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后现代论文,主义哲学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哲学从8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以来，已愈来愈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在讨论中，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提出了许多看法，如思维方式论、认知范式论、文化思维论和反现代社会与现代化理论思潮等。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着重从认识的历史演化来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另一种是着重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这两种方法虽然路向不同，但各自都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拟结合国内学者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对这两种方法论特点进行一番分析和比较。
一、着重从认识的历史演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
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认知范式，这是从认识的历史演化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而提出的一种观点。目前，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之一。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根据呢？有。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来看，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社会意识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本身也形成了自己发展的历史。它的历史不但有依附社会存在的一面，而且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如果我们暂时撇开社会存在，单从社会意识自身的发展历史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意识的发展是一系列思维方式或认知范式的转换。国内一些学者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认知范式，就是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
1.国内学者着重从认识的历史演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表现
根据现有材料，笔者认为国内学者采用着重从认识的历史演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位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的论著中表现出来。
王治河同志在题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哲学》一文中指出：“关于后现代哲学，我认为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他把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之处归纳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他说：“现代主义是一种有限的思维方式，它总是从某种给定（或假定）的东西出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无限的思维方式，它反对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础’、‘中心’、‘视角’。这便是后现代主义的‘彻底的否定性’。这种‘彻底的否定性’不同于哲学史上皮浪的怀疑主义，更不同于佛教的‘一切皆空’，它是有具体的理论内容的，具体表现在对‘惟一中心’、‘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大写的‘人’、‘等级结构’、‘单一视角’、‘惟一正确的解释’、‘一元方法论’和‘连续性历史’的彻底否定。他接着说：“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哲学，旨在向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认为究竟至极的东西进行挑战，旨在摧毁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他在《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中所讨论的作为后现代哲学组成部分的十一个思潮，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挑战。（注：王治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1）。）
刘放桐同志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现代哲学取代了近代西方哲学，这种取代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后现代主义哲学并没有超越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它所实现的转向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在这方面当代后现代主义只能算作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并未超出西方现代哲学所实现的更大范围。因此，我们可以把当代后现代主义当作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种新的思潮或倾向，但不能说它实现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性超越或西方哲学的新的方向性转换。（注：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下），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3）、（4）。）
刘放桐同志虽然没有直接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但他是以是否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实质性转换来区别“近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因而从方法论上说，他也是从认识的历史演化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
与王治河和刘放桐不同，盛宁同志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看作是与传统认知范式不同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他认为：后现代哲学是从“语言学的转向”开始的。“语言学的转向”是语言学的理论模式被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一种参照系，来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语言学的转向”深化了对于语言的认识，进一步唤起了对语言问题的关注。然而这种认识和关注已不同于过去。传统哲学的语言观不仅把语言看作是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一种“再现”，一种状物写意，即“语言表征”，而且认为主观的意义世界，也是通过语言才能得到再现。语言是人际交流的符号象征。而“语言学的转向”是人们在充分认识到“语言”在“事物、表达意义方面的局限性之后，开始自觉地关注起语言的不稳定性、语言在状物表意时的不确切性，乃至语言结构中的某些成份对自己所述本意的颠覆。因而，在“语言学的转向”之后，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有意无意地被移到了“语言”——即符号象征这个层面上，哲学思考过去一向所关心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似乎不再是主要的关注对象，甚至可以说干脆撇到了一边。而这样一个变化，其意义实在是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时代的性质，成为划定“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水岭：所谓“现代”，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对人们产生意义的时代；而所谓“后现代”，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文本世界。这样后现代的语言表述就只是一种语言游戏，一种纯粹受语言逻辑左右的语言构建，它也许与实际的存在、客观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一回事。这种“语言学的转向”实际是新的认知范式的形成过程。盛宁援引了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学者弗·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在他的《语言的牢房》一书中的一种见解：人类思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认知范式不断更迭的历史。过去的古典机械论、有机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的原子论、电子场论、电脑工程论等，诸如此类的事物或体系，最初是用来组织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后来又被用来揭示和说明人的现实。盛宁进一步解释说：“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总必须凭借一定的认知范式，而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凭借已知去认识未知。而某种新的认知范式一经确立，过去的认识就又会按照新的认识范式被重新分类和进行整合，所以，所谓新的思想认识，这不仅是指在原有的思想范式不变的情况下所作的新的探索、新的发现，更指的是由于思想范式的变换而发现的原先被遮蔽了的认识盲点。”（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55页，三联书店，1997。）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就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新的认知范式为哲学开拓了一个新的层面。
