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青年的过渡与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瓦尔特·R·海因茨(Walter.R.Heinz)是德国不莱梅大学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教授，并担任该大学生命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主要兴趣在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社会化以及生命进程的比较研究。近期发表的成果有《从教育到就业：跨国研究》（编辑，1999）、《重构工作与生命进程》（与维克多·马歇尔、赫尔加·克鲁杰和安尼尔·费马合编，即出）。通讯处：Professor Walter.R.Heinz,Life Course Research Centre,University of Bremen(5fb 186),Postfach 330 440,D-28334 Bremen,Germany;E-mail:wheinz@sfb186.uni-bremen.de
我们正在目击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加速转型，这一转型对个人灵活性和终生教育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后工业社会需要的知识劳动者多于工厂工人。全球化进程对青年的培训和就业提出了新问题：国家的资格模式能否提供国际经济竞争所需的技术能力呢？各国对全球化的反应参差不一。
本文将集中论述从学校到工作——职业教育和培训(VET)系统——德国都做出了什么样的过渡安排。2/3的德国中学毕业生离校就业遵循的是VET路线，继续升入大学者另当别论。我将讨论以下问题：社会变化如何影响青年的过渡？有哪些理论和概念适用于理解青年的过渡？德国对青年过渡的安排具有哪些特点？VET系统是在复制还是在减少社会不平等？国家对日益严重的青年失业做出了什么反应？
社会变化及其对青年过渡的影响
随着时间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重返国际舞台。尽管新工党(New Labour)或主流社会民主党称雄欧洲社会，人们还是把市场放开、政府袖手、压缩福利、削减保障当做解决劳动力市场危机的良药。取消管制、权力下放、削减福利成了德国政治辩论中的重要话题。80年代之前，增加就业和福利国家一直是个人选择和社会整合弱者的前提，因为它不但为独立的生命进程提供了初始条件，而且还削弱了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生活无保障、担心出局不会促使大家学习新知，努力工作，组织创新，反倒会危及社会的整合能力。由于过去十年中德国的失业者增多，福利国家变得成本高昂，作为有关各项社会政策之基础的社会共识随之动摇。福利国家被认为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加重了在业者和青年一代的负担；他们卖力，而依赖社会保障体系的失业者和退休者沾光。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问一问：是否非得将教育、培训、就业和退休一股脑地放开，实施私有化？我们是否可以提高人们适应多种情况的能力，使教育、就业、家庭以及社区等相得益彰？社会想要增强自己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增强社会成员的个人技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增长以及组织灵活性的提高，对非技术和半熟练工人的需求正在迅速下降。这就需要就学校—工作的过渡做出安排，培养以知识为取向、以高等教育为基础的灵活劳动能力。但是，就寻求职业的年轻人来说，工作经验仍然是一项重要资源。于是他们就面临两难：是教育受得多点？还是参加工作早点长点？
据布朗和劳德(Brown and Lauder,1996)的意见，技能的更新换代乃是在后工业框架中“左翼现代化派”的首要策略。回应全球化对学习—就业过渡阶段的影响，有着多种方法。它们都与教育、培训和就业的不同体制安排有关，都植根于文化传统。而且，虽然存在着向第三产业发展的全球性趋势，工业仍然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体系中举足轻重。例如，德国就十分倚重它的劳动大军初步形成而且继续精进的专业技能，因为它是以汽车、车床、电动机械装置、电子和化学产品等等复杂的高技术产品参与国际经济市场的。德国由于拥有强大的制造业部门，在发展新的服务业方面一直比较缓慢。当美英两国政府抽身而让位给市场时，德国却一直维持并改善了它的学校—就业体制安排(Heinz,1996;Streeck,1992)。在德国，技术培训这样的过渡体制至少在两点上很成功：既有助于培养一支高质量的劳动大军，又有助于把青年失业保持在低水平上(Blossfeld and Stockmann,1999)。
