～5月累计进出口顺差额为229.63亿美元。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国内基础货币大量投放。
其次，外商投资增加，加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从而使外汇占款高企，增大了流通中货币投放的压力。
外汇储备的积累一方面表现为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和其他形式储备货币的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通过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乘数效应，成为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然后，通过货币因素推高国内资产价格，进而推高PPI、CPI，加剧了通货膨胀。如图2所示，1999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46.75亿美元。2002年12月末为2864.07亿美元，截至2011年3月末为30446.74亿美元，是2002年的10.63倍。外汇占款数额巨大，从2006年的84360.81亿元人民币提高到2011年4月的220472.7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在
、
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66.94％和24.41％提高到2011年4月的82.65％和29.11％。
通过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形成机理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后危机时代对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初级产品进口的倚赖以及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累积效应，已经成为我国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也是直接原因。
（三）后危机时代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政府投资驱动型与出口导向型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弱化了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是后危机时代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
1997年以来，我国实际上采用的是政府投资驱动与出口拉动交替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如表2所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是持续的投资增长，2001年～2004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功不可没，随着2005年～200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增大，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接力棒又交到了投资的手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明显的政府投资驱动与贸易拉动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证明，消费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而我国消费一直没有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大部分年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呈现下降趋势。
过分依赖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一是政府高投资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加重对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在国内市场无法充分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情况下，只能依赖进口解决这一问题；二是高投资容易加剧产能过剩。对国有企业的高投资，助长了国有企业对上游产业的控制，使垄断加剧，经济效率降低，过多的产能只能通过出口寻找出路；三是政府财力无法长期支撑持续的高投资，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加重税负或者增大赤字的手段，更加深度地干预经济，从而使市场作用受限，失去自我修复功能；四是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大量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性。
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同样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首先，持续贸易顺差下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会促使央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国内的流动性，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其次，次贷危机后，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通过贬值拯救美国经济，但这个拯救是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升值为代价的，如人民币升值，会使得热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剧。再次，中国经济长期倚赖国际市场，一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将会受到重创。
三、后危机时代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治理
（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深层次解决问题
具体措施是调整分配制度、提升产业结构、打破行业垄断、扩大内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在当今国际社会，即使是美国、日本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消费。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保证。过分依赖政府投资或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要注重发挥投资与消费的协调拉动作用，把增加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着力点，把投资增长更多地与扩消费、惠民生的政策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如推行保障性住房建设，既可以拉动投资，也可以带动居民的消费；其次，重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国内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相应的预先调整，如实施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等。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剔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剔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8.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剔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剔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0.9％。收入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更低于税收的增长；再次，要正视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长乏力，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大国，世界奢侈品协会于2011年6月9日在北京发布的《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指出：“截至2011年3月底的近一年内，中国人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累计近500亿美元。而法国、意大利、英国主要区域奢侈品商业消费区近一年间的有效购买数据显示，6成以上的购买者为中国人”[10]。说明我国目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比较突出，应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用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另外，要更大力度地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增加医疗、教育、环保等方面民生项目的投入。
针对目前中国金融、主体运输、电信、电力、传媒等行业受到“垄断”力量控制以及国有部门要素资源和资本优势明显的现实，除部分出于增强国际竞争力需要的垄断行业外，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打破行业垄断，鼓励和推动民营经济进入这些行业。
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应在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链向制造业两端延伸，如上游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下游的订单处理、批发、零售等等。积极发展如信息咨询、担保服务、风险投资、信托租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降低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减轻环境压力，增加产业附加值，逐步降低对国际大宗初级产品进口和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依赖。
（二）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抑制物价上涨
从长期来看，治理通货膨胀的治本之策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但从短期来看，必须减少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加强对流动性的监督管理。对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中央银行而言，一要分析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动态，掌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继续运用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出售央行票据、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及浮动幅度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二要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善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强外汇市场活力，提高汇率弹性，发挥其对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调节作用，逐步降低外汇储备；三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赋予商业银行依据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自主定价的权利，中央银行应通过对基准利率的调节，影响商业银行筹融资成本，发挥市场利率对市场资金流动的调节作用。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短期内很难得到体现，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仍需要通过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政府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严格控制投资范围，不与企业争利，充分发挥对民间投资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要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在财政收入政策调整中，积极运用税收政策，通过对中小型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减免税以及财政补贴或贴息贷款的办法，推动这些企业的发展；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增强其抗通货膨胀能力；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制度改革，调节不同收入者税负。在财政支出方面，加大对民生发展项目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城市化进程，缩小地区差距；继续扶持粮食、生猪、油料、奶业、禽类企业的生产，改善市场供给；将一定财力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继续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等；利用政府财力建立庞大的大宗商品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增强政府调控市场的能力。
［收稿日期］20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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