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论文,观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78-11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既寄寓着神启或者理性的目的，又在精神的烛照下符合普遍的历史规律。“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反省。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经过18世纪理性思潮的洗礼后，普遍历史观念在时空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在时间维度上发展出了未来可以预测、历史的意义可由其发展过程本身决定的思想；在空间维度上则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接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以全球史的视野梳理历史的变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universal history的指称来看，它研究的对象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事物，并体现出一种与混乱相对立的有序的整体性”。“universal history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整体性，同时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①再如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也从整体史观的角度解读“普遍历史”：“只有在关于历史整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指引我们时，我们才可能领会普遍历史的意义——不管它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还是仅仅是人类才认为它具有这样的意义。”②所谓“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简言之即是试图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普遍历史观念是对古希腊循环观念的彻底变革。它源于基督教启示录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中基本确定，并经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均影响深巨。 “普遍历史”的编纂，最初由犹太民族的先知和基督教神学家开其端绪，本着“普遍的目的”或“天意”的观念，按照历史发展的始末来叙述历史，求证历史的变迁之迹。其中，以理性哲学诠释和解读历史的目的和规律的，当推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维柯和康德等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重在对历史做“思辨的考察”，强调对历史做“哲学观相”的重要性，因而有别于此前的编年体和历史叙事体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反省的历史”包蕴了向“哲学的历史”转变因子，即当“反省的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便潜在的是“哲学的历史”。③维柯的《新科学》，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提出了“vel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的行动与理解的同一性原则，并据此整理各民族的史料以期发现历史中的“神明天意”。④维柯的历史哲学已经触摸到对人类历史的内在必然解读的内核，对普遍历史作了较深入的阐释。但要因此高估维科理性哲学，却也并不符合实际。正如黑格尔的高足干斯所言，《新科学》中确实包含着一些“深湛的真理”，不过还具有着“可厌的外表”。⑤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建构在“永久和平”论之上，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极目标亦即“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试图用理性来理解历史。换言之，这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观念，并不是理性的人“自己的目标”，而是理性的人在自身历史中可能发现或假设的“自然的目标”或“大自然的计划”。因此，在“意志自由”与“普遍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即没有丝毫的必然性的保障。⑥ “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反思和省察。正如康德所强调的，历史学叙述历史进程，虽解读历史变化原因，不管他们的原因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在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⑦对于历史学的反思，使得康德超越宗教普遍史基于神意目的来规划历史的普遍史，着力从自然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历史的变动和规律，这是理性普遍史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与中世纪宗教的普遍史和古代政治的普遍史相异，理性的普遍史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野中，将未来作为历史探究的时间论域，并着力用理性、精神投射到对未来历史的展望。康德认为，理性不是分享当前的生活，而是旨在培育自己面向未来，尤其是培育异常遥远时代的这种能力，由此可见理性的特质在于“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⑧正是基于对理性和历史规律的笃信，改变了人们的历史时间观念，开阔了人们对于历史时间观念的新视野。在前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的概念着眼于过去，未来并不是历史学家记载历史、解读历史进程的时间论域。将未来设定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时间，从而将未来纳入到整体的历史体系中，并赋予它具有有别于过去“时间”的历史特性(Historical Quality)，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⑨18世纪以降，对未来的理解指向了抽象的未来，18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清晰地觉察到未来与过去天壤之别：未来被理解为进步的，是对过去的超越。未来与过去的既对立又分离的特质，体现了现代或“新时代”(New Time)的典型特征。⑩因此，康德会说，理性的普遍史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发展到好”。(11)由此可见，理性的普遍史展望未来的情怀和赋予“未来”道德属性的观念得到了明确的阐释。 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与注重史料和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传统史学相比，理性的普遍史注重对历史进行哲学的观相与思辨意识的建构，却对具体的历史实践缺乏有效的指导和接引。因此，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判理性的普遍史时候，则指出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12)因此，20世纪以来，普遍历史除了深受黑格尔、康德等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外，它更多地以一种变种的形式(比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东亚世界还能寻觅一些回音。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 用“普遍历史”观念沟通中西历史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关于编纂旨趣，郭实腊有明确的表述，文明日进要求突破民族偏见，中国也应该摒弃“夷夏”之别的观念，故“编者用巧妙的手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并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13)郭实腊的目的是在文明日进之时代，中国人应该突破“夷夏之别”的藩篱，用普遍历史的观念来看待中外格局的变动。此后，在《东西洋考》第一期的《序》中进一步申述这种观念：“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视远人之文矣……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14)由此可见，郭实腊以普遍历史的新视野来劝喻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异质文化，消解他们的民族偏见和文化独尊的心理，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其中分11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在作者看来，“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与读者观纲目，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也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分别以“汉土帝王历代”“西记合和纲鉴”，则进一步强调合和中西历史之必要，认为自盘古至尧舜，自亚坦到挪亚，东西史记庶几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尽管此后由于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史记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因之，史记之和合，即是要“结其联络，及通疏远”。传教士之“援西入中”，也不乏介绍西方各国历史的书籍。在《东西史记和合》中，郭实腊试图“和合”中西历史，将基督教普世史的观念运用于历史的纂述中。其“东史”内容限于中国史，起于传说中的盘古，止于明亡；“西史”则指古代西方历史，重点记载英国历史，起自上帝造天地，迄于英吉利哪耳慢王朝。在叙述方式上，中西历史和合，上半部分意在记录和阐释中国历史，下部分对将西方历史有条理的记录和分析。他将基督教历史编纂学运用到《东西史记和合》中，其历史编纂的特点“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在叙述世界历史进程时候，将中西历史事件放置于神意之下，并以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将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此开启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不同的新的编纂模式。