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文本意识形态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文本论文,理论论文,伊格尔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9）06-0051-05
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简单化态度，他认为阿尔都塞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虽然仍不完全）的说明”[1](P21)。确实，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内涵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具有划界意义，他吸取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成果，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强制性、无意识性、阶级性等几大特点。在文艺—意识形态—科学三元关系中，他认为（伟大的）文艺和科学一样，能够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揭示出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且，受布莱希特的启发，阿尔都塞在写于1962年8月的《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文中，开创了从文本—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去研究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模式，对马歇雷、伊格尔顿这两位被称为阿尔都塞学派成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他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文本意识形态理论。
一
马歇雷是第一位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家，1966年他出版了论文集《文学生产理论》，“这本书挑战地创造性地将路易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上，在与‘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决裂中显示真正的革新”[1](P85)。在总体思路上，马歇雷和阿尔都塞是一致的，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虚假同一性的幻象，文学以日常意识形态为原料，通过自己的加工变形去打破这种虚假的同一性，从而获得了接近某种历史真实的可能。但是，马歇雷做了几点创新：一是运用新的概念去剖析意识形态的结构，深入理解其虚幻内因；再则突出文学性因素，深化和细化对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研究。
首先，马歇雷以“自由／必然”这对概念剖析意识形态结构，发现意识形态对相应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具有维护功能，它受制于一种必然，是有限的、保守的，但在表面上总是以能给人类和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空间的幻象出现，“意识形态是封闭的、有限的，但它错误地宣称自己在其限度之内是无限的（对每一事物都能作出回答）”。因此，意识形态是一个虚假的整体，因为它并没有指定它自己的限度，也不能反映出它自己的局限性。相反，“意识形态容纳了这些局限性，但它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忘记那起源的时刻。这些既是永久的又是永久地潜在的局限性就是构成全部意识形态的那种不协调的来源：即它外表上的开放性和内在的关闭性之间的不协调”[2](P131)。文学则将虚假统一的意识形态织入文本，通过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将它的“自由／必然”悖论格局展示出来，从而暴露意识形态的貌似合理的内部结构。[3](P128)那么，文学文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为了深化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研究，马歇雷实际上将文学生产过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历史进程（historical progress）——意识形态（也指幻觉illusion）——虚构（fiction指文学文本）”。这样就可以突出文本的文学性问题（specifically literary in the text）。[2](P118)对此，伊格尔顿正确地理解道：“幻觉——人们普通的意识形态经验——是作家创作依据的材料，但是，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把它改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赋予它形状和结构。正是通过赋予意识形态某种确定的形式，将它固定在某种虚构的界限内，艺术才能使自己与它保持距离，由此向我们显示那种意识形态的界限。马舍雷认为，在这样做的时候，艺术有助于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幻觉。”[1](P23)
马歇雷的第一个研究向度是根据文学的虚构特性，强调文本语言对日常意识形态语言的塑形和疏离。他认为，日常语言，举凡公开言论、私人信件、报刊文章、科学报告等等无一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文学文本的出现无非是作家对语言的运用，“作家的工作一开始就是劳动，……是一种针对语言的、赋予语言以形式的工作”。日常的表现特定意识形态的语言一旦进入文本，就会受到文学性的重塑，变成另外的模样。因为，“文学传统地属于艺术王国，只认可特别的审美判断”[2](P54)。文本会按照自己的编织逻辑，“成为歪曲的模仿、语言的争执，而不是现实的再现。它扭曲而非模仿（日常意识形态）”[2](P61)。当然，编织而成的文本只能也是一种虚构，是幻象的幻象。不过，“虚构并不是一种低级的欺骗行为，因为它有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暴露（意识形态的）局限，帮助我们从中获得解放”[2](P64)。这样，文本语言“一开始就与日常的说、写语言产生断裂，这一断裂将作品从意识形态的其他表现形式中隔离开来”[2](P52)。通过拉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也就产生了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这就可能撕下意识形态语言同一、和谐的伪装，揭示出意识形态“外表上的开放性和内在的关闭性之间的不协调”，从而透露出历史真实，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文学作品夸大模仿的性质撕去了它自发性的伪装，使它成为派生的东西。通过它们出现的多种样式，各种不同的（语言）因素斗争大于联合：‘生活’被日常语言所绑架，而它的回声却在文学作品中被发现，以其非现实性同日常语言相抗争；即使是完工了的文学作品也都在意识形态上显露出缝隙”[2](P60)。
