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东[1]2004年在《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古典增长理论明确指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一国先进技术的获取有两条途径：一是本国自行研发，另一条是从国外引进。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自行研发技术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这一费用，因此纷纷选择从国外引进技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大背景下，作为国际生产和国际直接投资主体的跨国公司，不仅推动着资本和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在技术的国际转移与扩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外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技术扩散的研究，而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成为其中一个热门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迅速增长，随着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增加，国内学者开始了对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果的研究与讨论。中国自2002年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活动也在快速上升，并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本文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技术扩散的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活动，从宏观、产业和企业层次，利用计量分析、统计指标对比和调查问卷等不同方法，分析了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就现存的一些问题和限制因素提出了对策建议。
顾洁华[2]2006年在《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效应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论文把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应分为两个种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重点论述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及在华研发投资演进过程；间接效应分别论述水平方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垂直方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梳理总结技术扩散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技术扩散的发生渠道及其制约因素。接着，本文通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实证分析，讨论了现阶段人力资本、人才流动、研发投资等各种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程度，以及技术扩散效应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后，密切联系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引资水平的实际，对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指出抓住当前跨国公司对我国大量投资的契机，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充分接受和吸收其技术扩散效应，尽快获得和掌握已有的世界先进技术，是加快我国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
费良杰[3]2008年在《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中国西部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研究》文中提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作为国际生产和国际直接投资主体的跨国公司,不仅推动着资本和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在技术的国际转移与扩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和技术投入的力度,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技术活动也在快速上升,并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然而中国西部企业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对自身的技术能力增长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鉴于此,中国西部企业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不仅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研究与开发,更要灵活运用外部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借助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以实现中国西部企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基于以上观点,论文着重研究跨国公司技术扩散视角下的中国西部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论文在分析技术扩散理论、企业技术能力理论以及技术能力与知识存量关系基础之上,综合国内外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技术扩散的受方,即企业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不同方式与企业技术能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探讨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中国西部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时间序列统计数据的归纳与整理,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跨国公司在中国西部技术扩散进行实证分析,并且通过对西部企业人力资本、企业研发能力、技术经费流向叁个方面的数据来分析中国西部技术吸收能力。通过以上分析表明,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对中国西部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并以此找出从跨国公司技术扩散视角下如何提升中国西部企业的技术能力的路径。最后论文对如何提升中国西部企业的技术能力给出了建议。
刘伟全[4]2010年在《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技术进步研究》文中认为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于不断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技术要素并不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依靠本国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和升级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积极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目前理论界对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以流入的外资对发展中东道国企业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并且取得了许多代表性的成果；而以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投资行为对母国国内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当前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分工。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获得了一部分分工的利益,但由于缺少技术、品牌等价值链战略环节必需的要素而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机制下研究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技术溢出的理论可行性和微观机理,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利于我国加强和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进一步促进海外投资对国内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不断发展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基于国际分工正在演变为价值链环节之间的分工和中国企业正在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上攀升这两方面的考虑,探讨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技术溢出,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问题,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其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获取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是什么?影响溢出效应的因素有哪些?其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存在哪些因素影响国内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根据本文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特点,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实现工艺升级或者产品升级。投资企业的全球市场销售规模和企业所处行业的工资率是其投资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足够大的市场销售规模和较高的行业工资率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得。第二,从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看来,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别。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来看,生产者驱动类型价值链的企业既可以通过绿地投资也可以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发达国家的研发技术,而购买者驱动类型价值链的企业则更应当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品牌、渠道等资源,实现价值链的攀升。