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缘政治环境下的韩美同盟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同盟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讲，韩美同盟与日美同盟都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产物；确切地讲，韩美同盟更直接的起因是朝鲜战争，它是朝鲜战争的副产品。但美国是从亚太安全战略的角度看待和维护韩美同盟关系，韩国则是从自身安全和半岛南北政治博弈的角度看待韩美同盟关系。双方对韩美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只是这种源于不同角度价值判断上的潜在分歧，并未影响到冷战时期更多共同利益所主导的韩美同盟关系的发展。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急剧改变，这种同盟价值判断上的认识差距开始凸现，且开始更多体现为同盟战略取向和国家战略利益的不同，致使已经走过50多个春秋的韩美同盟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说其已经解体，可能有些夸张，但说其正面临根本性的转变与挑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切都源于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无论是同盟的初始还是现在的重新定义。
一、韩美同盟的初始：双方不同意愿契合的结果
在讨论当前韩美同盟面临的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它的起源及其50余年来里程碑式的变迁过程。
（一）韩美同盟的初始
韩美同盟的形成虽说是朝鲜战争的副产品，“血盟”之说也由此而来，但韩美并非天然盟友，同盟的形成完全是韩国政府的要求与美国政府战略考虑契合的结果。
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对朝鲜半岛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并不一致。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认为朝鲜半岛“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斗争”。美国军方则认为，“从军事安全利益考虑，美国几乎没有必要在韩国派驻军队、设立军事基地”，“韩国在未来远东的军事对抗中微不足道，从坏处着眼，它是我们军事上的一个大包袱”。①由于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所以直到1948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对朝鲜半岛政策仍然是一种折中的路线：既能早日脱身，又不背弃承诺；既要适时撤军，又要保障“新生政权”安危。 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著名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讲话，更是将朝鲜半岛划在美国远东安全防线之外。虽然此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使美国感到其全球战略面临的现实压力，认识到韩国对于美国亚太战略格局之重要性，但美国最初也没有想到要与韩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同盟条约完全是应韩国政府之要求，经美国之权衡而签订的。
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坚持武力统一、反对与朝鲜签订停战协定的韩国李承晚政府向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几点接受停战协定的条件。其一是韩美间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其二是要求美国提供庞大的经济援助。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相对于李承晚政府退出协定而言，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其要求，顺利签订协定为好。②据悉，在决定同盟关系方面，李承晚政府提出的条件还包括强烈要求加入有关“条约永久性”和“韩国有事时美国无条件参战”的条款。这种同盟关系的形成，尽管在今天的韩国人看来或许有各种谬误，但至少在当时来讲它符合韩国的最大国家利益；而且从韩美这种外交政治，特别是同盟关系形成过程来讲，应该承认李承晚政府的“主动性”发挥了很大作用。韩国政府之所以主动要求与美国结盟，目的就是要将美国纳入其对朝鲜的战略体系之中，发挥美军临界“绊网”的遏制作用，确保朝鲜半岛南部的长久安全。
从美国方面讲，虽说韩美同盟的初始是韩国政府的要求，是美国基于对李承晚政府的一种安抚，但不可否认，它也是美国基于对反共牵制体制重要性和稳定“三八”线防线必要性的认识。即美国也感到基于封锁政策而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并无不妥，它既可以事先防止北部朝鲜的南下，也可以事前防止南部韩国的北进。可以说，韩美同盟初始就具有对外遏制、对内牵制的“双重遏制”功能。美国之所以签订韩美同盟，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战略性双重牵制的考虑。美国也正是在韩国政府承诺不谋求“北进统一”的前提下才同意签订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在此后韩美同盟关系的执行中也一直强调这种对内约束功能。③
