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可能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与论文,人民币汇率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0-07
一 研究意义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体现得越来越强。在中国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对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的指责也此起彼伏。2003年9月，美国参议院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针对人民币的“第一个”议案(Schumer-Graham Bill)，①提议如果人民币价值不能有效重估，就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27.5％的附加关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和世界经济后，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复苏，它们针对中国的出口，出台了众多保护措施。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上任之前，在2009年1月21日给参议院金融委员的信上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相信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虽然美国财政部在2009年4月15日和10月15日送交美国国会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称，没有发现任何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用操纵外汇汇率的方式对经常账户制造障碍，或者是借此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美国国内认为中国靠汇率低估增加出口者依然众多。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北京就宣称“美国财政部每次说到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的时候都是在撒谎”。②2009年5月、6月美国国会议员又重提有关外国汇率失准的法案。2010年3月15日，美国130名议员联合上书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认为中国操纵汇率行为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请求财政部在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根据反补贴法采取应对措施。美国财政部推迟了本应4月15日公布的2010年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国于6月21日重启汇改，但舒默等人仍坚持推进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立法。
美国财政部判定一国操纵汇率的依据是美国《1988年奥姆尼巴斯贸易与竞争力法案》(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然而该法案没有明确定义操纵汇率的条款。在实践中，美国财政部认定一国是“操纵汇率”国家，除了该国故意(intentionally)确定汇率的水平或范围与市场或均衡汇率显著不同、妨碍国际收支调整的有效性之外，还需要有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的事实。
我们认为，第一，中国管理汇率但不操纵汇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事实汇率和货币政策框架分类”，截至2008年4月底，IMF188个成员国中104国(占55％)包括中国实施“汇率锚”，44国实行“不事先宣布汇率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这两类共148国(占79％)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使得汇率不同于“市场汇率”；其余40国独立浮动，也允许官方实施以缓和汇率变动、防止汇率不适当的波动为目的的干预。管理和干预汇率与操纵汇率是不同的概念。第二，指责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缺乏客观标准。The Economist(2005)曾以“中国的货币可能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廉价”为题，介绍若干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估计。根据方法的不同，估计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从40％(购买力平价法)到7％(行为均衡汇率法)，没有理论肯定哪种方法更为精确。第三，依赖本币低估获得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虽是一种“老生常谈”，但很多因素可以割裂名义汇率与贸易差额的联系，甚至贬值可使贸易顺差减少，升值使贸易顺差增加。最明显的例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日元曾因为贸易顺差而逐渐升值，但是日元升值过程中，日本的贸易顺差仍逐渐增加。国际清算银行新近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人民币汇率不等同于贸易政策(Garcia-Herrero and Koivu，2009)。要确定人民币汇率是否被操纵，必须确认现实中中国是否可以靠控制名义汇率获得贸易优势。目前已有的关于中国贸易差额与人民币汇率关系方面的研究大多用真实汇率和有效汇率，直接采用人民币/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尝试填补这一不足。
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阐述名义汇率与贸易差额的关系；第三部分根据2005年7月到2008年12月月度数据检验人民币/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确认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不能增加中国对美顺差，中国不可能靠汇率低估获得贸易竞争优势。第四部分对检验结果进行解释。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名义汇率影响贸易差额的渠道和相关文献回顾
