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的新旗号与“人文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旗号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人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两年是沉寂了许久之后的小说界又热闹起来的一个时期。1994年的元月，是《北京文学》与二十多位京中实力派作家共同推出“新体验小说”；2月， 是《上海文学》以刊发青年作家刘继明的小说为“由头”推出“文化关怀小说”；4月， 是《钟山》杂志在结束了历时数年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之后，转而与《文艺争鸣》杂志联袂倡导“新状态小说”。这是举其荦荦大者。其他还有诸如“新都市”、“新市民”、“新历史”、“新表现”、“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的小说界向来是作风稳健的，即使是闹“现代派”，也只是几个人闹闹而已，也没有见谁去举个什么旗号。倒是诗坛，从“朦胧诗”开始，就没有平静过，以至于86年一年一口气就闹出了几十种旗号。诗人因而也就常常遭来人们的耻笑。这正应了杜工部的一句诗：“轻薄为文哂未休”。只是这些派诗人的“当时体”后来究竟未能如当年王、杨、卢、骆的诗那样“不废江河万古流”，算来到底还是被人们说着了。
不到十年的功夫，小说家何以也“轻薄”起来了呢。如果说数年前诗坛的躁动是受着喜好标新立异的西方诗坛的影响，还有那么一点新进少年的个人意气的成分在内的话，那么近年来小说界的旌旗招展，就该用得着武侠小说家古龙的那句名言了，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想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文学，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大约该莫过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在这个背景下，文学自身所发生的转型变化了。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文学的商品化问题尚在讨论之中，虽然也有一些吞吞吐吐的肯定意见，但主导的倾向却是否定的。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的因素在逐步扩大，文化市场也日渐繁荣，迫于某些文学门类（主要是所谓通俗文学）在文化市场的商品化已是既成事实，关于文学商品化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才有所松动。但是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的文学还是生存在一个长期以来由计划支配的生产和消费的体制（准确地说应当是非市场体制）之下，市场或消费的需求对文学几乎不发生影响或影响极小。所以这期间尽管纯文学已经跌入低谷，作家们也只不过有那么一点失去当年的“轰动效应”的不安和怅惘，并没有产生什么生存的威胁已经逼近眼前的紧迫感觉。
进入九十年代就全然不一样了。市场不但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轴心与主宰，而且还以它的轴心与主宰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国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习惯以及趣味与爱好。这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领域，同时也要波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广泛范畴。当国民以他们在新的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培养起来的新的素质和成长起来的新的需求面对文学的时候，文学也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他们当作被动的受体和教化的对象了。他们作为市场的“上帝”和消费的主体，有权利也有力量选择和决定文学的生产。加之文学的流通领域和传播渠道——出版、发行体制和文学自身的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也迫使文学不得不适应这种新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新的消费主体的需要。故而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情势下，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如何生存下去并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依然能够保住自己的一块独特的领地。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也许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的可能性，但是最有效的选择自然莫过于以商品的原则从事带有商（不是商品也不是商品化而是带有商品的某些属性）的文学产品的生产；按市场的规律组织已经“物化”为商品的文学产品的消费。于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就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景观，即文学的商品化“包装”和商业性“促销”活动。1994年小说界的扯旗号，不过是这一奇异文学景观的一处独特景点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实在也是一种逼不得已的生存的需要。
文学殿堂向来是神圣的所在，容不得半点金钱和功利的污染，即使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也不能容忍。小说界的这种走向市场的举动于是也便招来了文学界内外的许多非议。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容不得我们作理想的选择。鱼和熊掌能够“得兼”自然是好，但孟老夫子分明教导我们要在两者之间作一番艰难的选择。以文学的现实处境而论，是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环境继续有效地生存下去，还是自外于这样的环境，任其衰落以至困于窘境而不能自拔，这几乎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选择命题。所幸达尔文氏的进化论传入中国甚早，文学亦深明“适者生存”的道理，相对于选择后者的“自取灭亡”而言，自然是选择前者更为明智，也更合乎天人之理。更何况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文学也不是一个全然被动的受体，它同时也要对环境作出积极能动的反应和调整。这种反应和调整，必然会导致文学对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过去行为进行一番检讨和反省，于是环境的力量也便借助这种检讨和反省的作用一变而为发自文学内部的革新、进化的趋向和要求。正是基于这个尽人皆知的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当前的小说界为适应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采取的种种现实的策略手段，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新时期小说在迭经变化之后，从艺术上所作的又一次企图超越过去阶段的选择和追求。
二