另外，从目前韩美同盟调整热点问题之一——韩军作战指挥权移交争议来看也是如此。其初始也是源于李承晚政府的要求。谈到美国对于韩军的作战指挥权，人们常常会谈到所谓的“大田协定”，而实际上它就是一封短信，一封1950年韩国总统李承晚在大田写给麦克阿瑟关于战争期间将韩国军队统率权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短信，麦克阿瑟将军同意了这一建议。④韩国之所以主动要求出让军队指挥权，目的也是要将美军更稳固地留在韩国，纳入韩国的对朝鲜战略体系之中；而美国之所以同意韩国主动转让军队指挥权的建议，也是考虑到由美国掌控作战指挥权更有助于同时牵制南北双方。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就韩美同盟的初始而言，韩国是出于在朝鲜半岛内单纯对朝遏制的考虑，意在将美国纳入南北对抗之中；而美国是出于在东亚稳定战略范围内对朝鲜半岛南北实施双重遏制的考虑，意在将韩国纳入其整个亚太同盟体系之中。虽然一个意在单向遏制，一个意在双向遏制，但在冷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共同遏制北方共产主义威胁便自然成为双方的主流意愿，成为韩美间最大的契合点。受制于韩美同盟的内约束功能虽不是韩国所愿，但在冷战大格局下，在依赖和追随美国的政策选择下，这也是韩国获取同盟收益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韩美同盟的延展
韩美同盟的初始，完全是基于对付北方的威胁而形成的，尽管美国有更多的地区战略考虑，但其基本定义并没有超出东北亚的战略范围，就韩国而言，其定义更没有超出朝鲜半岛的范畴。所以，它在性质上还是朝鲜战争的产物，是停战协定的副产品，没有超出双边的范畴。但这种情况在6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同盟定义有了更大范围的延展。
1960年以后由于全球化冷战的加剧和韩美同盟内在的冷战性质，1961年朝鲜也出于种种考虑而分别与苏联和中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这是针对韩美同盟而签订的比韩美防御条约更强硬的两个条约，其中包括了有关朝鲜受到外国攻击时，可动员自身的一切能力立即支援的条款。如果说有差异，那就是“苏朝条约”规定每5年可更新一次；“中朝条约”则明确规定“如果任何一方不赞成，都不可废弃和修订”。
这种冷战对抗的结果是，1961年以后，韩美同盟的定义逐渐超出朝鲜半岛，超出韩美双边范畴而成为全球冷战的一环。这以后，韩美同盟关系经历了多次历史性变迁。其中，韩国参加越战是最大的历史性事件。韩国从1963年开始，一直到1973年为止，持续参加了10年越南战争。此后，海湾战争时，韩国卢泰愚政府也派遣了非战斗兵力，包括目前韩国卢武铉政府向伊拉克派遣战斗兵力等也是如此。这些不仅是由于韩美间有全面的合作关系，更是由于双方有着所谓同盟这一特殊关系。这种同盟关系的延展和冷战性质的凸显也为冷战结束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义带来了麻烦。
二、韩美同盟的重新定义：双方不同意愿分歧的结果
冷战的结束和东亚地缘政治环境及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迅速改善，使韩美同盟的“双向遏制”功能基本失去意义，从根本上动摇了韩美同盟存续的传统基础。韩美之间在对待传统同盟定义的理解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韩美同盟重新定义已不可避免。
（一）在如何对待朝鲜、如何对待韩美同盟对外遏制功能方面的分歧
冷战的终结和德国的和平统一，使韩国看到了放弃冷战对抗，实现民族和解与和平统一的希望。随后，韩国顺应国际形势变化，率先抛弃冷战思维，相继实行了与北方改善关系的“北方政策”、与朝鲜和解合作的“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策”，先后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朝鲜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实现了朝韩首脑的首次历史性会晤和南北关系的根本性改善。在韩国看来，全球冷战已经结束，韩美同盟传统定义中的对外冷战遏制功能已经不合时宜；同样，朝鲜半岛南北已决意走出冷战，迈向和解合作，那么，韩美同盟传统定义中的对朝遏制功能也显然不妥，不符合韩国全面和解合作的对朝政策和促进全面和平繁荣的东北亚政策。韩国的安全战略目标是：反对孤立朝鲜，防止朝鲜铤而走险；加强南北合作，建立半岛南北稳定的和平机制，实现半岛南北的和平统一；反对东北亚地区的冷战对抗，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周边大国间的力量均衡。因此，韩国的对朝政策和整个对外战略已经逐步脱离了韩美同盟的冷战架构，形成了对韩美同盟重新定义的实质性挑战。
与此相反，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冷战思维，也没有改变美国对韩美同盟传统定义的看法。在美国看来，全球冷战虽然结束，但亚洲的冷战格局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并没有完全消失，冷战的一些因素或潜在因素依然存在。因此，韩美同盟仍然要以针对这一地区的潜在威胁为依据，保持其冷战遏制功能。所谓威胁，一是指朝鲜的军事威胁，二是指地区大国的兴起。基于此，美国对朝鲜一直采取敌视态度，拒绝与朝鲜改善关系，阻挠日本与朝鲜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并对韩国不断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深感不满。