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教育学到民生教育学——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与时俱进论文,政治教育论文,民生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4-0005-11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业绩，其中包括党领导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根据时代、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从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指示或决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探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在喜迎建党90华诞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重视教育、怎样重视教育的观念和活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总结、探寻其中的经验和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比较清晰的发展阶段：即政治教育学阶段、经济教育学阶段、民生教育学阶段。
一、政治教育学阶段
政治教育学阶段，党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在这个阶段，“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被视为直接的阶级斗争工具。显著特征是立足于政治目标来思考、定位教育问题，围绕政治目标来给教育提要求、定任务，政治目标左右教育目标。具体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考察：
(一)从教育功能看：教育的核心作用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当作一种武器，使它适应革命斗争的要求，积极地为革命斗争服务。教育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1]。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一书中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2]53为了使教育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制定的文化教育政策是：“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革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建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2]54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在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反对敌占区的奴化教育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教育为革命服务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教育作为改造敌人、团结同志的工具和纽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随着形势的发展，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宣布：“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3]在随后的贯彻落实中，教育为政治服务被不断强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成为直接的阶级斗争工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逐渐超越文化知识的学习，成为改造人的手段并走向极端。
(二)从教育目的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训练革命者、接班人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方针政策，存在不同的教育目的或人才培养目标规定，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总的精神都是为了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通过教育使知识分子干部劳动化、工农化，使工农出身的干部知识化，造就大批革命人才。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教育的决议案》提出，“我们办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对于工人的一切解释、批评、教育、训育等，都要明确地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不可违背了阶级的意识”。[4]1934年1月，毛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5]20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教育目的主要是训练革命者的话，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人之规格的明确，也是对教育的根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与“怎样培养人”的回答。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教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随着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社会主义觉悟”实际成为政治觉悟，“又红又专”的标准实际被“红”的政治标准取代，重视智育、业务和专业水平被贬为走“白专道路”。在入学、出国、晋升、毕业分配、工作安排等方面，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红苗正”、政治上清白可靠的人员。
(三)从教育内容看：教育的中心内容是政治教育
革命战争年代的教育始终坚持用思想政治教育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觉悟，政治主义挂帅，政治风气盛行，意识形态的内容受到特别重视，科技知识仅仅是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附属工具。毛泽东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7]为了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常常是把革命的大道理和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法向受教育的干部和群众灌输革命意识。通过强制划一性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懂得革命的道理，明确政治方向，坚定革命信念，培养出大批忠于革命事业的人才。
为了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上注重政治性与文化性、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贯穿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劳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多次强调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的社会化、政治化、劳动化和实际化，重视课程、教材的政治方向性和为战争、为根据地建设服务的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教材内容及编写上的鲜明特点是思想政治观点明确，密切联系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实际，革命性和思想性强。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落到实处，在课程设置上，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将政治课作为必修课程。在教材的编写上，无论是政治课本身还是其他科学文化课程，都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统领。这里蕴含的逻辑就是只有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四)从受教育对象看：理想是面向全体大众并保障工农群众优先享受教育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保障工农劳苦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但教育的对象实际上是面向赞同、支持、参与革命的人和愿意被改造的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5]27
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对此作出了更明确的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5]28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理想目标和愿景设想。
苏区的教育不仅以保障工农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而且把这一权利放在比其他阶级和阶层优先考虑的地位：“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5]18因此，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教育，虽然原则上“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分差别”，但在当时，首先予以保证的是“劳动工农的子弟得受免费的义务教育”。[5]308在其他类别的学校中，也将工农子弟与富农、地主子弟加以区别对待。对于工农分子实行免费的教育，对于地主商人及一切依靠剥削别人劳动的“苟活”分子，征收特定额的学费。
新中国建立之后继续实行工农兵及其子女优先享受教育的政策，其中在学校教育制度的设计中，专门为工农兵及其子女设置速成学校，如成人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以及各级各类补习学校等，明确和充分地保障人民特别是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体现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向。
