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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0106-05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现实生活中的人都被约化为简单、孤立、数学模式中的理性人，舍弃了人的非理性方面，但是，不少研究发现，这种完全理性人的假定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推理行为。
一、推理过程中的非理性现象及其理论解释
推理是人类的高级认知活动，从传统逻辑学的角度看，人是完全理性的，在推理时（以演绎推理为例）会严格遵循形式逻辑规则，由前提推出结论。结论的有效性是由推理形式（或结构）决定的，与推理的具体内容无关，因此，如果人们掌握了某种演绎推理，那么他们在内容不同而形式相同的推理问题中应表现出一致的反应。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实际推理活动中并不完全遵循形式逻辑的抽象规则，经常受到个体已有知识、动机、情绪状态和推理内容的影响，出现系统的逻辑错误和偏差[1]1-23，表现出非理性。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一，沃森四卡片选择作业(The Wason selection task)。
“沃森选择作业”实际上是对“如果P，那么q”这种推理的变通研究[2]106，其基本形式是一个规则和四张卡片，每张卡片一面有一个字母，另一面有一个数字，例如：给出一个规则“如果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E，那么另一面是偶数4”，现共有四张卡片：E、K、4、7，要求被试说出为了证明这个规则的真伪必须翻看哪些卡片。研究发现推理作业的成绩与作业所呈现的内容和上下文有很大的关系，在图1所示的抽象性选择作业中，一般认为正确的答案是E和7，但只有很少的人(10%-20%)回答正确，可是当作业的内容是与现实生活相关时（见图2，“如果某人在喝啤酒，他的年龄至少有18岁”），绝大部分被试（大约75%）能成功地解答这个问题，选择了等同于抽象作业中E和7卡的“喝啤酒”和“16岁”[3]。
图1
图2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违反形式逻辑标准的现象呢？不同的心理学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语义观”认为人们在推理中使用抽象的（独立于范畴的）语义规则，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些抽象的语义规则与标准逻辑规则比较一致。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被试并不使用与标准逻辑规则一致的语义规则[1]71-93，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持语义观的人认为没有经过标准逻辑训练的人通常用自然逻辑进行推理，自然逻辑规则是没有经过逻辑训练的人积累起来的语义规则，但此观点只能解释抽象材料的推理。“具体知识经验观”持与“语义观”相反的观点，认为人们在推理中根本不用抽象的语义规则，而是使用具体的规则，或记忆中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例证来评价命题的有效性，人们一般在下述情况易做出正确选择：第一，对规则熟悉；第二，对规则的否定例证有一定的经验，即使是具体的材料，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也不能改善作业的成绩[3]。显然，此观点可以解释具体的有意义规则的推理，但不能解释抽象材料的推理。
例二，信念偏差效应(belief-bias effect)。
信念偏差一般是指人们接受看起来正确的结论而拒绝看起来不正确结论的倾向。请看下面四个三段论：
(1)所有运动员都是健康人，有些健康人是大款；所以，有些运动员是大款。
(2)所有学生都是没钱人，所有学生都不是傻子；所以，有些没钱人不是傻子。
(3)所有男人都是健康人，有些健康人是女人；所以，有些男人是女人。
(4)所有和尚都是男人，所有和尚都不是女人；所以，有些男人不是女人。
如果一个人认为推理1和2是有效的，3和4是无效的，那么他在推理中就受到信念偏差的影响。实际上，推理1和3，2和4具有相同的推理形式，前者是无效式，后者是有效式。被试之所以作出上述反应是因为推理1和2的结论是可信的，而推理3和4的结论是不可信的。以前国内外对信念偏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段论推理领域，最近有研究发现在演绎推理的其他领域，比如命题推理、关系推理中也发现了信念偏差效应[4]。解释信念偏差效应的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
(1)选择性检查模型(Selective Scrutiny)[5]21-22：此模型认为结论的可信性决定是否进行逻辑有效性的检查。如果结论是可信的，则不作逻辑评价而接受该结论；只有当结论与已有信念相冲突时，人们才会考虑该结论是否能从前提中必然地推出。因此，逻辑有效性对不可信结论的效应比对可信结论的更大。该理论能够解释逻辑与信念的交互作用，但不能解释在结论可信时出现的逻辑效应。
