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临场理论的三个内生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内生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1）06－0046－06
社会临场理论是传播学技术与社会（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最初由Short、Williams和Christie等三位学者于1976年提出。在《电信（telecommunication）传播的社会心理学》① 一书中，他们指出“社会临场感”是“对他人存在的感知”，而这种感知直接影响了人们被媒介技术中介的交流互动过程及其结果。社会临场理论借用了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概念——社会临场（social presence），将之应用于被媒介技术中介的互动交流研究中。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通过不同媒介渠道体验到的另一方的社会临场感程度不同，而越高的社会临场感越能促进人们之间被中介的互动交流。而社会临场研究中经常用到的自变量是一组由用户主观评价媒介特性的量表。最初的测量指标包括媒介被感知到的媒介特征，如：冷—热，敏感—不敏感，人际的—非人际的，社会化的—非社会化的等。②③④⑤ 后来的研究借鉴了更多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认为使用者对特定媒介技术在亲密度（intimacy）、卷入度（involvement）、直接度（immediacy）等维度上的评价也影响了他们对互动对象的临场感的感知。⑥⑦ 换言之，即使与人互动交流的是一台机器，对上述维度的技术革新也有可能使人们将这台机器感知为一个有生命的交流对象，从而为媒介技术的研发与演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目前，各种新兴媒介终端层出不穷——从笔记本电脑到手机再到iPad。尽管各种终端的技术特性不同，但同样被中介的、互动的交流特征却使得众多新媒体的研究（或媒介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一个更具整合性的、更宽泛的框架入手——不同媒介提供的社会临场感——而这也是众多学者利用该理论展开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旨归。⑧ Biocca等人在系统梳理了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临场理论研究后，将继往研究中牵涉的概念、变量、变量之间关系及其实际应用情况等做了详细的分类阐述。⑨ 他们指出，社会临场理论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贡献：
1.利用社会临场理论探索媒介技术的设计目标、使用者的社会动机以及电信系统的特征及其影响；
2.利用社会临场理论中的测量指标评价不同媒介技术可以提供的社会临场感；
3.利用社会临场研究探索人际交流和社会认知等更大的研究议题。
Biocca等人在系统梳理了过去二十五年间社会临场理论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社会临场理论是深深扎根于符号互动论和人际传播之社会心理学的。符号互动论强调：主体对外物赋予的意义是其行动的基础，而这种意义只存在于主体与外物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同时，主体对意义的诠释会随交流过程的展开而不断调整。⑩ 社会临场理论以符号互动论中主动的行动者为核心，将个体对于技术和（被中介的）他人的主体感知与界定作为主要的变量进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对人们被中介的互动交流行为和交流中使用的媒介之特性作出解释。而人际传播的社会心理学之众多成果则成为社会临场理论中测量主体对媒介与他人感知的主要依据。
既往对社会临场理论的评述文章大多立足于整合，即厘清有关概念、评述既往研究并最终回到对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建言献策。然而，每个理论都有其生根发芽的土壤。重新发现那些已经背离的思想源泉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更好的理解社会临场理论及其应用，而且也能让我们更加批判地看待现有研究中的问题，为研究进路的寻找做一铺垫。
另外，这种反思性的理论审视对于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证研究的理论之发展尤为重要。社会临场理论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其以指标的可操作化为导向、将宏大理论与中程理论日益削减到具体而微的可操作化指标中。而这些指标背后的理论链条是否顺畅，理论的内在逻辑是否能被各种实证研究所证实，则是个需要不断回头检视的问题。因此，在推进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不断与其内涵丰富的理论源泉及各学科的新近研究成果展开对话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开阔视角，也为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开拓创新打下了基础。
“临场者”不等于互动对象