“左翼现代化派”既不走市场路线也不强调传统的职业培训，而是另辟蹊径，呼吁对知识和社会技能做大规模投资以促进高技术的服务型经济。国家再次发挥它在教育、培训和就业政策中的角色，以创建一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劳动大军来适应越来越要求高的工作岗位。
这一当代社会民主战略要想成功，就必须为符合资历条件的从业新手创造愈来愈多的高技能、高工资的专业职位。在德国，如同在其他后工业服务社会，资历和就业机会之间存在着日益加大的鸿沟，即所谓“教育—职位鸿沟”(Livingstone,1998)。知识工业的大发展带动了主要为就业者提供的继续教育和培训。这一势头不利于青年技术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放开、公司缩小规模，再加上非全时工、临时工之类的朝不保夕的工作制，都影响着青年人的人生机会。这种情况与受教育愈高、培训时间愈长则就业道路愈广的人力资本理论正好背道而驰。
传统上德国走的是一条“高技能、高工资”的路线，其基础是源远流长的VET体制以及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其运行框架是社团主义（企业、工会和政府之间形成的社会伙伴关系）。但这一路线终究未能防止失业率在90年代的上升、柏林墙于1989年坍塌后失业状况的恶化。德国的劳动力水平虽然还没下降，雇主们却要求在培训、雇佣和辞退方面享受更多的灵活，支付更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
体制、过渡和主动性
如罗森鲍姆(Rosenbaum,1990)和他的同事所论，无论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还是人力资本的理论，都说不清从教育到就业的过渡。那些模式往往低估了社会体制、社会网络在学校和就业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所以我在本文中将集中考察德国制度化的VET，也称“双重体制”（因为它把公司培训和技校教育结合在一起）。这个体制不仅提供规范标准的职业资格，而且为青少年提供一个社会化和人格发展的时期(Hamilton,1990;Heinz,1996)。VET体制在规范的框架内，根据工作单位的技术和组织环境所需而进行技能培训(Ashton and Green,1996)，社团主义的原则是这一体制的支柱。设置于教育和就业之间的这种体制以法律为框架，把企业、职业学校和工会结合为一体。这样的体制性安排与经济的效率交相作用。这种“德国生产模式”(Kern and Sabel,1994)将高技术生产系统和高工资报酬结构结合在一起，直到十年前都卓有成效。
这种德国型的过渡安排有哪些利弊？沙维特和缪勒(Shavit and Muller,1998)指出，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有两种不同的体制背景。一是资格的，一是组织的。前者如德国的过渡安排，以就业资格为框架；后者如法、英、美，基本是一种“在职培训”的模式。公司既可以根据劳动力的技术情况，也可以根据公司组织的工作要求来建构工作场所。法国不存在学徒制度，因此教育、培训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松散。而在德国这样的社会，职业教育和培训一贯受到重视，技术能力和工作要求之间的关系通常要比重普通教育轻VET的社会紧密得多。
当技能只可通过公司的在职培训获得时，教育作为雇员优秀素质、上进心以及社会能力的标志便更被看重。以组织方式安排青年过渡的社会，往往过于重视学术教育而低估职业教育和培训。以资格为中心的过渡安排十分标准化，课程、文凭和工作等等都有全国统一的说法。但是，标准化的过渡安排也有一个短处，就是往往依赖等级化的教育系统，限制着不同类型学校之间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
对人生过渡时期的最新学术研究，就体制模式和个人事业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看法。研究青年的过渡不可不注意教育和职业，因为它们是大背景(Bynner et al.,1997;Heinz,1999)。过渡这一概念指的是个人在制度中——从父母的家到中小学，到大学，到VET，到就业和成家——所经历的变化。过渡什么时候发生、将持续多久首先取决于规矩怎么样，出路有多少，对进入体制和离开体制（文凭）又是如何规定的。它还要看个人的资源、人生计划和抉择(Evans and Heinz,1994)。
和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在就业、婚姻、为人父母等事情上的时间安排方面出入甚大。在后工业服务社会中，青年和成年成了过渡研究的核心领域。这是因为教育和就业的时机和时序之可预见性较前减少，对有关个人的压力也较前为大。稳定的工作岗位和谋求事业发展的机缘同时减少，做生活道路之重要抉择——例如离开学校、开始自己的事业、回到学校、成家、回到劳动力市场等——的时间安排因之受到重大影响。过渡的框架往往为文化标准和社会的机会结构所规定，个人却也不得不就体制参与的道路和顺序做出选择，以期能够使成年生活中承担的不同角色彼此配合得好些(Elder and O'Rand,1995)。从生命进程的角度观察种种过渡，便可以看清体制安排、劳动力市场机会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化作教育和就业之间的各种道路的。