(2)必然性误解模型(Misinterpreted Necessity)[5]22-23：认为信念偏差发生在反应阶段。被试不能正确理解“一个结论必然从前提中得出”的含义，特别是，当结论是可能的但不是由前提必然得出（即不确定的无效三段论）时，推理者会感到困惑，并可能在可信性的基础上作出反应。此理论可以解释交互作用和在确定的无效三段论中为什么不会出现信念偏差效应，但不能解释有效三段论中存在的信念偏差效应。
(3)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6]：该模型把推理者的推理错误归之为受非逻辑加工因素的影响所致。认为人类在进行推理活动时其整个过程可分为理解、描述和有效性检验三个不同的阶段，推理者在进行推理时其结果的正确性依赖于推理前提所能建构的心理模型的数量，能建构的心理模型越多，推理者越难得出正确结论。
综上可知，现有的各种理论都不能完整解释“沃森四卡片选择作业”和信念偏差效应等推理过程中的非理性现象。因此，需要重新引进一个理论框架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我们认为双重加工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更具有优势。
二、双重加工理论及其对推理过程中非理性现象的新解释
（一）双重加工理论概述
双重加工理论(the dual-process theory)广泛地存在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不同学者提出的观点稍有不同，但主要观点是一致的。双重加工理论家们[7]认为在人类的思维和推理中潜存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认知系统，并有着不同的进化历史。
一般认为，系统1是一种人类和动物共有的普遍认知形式，它由一系列能部分自主运行的子系统组成，包括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和先天就有的输入模块。Fodor[8]81-85认为这些输入模块是领域密封模块，控制特定行为。系统1的加工是快速、平行、自动化和启发式的，只需要较少的意识参与和认知努力，它能快速、自动地对环境特征进行再认，促进信息和已有的知识结构进行同化，因此也称为启发式加工系统；同时，由于社会经验能促进启发式的形成，所以也被称为经验加工系统(experiential processing system)，经验系统涉及对程序和情景记忆的前意识激活，当此系统占优势时人们通常会把推理建立在对记忆的强烈激活上，而不是依赖逻辑加工，因此会表现出非理性行为，出现系统错误和偏差。
在人类进化史上，系统2出现得比较晚，大多数理论家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系统2。系统2的加工是慢速的、序列化、控制的和分析式的，需要工作记忆系统的参与，故也称为分析式加工系统。系统2赋予人类在推理中具有较高的理性水平，与启发式加工相比，分析式加工需要更多的意识努力和思考。另外，启发式系统十分依赖于情境因素，而分析式加工是去情境化的(decontextualized)，即情境因素（如，熟悉感）容易引发启发式加工，而分析式加工则注重问题的内在结构。
人们拥有上述两个可同时加工的推理系统，二者的发展是相互独立的[9]。任务的特征和对任务的解释是决定哪个系统占优势地位的主要因素，系统1是直觉的、生物驱动的系统，它可能会受到基于规则的、文化驱动的系统2的限制。
（二）双重加工理论对推理过程中非理性现象的解释
一般根据传统的形式逻辑标准，被试的回答被典型地二分为“正确”和“错误”，把符合逻辑形式规则标准的回答称作标准正确化应答，即理性应答；反之，则为非标准化应答——非理性应答。并相应地将两种加工系统进行区分：标准化应答对应于分析式加工，非标准化应答对应于启发式加工，现有的研究几乎都是按照此种标准来区分双重加工。
双重加工理论试图着手解决标准推理和人们实际推理之间的不一致，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有些任务按照非标准化的方法推理，而在不同的情境中对这些相同的任务又给以标准化的反应。如前所述，当沃森选择作业以抽象、陈述的形式呈现时，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回答，但当它以具体的符合现实生活内容或道义的形式呈现时，却很容易解答。双重加工理论的解释是：前者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需要外显的、抽象的逻辑推理，这种推理只有系统2才能提供，系统2在加工时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和意识努力；对于后者来说，只需要系统1的加工，在已有的相关知识的提示下就能自动获得正确答案。
在信念偏差效应的研究中，要求没有受过形式逻辑训练的被试仅仅在给定信息的基础上评价推理的有效性，多数人觉得很难不顾推理材料的意义进行推理。面对导致信念与逻辑相冲突的问题，基于逻辑的加工和基于信念的加工都会影响被试的作业成绩。从双重加工的角度看，这两种加工可分别归于系统2和系统1，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指导语强调逻辑必然性，虽不能消除但可以减小信念偏差效应，而削弱指导语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10]，这是因为系统2是需要意志努力的，能够对言语指导作出反应，而系统1则不能，通过言语指导要求被试努力进行演绎推理能间接地压制系统1的影响。