(15)《东西史记和合》显然具备了这些特征，作为“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示范效应，克服了中国历史编纂的狭隘，以一种恢弘的眼光来梳理和解读中西历史的变动，有力地改变了阅读者的世界史观念，彰显了普世历史的诉求。 突出体现西方普遍史观过渡时期痕迹的还有慕维廉和林乐知译著的西方著作。1856年慕维廉(Willam Muirhead，1822-1900)和蒋剑人合作翻译了英国托马斯·米尔纳的《英格兰史》。在《大英国志》“自序”中，慕维廉极力强调其编纂宗旨在于突出基督教的神权意识：“史册所载，天道微而显，上帝以定律治人，鉴其善恶，降以罪福，天下人人能博稽载籍，感发天良，悔过迁善，斯为要理。”(16)并对基督教在英史中的地位有明确的阐释，英史最重教会，历史编纂者应该以上帝意旨为旨归。(17)慕维廉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援西入中”去解构不同国家政体，比如将中国的“政体”放到“世界”的背景下去分析，并将其划归于与法国、俄罗斯为一类。这种将各国政体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叙述模式，反映了慕氏普遍历史的视野：“《史记》皆以国政为纲领，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顿伯勒西顿(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18)可见，编纂者以一种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念梳理、总结不同国家的政体，隐含普遍历史整体史观的意识。就编纂形式而言，编纂者会通中西史体，既注意中西史体之异，又极力沟通融合中西史体。对于中西史书体例之异，编纂者有清醒的认识：“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史记列传用纪事体较详，本纪用编年体较略。而英史有本纪而无列传(名人事迹具见他书)，一代政教兵刑，事无大小，悉统于纪。体例既异，文字遂繁，观者勿讥其凌杂无节也。”(19)浸淫于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的影响，编纂者试图用中国的纪传体来编纂《大英国志》，其方法在于吸收中国纪传体中的志和表、图。慕维廉深感米纳尔《英格兰史》对于典志体的处理与中国史例不符，故他参酌纪传体“志”的编纂方式，将有关英国的典章制度合为一卷“志略”加以反映，作为该书第八卷，分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农商、地理八志略。详略不等，兵志较略，地理较详。在“普遍历史”的视野下，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史书的内容，史书的编纂形式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动。虽然，该书是中西史书体例的初步交融，但却是可贵的尝试。 《四裔编年表》也是运用普遍史观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年表体史书。编纂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中国学者李凤苞、严良勋三人，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译介。该书记事起自公元前2349年，下迄公元1862年，将中西历史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叙述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四裔编年表》依照四裔之不同，排列为四个年表加以反映。最高一栏首列中国的帝王纪年，最下一栏对应以西历标注。胡兆鸾评论该书“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旁行斜上，体仿周谱，而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诚为俾益后学不可少之书。”(20)由此可见，《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辅以干支纪年，将中国的纪年方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21)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契合普遍历史的诉求，能够将同一时空背景下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国不同的制度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等置于整体史的叙述框架，改变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模式，有助于解读世界各国历史事件之间普遍联系的本质，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世界历史的编纂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和合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思维，激发出中国人基于线性时间观念而产生的对于理性、进步以及未来的思考，无疑为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编纂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进步、进化的观念，而连续性的表述形式和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客观上为其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四裔编年表》在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并列呈现，为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提供可能。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传统中国史书所不具有的宏大叙事的路径。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Synchronic Other)，对立于中国的存在”。其压缩和转变需将世界历史进程以“文本”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与重构于当下，并将重构的结果与中国的历史和国运连为一体，进而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能再现于万国的历史中来加以评断。这样的压缩和转变意义在于“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成为普遍形式。”(22)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观念的重要转换，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基本上为循环史观服务，而《四裔编年表》采用的中西纪年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的传记作品中所采纳的世界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23)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即有这种世界时间的尝试。(24)这种“世界背景”的创设，隐喻着新时间观念的开启，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25)从这个意义上说，《四裔编年表》的线性时间观念中孕育着历史编纂的“现代性”。新史学时期中国史家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就是因为有公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 1882年，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1841-1913)编纂的《万国通鉴》，对于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将西方划分时代的编纂思想和将“东方国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中，由此来激扬普遍历史的情怀。该书共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以基督教神学普世史观念划分历史时期，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其价值在于彰显分时代编纂的观念。(26)《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将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教学记录和分析，并采用统一的纪年法，将东西历史编年融合，并附录有关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揭示了作者对于统一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诉求。“东方国度”虽只有一卷，却颇令人玩味，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史书编纂没有“近世代”的意识有关，亦有可能与谢卫楼对东方世界历史不熟悉，故只能将东方世界历史置于皇朝历史编年中。为了契合《万国通鉴》普遍历史的编纂要求，编者还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编纂形式来呼应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记录。 在来华传教士之中，李提摩太对西方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将理性普遍史观与进化论相结合、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并谋求崭新的历史叙事的模式，体现了用普遍历史观念形塑历史文本的努力。《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该著共24卷，卷下分节，是卷节体著作，为后来输入中国的章节体史书的过渡形式。书中叙述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问题、殖民地等方面的历史。该书出版之时，正处于欧洲进化论盛行的年代，马肯西(原作者)解读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基于进化论的立场，作者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向前发展的，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信思想学术的进步亦能推动社会的前进，而政治制度也是在逐步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国家走向富强。