经济学家和劳动力市场专家(Soskice,1994)以机会的分割和职业的经济结构为背景，分析了青年人的工作进入模式和事业模式。而过渡这一概念则丰富了这一研究，它考察了不同的道路如何在身份建构的关键时期为青年提供社会化的经历从而使他获得心理上和社会上的稳定，又如何在同时复制或改变了社会阶级的影响和性别不平等。有些人研究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路径和结果，过分强调教育、经济变迁以及劳动力市场划分的影响(Shavit and Muller,1998)，往往忽略了青年自身的主动性。“主动性”(agency)指的是以生命进程为框架而安排其过渡的个人取向、抉择和行动。当今的生命进程包括规范、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因素，以及与VET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市场因素。关于教育、就业和成家应何时进行、持续多久的规范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僵硬。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已经现代化了，因为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不再那么简单，职业生涯也不再那么一帆风顺。
这些变化正在造就主动性，意思是个人要对自己的过渡拿主意并负责。对VET安排的任何研究，这都是一个关键方面。这些安排能否为男女青年提供相应的就业资格和谋生技能，使他们能在就业系统中顺利通行？
为便于分析而将主动性和社会结构分隔开来，这会妨碍我们去理解经济压力、劳动力市场瓶颈以及公司重组对个人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总是表现于人们在教育选择、事业抉择以及参加工作、娶妻生子等时间安排方面的差异之中。今天，根据其出身、教育水平和文凭来预测青年人的事业发展已不大容易。因为在欧洲社会，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其时机和久暂的决定都更个人化了(Banner et al.,1997)。
要想对青年人的就业过渡求得较佳理解，必需同时着重考察有关的体制性安排，以及个人就有限的机会所做的抉择及其后果。以生命进程为框架的过渡研究，注重在从学校到工作的不同路径上社会环境与个人事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青年并不是家庭的价值观、学校的经历和文凭的单纯载体。他们需要利用在教育和培训中所获得的经验，把对他们提出的种种体制化的要求组织协调好。举一个例子，新近有一项研究利用定量和定性方法，对德国两个城市从VET系统毕业的青年技术工人做了长达十年的追踪考察(Heinz et al.,1998)。该项研究的三项主要发现印证了机会结构与个人主动性之间的交互作用。第一，5年之后，一半人已改行，他们所从事的工种不再是原来培训的工种。有些回到学校去了，有些干了别的，有些——多为女性——则退出劳动市场而操持家务。总起来看，失业的情况意外地少，而在90年代的德国，失业却是上升的。第二，总体趋势如此，但其中差异也不小，这是因为所受培训的职业不同，则过渡的结果和就业情况也就出入甚大。例如，银行职员在本行业继续干的要大大多于汽车修理工；而银行职员工作数年后又接受高等教育的，则男多于女。第三，无论何种行业，青年工人只要发挥主动性，他们的事业发展就会不同于别人。一些人依靠公司的安排而继续在同一地方工作；一些人发挥主动，为寻求更多的机会而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学校；还有一些人为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时而工作，时而上学。
既然过渡研究不仅重视机会结构和体制安排，而且也重视个人的取向和决断，那么它就不但能够说明工作的调整对人生道路的影响，而且也能说明这些年轻人在不同的体制领域之间所怀有的期望、做出的抉择和行动(Heinz,1999)。
过渡的安排
在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的安排中，可以有不同的办法将工作经验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一方面，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在学校里进行（如法国）；另一方面，学校仅授普通教育，职业学习由在职培训提供（如美、英）。而德语社会则实行公司内工作经历与职业学校理论课程相结合的“双重体制”。对于“工人走上工作岗位时的工作能力，他们在长期从业生活中灵活适应新的职业要求”，这种模式有着深远意义(Blossfeld and Stockmann,1999,p.6)。英、美的做法强调工人走上岗位时即具备具体公司的具体岗位技能，而削弱了个人长期事业的灵活性，也没有从行业、组织和经济等方面为工人提供较宽的理论知识。