如果从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善意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或者说也是比较辩证的）角度来理解小说界近年来所打出的种种新旗号的话，那么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他们所作的选择和追求，确实表现出了一种超越过去的趋向和企图：其一是关注现实的热情；其二是主体介入的要求；其三是艺术融合的趋势。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不能说前此阶段的小说就没有关注现实的热情或者完全不关心现实问题，恰恰相反，新时期小说的第一个潮头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为标志的。但是问题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小说界热衷于种种形式的艺术实验，相对而言则减少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勇气，毕竟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虽然这以后的纯文学走入低谷不能全由小说界的艺术实验负责任，但八十年代后期继起的“新写实”却又分明是从切入现实的角度对前此阶段的艺术实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拨”。这同时也表明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小说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的艺术行程之后，又萌发了一种在更新的意义上重新回归现实的强烈要求。近年来小说界的各种新旗号虽然都在努力标示自己与“新写实”的本质区别，但这实在不过是历来自创门派的人耍惯了的那一套“自神其教”的伎俩和现代的广告包装以广招徕的需要，若就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来的对于现实的关注的热情而论，完全应当看作是“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精神和艺术追求的一种自然的延续。区别只在于“新写实”提出的前提是对前此阶段小说创作中各种“过激”现代主义艺术实验所作的“反拨”，因而它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更多地是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不是回到现实生活本身。这也就是许多被人们称之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的“新写实”代表作，其实并不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以至后来竟相继进入“历史”领域（是就一种创作现象而言，并非说现实主义不可以从历史中取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所在。相对而言，近年来小说界的各种新旗号倒是真正具有一种回到现实生活的愿望和热情，《上海文学》的编者在谈到“文化关怀”小说的创作背景时说：“文化关怀”小说“是对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加速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反思”。“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则说：“新状态文学是90年代的文学。它书写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导致人的生存和情感的当下状态。”“新体验小说”更把“亲历性”“真实性”作为它在艺术上的主要追求来看待。凡此种种，都说明近年来小说界打出的种种新旗号实在不仅仅是文学自身嬗递更迭的逻辑使然，而是同时也有或者更多地是来自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的吸引和驱使。正是在这一点上，近年来小说界打出的种种新旗号一方面承续了“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回归倾向和创新追求，另一方面同时又把这种创作原则运用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入反映和热情关注，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正回到现实的家园而不是艺术的禁苑中一件传世的摆设。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近年来小说界打出的种种新旗号才算在主观愿望上表现出了一点对于“新写实”的超越。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新时期小说的最初一个潮头不但表现出了一种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倾向，而且同时也有一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机械反映论”的偏狭进行艺术“反拨”的要求。这无疑意味着新的状态下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容纳更多的异质的艺术因素的同时，也必将大大地强化主体对于现实的介入程度。事实上从所谓“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到“改革小说”，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确实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虽然许多论者把这以后的小说“向内转”与这种主体对现实的介入对立起来，但就强化创作的主体性而言，前者实在是后者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延伸和发展。问题是当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大幅度地“向内转”之后，创作主体虽然不再有可能被强大的“现实”所吞噬，但却蜗缩于一己的心腹之内，得不到有力的张扬与发挥。当此主体性壅萎缩之际，倘若继起的“新写实”小说能在重建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能复燃主体对于现实的介入的热情，则“新写实”小说无疑会获得远比现在要持久得多的生命力。无奈“新写实”小说偏偏热衷于“零度情感”状态下的写作，喜好描写“纯粹客观”的“生活的原生状态”，以至于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又不得不再一次把它作为艺术“反拨”的对象和前提。当然这种“反拨”的动力同样也不仅仅是来自文学内部的运动，而是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受着作家关注现实变动的热情和激情的驱使。《上海文学》的编者把“文化关怀”小说的本质设定为“九十年代‘人间关怀’精神”，认为在“中国社会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九十年代，文学应当“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让文革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焕发出新的人文精神。”“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则说：“新状态文学”所呈现的写作状态不单是“新写实”那种“零度情感”式的纯客观的自下而上本真状态的呈现，而将融入作家对自我自下而上的体验和状态的描述，……通过自我体验的过程来呈现现实的生存状态。”“新体验”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的“亲历性”本身就包含有主体对现实的“介入”的要求在内，难怪有人要说“‘新体验’小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介入当下的方式”。凡此种种，都表明近年来小说界正在走出长期以来“向内转”所造成的背离现实和前此阶段的“新写实”在情感方面“冷落”现实的状态，也是在这一点上，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确实表现出一种超越“新写实”的“零度情感”和在一个更新的意义上把主体的情志再次转向外部世界的强烈要求。