2.对国内学者着重从认识的历史演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评价
从认识的历史演化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认知范式，这符合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能动地反映世界的能力和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从来如此，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任何现实的认识都是历史演化的产物，认识活动不仅依赖于社会历史条件，而且包括前人既有的认识水平。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类认识都有两个来源：在内容上，它主要反映该时代社会实践所指向的特定对象，但这种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也不能离开历史上已经积累的认识材料和人类已有的认识水平；在形式上，它继承了已往既有的认识方式和方法，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要求对其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创设出一种新的认识形式。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知识积累和认识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认识推向更高的水平。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产生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映，也是人类思想认识演化的结果。把后现代主义哲学当作一种思维方式或认知范式，这主要是从人类思想认识的历史演化这个大背景中着眼的，强调的是思想认识的历史继承性。人类思想认识的历史演化过程是由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每个时代的认识既是一种历史进步，又有其历史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就其历史的进步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获得的认识，只是该时代人们所达到的对人与世界统一性的一种理解，因此，具有绝对性的一面；就其历史的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达到的认识，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思想认识的提高，又会暴露出片面性，因而又具有相对性的一面；就其历史的可能性来说，人们在自己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正可以作为人类思想认识向前发展的阶梯和支点，它为人类认识的继续前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任何时代的哲学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它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因此，着重从认识的历史演化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看作是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不断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是值得肯定的，它突出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续性，也突出了哲学所具有的思辩功能，使人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思维层面所蕴含的解放思想、拓宽视野、为人们争自由的积极意义和在价值层面所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负面影响。这是从其他角度所看不到的。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着重从认识的历史演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往往容易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认识演化的产物，而不容易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意识离不开社会存在，哲学既是思辩的，又是实证的。哲学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它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离开了社会存在，哲学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发展。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仅是人类思想认识历史演化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说离开人类思想认识积累的材料和认识水平，后现代主义哲学不能产生的话，那么，同样离开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哲学也不能产生。因此，国内学者除了从认识的历史演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外，还从另一个侧面，即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了研究。
二、着重从社会的历史发展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
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文化思潮或反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理论的思潮，这在国内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方法同样可以从国内学者发表的论著中表现出来。
1.国内学者着重从社会的历史发展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表现
王岳川同志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他在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一书中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应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合法化危机（利奥塔德）。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接着他在讲了西方的哲人、学者对后现代不外乎反对、赞同和折衷的三种基本态度后说：“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虽然表面上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主义的反动，但实质上它同现代主义相似，是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是当代西方‘焦虚’、‘无言’痛苦的畸形表达。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种比现代主义更极端的形式，打破一切，进行价值重估，以消解一切‘深度’为由走向‘平面’，以自己的无价值的毁灭显示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因此，我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评价，必须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为基点，从而使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让位于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透过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怪异和纷繁的艺术现象，可以看到，这一切涉及到一个远为深刻而且极为重要的问题，它们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困境中吟痛的心灵，进而叩向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生存意义的语境。”（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与王岳川不同，南开大学的冯承柏、王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理论的思潮。他们俩在《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 期上发表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的文章，文章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作了一番逆向性考察，并借助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得出四点启示。这里我们引用其中的两点来分析它的研究方法。
“1.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对后现代主义的考察不能脱离它的母体，对长时段文化心态发展趋向的研究不能在概念中兜圈子，必须从天上降到地上，方能对五花八门的理论和扑朔迷离的现象有清醒的理解和判断。在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对‘现实’、‘文本’、‘文本交织性’等问题的看法，显然与计算机技术中的‘虚拟现实’（Virtural reality）、‘超文本’（hypertext）有密切的联系， 或者说就是从中演化而来的。其二就是文化以空前的速度商品化，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使文化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而使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纯文艺与俗文艺的界限基本消失。这两点无一不是以‘役自然’、‘求效率’为特点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