(五)从教育方法或原则看：教育教学的主要方法是将教育活动融于政治活动之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苏区教育始终反对把教育与生产劳动对立起来的倾向，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第1号训令规定：“教育与工业生活农业生活结合，即劳动与教育结合，劳心与劳力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达到消灭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对立。”[8]同年，毛泽东同志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中提出了“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主张。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根本要求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其根本目的是要消灭体、脑对立，是为了使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如前所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同样成为新中国教育的基本方针，也是基本原则，也是教育教学中要坚持的基本方法。它适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因而大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当时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批判了中国革命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并为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理论脱离实际、理论与实际分离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学风和方法，提出了理论结合实际、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的原则，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到方法论的高度、学风的高度、党性的高度来加强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是生产比较落后的农村的实际，是面临着不同教育对象，特别是干部教育的实际。因而其时的教育改革，从学制到课程，从教材到教法，都不能不考虑到上述的客观情况。与此同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成为教育教学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如干部教育要与革命实际相结合、要与干部的实际相结合，群众的教育要与群众的实际相结合，学生的教育要与学生的实际相结合，农村的教育要与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城市的教育要与城市的实际相结合，不同的专业教育诸如采矿专业要与矿山的实际相结合，海洋专业要与中国的海洋实际相结合，农学专业要与中国的农业实际相结合等等。通过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改变中国传统教育只重视书本学习、只局限于校园的弊端，处理好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
(六)从教育管理看：教育管理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与统一，为典型的集权制管理
从总体上看，苏区的教育管理体制强调中央对于教育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下级对于上级的绝对服从。新中国成立后，起初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教育事业，并指导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的工作。无论是教育部与高教部并存时期，还是在教育部、高教部合并时期，先后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对各级各类教育的领导体制作了详尽而又明确的规定，其主要精神是对教育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就高等教育而言，强调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各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并对各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工作作出明确分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领导权、管理权按教育的高低层次，分别集中在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省级、县级人民政府所起的作用也只是执行作用，至于学校基本没有自主权，主要是作为培养人的执行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而存在。在整个教育管理工作上，强调整齐划一，管理异常严格细致，缺乏灵活性和能动性。
(七)从教育发展的动力看：政治需求直接推进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政治力量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年代，政治始终是决定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活跃的因子。政治力量、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支配、调节、制衡着教育的发展。政治意识形态通过钳制教育思想，确定教育方针，制定教育政策、颁布教育法令、确定教育内容、委派学校校长、订立校规校训等途径对教育活动进行直接控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影响着教育类型的发展，影响着课程与教育内容的安排，影响着教育对象的选择，影响着教育经费等教育资源的配置，甚至影响着教育教学方法的倡导。在教育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总要求下，教育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政治特征，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推动痕迹。
二、经济教育学阶段
经济教育学阶段，党的教育思想具体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邓小平教育理论和面向新世纪的江泽民教育论述上。在这一阶段，“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主旋律，教育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立足于社会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来思考、定位教育，谋划教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育的经济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思想。正是基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9]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了吗？这个重点就应当包括教育。”[10]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系列精辟论述，奠定了优先发展教育、“科教兴国”的理论基础。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1]398这非常鲜明地厘清了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亦即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的经济功能被凸现出来。此后我们党就优先发展教育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2]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指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13]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决策，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14]1997年，党的“十五大”站在跨世纪发展的高度，进一步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地位和意义，并作出了实施这一战略的具体部署。教育经济功能的凸现与强化，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的宏观决策上，也表现在对学校办学的要求上，即强调学校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要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教育的目的重在培养建设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这一根本任务的确定，培养人的规格要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继承毛泽东所提出的教育方针的基础上，培养各类建设人才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15]，同时要求教育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教育部门要按照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培养各级各类建设人才。此后，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人才。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6]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2月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这一方针。在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定上，虽然蕴含着毛泽东时代对人“又红又专”的要求，但教育实际工作的重心已转移到培养建设者上，作为接班人的政治素质等培养要求没有了毛泽东时代凸显和为主的特征。
(三)教育内容中强调现代科技知识的跟进、职业技术的渗透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作用的新认识。为了实现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价值，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过程中，必然要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人的职业技术素养与能力。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教育的内容也就必然适应着时代的要求，由政治教育为主转向科技知识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事实上，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它对教育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全方位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已经关注到课程内容滞后、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发展的问题，关注到专业设置过于狭窄，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因此，强调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要改变传统教育内容单一、知识陈旧的状况，广泛吸纳科技最新成果，在教学计划中持续设置新课程，不断删除旧的材料，更新和补充新的信息，把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成果完整、及时地反映在教育教学内容中，实现教育教学内容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举措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没有这样一支劳动技术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11]401为了改变职业技术教育薄弱的局面，中共中央对中等教育结构进行了调整，并改革招生招工制度。在随后不断强调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过程中，1996年5月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化的开端，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职业教育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