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新时期小说在艺术上融合多种因素，同样也是起于八十年代初对长期形成的过于单一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艺术“反拨”，只不过这一阶段融合的途径仅限于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作极为有限的借鉴和吸取，王蒙和茹志鹏等的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改善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时空，扩大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表现的自由度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证。但是八十年代中期的艺术实验却中断了这种“融合”趋势，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小说中又分道扬镳，殊为两途。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当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实验已经缩进少数作者和批评家的“圈子”、读者对小说的反映越来越冷淡的时候，“新写实”小说才再一次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以“融合”现代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对前此阶段“极端”的现代主义实验进行新的一轮必不可免的艺术“反拨”。例如刘震云的小说在写实的风格中融进“黑色幽默”的笔调；池莉的小说在本色的叙事中化用“意识流”或“生活流”的结构；方方的小说把写实的本体嵌入一个“荒诞”的框架；刘恒的小说则让具体的人生经验进入到象征或隐喻的层次，如此等等。所谓“新写实”的“新”，其实就“新”在这种“融合”异质的艺术因素之后小说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状态。这当然也应当看作是新时期小说在经历了新的一轮否定之否定的行程之后，艺术上所出现的新的上升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在艺术上的“融合”倾向，无疑是这一趋势的自然延伸和向纵深的发展。《上海文学》的编者说“刘继明的‘文化关怀’小说，将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先锋小说的叙述优长融合在一起，创造出调侃中见悲凉、见悲壮的艺术风格”，肯定艺术“融合”的倾向已经十分明白。“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干脆打破了“新与旧”、“中与西”的界限，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坛所形成的‘新状态’正是一种超越以往的新／旧严重对立的状态。‘新’的一切”是当下生活的鲜活状态，而所谓的‘旧’，早已孕含在广泛的层出不穷的新意之中”，因此“无论新与旧，无论中与西，无论老中青，都要真实地面对新的年代，新的生活，”都要“在历史传统、外来文学和现实自下而上的全方位开放的状态下努力去挖掘和发挥母语的文学表现力”，创造出“汉语及汉语文学走向辉煌的状态”。“新体验小说”的始作俑者之一、作家陈建功则从小说的虚构性和生活真实性的角度提出艺术“融合”的问题，他说：“虚构性有真实性无法替代的魅力，而真实性也有虚构无法替代的魅力。怎样把二者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创作如何“融合”虚构性和真实性的“困惑”，他们才与《北京文学》一起“提出开始尝试‘新体验小说’这种文体。”“新体验小说”在实践中所以有很重的纪实色彩，无疑是源于这种企图在艺术上“融合”虚实的初衷。凡此种种，无论在这些旗号下创作的实践实际“融合”到何种程度，这种动机和因此而表现出来的倾向性，都表明这一阶段的小说界较之前此阶段在艺术上具有更为廓大的胸襟和气度。
三
以上我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清理了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与前此阶段的小说创作的历史联系，同时也扼要地讨论了这些小说新旗号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共同性特征和总体趋势，目的在于说明这些多数以“新”字命名的小说新旗号并非从天而降，也不纯然是出于某些文学刊物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文学界对九十年代新的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所作的积极能动的反应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学自身的嬗递更迭的逻辑使然。所有关于这些新旗号的“新”质，不论是尚且处于萌芽状态还是已经渐趋成熟，抑或是未出襁褓，仍在倡导者的拟议之中，都与这种新的环境和文学的新的发展要求密切相关。对小说界的这些新旗号的认识，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从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及文学自身的历史联系中，去把握它的正在生长着的新质和逐渐形成的共同性趋势。这种认识目前可能因时尚原因而难免存在某些不足和偏颇，但有这种认识和没有这种认识以及认识的先后迟早，对九十年代的小说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却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文学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的最初反映中，恰恰可能孕含着此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成长素质和发展趋势。无须寻找更多的例证，只要看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从维新党人的文学改良到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变化和文革结束后的文学复兴，以及文学在二十年代末对阶级斗争、三十年代末对民族战争的反应等等，无论性质如何，程度深浅，无一不影响到此后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九十年代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小而言之，是建国以后的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全面转型，大而言之，则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将把中国文学带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文学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对环境的变化所作出的最初反应，无疑对文学的未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但是问题在于就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目前所能提供的理论阐释和创作个案而言，真正属于对九十年代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文学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新质的因素，显示得还不够完整，也不够充分。说不够完整，是因为各种旗号的理论取向各有不同，各自又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本作依据，加之不同阐释者的理解的差异或对立，故而就不免要显出理论上的破碎、零乱和过于散漫与随意。说不够充分，则除了理论上的问题外，主要是指创作中尚且缺少一些比较典型和成熟的个案，而且创作与理论脱节的现象尤为严重。大多数阐释者对作家作品的指认和创作现象的归纳带有很重的人为的痕迹，有的甚至是在前此阶段即被某种创作潮流认定是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也被强行拉入新的创作旗号之下。