李提摩太等人翻译该作品时候，进一步将19世纪西方世界的进化史与中国史学经世史观会通，旨在让晚清当局了解世界进程，告诫当局如果学习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自强，“救国还是有希望的”。(27)《泰西新史揽要》译作在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也作了有益的尝试。《泰西新史揽要》原作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一洲一国，开篇直述世纪初各国形势。在翻译的文本转换中，译作往往在卷启之处预先凝结一种宏观时空或超时空的状态，将视野从“百年以前”拉至“今日”，打通原文的时空界限，使彼时与此时互为印证。(28)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概四海于一瞬”的时空起点是译者会通中西史学，以理性普遍史观对时空观念的要求重构历史编纂，这种有益的尝试在《泰》译作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泰》译作反复站在古今交织的节点，烛照百年之前的兴衰，寻找因果嬗变之迹，解读19世纪西方历史的变动，成为打破古今、中西藩篱的“要义”，使译本创造出有别于原作的历史价值。基于文本转换的需要，《泰》译本更加重视历史叙事自身的解释力，吸收中国传统史书叙事的褒贬功能，赋予历史叙事丰满的解释力，使译作颇有中国传统史传的韵味。这种改写立于普遍历史的因果关系诉求虽在译本的历史叙事策略方面有模式化之嫌，但确为传播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29)这也确是该书对于中国史学之意义所在。(30)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 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对中国史书编纂近代化有重要影响。清末倾心西学的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这本书，如梁启超、宋恕、王照等人对该书都有评析。梁启超在《西学书目提要》中将《万国史记》列为首篇，并说：“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31)宋恕也指出：“(该书)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32)强调该书对经世实学的重要性。但对该书“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不甚满意，他说：“《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33)而这正是该书在编纂体例接纳西史的表现；不但如此，该书还仿西史分时代的编纂观念，将上古、中古、近古作为划分时代的名称，“乃论西史以分三古以为序”。(34)该书还将进步观念引入：“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为弊时略相似宜矣。”在这里，欧洲历史被理解为依次进化的不同阶段，并将东洋历史置于“普遍历史”的模式中，以东亚人的历史观来疏解世界历史。 1886年，那珂通世编纂的《支那通史》，也是用分时编纂观念和章节体撰写中国历史的名作，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深受学界好评，该书全用汉文编纂，史料征引广泛，中西书籍兼采，特别是该书改变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采用西方章节体形式，分上世、中世、近世来记载中国历史的变动，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编纂模式，并以文明的进化程度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依此阐明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 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对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吸纳和改造主要体现在对于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关于纪年，西方史学主张公历纪年，中国传统史学有王位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梁启超认为，“当采用何者”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紧要之问题”。梁氏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孔子纪年，认为“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但这似乎与新史学时期不少史家所采用的以公历纪年为主有冲突，故梁氏自己在纪年方式上也有踌躇，他也试图修正自己，“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35)关于分时编纂观念，梁氏对于传统皇朝史学编纂方式不满，故主张吸收西方划分时代的观念。但他又认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来编纂历史稍嫌“武断”，“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而大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36)也就是说他基本接受了西方三时代编纂观念，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37)但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梁氏往往会突破三时代观念，比如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候，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学术发展自身的脉络等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38)杜赞奇对此也有定评：“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39)无疑，梁氏的分时代编纂观念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分期观念，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兴味，但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依照分时编纂观念，在中国史学领域来构建新的世界史视野，并将西方普世史学的历史意识熔铸在自己的撰述中。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模式，它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注重群体、注重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的编纂思想，借鉴西方的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40)梁启超进化史观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历史编纂置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尺度的解读范围内，对于历史的线性和进化的叙事模式极力推崇，由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与欧洲相同的史学框架内，并赋予中国历史普世历史观念和价值。(41) 正是在接受“普遍历史”的观念以及进化论的基础上，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思想进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遍历史所提供的共同叙述形式，中国历史的编纂只能停留在正统史观和皇朝史的叙述中。梁启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得益于普遍历史观念的浇灌。梁氏认为地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空间场域，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42)由此建构其疆域观。梁启超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识，(43)正是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为依据，梁氏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44)从文明交融的角度来疏解中国历史普遍性与空间疆域的关系，以此建构他的民族国家理论，即中国国家空间疆域依照西北—东南边疆，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与当时的新民观念和民族精神结合，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1922年，梁启超将《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置于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势的核心位置，以历史演变和发展为依据，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梁启超坚信“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45)由上可见，梁氏的民族国家是在普遍历史观念和进化史观的激发下，而对传统中国历史编纂的疏离后，对历史的理性探究而产生的成果。对此，杜赞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46)表明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是中国历史编纂的重要变革。这种民族国家的编纂模式对中国史学编纂产生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接轨，并依凭欧洲历史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史，来形塑中国语境的历史编纂模式。 梁启超还体味到普遍历史观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观念，他认为，“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是“息息相通的，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那全人类的历史亦为整个的”。