由于美国不愿放弃冷战思维，不断将朝鲜定义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因此，在如何对待朝鲜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朝鲜核问题上，韩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样，在地区战略指向上，美国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加快按冷战思维重新定义韩美同盟和日美同盟，试图继续通过韩美同盟和日美同盟遏制中国，这显然不是韩国所需要的。韩国要在东亚大国之间的和平均衡中求发展，不愿意因冷战同盟而被卷入东亚地区的冲突和战争。2005年3月卢武铉政府曾就此明确表示：“在没有获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驻韩美军不得参与东北亚地区的争端。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步的原则。”⑤简而言之，韩国要的是“和平的同盟”，美国要的是“冷战的同盟”，这已经成为韩美同盟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分歧。
（二）在如何对待韩国自主国防、对待韩美同盟对内牵制功能方面的分歧
在长期的冷战环境下，韩美同盟都是以韩国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为维系基础，是一种以韩国追随美国的不平等依附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式同盟”。美国一直扮演保护者、领导者、施惠者的角色，而韩国只能在“惟美外交”的追随中谋求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军事外交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冷战结束以后，面对新的安全形势和地缘政治环境，韩国开始以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范式调整其安全战略。它在继续强调密切韩美军事互助体制重要性的同时，开始强调要与美国建立“更加平等互惠的关系”，强调广泛的合作安全和“自主国防”。韩国认为，“必须相信和只能相信某一种力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韩民国最终应当担负起保障自身国家安全的责任”。⑥韩国总统卢武铉在2005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韩国政府要争取在未来10年内获得完全军事自主权。韩国于1994年收回了对其军队和平时期控制权，但战时控制权还在驻韩美军手中。美国对于韩国的“自主国防”不以为然，2005年10月韩美刚刚达成共识，同意加快有关韩国收回其军队全部作战控制权的谈判，11月驻韩美军司令拉波特就表示，美国及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控制权是对朝鲜半岛“进行威慑的基石”。拉波特的这番话道出了美国不愿放弃威权式同盟的疑虑。⑦
为了加强自主国防，实现合作安全，韩国政府开始加快南北合作步伐，全面化解南北对立，并加强与周边及亚太地区国家的军事交流和安全对话。韩国认为，“从战略意义上讲，只有超越冷战的产物——韩美安保关系，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多边合作，才能保障韩国的安全、繁荣与民主”。⑧韩国这种追求自主国防与合作安全的战略取向，与美国试图继续谋求威权式同盟的传统安全战略取向存在着明显的偏差。
另外，从韩美同盟传统的内向控制功能看也是如此。冷战结束后，加强南北合作，促进和平统一已成为韩国国防政策主流，韩美同盟对内牵制韩国擅自对朝动武的传统定义已经丧失意义。韩国追求的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但美不想放弃传统同盟关系的“双重遏制”功能，只是想将对内牵制韩国对朝动武的传统定义转为对内牵制韩国对朝和解进程的现代定义。可见，韩国加强自主国防，追求韩美平等同盟关系的意愿与美国继续追求对韩控制的战略意愿出现明显矛盾。
（三）韩美同盟的重新定义
随着上述矛盾的逐步凸显，韩美同盟关系在经历了冷战后近10余年的争吵与协调的过渡期后，开始进入快速变化与实质性重新定义的轨道。2002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4次韩美安保合作会议(SCM)年会上，双方就成立“未来韩美同盟政策构想协商会议(FOTA)”，促进韩美同盟重新调整达成协议。2003年5月，卢武铉与布什在华盛顿举行的韩美峰会上发表共同声明，决定促使韩美同盟“现代化”。在同年10月举行的第五次“未来韩美同盟政策构想协商会议”上，美国正式提出将驻韩美军转变为“地区军”的方案。2004年10月，随着驻韩美军《龙山基地转移协定》和“联合土地管理计划”(LPP)修正案进入韩国国会审批程序后，双方就驻韩美军第2师由龙山基地向平泽地区转移问题达成协议。2005年11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韩美峰会上，韩美发表了以加强韩美同盟的地区作用及向价值同盟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韩美同盟与韩半岛和平宣言》。2006年1月韩美第一次战略对话，就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问题达成一致。
韩美同盟重新定义的主要内容有两点：