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存在，认识到它的困难和复杂，是理论批评的一种清醒和明智；无视这种困难和复杂，或者把它看作是一种突发性的偶然事件甚而至于纯然是一场商业性的闹剧，简单处之，无疑会造成一种难以弥补的认识上的失误。唯一有价值的做法是从那些大量的非文学的和随机性的表现中，剥离出那些真正属于文学的和带有本质意义的“合理的内核”，然后加以新的理论阐释并使这种阐释在理论上尽可能地普遍化，这种处于分散的、萌芽状态的主张和要求才有可能呈现出一种整体的意义，并在终极的价值取向上同样也显示出一种整体的潮流和趋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以为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就其对文学的意义而言，从根本上说，集中显示的是一种我称之为“人文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或创作潮流。对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从整体上进行这种质的规定，作出这样的命名，人们或许以为我又在重弹某种现实主义复归的老调，抑或又在重温某种现实主义独尊的旧梦。但是如果本文以上对近年来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的几种主要特征的归纳言之不虚的话，那么它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和“介入现实的要求”，已经明白不过地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一以贯之的原则精神。至于对它的“人文”特质的界定，则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界的这些新旗号确实是从一种比较普遍的“人文”立场（不是狭义的“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关注当下中国经济正在日渐“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生活现实，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人文”精神的“人文”倾向，有的甚至就是当前学术理论界“重建人文精神”的主张在文学中的直接反应和积极回响。虽然对“人文精神”的内涵目前尚且存在诸多不同的理解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抑或对这个主张本身亦有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但是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中国经济日渐“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同时，社会生活中物质的东西和实利的东西在迅速抬头和日益膨胀，相对而言精神的东西和情感的东西则不免趋于萎缩和逐渐“失落”。笔者也不同意把“人文精神”仅仅归结为种种或旧或新的文化传统，它同时也应该包括和整合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中正在生长着的种种现代的精神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当下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进行一种超越于物质的和实利的追求之上的精神的建构，却是一个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全民族的成员所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正是界定当前小说界这股新的文学思潮或创作潮流的“人文”特质的现实的前提和认识的基础。
除此而外，另一方面则基于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和特别反应。在中外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地区、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密切关注的必定是这一民族、这一地区在这一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当下状况，这是现实主义之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和要求。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民族、地区的作家又必定要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对这一民族、地区在这一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当下状况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评价。这种文化立场不论是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法律的抑或是综合了上述这些方面的复杂因素，终归都是一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反应和要求。这种“时代的”精神可能是顺应或引导这一时代的现实生活的主流的某种思想潮流，也可能是对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主流进行精神上的“反拨”的某种文化思潮，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不论属何种情况，总之是都与一定时代的精神走向和精神需求紧密相联。现实主义文学于是在关注现实的要求之外，又不能不与一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结缘。对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特质的界定，即是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精神结缘在理论上的一种集中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界定小说界近年来出现的这股新的文学思潮或创作潮流的“人文”特质，事实上亦即是在现阶段的小说与现时代的时代精神之间，寻找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联系。