双边贸易差额取决于两国收入、需求偏好、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名义汇率、竞争性产品的销售地价格等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如果汇率变动能有效影响出口产品销售地价格，本币贬值将降低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提高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但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是复杂的，不仅取决于汇率变动方向和幅度，而且取决于贸易产品价格的汇率传递幅度、需求价格弹性、收入进口倾向、竞争性产品价格的反应程度，汇率还会通过非贸易渠道对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贸易差额。这种复杂性造成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影响的不确定性(Staiger and Sykes，2008)。
(一)汇率传递效应。
汇率传递(又称汇率转嫁)是指名义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一般认为本币贬值会引起进口品销售地价格上升、出口品销售地价格下降的效果部分依赖于汇率传递。以出口为例，如果本币标价的价格不变，出口销售地价格随汇率的变化而同比例变化，这时汇率对出口价格存在100％的传递效应。如果汇率变化，但出口销售地价格不变，汇率对出口价格不存在传递效应。当出口销售地价格的下降(上升)小于贬值(升值)幅度时，存在不完全传递效应。
陈六傅和刘厚俊(2007)发现，自1990年1月至2005年6月，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国进口价格传递效应虽然具有统计显著性，但1个百分点的汇率冲击最多只能引起进口价格指数0.008个百分点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陈学彬等(2007)选取中国出口商品2001年1月至2007年8月的数据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面对人民币升值时，出口价格(人民币标价)反而下降，能源、原材料和一些农副产品等类别仅有部分汇率传递。
(二)需求价格弹性
如果汇率是完全传递的，进出口销售地价格随汇率变动同比例变动，进出口量是否有足够的调整以影响贸易收支，则还要视进出口销售地的需求价格弹性而定。马歇尔—勒纳条件经典地表述了这一关系，即进出口销售地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将改善本国贸易差额，升值将恶化贸易差额。③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进出口弹性之和的绝对值小于或接近1，基本不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姚枝仲等(2010)发现，在剔除产品质量提高因素后，中国出口短期价格弹性大约为-0.65，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价格的提高幅度超过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出口额反而提高了，所以人民币升值会促使中国出口的进一步增加。
辜岚(2006)运用1997至2004年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英国、马来西亚和欧元区国家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月度数据，通过结构协整向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实际双边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各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在七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中国只和美国及欧元区国家的双边数据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说明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会恶化中国和美国及欧元区国家的贸易账户。但是欧元区国家和美国是中国的两个最大贸易伙伴，因此，人民币升值长期会对整体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任兆璋和宁忠忠(2004)用1978-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贸易收支差额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之间不仅判定系数低，而且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均显示不存在均衡关系，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贸易收支差额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数据时段、研究方法不同，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
1998到2005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大多数研究采用真实汇率讨论中国是否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而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是针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我们在经验检验中将分析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三)其他条件的变动
以上分析是基于仅汇率变动引起的连锁反应，不包括其他可导致贸易差额调整的因素变动。在现实生活中，汇率变动时其他因素可能会同时变动，抵消或强化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
1.销售地竞争性产品价格变动。例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假定中国出口产品美元价格按人民币升值比例上升，美国销售地生产的或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竞争性产品如果价格也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就会打折扣。
2.销售地通货膨胀强度。销售地通货膨胀如果是需求拉上型的，意味着销售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如果出现贸易逆差，意味着超额需求有一部分被进口满足。在我们的考察期内，美国一直有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消费远大于储蓄，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很可能是被美国强烈的超额需求吸引而致。在本文的检验中，我们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代理销售地竞争性产品价格。该指数同时可以反映美国超额需求的强度。