第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刺激国内技术创新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国内扩散影响国内技术进步,通过研发经费和专利授权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提高作用没有体现出来；而逆向技术溢出的国内扩散效应虽然较小,但已经通过研发要素的吸纳机制和研发成果的反馈机制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培养与积累是增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吸收能力的关键。本文共包括七章内容。其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是导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思路、内容结构和创新点,并对几个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第2章是文献综述,梳理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分析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文献研究,指出当前的研究缺乏对溢出机制的详细分析,缺少对跨国公司获取东道国研发溢出的具体过程和发生机理的阐述。第3章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和微观机理分析,在构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行性理论模型基础上,详细阐述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和影响因素,建立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模型。第4章结合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的划分和演变,分析了不同价值链类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价值链环节攀升的投资方式,修正和完善了第3章所建立的微观机理模型。第5章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宏观实证分析,首先检验了OFDI对于我国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程度；然后通过对投资流向的东道国进行分组聚类分析测量了OFDI投资流向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和发生机制,并分析了影响国内吸收能力的因素。第6章是基于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的OFDI案例,在简要介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发达国家技术的企业实践后,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类型角度选取了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华为公司和家电制造业的TCL公司作为案例,分析验证前文所提出的溢出机理和传导机制。第7章是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展望,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相比已有的研究文献而言,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第一,本文运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在价值链理论框架下考察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母国传导机制等问题,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模式,提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对策,为中国企业提高在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途径。第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势下,从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个角度详细阐述发展中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和影响因素,以此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同时比较了在不同价值链类型企业下的适用性,弥补了理论研究的不足。第叁,在实证研究方面,分别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技术进步效应；并借鉴和改造L-P模型,利用目前二十五个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总体和聚类分组分析,比较了我国OFDI的不同投资区位影响国内技术进步的机理和效果。
颜凌芳[5]2007年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进步研究》文中提出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不断增加以及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行为也日益频繁。如何最有效地对接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以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本文以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理论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国际间技术的转移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如基于母国视角的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母国对转移对象的限制级别、跨国公司投资与管理模式、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与东道国产销体系的融合程度、技术本身的性质与国家安全等将决定着技术移出方的行为。市场因素、资源因素分别从需求角度和供给角度促成了跨国公司技术活动的全球化,而跨国公司基于内部整合和外部协调的战略性行为也成为其技术活动的全球化的另一动机。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技术基础与企业吸收能力、知识创新体系对技术外溢的刺激能力、中国政府FDI政策的优惠程度、中国技术创新的资源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源因素等等影响技术转移的东道国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对华转移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其在华的技术活动产生的市场竞争、示范与模仿、通过前向与后向关联带来技术溢出、强化人力资本流动、加强研发合作以及先进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导入等效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相关性检验的结果也说明了中国利用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有相关关系,但外资的利用与中国技术进步的相关系数并不大,这恰恰说明了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条件下,中国在对接机制的建设上还有改进的空间。分析发现,只有对接机制的叁个层次——核心层机制、支撑层机制和技术扩散层机制的良好配合,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技术进步成果。其中,核心机制是直接对接跨国公司技术活动的机制,包括利益激励机制和技术权益保障机制。支撑机制包含技术活动要素创造机制、技术发展外围机制和技术市场机制等叁个方面。技术扩散的促进机制,则包括技术扩散的过程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等叁个方面。
白洁[6]2009年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技术进步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技术水平的提升主要源于本国的技术创新以及利用各种技术扩散途径对外来知识进行学习、吸收与模仿。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证实了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即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能够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对母国产生技术扩散效应，而且能够提升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UNCTAD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在一项对30个国家152000家企业的跨国研究中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研发活动对于提升以专利申请来衡量的母国国内创新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我国正从以引进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经济效应已逐渐显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标在于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目前，国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对就业、产业升级、贸易结构等方面，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研究甚少。因此，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对外直接投资纳入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对于我国转变投资增长方式，更好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类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构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就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等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对技术进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类综述，重点介绍了近期的研究热点，即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本文第二章提出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研发投入及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理，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打下理论基础。本文第叁章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和现状，首先回顾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并进行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最后对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进行分析。第四章在前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即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是否存在。