就历史上文学对市场的兴起和商品时代的到来所作的反应而言，最早的也是最强烈的反应自然莫过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了。不管欧洲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具体站在何种政治立场和对现实持何种具体的文化态度，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精神趋向，却是对受着物欲的驱使而放弃道德和情感的充满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现实所进行的一种批判性的精神的“反拨”，从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物质和财富迅速膨胀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渴望和需求。虽然后来这个“批判”的责任转而由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来承担并且具有更为深广的人文内容，但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发展壮大的历史途程中，文学在选择自己介入现实的方式和反映现实的创作方法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忘记选择自己应有的“人文”立场和应持的文化态度。九十年代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处的欧洲社会，更不同于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置身其中的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生存环境，但是它同时却又兼有近代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上所无法回避的一些共性问题。中国的作家当然也需要象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对发展商品经济和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施以强大的批判和针砭，但是，对于一个从近代开始就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强国的民族来说，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经济发展步伐，跻身于现代发达国家之林，振奋民族精神，重塑国民灵魂，以新的“人文”取向推进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也许显得更加迫切，也更为重要。中国的作家同样也需要象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人类生存的一些终极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乃至也要面对当今全球范围内困扰人类生存的诸如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等问题。但是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与世界经济在不同轨道上运行因而从体制到观念都与世界经济“脱轨”的经济大国来说，关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过渡，以及这个历史性的过程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也许同样显得更加迫切，也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认为“人文现实主义”在现阶段的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中具有极大的实践的可能性和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相信，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小说在经过了对西方二十世纪各种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派别持续不断的实验仿制之后，终于又被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的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所吸引，并对之报以深切的“人间关怀”，从而促成和推动了这股“人文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兴起和发展，成为这股创作潮流可能对九十年代的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先声和信号。
四
九十年代无疑仍然是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而且文学分化的趋势可能更加强烈，更具个人色彩。但是，这并不排斥在这个多元的文学世界中可能存在一种共同性创作趋势，而且当代小说在经过了八十年代各种形式的实验探索之后，无疑也会出现一种新的整合的态势和要求。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想到从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的台湾小说。众所周知，台湾小说在六十年代同样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实验探索，尤其是“移植”西方现代主义，更成为一时的潮流。但是，在进入七十时代以后，受着一系列内外变动的影响，加之对六十年代的“西化”倾向的反省和检讨，台湾小说又开始复归于现实主义（通称“乡土文学”）的艺术轨道。但是这种“复归”已不是对过去时代的现实主义的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整合了前此阶段的实验探索，主要是现代主义的诸多“合理”的因素之后，以一种“融合”的态势，成为台湾小说艺术发展新阶段的鲜明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台湾新的一代“乡土小说”作家，例如黄春明，陈映真等，正是以这种“融合”了多种因素的新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面对经济转型后台湾社会和转型过程中台湾社会的急剧变动，表现了一种关注现实的极大热情。与此同时，这些作家的主体介入精神也十分强烈，他们的创作同样也十分关注转型期“弱者”的“生存”和“强者”的“灵魂”（《上海文学》编者语），同样也表现了很强的“人间关怀”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七十年代台湾新的“乡土小说”，似乎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文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将大陆和台湾不同时期的小说作这种性质的类比，除了说明文学的发展确有某种共同性的规律可寻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是旨在表明：一个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民族，尽管他在追踪西方经济发展步伐的过程，可能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它的某些普遍的精神形式，但是，当这个学习和借鉴的过程结束之后，他终究要以自己的独特的话语方式参予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人文现实主义”应当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经过了八十年代向西方的学习借鉴和实验探索之后，最终获得的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当然还只是这种文学话语的萌芽状态。我们当然期望它的发展、壮大和成熟，而不愿意看到它的停滞、瓦解和夭折。因为这股文学潮流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是重建文学的现实性和“人学”观，并以这种独特的文学的话语方式参予当代中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精神文明的呼唤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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