2.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合理性和合法性。两次世界大战使生灵涂炭，导致人们对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信念发生动摇。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的怯懦感、恐惧感和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扭曲成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科学批判的重要出发点。由此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理论的消极方面和负面效应是后现代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前提。”（注：冯承柏、王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化进程》，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1）。）
2.对国内学者着重从社会的历史发展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评价
我们看到，以上几位学者不管是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反现代社会现代化理论的思潮都是采用了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由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才出现了包括哲学、科学文化等在内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虽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社会意识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本质，它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研究方法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人们的社会意识，不论是什么层次和什么形式，不论采取什么反映形式，不论它们同经济基础的联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论其内容正确与否，也不论其性质和社会作用如何，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古今中外，皆莫能外。另外，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社会意识的任何重大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存在的变化所决定的，都可以从社会存在中找到根源。
从社会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这确实是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当然不能离开当代资本主义的现象。
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造成了自然的人化，而且造成了人的物化。自然的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同时造成了包括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紧张、能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威胁等在内的“全球问题”。而人在摆脱了“人依赖人”的社会历史后，又不知不觉走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之中。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有所增强，但不能摆脱人对物的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任何一项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都立即变成少数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商品”。他们利用这些“商品”，在国际上，制造不稳定因素，企图控制和继续剥削不发达国家；在国内，刺激人们的享受欲，使人成为自己的物欲膨胀的奴隶，整日为物欲而奔忙，精神生活却异常贫困。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人和人的疏离、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现代化科学技术成为人与人相互竞争的新武器，人与人的关系依然那样陌生和紧张，个人常常感到孤独、寂寞、压抑和忧虑。面对这样的现实，许多人采用不同的方式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以美国为例，以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为先导，触发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后来居上的、经久不衰的环境保护运动；青年人用畜发、留须、着装随便、群居、性解放、吸毒、摇滚乐、霹雳舞等来宣泄他们的不满情绪；中产阶级虽然生活优裕，但精神空虚，一面拼命挣钱，一面尽情享乐，过着一种精神无所寄托的颓废生活。从本世纪上半叶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就呼唤着善良情感与理性的复苏，但到本世纪50～60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人们的“理性王国”复活，反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矛盾，于是，人们开始怀疑、不满和抗议，他们认为应当反对现代主义的思想，这种认识以文化的形式从美国向全世界扩散，成为风靡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虽然反映了西方社会中一部分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表示不满和抗议，但本质上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尽量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不论是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还是肯定的后现代主义都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虽然前者对后现代社会持悲观、否定、抑郁的态度，而后者则持乐观、肯定、积极的态度，但本质上都是要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便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从社会的历史发展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它从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揭示后现代主义产生、蔓延的社会、历史、阶级根源以及它的思想来源，这对我们充分认识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很有好处的。但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并不是说某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只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实际上，任何社会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都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社会意识的产生与发展除了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外，社会意识的相对性，特别是它的历史继承性是决不可以忽视的，如果没有人类在历史上积累的思想材料和认识能力，现代人对当今世界的认识是决不会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两种方法都是可取的。每种方法，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因而揭示的层面也不同。从认识的历史演化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着重从思想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来探讨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使人更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从古到今思维方式转换的结果。而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则着重从认识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映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使人更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两种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后现代主义是很有益处的。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所说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指的是研究角度。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虽然每个观点不一定尽善尽美，但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态度是可取的。研究问题如同“盲人摸象”一样，虽然每个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有片面性，但如果许多人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能够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国内学者从两个角度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而且有利于我们对它进行批判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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