第五章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是否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六章，将人力资本和R&D存量作为吸收能力的决定因素，分析了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对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第七章总结实证检验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是通过促使增加研发投入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提高研发资源的产出效率来实现的；(2)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显着存在，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3)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效应上，而不是创新效应；(4)人力资本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有效结合对外观设计授权量产生的正向作用要大于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作用；(5)将R&D的两面性纳入分析框架以后，可以发现两种国际技术扩散途径的作用机理不同。引进外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有赖于我国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技术水平的制约较小，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资源和技术环境。本文选择了国内学者较少关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并最终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正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意图，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及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理，从而弥补了理论研究的不足；从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海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引入人力资本，分析了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将R&D的两面性纳入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国际技术扩散渠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差异。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研究还不成体系，且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进行尝试性分析，以期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进展，当然，由于客观数据的缺乏，使得本文难以从产业和企业层面进一步分析，成为本文研究的一个缺憾。
林兰[7]2007年在《技术扩散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区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显着。国内外区域发展的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除了技术开发立项时的正确抉择外,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技术的空间扩散,技术扩散已经成为决定技术开发研究成败的关键。高科技园区是承接国外技术转移和实现区域技术扩散的有效载体,技术扩散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研究因而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论文以导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叁角洲技术扩散规律与高技术企业区位优化”、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研究项目“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发展研究”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空间产品布局研究”等课题为支撑,通过室内、网络文献资料的搜集以及对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实地访谈,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技术扩散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区位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笔者发现,经济学家一般借助经济模型来研究技术扩散的条件、动力和方式,但对技术的空间扩散及其产生的空间效应研究较为缺乏;地理学家研究技术扩散强调技术的空间运动和空间分布,但只谈及了技术空间布局改变的现象,并未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刻分析。现有的技术扩散研究成果侧重于研究技术扩散的影响因子、方式、效用、空间效应和模型等某一方面,没有将其与技术扩散的尺度建立联系。然而,正是由于技术扩散影响因素对不同尺度的技术扩散过程影响不同,才导致了不同尺度的技术扩散具有不同的扩散方式、特征和效应。因此,建立技术扩散影响因素和尺度之间的联系,是研究区域技术扩散和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扩散活动与布局的重要着眼点之一。论文在归纳、总结国内外技术扩散、企业区位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论述了技术扩散与空间尺度、技术扩散与高新技术企业布局之间的关系,从技术区位的角系统地阐述了高新技术园区企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区位指向;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模型与数学模型,对张江高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扩散路径、方式、强度和创新水平,企业空间集聚的动力和机制,跨国公司在技术溢出中的作用以及张江高科技园区不同尺度技术区位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不同尺度技术扩散的影响因子、方式和空间效应不同。在宏观尺度上,技术势能和宏观技术扩散通道是影响技术扩散的主要因子,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技术联盟和外国直接投资是其主要扩散方式,等级扩散(跳跃式扩散)是其主要特征;在微观尺度上,距离和微观技术扩散通道是影响技术扩散的主要因子,技术溢出是其主要扩散方式,邻近扩散、空间集聚时期主要特征。第二,不同尺度技术区位对区域技术扩散的影响不同。宏观尺度技术区位是技术势能与宏观技术扩散通道的统一,复杂技术、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扩散对技术受方技术势能的要求更高,而简单技术和成熟技术扩散虽然可以降低对技术受方技术水平的要求,但其扩散的通道必须通畅;微观尺度技术区位主要反映在该地区企业的集聚度和微观技术扩散通道的畅通性。微观技术扩散通道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很大,难以在短期内进行复制和营造。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在实现宏观尺度技术扩散后,微观技术区位就成为其能否通过技术扩散获取先进技术的关键。第叁,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技术势能较低,但凭借其较为优越的宏观技术扩散通道接受了发达国家以FDI为主要形式的国际技术转移。目前,张江高科技园区处于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区域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微观技术扩散通道逐渐完善。然而,张江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园区企业集聚并不是基于技术创新,而更多地是基于产业链联系的技术溢出,宏观技术扩散为主,微观技术扩散为辅,张江企业对国外供货商和销售商的依赖较大。从张江本地的技术溢出来看,以前后向联系的技术垂直溢出为主,水平溢出十分微弱,并且这种以垂直技术溢出为主要形式的技术扩散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从宏观尺度看,随着张江高科技园区技术势能的提高,其技术扩散方式正从单一的FDI技术引进向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技术联盟方向转变,张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对境外企业的依赖减弱;从微观尺度看,随着张江微观技术扩散通道的不断完善,张江技术溢出正处在从垂直产业链溢出向水平创新溢出的转变之中。
孔翔[8]2006年在《技术吸收型对外贸易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民族国家虽然逐步卷入国际分工体系，知识和技术也推动着经济发展效率的显着提高，但开放并不必然地使发展中国家广泛受益，获取技术资源的高“门槛”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本文拟以技术吸收型对外贸易战略为研究对象，比较全面地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这一战略，更好地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引导对外贸易活动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内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全文共分为七章。导论部分主要分析了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界定了研究对象，简要介绍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梳理了有关技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贸易战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技术与贸易的关系以及技术扩散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第叁章简要探讨了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对技术吸收型战略立论基础的分析；第四章是基于技术吸收的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构想，比较深入地从理论上阐释了战略的实施条件、基本内涵、实现机制和预期收益；第五章探讨了技术吸收型对外贸易战略的实施路径，主要分析了促进技术流动和技术吸收的若干实践问题；第六章是对中国逐步实施技术吸收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思考；结论部分对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概括。 研究表明，技术吸收型对外贸易战略主要适合全球化时代发展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核心是通过技术吸收实现整合全球技术资源服务本国创新能力增长的目标。就战略的内涵而言，它以开放为主题，以参与要素分工为基础，以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重点，主要通过贸易产业的载体作用，使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的跨国流动和扩散中改进了技术资源的发展环境，从而为提高国家整体发展能力和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创造了条件。从战略的实现机制看，它首先要促进技术要素的跨国流动，激励技术的引进、使用和输出；其次要依托贸易产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成贸易发展与技术能力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再次要推动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创新，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滞后等技术发展的制度缺陷；最后，以成功的技术扩散为基础，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战略的预期收益看，它将为国内经济和产业发展赢得更为丰富的技术要素，从而使对外贸易获得规模和效益的增长，经济发展也将在内涵型发展模式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它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存在缺陷的基础上采取的、以获取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的、适度超前的战略举措，因此还必须克服可能遭遇的各种困难。从实施路径看，实现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的耦合是促进技术跨国流