其一是韩美同盟对朝防御分工发生重大变化。驻韩美军通过缩减兵力、增强战力和重新部署南移而放弃长期以来直接戍边“三八线”的临界“绊网”作用和“人质”作用，改为主要承担后续打击责任，从而将直接戍边、防御北方进犯的责任推给韩国。这种角色分工的历史性转变，对于美国来讲可谓“一箭双雕”，既满足了韩国自主国防要求，又增强了在是否介入问题上的灵活性。但对于韩国来讲，除自主国防上的满足之外，还多了某些忧虑：一是担心美军威慑力的突然消失，是否会导致朝鲜军事冒险；二是担心美国是否会借灵活性而对朝鲜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从而陷韩国于“人质”的角色。
其二是韩美同盟的功能将“从威慑朝鲜改为维持地区稳定”。确切讲，这主要是美国的意愿，也主要是驻韩美军功能的转变。在新一轮全球战略部署中，美国开始按照新军事思想重新打造和定义其东亚军事同盟体系。就驻韩美军而言，其任务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范畴，而是超越半岛覆盖东北亚，性质上也将由戍边守土的“地方军”变为机动灵活的“野战军”。驻韩美军司令拉泊特上将曾公开表示，“驻韩美军的作用不应只局限于朝鲜半岛，而应涉及整个东北亚。驻韩美军将根据未来的需要提高自身能力。”⑨驻韩美军功能与定义的这种转变，将使驻韩美军基地彻底成为针对东北亚的对外军事基地，使驻韩美军的活动半径有可能扩大到台海地区。⑩而这是韩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韩国不希望驻韩美军行动范围超出朝鲜半岛，不希望被同盟战车卷入大国间的地区冲突。尽管韩美双方最终还是于2006年1月就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问题达成一致，但美国对韩国的立场也做出了让步，承诺“不会使韩国政府违背国民的意愿，介入东北亚地区争端”。(11)这表明，韩美双方都不想改变自己的意愿。韩国通过多次约束驻韩美军行动范围的声明而刻意表明的与美国亚太战略保持距离的态度并未改变。这种战略取向上的矛盾俨然已给韩美同盟的基础造成极大的冲击。
三、韩美同盟的起落：新地缘政治环境使然
韩美同盟之所以出现今天这种潮起潮落的局面，究其原因还是新地缘政治环境使然。而所谓新地缘政治环境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冷战的意外终结。冷战结束导致的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环境的最大变化，首先是韩朝各自背后支持南北对抗的两大政治集团已不存在，南北对抗的国际冷战环境迅速消失。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与对抗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当失去冷战大环境和各自背后政治集团的支持后，南北对抗也自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环境下，冷战性质的韩美军事同盟也自然面临失去基础的危机。其次就是苏联和中国先后与韩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苏中两国与韩国建交，并迅速实现双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环境。特别是当东西德在苏联支持下意外实现和平统一后，韩国更加看到民族和平统一的希望，尽快实现南北统一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倍增。虽然韩国最初曾一度对朝美接触表示过忧虑，担心所谓的朝鲜“通美封南”会阻碍南北关系和解与发展，但此后的韩国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外交战略上的错误，转而积极支持朝鲜与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支持朝鲜融入国际社会。但当朝鲜与这些国家，特别是与美日改善关系的正常努力失败，进而导致朝核危机爆发之后，韩国发现美国并不想放弃冷战思想，围绕半岛南北实现“交叉承认”的外交构想也并非美国意愿的地缘政治环境，而控制半岛南北和平进程，保持半岛南北现状有利于美国战略平衡，维持“和而不统”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但毕竟冷战已经结束，能够刻意控制南北民族政治和解的力量，实际上已不存在。朝核危机虽然阻止了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但却未能改变韩国决意与朝鲜和解合作的政策取向，反而激起韩国社会高涨的反美情绪。 2006年5月，卢武铉政府再次表示：为推动朝韩和解，韩国愿意对朝鲜做出更多让步，并将在制度和物质上无条件地提供援助；韩国国民不希望看到朝鲜体制崩溃，希望朝鲜在稳定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发展。(12)
其二是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环境的最大变化，首先是中国实力的大大增强、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外影响力的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的走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中国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主张也越来越得到各国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美国虽然防范中国的意图一直存在，但不可忽视中国“利益攸关者”作用的意识也日渐明晰。这极大地改善了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其次就是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迅速深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使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对象国。