在一个人际互动的交流情境中，人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符号互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Goffman曾在他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明确指出，在一次交流互动过程中，影响个体行动决策的因素至少有三个：（1）表演者；（2）观看表演的人；（3）既非表演者又非观看者的人。(11) 其中第二点提到的“观看表演者”在社会临场理论中被操作化为“互动交流的对象”，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定量检验。然而，这种简化却是有先天缺陷的。仅凭个人经验，我们知道，新浪博客、百度博客、博客大巴就是不同的线上博客空间。新浪以名人博客为主打，百度博客上聚集了大量的“90后”，而博客大巴则被很多知识分子青睐。因此，在这些地方我们写作时，影响我们行为决策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已知的隔三差五会来看看的线上线下朋友们，肯定还有大量未知的不同成分的社会人。如果说博客的“互动性”不够强的话，我们可以再看看微博——一个即时互动交流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有些人同时用twitter、buzz和新浪微博。尽管三个空间里的粉丝构成存在差异，但仍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当他们发言时，必定要考虑更多未知的受众以及受众对他们在此空间中特定行为的特定预期。因此，就出现了同一个人在twitter上会以发政论为主，但在新浪微博上却以发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晒生活照为主的两种微博使用形态。Goffman指出，人们总是会同时考虑“观看表演的人”和“既非表演者又非观看者的”不在场者。比如，在博客的例子中，当个体使用新浪博客时，可能既会考虑到某些社会群体的在场，又会同时意识到“90后”等其他群体的缺席，由此来决定自己的线上言行。同理，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同时使用了buzz和twitter的人可能会意识到新浪微博上大量国内媒体和官员的在场。而当他/她使用twitter时，则极有可能意识到中国官员和媒体的缺席以及外媒的在场。这种对其他在场者和缺席者的主体意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互动交流的频率、内容及其他行为特征。(12)
严格来说，除非是只有两个人在场的交流，才能排除其他在场者对互动交流的影响。而任何被中介的互动交流，从逻辑上讲，都存在“被其他人在场”的可能。在社会临场理论广泛应用的线上传播（CMC）和人机互动（HCI）领域，非交流一方的其他人的在场是一个常态。只有像电子邮件和即时聊天工具（IM）那样的媒介技术可以相对排除其他主体的在场，而各种论坛、博客、微博、视频网站等媒介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都有大量的非交流方的在场者临场。因此，笔者认为，社会临场理论中将提高个体对另一互动个体的感知作为促进双方互动交流之决定性因素的基础假设存在先天缺陷。而用这种简单的判断逻辑应用于对媒介技术好坏的评判则有失偏颇。
这种将临场者窄化为互动交流对象的假设在网络传播的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在社会临场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一旦中介环境中存在的个体显露出些微的智能生物迹象，人们与之的互动交流就会立即启动。(13)(14)(15) 这些实验从另一侧面说明个体对其他个体存在的主体感知会直接影响人们的互动行为之决策。而在被媒介技术中介的互动交流中，社会临场理论假设了一种准二人的人际交流（Dyadic Communication）(16) 状态，并以社会心理学中人际互动的诸多理论为基础进行理论拓展和现实检验。然而，如前所述，中介交流的常态是他人在场的交流。仍以微博为例：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一个普通人有可能会慢慢拥有上百名的粉丝。此时，如果他还想跟朋友分享一下生活里的小烦恼，说一些家长里短，那么他很可能并不希望这些话被那几百人关注，于是，“礼貌的漠视”（civil inattention）(17)(18) 变成了他对多数粉丝的基本期待。而他那些亲密的朋友之积极回应、相互打趣，则是他对微博互动的另一基本期待。但是，在场的其他人是否会像微博主人期望的那样——“存在像不存在一样”，还是会投以“不礼貌的关注”，这是行动主体无法控制，甚至也无法预期的。而一旦其他被期待要保持沉默的看客们加入到互动中来，那么，这种“智能生物之迹象”的展现必定会影响主体的行动决策。当被预期的看客们报告说他们感知到某种媒介对交流提供了较高的“亲密度”“卷入度”和“直接性”时，从社会临场理论来看，这应能促进“被预期的看客们”与行动主体的交流，然而，实际情况却很可能与之背离。
传播情境的缺失
社会临场理论奠基于符号互动论和人际传播的社会心理学。在这两个领域中，情境（situation）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28)(29)(30) 但是，出于对理论的精简与可操作化之考虑，情境从社会临场理论中被抹去了。在符号互动论和人际传播研究中，行动主体对于特定情境的主动界定是特定交流行动策略产生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如何定义我们所处的情境——而非情境本身——决定了我们的行为”。(31) 关于情境，国内的传播学者对Goffman的“前台”“后区”情境说(32) 比较了解。该理论把人的行动策略情境简化为台上台下（类似于日常所说的“人前人后”）的两种情况。每种情境都必须相对于另一个情境的缺席而存在；每种情境也都因此必须被另一个情境所定义。因此，严格来讲，Goffman的情境说中，每种情境没有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内涵。对此，Applegate和Delia曾经提出可以用五个维度来界定传播情境。(33) 笔者认为，这种界定相比于Goffman的戏剧情境说对情境的定义更加清晰明确、可操作化。