(47)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考察人类进化的真相：“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48)他从因果律出发，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49)由此提出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50)“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51)因此，梁启超提出研究人类历史要有全局的观念和整体意识，这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中国化况有深味。 此外，20世纪初年新史学时期，关于“普遍历史”的建构和表达，在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夏曾佑等人的史著和新式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转型影响可以说至深且剧。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方式的变革，是中国史学接纳西方历史编纂观念的关键环节，在时空维度、历史观、编纂体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其意义不容低估。 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思潮，即使是史料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一定程度采用唯物史观来治史：“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52)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赋予思想界、史学家解释中国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正如何伟亚所阐释的，它运用“西方”新话语来诠释和分析中国的“落后”，它“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53)马克思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轨道中，试图以西方普世历史经验来阐释中国历史演进的“正当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形态理论等唯物史观，来重绘中国历史时间表，据此将中国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使得中国历史变成世界普遍史的一个部分被认可、被理解。唯物史观的输入及其中国化，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新颖的历史哲学，供给我们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工具，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在检视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也不难发现它具有深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魅影，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叙事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需要搬用欧洲的模式和经验，这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恰如双刃剑，需要警惕和检讨。 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社会构成、解释历史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对历史规律思辨认识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时期关于民族—国家理论、文明史观念等“公理”“公例”的突破和消解，对此德里克做了深刻的解读，“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54)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的根本理法”，(55)唯物史观的普遍历史观念，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抽绎出某种普遍性的本质，寻找“历史的根本理法”，以赋予历史学“普遍历史”的属性，即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考证历史史实，更在于“历史的根本理法”。以“历史的根本理法”为路径，李大钊认为，以经济现象来梳理和解读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并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56)李大钊还用整体史观和进步观来表征唯物史观的价值，(57)他对唯物史观的改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价值，是对新史学历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也更为重大，它改变了历史编纂的路径、动力和范围，展现出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复杂性的思辨。对此，德里克从政治及历史概念角度体认唯物史观编纂的价值颇具洞见，(58)揭示了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编纂历史的价值。由上可见，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中，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起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叙事模式，该范式表现在它批判性地处理史学编纂问题的暗示，以一种视历史为一自主领域的现世的历史观取代儒家的历史幻象。 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贡献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编纂《西洋史要》，该书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是较早用唯物史观编纂的西洋通史。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又说，唯物史观以社会经济现象梳理社会历史，并将其作为分析的工具，以此作为构建通史的基础。(59)《西洋史要》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下讫共产国际。全书共18章，内容详实，它最突出的编纂特点和贡献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撰历史的范例。(60)该书坚持整体史观和经济史观来梳理和解释西洋历史，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行系统而连贯的分析。在探究历史发展深层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1)杨匏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解释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变动。例如在分析西欧奴隶制度衰落的原因时，杨匏安即从经济出发，依此来解释经济变化引起的社会政治组织等变动。(62)由此得出奴隶制度最终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变动。在分析封建制度时，亦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疏解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正如有学者评论的，(63)杨匏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吸纳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唯物史观对西方历史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为通史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20世纪上半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唯物史观所撰写的通史名作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这些通史名作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与杨氏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历史解释、内容充实和语言表述方面要更胜一筹。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郭沫若，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虽然该书作为古代社会只论及前三个历史阶段，但他在其他著作中谈到了后两个阶段，所以他相信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并没有例外。划分时代的标准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64)郭沫若撰写的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突破以往的分时代编纂观念，首次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历史描绘出一种崭新的历史时间表。在具体的论证中，以马克思主义五种形态理论突出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同一性，并据此来建构他的历史分期理论。在郭沫若的日记中，他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演进的历史哲学誉为“唯物史观的公式”，(65)并依据此公式来编纂中国历史分期表，提出了“殷周奴隶说”和“战国封建说”这两个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具有独特价值的编纂理论，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确定他的普世化叙事，由此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最终是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但是，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也会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性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66)对此德里克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和评判。