职业技术教育重要性及其发展的影响，推进了职业技术在普通教育中渗透，一些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就如何处理升学与就业的关系，兼顾二者目标进行探索，教育部门则明确提出了构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立交桥的设想。
(四)追求教育普及化的实现，为受教育者“有学上”奋斗
让全体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都能享受到教育的权利，都能接受基本的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深入和经济建设走上正轨，党中央决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义务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11]400基于这种认识，中央决定：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的近20年时间里，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积极的探索，创新管理体制，改进学校管理，加强分类指导，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终于在20世纪末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了让所有适龄儿童“有学上”的梦想。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科技水平，党中央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要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探索发展的新路子，使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目标，随后在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基础上，在90年代末又作出了高等学校扩招的决定，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要指出的是，在为受教育者“有学上”而奋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需要直面的问题。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优先、提高优先的倾向，如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着的重点学校政策，以及考试筛选制等，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从另一方面无形中加剧了教育不平等。
(五)教育教学强调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校内学习为主，以实习实训为主
如前所述，在政治教育学阶段，强调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要将教育活动融于政治活动之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在执行过程中，与政治活动相结合变成了以政治活动为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变成了以生产劳动为主。因而正常的课堂教学、校内系统的知识学习受到严重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逐渐回到了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校内学习为主；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增加实践环节的则以实习实训的方式为主。因此，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上考察，在经济教育学阶段，课堂教学、班级授课是教育教学中普遍使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实习实训作为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一时期日益受到重视。一是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即针对职业岗位需求，建立实验室、实习车间等场所，让学生在其中进行各种实验、实践等活动。二是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派遣学生到相关企业进行顶岗，直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即通常意义上的“实训”，实训的企业称为“实训基地”，学生在实训基地从事的各种活动被视为一种“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校内学习为主、以实习实训为主可以视为是教育教学规律的回归。
(六)教育管理开始了分权进程并以经济手段来调控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其中集中体现在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学校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调整上，逐步扩大地方政府教育管理的权力、职责，其中义务教育逐渐明确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在高等教育方面则逐渐将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置权等下放到省级政府，到20世纪末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政府逐渐明确了学校作为办学主体的法人地位，确定在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则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同时还具体明确了高等学校的七项办学自主权。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明确，市场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等逐渐成为政府部门常常用来进行教育调控的手段。市场逻辑的引入，推进了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政府包揽教育的格局，拓宽了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市场经济因素对教育的过度渗透，影响了教育公平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七)经济因素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直接力量，政治力量开始退隐
在经济教育学阶段，推进教育发展的直接力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与政治教育学阶段的不同。如果说在政治教育学阶段，政治因素直接左右着教育的发展，那么在经济教育学阶段，经济因素则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直接力量。经济因素在这一阶段对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与精神实质都强调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更表现为把教育本身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从微观层面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因素影响着教育教学的内容设置、影响着教材的编撰与选择、影响着教育者的待遇、影响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影响着教育对象的受教育机会等等，甚至影响着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对于经济因素对教育的作用，党中央一方面从积极的层面加以引导，其中突出的就是进行办学体制改革，强调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个人依法办学；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立法来规范经济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以减少经济因素对教育的负面作用。
三、民生教育学阶段
民生教育学阶段，党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世纪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领导教育科学发展的一系列论述和举措上。这一阶段，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基础上，党对教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升华，并立足“民生”主题来思考、定位、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彰显培养人的教育本体功能，重视教育改善民生的价值
如果说此前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经济功能等外在功能因时代原因被强化，教育的本体功能即培养人的功能被忽视的话，那么在民生教育学阶段，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教育培养人的本体功能给予了格外的重视。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7月13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还指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17]彰显教育培养人的本体功能，不是弱化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价值，更不是弱化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而是真正抓住了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的根本。只有把人培养好，教育才能服务好政治建设、服务好经济建设。同样，把教育看成是民生，重视教育改善民生的价值，不是削弱教育的地位，而是从根本上强化教育的地位。教育是民生，是真正认可教育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权利，也是真正认可教育如同老百姓之衣食住行一样是“天大的事”，是党和政府必须时时牵挂的事。