有研究者[11]提出信念偏差可能反应了一种启发式的运用，当人们在推理中的不确定阈限被超过时——超过了工作记忆的负荷——就会启用这种启发式。他们设计了三个实验检验了从该解释演绎出的预测。实验一呈现中等可信性的结论，要求被试进行评估，在对有效和无效推理的反应的自信度评定中，获得了预期的分离，被试对其在有效推理中的反应更有信心。实验二运用改变三段论格的方法间接地操纵工作记忆负荷，结果没有产生对信念偏差效应的预期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使用结论评估方法使格操纵的效应最小化了。实验三测量被试的发音和空间回忆能力，直接检验信念偏差与工作记忆的关联，预期的高、低空间回忆组之间的信念偏差模式的差异得到支持。研究结果支持有限工作记忆在信念偏差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观点
双重加工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人在一些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容易解答的推理作业上表现出成绩不佳。它认为问题的表面特性并不必然会限制信息加工能力，不过作业的特性可能会决定哪一种信息加工系统占主导地位，如果分析式系统占主导地位，那么大学生在许多推理作业中所使用的解决方法经常会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经验系统占主导地位，此时所生成的解决办法可能会与传统标准不一致，因为，经验系统更依赖程序性和情景记忆，而不是推理进行严谨的形式逻辑分析。
最近有关贝叶斯推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论证：在解释贝叶斯推理现象时，是否与自然样本相联系的先天频率加工模块——即系统1水平的解释是最好的？或促进统计推理的实验程序是否真正支持系统2的外显推理？研究结果中存在明显的冲突：在演绎推理中，先验概率会导致人们产生偏差，但是在贝叶斯推理中人们却忽略先验概率。Evans[12]等人认为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研究把基率作为外显统计信息呈现，这需要系统2推理计算它们对后验概率(posterior probability)的影响作用，他们发现人们更倾向于考虑被试现实世界的先验信念所提供的基率，因此需要系统1加工的帮助。这个结果与先前的一些研究相符合，即认为实验训练所获得的基率更可能被使用。
Goel和他的同事[13]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证明了双重加工的存在，发现抽象材料和语义丰富问题材料的推理具有神经分化现象，基于内容的推理发生在左半球颞叶系统，而抽象形式问题推理与顶叶系统(parietal system)激活有关。他们认为推理发生在两个系统，具体由哪个系统执行取决于语义内容。
Goel和DoianL[14]也采用fMRI对信念偏差范式进行了研究，发现按照逻辑或信念的方式解决有效——不可信和无效——可信这种信念——逻辑冲突问题涉及到不同部位的神经活动，做出逻辑正确决策与右下前额皮层(right 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的激活有关，不正确的、信念偏差的回答与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激活有关，这强有力地证明了双重加工理论家们长期以来的观点，即认为不同的心理加工竞争对这些问题回答的控制。他们推测右前额皮层是检测和解决冲突的关键部位，也是系统2的主要功能，这也同样支持了他们的早期研究结果：系统2的加工能够干扰和抑制系统1的加工，否则，系统1会导致演绎推理中出现实用(pragmatic)或基于信念的回答。
三、双重加工理论的不足和未来发展
综上所述，双重加工理论主张在人类的大脑里存在两种心智活动：快速、平行、自动化和启发式加工的系统1和需要意志努力、认知资源的、慢速、控制和分析式加工的系统2，系统1补充并辅助系统2的活动，在系统1中只有其最后结果是能够被意识到的，它直接竞争对推理的控制，但是，系统2赋予人类在推理中具有较高理性水平，这为假设性思维(hypothetical thinking)提供了基础。
尽管在社会和认知心理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双重加工理论观，但并没有对双系统进行详细的理论解释，例如，前面提到，在推理研究中，传统的鉴别双重加工的方法是把标准化应答对应于分析式加工，非标准化应答对应于启发式加工。但是研究发现许多自动化推理完全符合形式逻辑标准，如学前期儿童所作的概率和演绎推理；同样的，非标准化应答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启发式加工，因为，它可能是分析式加工失败所致。导致这种困境的一个原因是将意识或无意识推理加工和启发式或分析式推理加工混为一谈了，在标准化应答中过度地强调意识的作用是不适当的。尽管有研究者就此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如根据意识和无意识、启发式和分析式将加工分成四种类型：意识——分析式加工、意识——启发式加工、无意识——分析式加工、无意识——启发式加工，但是这种分类也值得置疑，因为目前尚不能证明一个无意识加工系统能够产生与传统标准相一致或不一致的自动推理。
收稿日期：2006-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