杜健[9]2005年在《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溢出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高涨,作为科技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因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和可持续性战略竞争力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伴随FDI的加速涌入,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如何分享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内化FDI先进技术为本国技术基础储备;同时大力培育国家自主创新能力,避免技术边缘化陷阱,形成有效技术追赶,不仅是我国现阶段引进外资、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更关系到国家科技能力长期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和速度! 迄今为止,对FDI的研究一直围绕着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溢出效应,以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我们的研究模型以此为基础,假设FDI和平均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创新驱动(市场竞争/市场成长/技术机会/技术独占)、创新投入(创新投入结构/创新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出口指数/边缘化指数)叁个环节线性发生;并为行业的技术差距、吸收能力和技术密集度所调制。 我们选用1998-2003年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3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研究创新产出与FDI之间的直接模型、间接模型和调制模型。直接模型是讨论创新产出和FDI之间的关系;间接模型则是讨论在创新投入强度/结构的中介作用下,创新产出与FDI之间的关系;调制模型讨论的是在技术差距、技术密集度和吸收能力的调制作用下,创新产出和FDI的关系。 第二部分,研究创新驱动因素对创新投入强度和FDI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包括创新投入强度和FDI的直接模型、间接模型以及创新驱动因素的组合中介模型。直接模型是讨论创新投入强度和FDI之间的关系;间接模型则是讨论在各个创新驱动因素的独立中介作用下,创新投入强度与FDI之间的关系;组合中介模型是四大创新驱动因素组合进入创新投入强度和FDI参与度的回归方程。 沿着溢出机制的路径,通过分层剖析发现: 1.以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和出口度为观测对象,行业外资企业和内资的行业平均水平存在着差距,且六年来的差距没有明显的缩小;特别是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创新效益差距尤为明显。消化吸收和技术引进的费用比例越高,FDI对产业创新效率和效益的溢出则越强;而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差距越大、则溢出作用越弱。
黄茂兴[10]2007年在《论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文中指出人类创造了技术，技术又伴随着人类的延续而发展。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的要素渗透于生产过程之中，而且广泛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技术系统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注意到了技术系统的内在要素和外部环境的运动规律，开始对最优技术选择理论进行探讨，研究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最为有利。一个国家的技术选择往往是该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体现，是技术政策的核心，是夺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技术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技术的发展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即技术除了对自然、社会、经济以积极的影响外，也会对自然、社会和人类产生消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矿产资源日益减少，生态平衡失调，环境污染加剧，大量事实表明，人与其他生物生存的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快的技术变迁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技术的升级。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符合自身条件和环境的技术发展道路，面临通过技术引进还是实行自主研发的技术选择战略，当然，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评价自己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寻找一个更为合理的技术发展模式。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受资金和资源禀赋的限制，对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以及本国技术开发的选择，就成为国家技术战略的体现。技术选择得当，就能加速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则延缓经济增长。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际上有人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对技术选择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但多数仅就技术系统的内在要素进行研究。本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完成了从概念框架建构、理论命题推演、综合评价分析、模型设定、计量及测算和策略思考等一系列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以历史分析的方式，提出了技术选择的概念，考察技术选择的功能和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文章把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较为详尽地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及经济增长方式，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源泉，从而为本研究奠定了立论基础。在运用系统工程原理和经济数学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有效地衡量了技术选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那么，如何更精确地判定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文章讨论了技术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之间的函数关系，同时把禀赋结构和相对价格作为技术选择的主要约束条件，进一步论证了一个经济系统中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方式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此外，本研究还介绍了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关键技术选择与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功经验，以及对我国加强技术选择、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又好又快”增长的有益借鉴和经验借鉴。在此基础上，继续考察如何选择技术发展的战略以及如何选择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并与之相协调的技术发展的目标、途径和政策，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提出加快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相应对策、建议。本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合理处理理论、实践与政策叁者之间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最终服务于实践，中国经济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必须根据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具体国情选择合适的技术，加快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1]. 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D]. 张建东.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2].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应研究[D]. 顾洁华. 暨南大学. 2006
[3]. 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中国西部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研究[D]. 费良杰. 兰州理工大学. 2008
[4].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技术进步研究[D]. 刘伟全. 山东大学. 2010
[5].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进步研究[D]. 颜凌芳. 湖南大学. 2007
[6].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 白洁.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7]. 技术扩散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区位研究[D]. 林兰.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8]. 技术吸收型对外贸易战略研究[D]. 孔翔.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9]. 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溢出机制研究[D]. 杜健. 浙江大学. 2005
[10]. 论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D].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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