3.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如果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在原有汇率和外币价格上，出口利润下降，出口可能下降。如果出口外币价格同比例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出口也可能会减少。当本国出现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升时，如果出口外币价格上升小于通货膨胀程度，出口真实利润下降，出口下降。本文用中国消费价格指数代表一般物价水平并反映生产成本的变动。④
从供给一方看，国民收入增长意味着产出增长，增长的产出价值如果是在国外市场实现的，就一定有出口增加。在亚历山大的吸收分析法中，这一关系被描述为TB=Y-A，其中A为吸收，指国内总支出。人民币升值期间，中国GDP增长迅速，其中投资增长是一个重要推动力。生产能力扩张，供给能力增长很可能带来出口增长。
图1 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
说明：美国对中国贸易差额、美国对世界贸易差额(左轴)；人民币/美元汇率(右轴)。
数据来源：美国对中国贸易差额数据来自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美国对世界贸易差额数据来自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人民币/美元汇率来自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
如果收入对贸易差额影响的需求一方作用超过供给一方，收入对贸易差额的净影响就是负的，反之则反是。所以收入增长与贸易差额的关系不能先验确定，需进行检验。类似的，贸易伙伴国收入变动也会影响本国贸易差额，方向也要视需求和供给哪一方作用大而定。
综上所述，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很多，名义汇率只是其中之一。名义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通过其他因素传导的间接影响，总影响的大小、方向是不确定的。收入、成本和价格等变动都会造成贸易差额的变动。与这些因素相比，名义汇率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图1显示，在中美贸易人民币/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和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决定中美贸易差额的关键因素不是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
三 经验检验
(一)模型和数据
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和大量相关文献，我们给出以下贸易差额决定模型：
TB=TB(EX，Y，Y*，P，P*，O)
其中，TB是贸易差额，EX是名义汇率，Y是本国收入，Y*是外国收入，P是本国物价水平，P*是外国价格，O是其他因素(比如偏好、灾害、援助、统计误差等)。根据弹性分析法，EX对TB的影响依进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初始贸易差额的不同而不同，即
TB/EX的符号可正可负。如果我们检验结果证实TB/EX>0，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借助人民币汇率低估获取贸易优势。如果我们检验结果证实TB/EX≤0，则表明中国不可能操纵汇率，只是管理汇率。根据凯恩斯贸易决定模型，TB/Y<0，根据亚历山大的吸收分析法，TB/Y>0，所以Y对TB的影响是不确定的，TB/Y的符号可正可负；类似的，TB/Y*的符号也可正可负。P上升，不论是生产成本上升还是总需求上升的结果，都削弱出口竞争力，预计TB/P<0；类似的，预计TB/P*>0。O本身不可测，其影响是无规律的，在计量模型中作随机误差项。根据该贸易差额决定模型，我们设计如下计量模型来检验名义汇率与中美贸易差额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关系：
是中国工业产出指数(2000=100，经季节调整)，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和增速估算，代表中国收入水平。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截至2006年11月份，此后仅公布每年2-12月的当月与累计同比工业增加值增速(可比价)和全年工业增加值(当年价格)、全年工业增加值增速(可比价)。本文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增加值2000年月度数据作为基期，根据2001年1月至2006年12月当月同比工业增加值增速(可比价)得出2000年1月至2006年12月工业增加值(2000年价格)。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份的工业增加值数据估算过程如下：
(1)根据公布的2至12月的当月同比实际增长率换算为与已估算出的前一年当月的工业增加值，计算出当年当月的工业增加值(2000年价格)；
(2)根据2007年2月累计同比工业增加值增速和2006年1、2月工业增加值合计计算出2007年1、2月工业增加值合计，从中减去(1)中已经得到的2007年2月工业增加值，即可得到2007年1月实际工业增加值数据；
(3)重复(2)的方法得到2008年1月的实际工业增加数据。把2000年1月到12月的数据求平均，然后每月的数据除以该平均值得到中国工业产出指数数据(2000=100)，这样与美国的工业生产值指数保持一致。⑥
表示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2000=100，经季节调整)。2001年1月至12月的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景气预报月刊CPI定基比数据；作者根据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RESET)的月同期比数据，得到其他年份的定基比数据。
我们使用EVIEWS 5.0的X-11程序对我们计算和采集的未经季节调整的数据都在求对数后进行了季节调整，以配合从IFS中得到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数据的时间跨度选择依据是，人民币/美元汇率在1998至2005年7月之前一直保持稳定，无法计量检验名义汇率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2005年7月21日后开始参考一篮子货币并根据市场供求浮动，2008年9月后恢复稳定。我们的分析目的是探查名义汇率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所以选择2005年7月至2008年12月的数据。
(二)检验结果
1.单位根检验。为了检验贸易差额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首先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ADF法，回归方程如下：
不能拒绝零假设时，说明变量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过程。检验结果见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1％显著水平上是I(1)的。