(67)相比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受官方的指导或压迫，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等问题上，展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解释当时的变革的社会维度中表现出崭新的革命性的范式变革，它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68)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①参见Ewa Domanska,"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no.35,1999,p.129. ②[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 ⑤[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第4页。 ⑥[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 ⑦[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⑧(11)[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4、78页。 ⑨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⑩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ans Keith Trib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12)Bruce Mazlish,"Terms",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22. (13)(14)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导言”，中华书局，1998年，第3页。 (15)[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91页。 (16)(17)(18)(19)[英]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墨海书院续刻本，1856年。 (20)胡兆鸾辑：《西学通考·西书》，长沙1897年初版、上海1898年石印本。 (21)(23)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2)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 (25)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6)《万国通鉴》的价值正如有学者评论的：“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27)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8)陈琛等：《泰西新史揽要史传会通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 (30)即在该书译序中指出的，“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中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明镜足以鉴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上海广学会，1895年。) (31)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饮冰室合集》专集69，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32)(33)宋恕：《致贵翰香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5、63页。 (34)[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35)(36)(37)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页。 (3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 (39)[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0)(48)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 (41)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4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43)梁启超：“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44)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45)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6页。 (46)杜赞奇：“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7)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328页。 (49)(50)(51)梁启超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02、103页。 (52)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3)[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54)[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55)李大钊：“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又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 (56)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 (57)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 (58)“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虽然在对普遍主义的热望和由实践、由政治后果的角度洞察历史这些基础上，把这两种历史观进行比拟是可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概念与儒家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历史观不同的史学编纂结果无疑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59)[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60)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杨匏安研究文选》，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6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3页。 (62)杨匏安写道：“由三世纪到五世纪这几百年中，帝国日益衰微崩溃，广大的群众破产贫穷，城市空虚，商业与工艺生产低落，农业也被破坏，于是经济倒退，从商品经济转回自然经济了。”(《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63)“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提倡‘新史学’到20年代的顾颉刚，他们都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新史学’都过于强调经验的有效性，忽视了提出一套‘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史学理论'”。([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64)德里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有明确的揭示：“在此前的史学家按照政治的(无论是个人的、王朝的还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变化划分时代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的标准。这种关于历史时代的崭新观念也改变了史学的范围：它将注意力聚焦于制约和塑造政治和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当长期的社会经济进程在史学家的关注之中获得首要地位的时候，建立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之上的历史解释，就让位于根据历史进程自身的对历史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解释只有在它能够考虑这些基本的进程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他们在一连串的动态相连的整体中来看待历史”。([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5)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66)[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67)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政治动机，尽管曾经遭到滥用，同样也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态度的一个来源。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却集中于前者——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僵硬的政治目标的从属地位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贡献”。([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8)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他们认为：像传统史学那样简单地确定历史事实的精确性，再依时间的和(或)空间的维度整理它们，以期达至历史的真实，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相信，对于与一个历史现象的解释相关的不同事实的相对意义的考察同样是必须的。实际上，他们引入中国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事实选择以及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的敏感。([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