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国际关系思想之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思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D80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673-1026(2007)01-0051-06
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在改革开放、内政外交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这些新思想和新论断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独创性的新成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现代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方面，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与时俱进的重要论述，如：和平的障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中美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利用国际机制大力开展多边外交，等等。这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国际问题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深刻认识国内外发展大势、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准确反映时代特征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好教材。
一 国际局势虽在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江泽民文选》第1—3卷收录了江泽民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特别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是：江泽民如何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时俱进，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继承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思想。在《江泽民文选》中，江泽民也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1] 566因此，可以判断，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样，这一重要战略判断也是我国得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前提。
对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及其相关问题，江泽民还作出了许多其他重要论述。江泽民说：“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1] 297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形势是西强东弱、北富南贫。只有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平与发展的威胁来自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在增加。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过去一直被美苏对抗掩盖下的一些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领土争端日益突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2] 280“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3] 39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1] 297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世界多极化是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积极因素，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局部战争时起时伏，南北差距仍在扩大。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仍很活跃。实现普遍和平、人类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因此，要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就应争取早日建成国际新秩序，即：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江泽民指出：“实现这样的新秩序，是我们所要共同缔造的更美好世界的主要标志。”[2] 481
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中说：“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和平、发展、合作”也是21世纪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和平与发展都脱离不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和平相处。[4]
二 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
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应该是不同国家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世界。“一个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1] 4742002年，江泽民在会见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时指出：“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世界应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傲慢和偏见，多一些交流和沟通。这样才能共同发展进步。”[1] 520-521当今世界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因此，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相互促进。强权政治主导的世界“大一统”，是永远不可实现的现代“乌托邦”。“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联合国。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2] 480世界是由多种文明和社会制度构成的，正如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1] 110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全面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进一步在现代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领域发扬光大，提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事实上，这些思想早已在江泽民的头脑中萦绕。因此，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谈话之后不久，在美国的乔治·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和在会见英国首相布莱尔时，江泽民进一步分别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思想。他指出，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1] 522他还说，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彼此存在分歧是难免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 523-524
2000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问题的会议上，江泽民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一直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我们提出坚持和平、反对武力，相互尊重、主权平等，自主选择、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等重要原则，积极推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3] 545-546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深入论述了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而在世界上推动各种力量和谐并存的问题。他说，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1] 566-567
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思想。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4]
三 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能力
发展是硬道理。一国只有在经济实力上强盛，国家安全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才会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对此，江泽民高屋建瓴地指出：“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才有分量，我们的朋友才能更多。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2] 307经济发展不仅关系着本国的和谐与稳定，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江泽民进一步阐述说：“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因素。”[2] 414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趋势，有利于促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国际社会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是开放的，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亚太经济的发展，世界和亚太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繁荣。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亚太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1] 417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在国际范畴的表现，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延伸。经济全球化既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变迁的最新动向。
世界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也是冲突不断、竞争不休的。因此，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应该“坚持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处理国际事务，以利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进步与和平事业作出更大贡献。”[3] 261“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发生‘台独’分裂祖国的重大事件，我们就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3] 4232000年6月5日，在一次题为“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讲话中，江泽民语重心长地说：“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如果不加快我国经济、科技事业的发展，努力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们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中国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时不我待啊！”[1] 3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实质性提高，但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有继续提升的很大空间。2001年10月，在军队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江泽民提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能力的问题。他说：“国家战略能力，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构成的综合国力。简言之，所谓战略能力，就是一个国家在需要采取战争行为时所能调动的各种力量的总和。”他还说：“增强国家战略能力，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综合考虑和着手，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1] 356-357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阐述说：“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1] 399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越来越重要。2002年，在总结我国“加入WTO”谈判15年国际斗争经验时，江泽民总结了三点基本认识：“第一，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二，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必须善于从国际国内政治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1] 443-446总之，“发展是硬道理，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重要历史经验。”[1] 444因此，江泽民号召我们，“从政治上看，从21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击风浪的本领。这对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有利。”[1] 450
四 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创造和平繁荣的新世纪