德国模式的长处在于它把实际的工作经验和组织环境与理论课程结合为一。这种VET体制是一种从雇主出发的过渡安排，其运行框架是联邦有关规定。这些规定来自有关社会伙伴的集体决策，因此一般可以保证VET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有效结合。但这种协调却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遭到破坏。劳动重新组合、大力降低成本，这些造成了失业上升。失业上升则使社会合作体制面临严重的压力。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之下，新的联邦政府打算让雇主重新承担起社会责任，成立了“劳动同盟”(Alliance for Work)，使雇主、工会和政府在联邦、州以及地区的不同级别的圆桌会议上坐下来协商。
所以，德国人把VET视为集体的善制，青年、公司和社会都从中得到好处。每逢经济稳定、就业增长的时期，它总是运作得很好。但是，雇主总是尽力按照短期竞争的需要来调整培训，他们愈是想这样做，就愈加把培训视为一个增加成本的因素而力求削减。既然培训的地方和就业的机会减少了，青年就在学校里多读几年书，拿到文凭后继续深造。虽然VET法案制订了全国性的目标、标准和规章，培训场所的有无还取决于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见习机会减少，国家只得干预，一方面向公众作出呼吁，一方面以工资补贴作为对雇主的刺激，此外再给青年提供不在特定公司见习的技能培训。所有这些策略的目标都是为德国维持一条“高技能”的就业过渡道路。恰如外国观察者曾评论的那样，这些举措证明国家、雇主和工会一致努力，把“青工技能的培训过程从行业一级延伸到中间技术的层次——这是在美国和英国所从未见到过的”(Ashton and Green,1996,p.143)。
德国VET体制的制度化结构，是以联邦立法为框架，以全国协调培训为基础。框架就培训的内容和时期制定普遍的标准，分别规定了公司、职业学校、公共机构以及受训人员的责任。而VET立法则以根基深厚的雇主、劳工和政府合作模式为基础，规范已经制度化了的培训安排，无论在联邦、州或地区／社区层次都一例通行(Alex and Stooss,1996;Flude and Sieminski,1999;Soskice,1994)。
德国VET体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同业公会，它经历了工业化时期的转型，得到了国家的特许，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化了。这一培训文化的传统中后来又汇入了社团主义的人力政策，其目标不仅在于为经济服务，而且在于年轻人的社会化，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进取心和事业心。多数青年不上大学，这一劳动加学习的体验于他们特别重要。1969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法案(Berufshildungsgesetz)规范着360个行业的职业培训组织工作。就VET中以公司为基础的那部分而言，设置了培训条例以指导受训人员的学习，规定了职业学校的课程。培训为期3年，其中3/4的时间是在某一公司当学徒，由获有执照的训练人员或师傅指导。其余1/4的时间则由职业学校（脱产）负责受训人员的普通教育以及学习有关行业理论方面的知识。原则上，公司培训和职业学校教育两相结合，目的在于使青年们毕业时成为胜任的工人、产业技术工人或技术雇员。
在国家层次上，这个体制由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组织(BIBB)管理，它并负责向联邦教育科学部(BMBW)提供咨询。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组织是一个公共机构，它的理事会由德国16个州、工会和雇主的代表组成。在地区或地方层次上则由商业、工业或手工业的公会管理，把以公司为基地的培训同国家和负责职业学校的地方政府部门协调起来。这些社会伙伴全都参与VET体制的全部职能运转：制定目标、标准和规章；财务、行政、监测和评估。培训和职业教育的费用则由国家和雇主分担。见习生的工资仅为成年人工资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部分分担自己的培训费用。
见习模式有几个关键之处。培训内容因具体工作岗位而不同；能学到什么范围的技能和知识，有赖于提供培训的公司的规模。在小公司小行业，见习生纳入单位内部而成为青工；大企业的见习生则往返于工作岗位和培训车间。由于其等级和横向关系的规章以及合作模式，“双重体制”对技术和劳动组织的变化所要求的跨行业能力这一条只能慢慢适应。这种情况也拉开了见习生和高校毕业生之间的距离，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尤其是对女性、下层阶级出身的青年以及移民子女的歧视。而且，在当代这种更加变化无常的劳动力市场中，见习体制已不可能给予终身的行业技术，而仅仅是提供一张“门票”，借以开始一系列岗位变动和继续教育。