Applegate等人指出，以下五个维度的交叉构成一个特定的传播情境：
1.物理维度：包括空间、环境、传播过程中使用的媒介；
2.社会/关系维度：包括朋友、伴侣、邻居等；
3.制度（institutional）维度：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学校、教会；
4.功能维度：包括告知、劝说、支持等；
5.文化维度：包括种族、国籍、社会阶级和其他相关的社会群体。
这五个维度中，第二和第三维度均是关系导向的。“社会/关系维度”主要指的是一种被既定的社会关系设定了的相对非正式的人际关系。而“制度维度”则以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单元为基础，以更为正式的组织关系设定人们交往的社会规则。第四维度是目的导向的——主要考虑了人们的动机对传播行为的影响。这三个维度与文化维度在诸多的网络传播研究中并不鲜见。相对而言，物理维度则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此，笔者将对这一维度做些说明。
无论是临场理论研究的由媒介——特别是由互联网——中介的交流互动，还是其他网络传播研究，学界均未对现实物理空间给予应有的重视，似乎线上空间（cyberspace）里的互动行为真的可以摆脱现实空间的桎梏，在虚拟空间中展开。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有研究显示，学界目前所认为的网络传播（CMC）的诸多特征有可能主要肇始于人们在现实空间中的地理分散程度或感知到的互动个体间的现实空间距离。(34) Polzer等人的实验进一步证明了，现实空间中的地理分散对人们线上交流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35) 研究发现，将六个人的现实空间分别设定为两个（每个地点三人）、三个（每个地点两人）、六个后，均匀分散在两个地点的被试在线上交流时会产生明显的“群组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36) ——人们按照地理空间自动的分为两组，同时，相对组外成员，个体对组内成员表现出较多的信任与较少的竞争。这种群组极化现象被认为广泛的存在于网络互动中，并被归因为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导致的个人身份的隐没与特定社会身份的彰显。(37)(38)(39) Polzer等人的实验不仅证明了群组极化现象有可能只是个体（感知到的）不同程度的地理空间分散中的一个特例，并且说明了（感知到的）现实地理空间对网络空间中个体行为的潜在影响。在社会临场理论的诸多研究中，被中介的个体往往通过各种网络进行互动。而人们现实空间中的距离或者感知到的现实空间中的距离对人们之间被中介的互动交流之影响极少被人关注。在仍缺乏更多实证研究的情况下，笔者不敢妄断“物理维度”对社会临场理论之意义，但是，Polzer等人的实验至少说明了社会临场理论在物理情境缺失的情况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既有的网络传播研究中，已经指出了其他情境维度对线上互动的行动策略可能产生的影响，(40) 在此不赘述。
总之，笔者认为，剥离了具体情境而将互动双方与中介的媒介技术放入一个真空中进行讨论的社会临场理论在起点上就偏离了人际传播和符号互动论等该理论所植根的思想源头之内在逻辑。这使得社会临场理论的研究有可能陷入一种追求学术精致但却背离实际应用的尴尬境地。同时，其对人际传播和符号互动论等理论的断章取义的吸收与借鉴，在理论层面也有可能落入难以自洽的境地。
内在因果链存疑
社会临场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人们对媒介技术特性的感知会影响对临场感的知觉，从而抑制或促进人们的互动交流。换言之，个体的主观感知是自变量，而最终要解释的是人们之间被中介的互动交流。其中，个体对于处于中介地位的媒介技术特性的感知又有不同的维度，从敏感—不敏感、冷—热、人际的—非人际的、社交的—非社交的到小—大、闭合的—开放的、彩色的—黑白的、难看的—好看的，再到鲜活度（vividly）、卷入度等量化指标。(19)(20)(21) 换言之，研究者预设人们可以感知到媒介使用特性中的以上维度，进而利用这种感知去调整自己的交往行为。但是，Fulk等人早在1995年的一项实证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人们对于媒介交流特性的评价受其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中其他使用者评价的影响。(22) 这是一项关于组织内技术使用和技术评价的研究。每个参加者均被要求指出一位直接领导以及五个利用各种媒介技术最常联系的联络人。之后，研究人员要求被试估计这六个人及其自己对电子邮件的有用性和媒介丰富度（media richness）的评价结果。研究发现，人们对这一媒介技术的特性评估受个体对其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对这一技术评估之预期的影响。换言之，人们对媒介技术的评估是因变量，而人们在与其他人利用该媒介进行互动交流后形成的对他人观点的预期是自变量。把这一研究结论与社会临场理论中的基础假设放在一起，会形成一种循环论证——我们在互动过程中先有了一个关于其他人如何评价这一互动媒介的预期，然后据此作出我们对这一媒介技术特性的判断，再然后，这种判断会提高或抑制交流另一方的临场感，从而影响双方的互动交流。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社会现实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然而，这揭示出两个问题。