第二个向度是抓住文学“反映”的特殊性，揭示现实意识形态与文本内部意识形态的区分，发掘文本深层的离心结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往往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成是被动的、机械的，好像作品像一面镜子或者像一张相片，只是消极地录下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此，马歇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观点，认为用来反映现实的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只放在朝向现实的某一角度，显示出来的形象是残缺不全的，它所反映的和它所没有反映的，同样富有表现力。这可以分两个步骤来理解。第一，一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多种多样的，“某一历史阶段并不自发地产生一个单个的、独立完整的意识形态，而是产生一系列的、由各种力量组成的总体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都是由于产生它的阶级所承受的压力”[2](P115)。而作家往往只能站在一个意识形态立场（不排除作家跳到自身以外的某个意识形态立场，如托尔斯泰从地主阶级的跳到农民阶级的立场）去写作，“作家并没有义务要明确表达一个时代的整个结构，他毋宁给予我们一个图像，无与伦比的特殊的一瞥”[2](P113)。所以，镜子和它所反映的事物（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局部的：镜子有所选择，它并不反映一切事物。而且，“作品或许正因为记录了自己反映中的偏见，记录了一些简单成分的不完全的真实，它才是一面镜子”[4](P600)。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就有了第二步，即到文学反映的特殊性中寻找“镜子的秘密”。马歇雷一再强调，“现实意识形态”与“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区别。作品并不是直接植根于历史现实，而仅仅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即“现实——（表意活动）——意识形态——（文学手段／镜子）——文本（图像）”。伊格尔顿认为，文本自身的必然性（艺术逻辑）对作者意识形态加以变形了，“作品的必然性并不能说明作者意愿的前后连贯性。……实际上是作品在生产自己，它展现多种含义，既不符合作者的意图，也不符合预先设想的标准模式或外界的实际情况”[5]。这样，在作品内部，在作品和它的思想内容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产生离心现象，任何自称完美和谐的意识形态只要被文学形式化、图像化，就会暴露自己的局限、矛盾：“即使意识形态本身听起来总是坚实的、丰富的，它却由于存在于小说中，由于具有可见的固定的形式，便开始谈到它自己的不在场。借助于作品，它变得有可能逃出自发意识形态的领域，摆脱对于自己、历史和时代的虚假意识。”[2](P132)文本—意识形态的距离使我们能够跨过意识形态的界限，进入界限之外的其他意识形态的隐秘领域。这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个深渊之上。像一个行星围绕着一个不存在的太阳旋转，一种意识形态是由它并未提到的东西构成的；它存在，因为有一些不必谈到的东西”[2](P132)。所以，“在马舍雷看来，一部作品之与意识形态有关，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间隙和空白中，最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1](P39)。最后，马歇雷总结道：“科学与意识形态决裂，破除意识形态。文学通过使用意识形态来挑战意识形态。”[6](P472)这就导致文本总是离开中心，只有含义的不断冲突和歧异。可以说，文本的离心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意识形态“在场—不在场”的深层的辩证结构。
马歇雷突出了文学形式对意识形态的塑形、改造、令其自我解构的力量，“大胆地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变种”。但是，他同时也暴露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因为形式的作用“还取决于作品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与意识形态的状况”[5]。马歇雷在1974年与巴利巴尔合作的论文《论作为一种观念的文学》中承认《文学生产理论》一书“其唯物主义的叙述则仍然过于概括”[7](P50)，开始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真正坚持用唯物主义方法探讨文本意识形态理论的任务落在了伊格尔顿的肩上，正如罗伯特·保尔所说：“与马歇雷的发展轨迹形成呼应，伊格尔顿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批评和意识形态》，这本书吸收、批判和发展了马歇雷的原初问题。”[8](P262)
二
作为阿尔都塞学派在英国的代表人物，伊格尔顿的理论与阿尔都塞、马歇雷的文本意识形态论有着极为密切的承继关系。但是，伊格尔顿对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提出质疑：“我发现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阿尔都塞和马歇雷两人的说明是含混不清的。”[1](P23)首先，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可变性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它永远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中可能掺杂着冲突的、甚至是矛盾的世界观。”[1](P10)且不说社会各阶级都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各个意识形态的内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进一步说，意识形态本身是具体历史环境中各个因素相互纷争的交汇点，是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中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永远是‘不纯’的”[9](P427)。第二，针对他们将文艺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观点，伊格尔顿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复杂的社会知觉结构中的一部分。”[1](P9)当然，“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P81)。伊格尔顿的文本意识形态论依此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大框架中研究文本生产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站在文本之内”，分析文本与意识形态、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