尽管有这些不足，德国中学毕业生大多数(2/3)仍然依照所入职校的性质之分而在16岁到20岁阶段纷纷进入这个“双重体制”。从学校到就业的过渡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寻求见习机会；第二步则在于雇主是否决定雇佣而成为正式的成年工。据联邦职业和培训组织新近的调查(BMBW,1999)，1998年中学毕业生中有63%的人十分乐于接受见习培训，其中包括25%拥有大学入学资格者。在上一个十年，随着青年失业率上升，申请参加见习培训的人数不断增加。申请能否得到批准，可能性随教育资历而变；80%的六年制中学(Realschule)毕业生获得成功，而职业学校毕业生的申请成功者为45%。
对新近的培训合同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大约1/3的见习生是初级中学(Hauptschule)毕业生，主要学习工艺行业；2/5来自六年制中学，多半进入公共服务行业或企业部门；1/5来自为入大学做准备的高级中学(Gymnasium)，多以公共服务、企业和商业为取向。这一分布情况显然说明教育水平与培训机会的职业等级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论，尽管有些申请是出于迂回曲折的打算，有些申请未获批准，但人们对VET的评价还是正面的。
在1998年，大约半数中学毕业生认为接受技能培训满足了他们的期望(BMBW,1999)。未能获得批准的人之中，多数计划继续寻求培训机会，仅有少数人对职业培训失去了兴趣。
VET体制是持续稳定地提供技术型劳动力、限制青年失业率的前提。但在1998年，德国18-25岁年龄段待业青年的百分比已经从1993年的8.5%上升到12%以上。较之于西班牙(39%)、意大利(33%)、法国(29%)和英国(14.2%)的情况，相对而言不算严重。与多数社会相同，失业有地区性差异，取决于当地企业的组成情况。在德国，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的地区性差异在7%（巴伐利亚）到21%（柏林）之间。
明显的是，在进行培训的公司中从见习生进而成为正式工人已经较前为难。1995年时，公司雇佣了60%的见习生；1997年时，西德为45%，东德为49%。当然，雇佣的可能随着公司的规模而加大：小公司为46%，例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和西门子那样的大公司则高达64%。在东德即往昔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这一过渡已经变得十分困难；1997年未能找到工作的青年技工达到了40%。导致这一黯淡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德经济增长缓慢，政府操办的许多职业培训计划都脱离了以公司为基地的培训过程。
有些青年之未能进入“双重体制”，与现存的社会排斥也有关系。尽管通向就业的VET道路组织得相当之好而且颇受好评，但据联邦教育科学部的估计，20-29岁的青年中仍约有130万人（占总数的11.6%）是在没有完成见习培训或不具有其他正式职业资历的情况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BMBW,1999)。按照德国的职业标准，这些青年是失败者；他们之中不仅有遭到社会排斥的年轻人，也有培训期未满就一走了之的人。每5名见习生之中，头一年就有一名中途缀学，情况随有关公司或企业部门的规模而变化：小手工艺作坊缀学率最高，而公共服务行业的缀学率最低。不肯完成学业或重新开始另一种培训，其原因当然与各自的动机有关系。但就总体来看，青年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期望值和把他们当做成年人对待的要求已经增长，而愈来愈多的青年都把在公司里见习的头几个月看成是一种考验阶段。
在德国，围绕着进入就业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门槛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转而成为见习期、大学毕业和结婚成家的不同年龄标志。这些标志处于变化中：见习生的平均年龄在1970年到1990年间从16.6岁提高到19岁；1985年到1995年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龄增加到27岁，男性的结婚年龄从26.6岁增加到29.7岁，女性从24.1岁增加到27.3岁(Statistisches Jahrbuch,1997)。年龄标志之所以变化有种种原因，同文化的现代化、个人选择和机遇结构的变化等有关系而且难以析离，但最主要的应归因于工作单位的要求在提高而就业机会却在减少(Bolder et al.,1996)。
不平等