首先，社会临场理论中测量的“个体对媒介技术特性的主体评价”是否能作为媒介技术对比、评价甚至是媒介技术改进的依据？Biocca等人指出，社会临场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用来评价不同媒介技术的社会临场性。(23) 尽管未予言明，但是，这种不同媒介的临场性必须具有相对客观的评判标准才能作为媒介比较研究的依据。然而，Fulk等人的实验却明确指出了社会网络对于人们技术评价的直接影响。由此可以推论，当不同的被试有不同的社会网络，而不同的社会网络有可能对不同的媒介技术有特别的偏好时——而这种偏好可能与媒介之于交流的技术特性无关——这种基于自我报告的媒介技术特性评估(24) 结果将很难推广到不同社会群体中。因此，跨媒体比较各种媒介之技术特性并将结果推广到更大的社会人群中的研究目的将难以实现。
其次，假设我们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他人判断预期的个体对媒介技术特性的评判，那么，对他人判断的预期是否会改变主体基于个人判断的被中介的交流行动呢？Fulk的实验指出了人们对于社会网络中其他人之意见评价的依赖与遵从。当行动主体个人对某种媒介技术之特性评判与其对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评判预期相矛盾时，行动主体有可能会将这种矛盾纳入行动策略的考虑，并影响最终的互动交流。Fulk的实验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它根植于传播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25)(26)(27) 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会影响人们对技术的认知和应用。换言之，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技术的取舍、技术功能的应用会直接影响个体对于技术特性的认知与应用。而这有可能与社会临场理论中的自变量——个人对媒介技术的独立判断——无关。
社会临场研究在中国
自1976年提出以来，在西方国家，社会临场理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媒介技术的应用性发展和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Biocca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陆军研究院、空军科研办公室等机构的资助下对既往二十多年的社会临场理论及应用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与评判，并提出了对该理论修补、完善的诸多建设性意见。(41)
与美国大量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在社会临场理论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笔者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里用“跨库初级检索”的方式以“社会临场”为关键词做了一个简单的搜索工作——从1979年到2010年——结果只找到了六篇文献，而最早的一篇还出自2008年。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临场理论研究尚位于襁褓之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仅有的六篇文献中，只有一篇2010年的研究文章将该理论框架应用于对人们网络消费行为的研究，而剩下的五篇均为网络课程、虚拟学习社区方面的应用研究。由此不难看出，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新媒体研究中，本应在传播学科内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临场研究却迟迟未能粉墨登场——从应用到发展再到反思的学术研究尚未正式启动。
在西方既有的网络传播研究和人机互动研究中，社会临场（social presence theories）、媒介丰富（media richness theory）、去个人化效果的社会身份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社会信息处理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以及超人际模型（hyperpersonal model）等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上述其他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已逐渐为大家所熟悉，但社会临场理论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本文结合既有的研究成果，重点从该理论的内在论述逻辑和各理论之间的关系上寻找社会临场理论内在的盲点。相较于Biocca等人对理论的应用性修补，本文是从另一个角度检视了社会临场理论。所谓“不破不立”。本文之“破”其意在“立”——笔者希望从理论上挖掘出社会临场理论的盲点，为我国学者高起点的介入社会临场研究提供一块垫脚石，也为国内同行应用该理论寻找研究空白（research gap）做一抛砖引玉之工作。
［收稿日期］2011－03－26
注释：
① Short,J.,Williams,E.,& Christie,B.,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London,Wiley,1976.