(二)教育目的重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在民生教育学阶段，党和政府虽然反复重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其重心与此前强调的培养革命者、接班人或建设者已有所区别，在民生教育学阶段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更强调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核心指向在“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上，强调面向全体学生，强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培养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在全面发展上，党中央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诸如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要求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同时要求加强劳动教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要求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等。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成为教育目的中的新要求，不仅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且要鼓励个性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培养人的创造性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有机统一起来”；要“更加重视打牢创新基础、倡导创新精神、激发创新活力，更加重视发展创新文化、完善创新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大幅提高教育培养创新人才能力和水平。”[17]由此可以看出，民生教育学阶段，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适合和需要的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学生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终极目的得到复归。
(三)教育内容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渗透融合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内容选择上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渗透融合是民生教育学阶段的显著特点，其中以新课程改革体现得最为充分。新世纪初开始的新课程改革，将中小学的人文教育问题推到了前台。在新课改中，特别强调“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关注和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实质是重视人文教育，在具体的课程改革中，则以提倡课程内容的生活化、综合化、人本化等来体现。针对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等问题，中央提出了“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要求；具体到美育的强调，就是要求通过美育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渗透融合”在办学实践中的落实对于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追求教育公平，为受教育者“上好学”奋斗
在经济教育学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教育事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区域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均衡，出现了校际之间的过大差异。胡锦涛总书记在分析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时指出：“有学上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上好学的问题依然突出，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还不能得到很好满足。”[17]基于对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的认识，在民生教育学阶段，党中央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和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一方面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将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性任务。另一方面明确了教育公平的关键、基本要求、重点与根本措施。胡锦涛指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众，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17]这一时期，为促进教育公平，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进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加大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的投入；建立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补助；重视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改进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录取制度，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等等，使教育公平得到了切实的推进。与此同时，适应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要，发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号召，提出了“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摆在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注重教育内涵发展”[17]的指导思想，要求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教育公平强力推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迈向了新高度。
(五)重视活动教学，重视校内校外活动的结合，重视过程与方法的统一
教育教学方式回归课堂教学、校内学习为主，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起着关键作用。但由于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受高校招生考试激烈竞争的影响，教育教学方式出现了重智育、轻德育，重结果、轻过程，重记诵、轻探究，重教学、轻活动，重知识、轻能力等倾向。对此，在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为了使教育教学方法能够适应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需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任务，具体提出了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要求。在学思结合上，要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在知行统一上，要求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要求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要求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在因材施教上，要求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这些主张不仅反映了教育教学规律，遵循了人才成长规律，对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反映了党中央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深入研究和教育教学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
(六)教育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
如果说在经济教育学阶段中国共产党推进教育发展的方式更多的具有刚性制度色彩，在宏观的教育行政管理和微观的学校管理层面都有体现；那么在民生教育学阶段，教育管理无论宏观决策还是微观执行，都凸显了“以人为本”的主题。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17]要求教育要以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本；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要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在教育政策制定或教育管理实践中要突出公平、均衡、民主、和谐。“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促进了以刚性管理、量化管理、标准化评估和政府过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变，其中突出的就是在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关系方面强调深化改革。
胡锦涛在2010年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温家宝也指出：政府要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更多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引导和支持教育发展。各级政府都要按教育规律管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政府、学校、社会在办学、推进教育发展中责任和关系的明确，将使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七)顺应人民群众的教育诉求，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教育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的伟大民生工程，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业之一。教育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更多良好教育的愿望和需求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教育要“为人民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实际是为新世纪的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体现出对教育的更高要求：其一，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其二，让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其三，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
