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在国内外文学理论界受到普遍关注。由“强制阐释论”所引发的讨论，对于辨识其对中国文艺实践和文化研究的有效性，指导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理应受到关注。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 主观预设 批评伦理
2014年９月，张江教授在“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强制阐释论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一、“强制阐释论”的重要性
关于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理论的国际意义，西格丽德·威格尔（2016）指出张江准确地抓住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对人文学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的影响。瓦基姆·波隆斯基认为“张江教授所批评的那些阐释实践正是在西方文学中形成和确立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阐释活动当下依然拥有全球性影响”。王宁教授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２期的《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较为确当、中肯和全面地赞扬了张江教授的“强制阐释论”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重大意义。王宁教授认为张江的“强制阐释”理论“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近年来在国际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王宁教授认为张江和米勒分别发表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的权威刊物《比较文学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第52 卷(2016) 第2期和第3期上的四封信对于中国学者和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文学之林具有重大的意义。王宁教授指出这两轮通信和对话是“《比较文学研究》该刊自创立以来首次连续发表一位中国文论家与西方文论家的通信对话”。张江的“强制阐释”理论挽救了西方文学批评家相继仙逝和西方文学理论所陷入的危机，结束了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局限于译介西方文学理论大师以及导致的“失语症”，证明了中国学者通过积极主动、基于文学文本、怀着批判怀疑的态度，从而能够提出相关的、 甚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与原作者进行讨论和对话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相对共识;可以推进中国文学文化国际化。最后，王宁教授把张江教授的这一理论放在全球化和“后理论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客观评价。王宁教授分析在当今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处于低谷状态，汉学在西方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及其推介中国文化文学遗产的力量还较薄弱的情况下，张江教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后理论时代对于中国学者的机遇，积极主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通过在国际主流刊物发表和与对西方学术局限有清醒意识的国际专家的对话，从而使更多西方人认识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价值后，亲自著述向学界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
关于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理论对于中国文论研究的意义，刘方喜查发表时间在《双重强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困境及其超越》中，认为强制阐释可以突破中国古代文论方法论上的“本体性”与“文化性”的双重误置。重构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文学本体性即文本性的基本文化精神。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对于超越中国古代文论所面临的现代困境，进而推动“文学性”与“中国性”高度统一的当代文论建设等有重要启示。
陈立群、方汉文认为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属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中国的新型话语建构。其中陈立群《重建文本客观性——强制阐释论的解释学谱系》（2016）表示张江的强制阐释论昭示了解释学与人文学科的一个新向度，即向马克思主义实践解释学的回归。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是对解释学的一次突破尝试。它试图重新建立被伽达默尔以来现代解释学解构的文本客观性， 恢复阐释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文本在这里不只是符号层面的语言结构， 更是活生生的文化现场的产物。
张玉勤（2016）《强制阐释论的逻辑支点与批评策略》认为强制阐释论正是诞生于“理论之后”的理论语境和反思浪潮之中，与“理论之后”西方文论界出现的新的审美主义趋向不谋而合。
高楠的《强制阐释：西方文论的一个理论母题》（2015）认为，“强制阐释论”最主要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难得地提出了文学理论的“母题”，给当下的文论界提供了一个相关的问题群，把在中国文论界延续了几十年的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生存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和流派席卷进来了。在这一“母题”的统摄下，新的理论问题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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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源“强制阐释” 普遍存在的原因
许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探讨了“强制阐释” 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的原因。科莱特·卡墨兰首先指出张江教授分析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准确地说，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末前后。在美国大学里对“法国理论”（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的运用，有利于强制阐释论的深入拓展。
赵勇，认为西方文论中出现“强制阐释”的问题，是由于当下文学理论生产方式出了问题，今天的文学理论生产不是从文学出发，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而是从理论到理论，成为了理论的自我繁殖。
高建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揭示“强制阐释”的原因在于“强制阐释”逾越了文本界限。超越了批评伦理的制约。
李春青认为西方是以逻辑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中国古代是以美学的、非逻辑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抹平，否则就会出现“强制阐释”的现象。另外，在《“强制阐释”与理论的“有限合理性”》中李春青挖掘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缺陷背后的原因在于对真理的恒久冲动和解构的冲动。
陈晓明、罗岗认为讨论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西方理论家西方文论自身的反思和质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陈晓明认为，“强制阐释论”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理论，它是当代学术进行自我反思时必然要做出的反应，它的提出在世界学术背景下去理解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李春青、昌切讨论了中国文学理论也会出现强制阐释的原因。李春青认为西方是以逻辑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中国古代是以美学的、非逻辑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抹平，否则就会出现“强制阐释”的现象。昌切《“强制阐释”与当代西方文论的要害》（2015）认为强制阐释是中国经济强大后，寻求文化自信的风头上出现的理论，具有历史逻辑必然性。
王坤和喻言（2015），《符号的本体意义与文论扩容，兼谈“强制阐释”与“本体阐释”》认为“强制阐释”的发生原因：两种本体论、两种文论与两种文学的并存。社会本体论与自然本体论共存之后，相当一部分文学转向自我指涉乃至知识生产，背离了审美本体。基于这部分文学以及社会本体论而产生的文论，对审美本体的文学所作出的评判、剖析，是一种强制阐释，而非本体阐释 （审美阐释）；对自我指涉、知识生产的文学所作出的评判、剖析，不是强制阐释， 亦非本体阐释，只是以文学为原材料的知识生产建构。
王侃在《理论霸权、阐释焦虑与文化民族主义——“强制阐释论”》文中认为西方理论强制阐释的病源性探视：西方思想重观念轻视实践，二元对立，封闭体系。强制阐释是实用主义理论运作的历史后遗症。
文浩在《唯知识论和强制阐释》文中认为”唯知识论”是造成西方文论“强制阐释”泛滥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知识崇拜的推动下人类对文学文本抽象意义执着追求和对人类理性思维高度自信。人们习惯于将文学的阐释和研究结果变成系统性、明晰性和可验证性的客观知识。过分相信概念、判断、推理构成的形式逻辑，范式是人类阐释和研究文学最有效的运思方式。
杨冬从理论话语自身的悖论出发，探讨了“强制阐释”现象出现的原因。他认为，任何理论一旦产生，必然以追求普遍性为目的，但理论的产生，都源自对一些独特性现象的归纳总结，这种普遍性和独特性之间的裂隙使得理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会出现“强制阐释”问题。因此，当下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重点不是讨论是否存在“强制阐释”，而是要探究阐释的“度”。
参考文献
[1]吴子林 走向中西会通的中国文论——兼论张江教授“强制阐释论”[J].文艺争鸣，2015，（09）。
[2]陈乃平 熊元义 当代社会转型与当代文艺批评[J].江汉论坛，2015，（0８）。
[3]单小曦 从“反本质主义”到“强制阐释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本质论”迷失及其理论突围[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5）。
论文作者:吴晓民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8年1月总第25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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