② Osgood,C.E.,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5.
③ Sallnas,E.L.,Rassmus-Grohn,K.& Sjostrom,C.,“Supporting Presence in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s by Haptic Force Feedback”,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TOCHI),2000,No.4.
④ Steinfield,C.W.,“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an Organizational Setting:Explaining Task-related and Socioemotional Uses”,Communication Yearbook,1986,No,9.
⑤ 同1。[See 1.]
⑥ Rice,R.E.,“Media Appropriateness”,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3,No.4.
⑦ Palmer,M.T.,“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Virtual Reality:Mediat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in Biocca,F.& Levy,M.(eds.),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Virtual Reality.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5,pp.277-299.
⑧ Biocca,F.,Harms,C.,& Burgoon,J.K,“Toward a More Robust Theory and Measure of Social Presence:Review and Suggested Criteria”,Presence:Teleoperators & Virtual Environments,2003,No.5.
⑨ 同8。[See 8.]
⑩ Blumer,H.,Symbolic Interactionism:Perspective and Meth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1) Goffman,E.,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Anchor,1959.
(12) 同11。[See 11.]
(13) Biocca,F.,“The Cyborg' s Dilemmal:Progressive Embodiment in Virtual Environments”,Human Factor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1999,No.13.
(14) Biocca F.& Nowak K.,“Plugging your Body into th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Mediated Embodiment,Media Interfaces,and Social Virtual Environments”,in Atkin,D.& Lin,C.(ed.),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Audience Adoption and Uses,Cresskill,Hampton Press,2002,pp.407-447.
(15) Nowak K.,The Influence of Anthropomorphism on Mental Models of Agents and Avatars in Social Virtual Environments,MI,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2000.
(16) Trenholm,S.& Jensen,A.,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7) Goffman E.,Interaction Rituals: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New York,Garden City,1967.
(18) Goffman E.,Relations in Public:Microstudies of the Social Order,New York,Basic Books,1971.
(19) 同8。[See 8.]
(20) 同1。[See 1.]
(21) Lee,K.M.& Nass,C.,“Social-psychological Origins of Feelings of Presence:Creating Social Presence with Machine-generated Voices”,Media Psychology,2005,No.1.
(22) Fulk,J.,Schmitz,J.& Ryu,D.,“Cognitive Element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5,No.3.
(23) 同8。[See 8.]
(24) 社会临场理论中用到的各种测量指标主要是基于被试主体的自我报告来衡量的。
(25) Pinch,T.J.& Bijker.W.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Might Benefit Each Other”,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84,No.3.
(26) Bijker,W.E.,Hughes,T.P.& Pinch,T.J.,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9.
(27) Fulk,J.,“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3,No.5.
(28) Argyle,M.& Foss,B.M.,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2.
(29) Miller,L.C.,Cody,M.J.& McLaughlin,M.L.,“Situations and Goals as Fundamental Construct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Mark,L.K.& John,A.D.(eds.),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California,SAGE,1994,pp.162-198.
(30) Charon,J.M.,Symbolic Interactionism:An Introduction,An Interpretation,An Integration,NJ,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2001.
(31) 同上。[Ibid.]
(32) 同11。[See 11.]
(33) Robert,N.St.& Giles,C.H.,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texts of Languag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0,pp.245-282.
(34) Bradner,E.& Mark G.,Why Distance Matters:Effects on Cooperation,Persuasion and Deception,CSCW '02 Proceedings of the 2002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2002.
(35) Polzer,J.T.,Crisp C.B.,Jarvenpaa,S.L.& Kim,J.W.,“Extending the Faultline Model to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Teams:How Colocated Subgroups can Impair group Function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
(36) Spears,R.,Lea,M.,& Lee,S.,“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0,No.29.
(37) 同36。[See 36.]
(38) Sia,C.L.,Tan B.C.Y.& Wei,K.K.,“Group Polarization and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Cues,Social Presence,and Anonymity”,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02,No.1.
(39) Lee,E.J.,“Deindividuation Effects on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The Role of Group Identification,Public Self Awareness,and Perceived Argument Qualit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No.2.
(40) Wallace,P.M.,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1) 同8。[See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