“教育为人民服务”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是我们党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对新情况不断研究而形成的新认识，而且是对人民群众期盼的正确回应。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资生活、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还由于较长时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等等原因，因而精神文化生活、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受良好教育的问题便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事实上，近年来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热情越来越浓，对教育的关心越来越强，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育的意见也越来越多。正因为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和对教育建言献策的平台，积极利用社会力量监督和评价教育，参与教育管理。”[17]可以说，不仅在当下，而且在今后人民群众的教育诉求都会成为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力量。
四、从政治教育学走向民生教育学的历史必然性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和指导我国的教育事业，根据不同时代主题的变化而进行教育主题的转换，实现了领导教育事业发展的与时俱进。但是，他们关于教育的理念或论述，他们领导教育事业发展的举措不是孑然独立、毫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贯通，实现了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由“教育革命”，到“教育开放”、“教育优先发展”，再到“以人为本”、“教育为人民服务”，完成了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调整。
政治教育学阶段对应的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民族解放，使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中解脱出来，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得出的结论就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将教育定位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求教育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也就成为必然。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反映，又为一定社会的政治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往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教育革命，才能把教育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尤其是在充满激烈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是没有的。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艰苦奋斗的重要时期，政权意识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关心和重视教育，甚至自己亲自抓教育，办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各种角度关注教育，但他更多的考虑是教育同政治、同政权的关系，在他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论述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核心思想。我们不可能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应该看到，这是当时历史条件、社会条件所使然，无论哪一个政治家，无论哪一个刚刚建立政权的执政党，都会这样考虑问题。无论如何，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教育事业领导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穷人教育学”、“无产阶级教育学”。
经济教育学阶段主要对应着邓小平时代，面对着“文化大革命”的创伤，面对着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尽快富起来，需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因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显然，为政治服务的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教育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教育必须改革，必须开放，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基于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思考教育，谋划教育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就成为必然。随着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知识经济时代初现端倪，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价值的排斥和限制，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等等情势的出现，党在继承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解决现代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与发展动力需要出发，立足于对跨世纪世界知识经济、高新科学技术革命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深谋远虑，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赋予了教育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总体看，党关于教育的重大决策和指示，都主要是从如何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何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这一主题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又可谓之“富人教育学”。
民生教育学阶段对应着中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时代主旋律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富裕之后的中国人民要强盛起来，要生活得幸福快乐和有尊严。如何使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民强盛起来呢？只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主动发展的人，有创新精神的人，有实践能力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真正有保障。同样，只有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个性发展，人才不会因片面发展而缺乏社会适应性，缺乏幸福感。因而“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便成为新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便成为必然。其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以人为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因此，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教育是民生之本，民心所系，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教育是民生之基，国运所系，是面向所有人并为其提供终身服务的事业，是惠及民生的长远大计。教育的本质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功能应转向人的发展，树立人的全面发展观，满足人获得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和终身教育的要求。从人民的立场，从人的全面发展、幸福尊严来思考和谋划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发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领导集体的教育主张又可谓之“幸福教育学”。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的领导集体，他们的教育思想，他们领导教育事业的举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其共性在于他们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性，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其个性则主要体现在：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不同，所面对国内外形势和具体实践任务有变，其教育思想和领导教育事业的举措又无不打上各自时代的烙印。共性表现为继承和坚守，个性表现为发展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则充分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历程。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自主发展道路，其教育价值体现了“革命教育”、“兴国教育”、“人的教育”的一脉相承，其教育方针实现了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转换推进，其教育内容经历了“政治挂帅”、“经济实用”、“科学人文”的选择取舍，其教育对象经历了“工农优先”、“考试选拔”、“面向全体”的扩大普及，其教育方法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与学校课堂的深入结合，其教育管理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统一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其教育发展动力经历了“政治决定”、“经济刺激”、“百姓需求”的此消彼长。反思过去，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培养政治人；把教育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培养经济人；在倡导以人为本的新时期，高度关注人、关怀人，关心人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关心人的身心健康，教育是要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三个发展阶段，三次思想飞跃，其过程漫长而艰难，但实现了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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