2.协整检验。我们使用Johansen的迹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根据AIC准则选择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长度为2。协整检验需要在5种情况中选择最适合数据的模型，我们选择数据具有趋势，但是常数项只存在于协整方程的情况。Johansen迹检验零假设是独立协整向量的个数至多是r个，对立假设是独立协整向量的个数至少是r个。首先从r=0开始，如果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拒绝零假设，否则不能拒绝零假设，检验停止。如果拒绝零假设，接着检验r≤1，类似的依次进行下去，直到r≤n-1，n是模型中变量的个数。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根据表2，通过迹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上最多存在3个独立的协整向量。表3为最大特征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1个独立的协整向量。
我们选择最大特征根对应的协整向量作为长期方程：
括号内数据是t统计量，显示各参数估计显著。根据协整方程估计结果，我们发现，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与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成反向关系，且参数估计显著，说明中国政府无法依靠“操纵人民币汇率”，令人民币低估以扩大净出口。按照学术惯例，我们把所考察的贸易差额变量置于协整检验估计式的左侧，其他变量置于估计式的右侧，但这不意味着估计式右侧的变量是纯粹的“因”，估计式左侧的变量是单纯的“果”。估计式两侧的变量可能(但不必须)相互解释。⑦比如，(4)式汇率前的参数-9.71，不能解读为“剔除了收入、物价等因素之后，贸易顺差的名义汇率弹性为-9.71”，而仅仅意味着考察期数据显示，控制了收入、物价等因素之后，名义汇率和顺差的反向运动是规律性的、长期的。这个现象是贸易顺差推动了人民币升值和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导致升值使顺差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协整检验反映的长期关系外，我们还估计了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观察短期内贸易差额与解释变量的关系。在误差修正模型中估计式的左侧是被解释变量，右侧的变量是解释变量。其中ECM是长期协整方程的误差项的一阶滞后，其参数估计如果为负，则意味着该经济系统有自动趋向均衡的机制。其他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如果显著，则意味着这些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我们估计的最初模型是：
括号中的数字是对相应系数进行t检验的p值。因为样本容量不大，因此选择10％作为显著水平。从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看到，短期内对贸易差额增长率有影响的因素是前一期的贸易差额增长率，前一期中国产出的增长率和当期中国通货膨胀率。美国经济状况和汇率在短期内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不显著。
四 对检验结果的解释
(一)对协整方程检验结果的解释
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与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成反向关系，很可能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推动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即人民币汇率变动是顺应市场方向的。中国小部分出口产品成本优势明显，⑧依赖成本优势，这些产品在人民币升值期间仍可降价促销，扩大市场份额。中国出口产品大多是高度竞争性产品，为了保住市场份额，人民币升值时很难提高美元价格，必须保持价格随行就市(pricing to market)；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压缩了这些产品出口的利润率，迫使企业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数量来维持利润总额或缓和利润总额的下降。结果出口贸易价格基本未变或稍有上升，出口量扩大，出口额增加。此外，人民币升值预期所诱发的投机行为也可能导致贸易顺差数据产生水分。例如，少数企业可能会伺机低报进口、高报出口，通过贸易渠道把热钱引入国内，以“赌”人民币升值。部分企业通过虚报出口骗取出口退税也是贸易顺差可能存在水分的原因之一。
美国价格指数对中国贸易差额的相关符号是负的，说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物美价廉，长期来看有抑制美国通货膨胀的效果；中国价格指数对贸易差额的相关符号是负的，说明中国物价的上升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贸易差额。
中国和美国收入与中美贸易顺差同向变化。在长期内中国收入增加带来的进口增加(需求效应，凯恩斯观点)小于供给增加带来的出口增加(供给效应，亚历山大观点)，所以中国收入对贸易差额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美国收入增加带来的美国从中国进口增加超过美国供给增加带来的向中国出口增加，所以美国收入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是正向的。
(二)对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的解释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名义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顺差变动全无影响，说明名义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的变动不能有效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的变动，人民币升值不能有效提高或减低中美贸易差额。以下三个因素阻断了名义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1)汇率传递率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中国出口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小于人民币升值率，进口的美国产品人民币价格下降小于人民币升值率；(2)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削弱了汇率调整的价格机制作用；(3)新劳动法实施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市场萎缩，为了帮助出口企业摆脱困境，中国政府提高了出口退税率，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中国产出增加将带动出口更快增长(弹性为1.85)，说明中美贸易顺差是产出推动型的，即本国产出增加带来的出口增加大于收入增加带来的进口增加。中国物价上升将使中美贸易顺差下降(弹性为4.96)，说明供给成本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另外，中美贸易顺差变动当期值与前期值负相关，说明中美贸易顺差不会爆炸式增长，而是上一期增加，当期下降，下降幅度是上一期增加的0.47倍，反之反是。