国际局势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后最为深刻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1] 566因此，转变旧的安全“定势”，及时树立新的安全观，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要求。“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永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3] 313江泽民提醒我们：“安全，就是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安全。”[1] 370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因素中，金融安全、宗教影响、恐怖主义这三个因素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就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首先，关于金融安全：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情况下，金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并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关注国家金融安全，并实施了金融安全战略，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战略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大国，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明显优势。”[1] 429因此，江泽民断言说：“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1] 428其次，关于宗教因素：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因此，江泽民要求我们，对国际局势中出现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及其影响，要充分估计，加强研究，未雨绸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宗教因素与现实世界的国际冲突密切交织，成为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并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兴因素。2001年12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宗教不仅本身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又往往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交汇在一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宗教的这个特点，冷战结束以后更为突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不喜欢的国家的重要手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1] 377-378我国政府对宗教的立场是，实行“政教分离”和“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分子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的任何行为。第三，关于恐怖主义：“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国际进步力量希望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但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之一。对此，江泽民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话磋商，开展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打击恐怖主义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一切行动应该有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混为一谈。不能对打击恐怖主义采取双重标准。不能借反恐怖主义推行影响世界和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其他政治意图。”[1] 475
五 大国关系重新调整，中美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
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多极化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削弱甚至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由于世界民主与和平力量的逐渐壮大，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不同于历史上列强争霸的政治局面。这种全新的多极化格局是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和多极的矛盾，称霸和反霸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21世纪以来，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大国关系经历着重大深刻的调整。主要表现是，大国之间建立了各种内涵不同的战略关系、伙伴关系，出现了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有协调又有摩擦的局面。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长期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我国国情与国际力量对比决定了我们必须这样做。”[3] 202
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最终结果，必将形成一个多种力量竞争共存的新格局。“各种力量共存，既有竞争和矛盾，又有协调和合作，谁也吃不掉谁，谁也压不倒谁。”江泽民充满信心地说：“放眼全球，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的经比他们的好念。”[2] 31-312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上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相当尖锐和复杂。因此，对我国而言，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矛盾，“在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我们既坚持原则，又坚持灵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1] 2892000年，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工作，必须抓住重点进行突破，同时要善于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纵横捭阖的斗争。要利用我国的市场优势，调动西方经济界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3] 546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首当其冲。江泽民就中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重要论述，特别是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关于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指出：“中美关系关乎我国外交全局，关乎我国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3] 203“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是我们国际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2] 312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一直是在美国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全球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需要，舍弃不下我国的巨大市场，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同我国进行合作。美国同我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也是为了发展与我国的经贸合作。因此，中美关系既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需要、平等合作的一面。既然“美国对我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两手策略，我们也要讲究策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3] 425所以，江泽民指出：“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搞社会主义，美国搞资本主义，但这不应该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不应该影响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来往和合作，不应该影响中美发展关系。”[2] 85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其次，关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因此，两国建交以来，尽管“国际形势有了变化，但中美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这一点并没有改变。”[2] 333进入21世纪，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早在1997年江泽民就明确指出，在事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的责任。”[3] 50这些事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打击国际犯罪，等等。江泽民高瞻远瞩，希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能够对世界上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 5同时，江泽民还提出：“要力争稳定中美关系，以带动中日、中欧以及同美国其他盟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 313第三，关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因素。江泽民告诫我们，几十年来，“美国反华势力演变中国的图谋不会改变，把台湾看成是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会改变。”[3] 203-204尽管“台湾问题马上解决有困难，但不解决是不行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否则，中美关系难以稳定。”因此，“台湾问题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要有一个时间表。”[3] 154江泽民特别指出：“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太重要了。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共同点，都坚持一个中国，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1] 525
六 加强与第三世界合作，利用国际机制和组织开展多边外交
近年来，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趋上升，越来越成为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的理论基础。利用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开展多边外交，日益成为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坚持多边主义、采取集体行动，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为使国际环境继续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江泽民提出，我们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对我们营造战略态势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强调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外交，主动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和调整，努力在多边层面上开展对外工作，不断扩大同各个方面的合作，增加彼此间的共识。”[1] 352-355多年来，中国一贯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并先后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多边安全对话、中国—东盟以及东盟—中日韩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一系列多边外交。作为重要的倡导方，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外交实践，首创了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创始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不仅符合六国利益，也必将对推进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促进建立新型安全观、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成功典范。”[1] 305-306
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互有优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双边关系的重要一环。睦邻友好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国周边国家众多，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们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民族主义国家、君主制国家。尽管我国与周边一些大国有着十分复杂的利害关系，但是，他们对我国的安全并不构成现实威胁，总体上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因此，我国对周边国家的政策一贯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2001年，在题为《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和处理国家关系，求同存异，长期共存。不要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尊重别国的国情，尊重别国人民所作的自主选择，尊重他们的正当权益。”[1] 315江泽民还说：“要坚持政经结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密不可分。政治关系为经济关系提供良好的环境，经济关系则为政治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1] 316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现代国际关系的重大发展之一。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军。由于当前的国际格局和我国的战略需要，我们有必要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统一战线。”[2] 313“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和平和制止战争以及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同我们有共同语言。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统一战线’中，我们绝不当头，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必须加强，必须有所作为。”[3] 374“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繁荣和安全，仅仅靠与发达国家合作是不行的，还要依靠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南南合作。我们要十分注意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这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大战略。”[3] 42中国一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中国与非洲真诚友好，是可以相互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中非友谊基础深厚、世代相传，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它绝不会由于时间的流逝、世事的变迁和国际格局的转变而改变。”[2] 528总之，正如江泽民阐明的那样：“我们必须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富朋友要交，穷朋友也要交，关键时刻往往穷朋友更靠得住。”[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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