在德国，中学体制的三级结构明显地标志着社会的阶层结构。初级中学(Haupischule)充满工人阶级和移民的子弟，六年制中学(Realschule)绝大多数学生出身于中产阶级，而为上大学做准备的高级中学(Gymnasium)的学生则绝大多数是专业人员和企业家的子女。相对而言，学校系统之防止学生中途缀学还是比较成功的：没有获得初级中学文凭便已离校的学生仅占总数的9%。如上文关于就业的过渡安排所述，在教育水平高低和职业地位、职业培训高低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VET体制中另一个不平等的结构性特色表现为性别歧视：得以进入这一“双重体制”的女青年少于男青年。此外，劳动力市场之接纳青年女性也存在严重问题，连那些获得了专业文凭者也不例外。她们在同样的学校接受同样的培训，而失业的风险却更高。在原为东德的各州，经过见习培训而身怀技能的青年女性约有半数找不到工作，而处于同样情况的男青年则为1/3。克鲁杰(Krüger,1999)考察德国的VET体制，揭露了青年过渡研究中的一些盲点。高等专业院校也提供职业教育，为不参与“双重体制”的女青年开设课程。VET系统开设的专业约300多种，绝大多数都是适合男性的工作，而以院校为基地的职业教育则提供约100来种适合女性的专业培训，例如医护、儿童照料和实验室助手。
见习期的工资也男女有别。1998年，见习生的月薪平均为1024德国马克。一些男性职业，例如砌砖和搭脚手架，月薪为2000马克；而女性职业，例如理发员和售货员，则仅为700马克。
不平等还表现在外国青年身上。这些移民的孩子在中上等学校上学的比例偏低，获得上大学资格者仅占总数的15%，而没有读完中学的孩子达17%。这些青年大半属土耳其血统，1998年时，他们占15-18岁青年总数的15%。德国本土出生的青年约有2/3经由VET体制而过渡，而父母非德国出生者却仅有37%进入“双重体制”。他们接受培训，主要成为理发员、修车工和售货员，而在办公室和技术行业工作的则比例偏低(BMBW,1999)。
联邦政府新近采取紧急措施减少青年失业，支持培训和教育以促进外籍工人子弟的社会整合。不同的措施包括增加不以公司为基础的培训中心的培训名额，给予雇佣失业技术青工的公司以补贴，以及给边缘化的青年提供社会咨询，帮助他们通过职业培训而达到社会整合。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给德国的处于不利地位、遭到社会排斥的青年以就业的过渡安排。1998年秋天，联邦政府采取了一项就地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措施，打算把25岁以下的10万失业青年纳入培训和就业轨道。评估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这一大规模的干预行动将产生什么效果，现在为时尚早；但这至少——特别是在东德——给处于失业之中而别无出路的青年准备了一条职业培训的路。
结论
美国和英国的公司经营管理特色，主要表现为短期决策以利于高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创新；德国公司则仍倾向于比较重视长期的劳动力规划，包括见习制度和进一步的再培训。这一途径也反映为青年人不乐意对自己的技术发展采取短期观点。他们计划而且期望一种两阶段的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方式，或是通过VET体制，或是上大学。青年们之所以形成这种过渡观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劳动力市场不鼓励青年没有获得文凭就离开学校或大学。雇主、劳动法以及青年本身都极其重视教育以及以工作为基础的培训资历或专业资历。所以德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德国没有以富于吸引力的工资诱使青年缀学而从业的青年劳动力市场。经理部门、工会、政府、教育机构和青年自身合而组成劳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无论在联邦、州或地区层面都依循业已制度化的合作机制运转。
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型，无疑对德国的过渡体制提出了挑战。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初级阶段和继续教育，必须教会青年人获得跨行业的更高的社会技能和组织技能。工业和手工艺行业的遗产，使得德国的过渡体制难以一下就轻易适应灵活的组织环境。VET体制的文化积淀根深蒂固，对特定公司的需求、工作单位的技术和组织变化形成一种制度化了的阻力。对这种来自体制的惰性，大公司采取的对策是按照自己特定的需要来制订培训规划，但不放弃参与“双重体制”，后者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中青年和成年人的过渡和生活计划的框架。只要多数青年人仍然是经由VET通道来走社会化的道路，他们就与德国的就业文化相联系：这是一种把雇用、提级和终身进修结合为一的框架。
克服青年过渡中的社会不公，是一个紧迫任务。必需给家庭提供资源，给青年提供技能和知识，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过渡。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需考虑到今后的社会将具有一大特点，即人们将不大可能全日就业而终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