特别有意义的是，该检验显示要使中美贸易顺差下降，人民币汇率“名义升值无效，真实升值有效”，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整体特点和外贸企业的行为特点：当人民币名义升值压缩出口利润空间时，企业将竭尽可能降低成本，比如降低劳动补偿、⑨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等，这些成本的下降弹性缓解了人民币名义升值的冲击力；而反映一般物价水平中的劳动和中间投入等成本的刚性上升，是企业无法有效转嫁的“系统性成本上升”，导致生产和出口利润下降，企业出口下降。这意味着，通过提高国内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维护支出等不可转嫁的生产成本，可以有效降低中美贸易顺差。而人民币名义升值可被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降低、资源能源价格维持低位和环境维护支出减少等抵消，不能有效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孙华妤，2006)。
五 结论
本文梳理了名义汇率直接和间接影响贸易差额的各种可能性，指出贸易差额可能受名义汇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大小和方向受汇率传递程度、替代产品的价格变动、需求价格弹性、边际吸收倾向和收入变动、出口企业的利润量目标等因素制约。本文采集了2005年7月到2008年12月月度数据，检验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与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关系。协整方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与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成反向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名义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差额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说明在短期和长期中，中国政府无法依靠人民币低估以扩大净出口，即不可能“操纵人民币汇率”。
中国贸易收支大规模顺差是不可持续的，但调整的方式不是人民币升值。如果说中国贸易收支大规模顺差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低工资水平、低能源价格和低环境维护成本等内部价格体系问题，那么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大规模顺差的根本措施应该就是提高工资水平、提高能源价格和环境维护成本，理顺内部价格关系。我们的误差修正模型检验证实中国物价上升有助于减少中美贸易顺差，意味着这一真实升值策略可行。只有在基本要素价格合理化之后市场才可能形成合理的一般综合价格——汇率水平。在基本要素价格扭曲被纠正之前，名义汇率的调整(人民币升值)只能压缩基本要素价格调整空间，令根本性的价格改革投鼠忌器，甚至延误纠正基本要素价格扭曲的有利时机。
注释：
①舒默和格雷厄姆自称他们提出的议案是第一个针对中国汇率的议案。但早在1992、1993、1994年美国财政部就多次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②龙永图三驳克鲁格曼：中国未操纵人民币汇率，《证券时报》2009年5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5/12/content_11356308.htm)。
③更完整的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直接影响分析是比克戴克—罗宾逊条件。该条件考虑了进出口的供给价格弹性、初始贸易非均衡以及进出口的需求价格弹性。在进出口的供给价格弹性无穷大、初始贸易均衡时，比克戴克—罗宾逊条件简化为马歇尔—勒纳条件。本研究将直接估计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而不采用先估计进出口的需求价格弹性、进出口的供给价格弹性，再检验是否满足比克戴克—罗宾逊条件或马歇尔—勒纳条件的“两步”策略。
④一般来说，反映生产成本，生产价格指数(PPI)是比消费价格指数更好的指标。但是，中国没有定基PPI，并且直至2009年6月才开始报PPI环比数据，至今环比数据不足12个月，无法做出定基PPI指数。CPI虽然不直接反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生产成本的上升，在其他因素不变时还会推动CPI的上升。在有关贸易差额的分析中，CPI的使用是普遍的(张斌，2005；姚枝仲等，2010)。我们检验了本文考察期PPI与CPI的相关系数。由于PPI没有环比数据，简单地以2000年每月等于100，使用同期比得到一个近似定基比的序列，与类似得到的CPI定基比的相关系数达到0.95。因此预计无论使用PPI还是CPI都不影响最终结论。
⑤一般用GDP做收入变量。但中国、美国月度GDP数据皆不可得，都用工业生产指数代替。
⑥以上数据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⑦协整回归反映的是协整变量之间存在长期或均衡关系，而这些关系不一定有因果解释。要确定协整变量谁决定谁，必须作进一步的理论和数据统计分析(Rao，2007；孙华妤，2007)。下面的误差修正检验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格兰杰因果关系。
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于2006年11月21日在北京发布的高管行动报告称：中国制造业人员的工资只及美国制造业员工工资的2.9％，其“生产率”水平也远低于美国同行，为后者的13.7％，综合这两项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仅为美国的21.3％，中国仍为最具成本竞争优势国家(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1/23/content_5364742.htm)。另据统计，在机电产品中美方单位价格超过中方3倍以上的有31种，超过中方10倍以上的有14种；其中，路由器单位价格是中国的431倍，其他存储部件是中国的230倍(隋明晓与万晓娟,2007)。
⑨表现为工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标签：人民币汇率论文; 人民币升值论文; 名义汇率论文; 贸易顺差论文;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人民币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外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