伊格尔顿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在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关于文学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相关论述的启发下，创造性地在一般生产方式之外，提出“文学生产方式”（包括文学生产力和文学生产关系）；又在一般意识形态之外，提出“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意识形态”等新概念。文学生产方式从属于一般生产方式，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组成。这些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影响文学产品本身的性质。“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在某种意义上内化了它的社会生产关系，每一文本都以其特殊形态指示着它的消费方式，都在自身中包含一个意识形态的代码，说明它是由谁、为谁以及如何生产出意识形态”[10](P48)。作者意识形态指“作者被置入一般意识形态这一符号秩序的特有方式，这一置入是由诸种因素多元决定的，这些因素是：社会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区等”[10](P58)。审美意识形态指一般意识形态中的特殊的审美领域，它与伦理、宗教等其他领域相连接，为一般生产方式所最终决定。它是一般意识形态中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包含审美的价值、意义、功能等。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传统、文类、惯例、手段、话语等。”[10](P60)文本是以上五个因素综合作用、生产的结果，即在由一般生产方式所最终决定以及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生产方式中，在处于一般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中的作者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生产出来的审美意识形态，也即文本意识形态。它们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不但各自内涵丰富、充满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相互牵扯，产生出来的文本意识形态自然是色彩斑斓，充满着“含义冲突和形式冲突”。另外，我们可以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伊格尔顿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不是对立而是融合的关系，因为文本生产材料、工具、方法、产品无一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浸润，因此文本生产实际上就是在意识形态中生产意识形态。值得关注的是，从原料到产品，审美意识形态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把关人”和“工艺师”的角色，文本内和文本外的意识形态绝对不可等同。因此，伊格尔顿要“站在文本内”再次研讨文本与意识形态以及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伊格尔顿受到马歇雷的极大影响，他也就文本生产过程提出一个三分结构：“历史—意识形态—文学文本”。[13](P68)意识形态是对历史现实的表意活动（signification），是关于现实的再现形式；文本则将意识形态的表意内容当作能指，经过审美形式的改造，将之转化为“伪现实”或“文本现实”。在这里，伊格尔顿至少有四点不同于马歇雷之处。第一，如何解释文本内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马歇雷在这个问题上较含糊，他“主张文本内的冲突不能把握为现实历史冲突的反映”[10](P95)。伊格尔顿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认为“文学作品似乎很自由，可以自行制造和自我决定，因为它不受复制特殊‘现实’的制约。但是，这种自由掩盖了更真实的一面，它由意识形态母体的构成物所决定”[10](P74)。这个“母体的构成物”就是历史现实，“历史是文学的终极能指，也是文学的终极所指”[6](P474)。第二，伊格尔顿在这个环节批评马歇雷只注意到意识形态的含义冲突，忽略了审美形式、意识形态形式等形式冲突：“当然，含义冲突和形式冲突之间是有不同的。马歇雷主要注意前者。”[1](P40)因为“文本所用的‘材料’在提供给文本时，已经具有某种形式，已经是比较连贯地经过排列和组织的表意形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内容的逻辑’”[10](P85)，这一形式必然与审美形式发生冲突，并且，审美形式之间也会发生冲突。第三，伊格尔顿按照他的审美意识形态观，认为审美形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以至于“对这样的内容进行‘筛选’的形式本身就是已经作用过的意识形态内容”[10](P77)。第四，伊格尔顿还从阅读的角度提出了“潜文本”（sub-text）概念。伊格尔顿说：“一切文学作品都包含一个或几个这样的潜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种潜文本称为作品本身的‘无意识’。所有写作的情况都表明，作品的洞察力与它的盲目性紧密相连的：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以及它如何不说这些东西，是与它所清晰表达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作品中那些看起来像是不在的、边缘的或感情矛盾的东西可能会为作品的种种意义提供一个集中的暗示。”[11](P179)这可以说是对马歇雷“不在场”概念的一个发展。
综上所述，与阿尔都塞相比，马歇雷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他认为某一历史阶段会产生一系列的、由各种力量组成的总体关系所决定的多种意识形态；他还突出了文学的虚构和反映的特殊性，揭示出文本中意识形态“在场—不在场”的深层辩证结构。伊格尔顿则运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克服了前两者在应用结构主义方法时所带来的唯心主义倾向，强调了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性，对意识形态也做出更加清晰的划分，将文本意识形态的高度复杂性加以充分阐释，从而建立起他所期望的“文本的科学”。像阿尔都塞一样，马歇雷和伊格尔顿都是从文本入手，开展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的。他们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文论成果，破除庸俗唯物主义的文学反映论，较好地打通了内部和外部研究，从文本研究走向政治研究，对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极有借鉴意义。因为文化批评的主要特点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当然，由于他们与传统文论的问题结构是错位的，所以，传统文论所关注的文艺的情感性、想象性、意象性、创造性、超越性往往不在视野之内，这暴露出他们的也是整个文化批评思潮的理论局限性。看来，经过形式主义文论、文化（或政治）批评理论之后，目前存在的就是文学性和政治性如何更好地融合的问题，这将是一个正反合题，既要弥补“纯文学”论片面强调审美性之失，又须纠正文化批评思潮对文学性的偏废。
收稿日期：2009-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