中韩经贸关系对于韩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韩国提高地缘政治上的选择权和自信心无疑也增加了重要的筹码。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同等重视半岛南北关系，同等重视各方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理关切，取得了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的信任，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不断创造条件。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感忧虑的问题，甚至连韩国保守势力最近也担心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对中国的依存度是否过高。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日本政治的右转。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之一。日本政治走向保守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唤起亚洲国家对二战的历史记忆，加剧亚洲各国的忧虑和对日本的不信任，削弱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地位和美日同盟的作用。采取单纯追随美国而与中韩朝对抗的政策，使日本在东北亚几乎丧失所有外交选择权，美国却保留着多种选择。所以，当美国试图将美日同盟调整模式套用于韩美同盟的调整时，自然遭到韩国的反对。
四、韩美同盟关系的发展：阳光与阴影同在
从现在的角度看，如何评价韩美同盟关系才符合历史，今后在解决韩美同盟重新定义时，韩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对历史上的韩美同盟关系做一简要评估，可大致归纳如下：
从正面讲，第一，它作为冷战时期“双重遏制”的工具发挥过积极作用，为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韩国经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在防范日本方面，体现了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第三，通过韩美军事合作，韩国增强了军力，节约了军费。第四，美国拥有作战指挥权，使韩国对朝拥有了尖端的情报收集能力。
从负面讲，第一，韩国对美军事依赖程度过深，由此产生各种不平等关系。第二，它已经成为美国干涉韩国内政的主要渠道和根源。第三，在南北和解合作过程中，韩美同盟更可能是一种负担而非保障。第四，参加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使韩国的对外形象受到误解。第五，不平等的同盟关系正在成为当今韩国反美运动的主要起因。
韩国今后处理韩美同盟关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点：
其一是“主敌”概念与同盟指向的界定。由于地缘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南北冲突的可能性在大幅减少，加之朝鲜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下降及2000年南北峰会，战争的可能性正逐渐被南北和解合作所取代。韩国传统的“主敌”概念也由此发生变化。韩国国防部2005年3月发表的《2004年国防白皮书》首次取消对朝鲜“主敌”的称呼，虽说此举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也充分反映韩国对朝鲜定性的质变。(13)问题是如果朝鲜不是“主敌”而又找不到可替代对象，那么以朝鲜为主要指向的韩美同盟，其存在的必要性立刻就成了问题。从同盟理论角度讲，如果“主敌”概念模糊，那么同盟的持续性或凝聚力势必被削弱。目前，韩国国内围绕国防安全、对美关系、对朝关系等问题，存在明显的两极化现象和极为复杂的不同意见。根据2004年的一份关于“哪一个国家对韩国安全最构成威胁”全国问卷调查，认为美国是第一威胁的占39%，认为朝鲜的占33%，认为中国的占12%，认为日本的占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群中的58%认为是美国。另外，对于“今后同盟关系怎样做最好”的问题，国内也出现了两极化的观点。一部分认为美国撤军合理；另一部分认为保持与美军的同盟关系为好。对于“如果美军裁减，你认为如何”的问题，52%的人认为没什么问题， 47%的人认为将成为军事威胁。(14)如同代际间差异一样，韩国国内地区间偏差也不少，这意味解决这一问题将十分复杂。
其二是美国全球利益与韩国民族利益的平衡。美国近期对半岛“和而不统”的目标界定与韩国未来“民族统一”的目标追求存在偏差。如何将美国的全球利益与韩国的民族利益进行平衡，如何将美国的保护者角色与南北统一“最大障碍”角色进行平衡，已成为韩美同盟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15)目前，美军基地向汉江以南的转移正在进行中，韩国民众的抗议也从未间断过。另外，关于2008年兵力也将减少至2.5万人的问题、联合司令部由龙山迁往平泽的问题、联合国司令部也同时迁移的问题、基地转移费用和驻军费用的分担问题、今后作战指挥权是否转让的问题、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以及韩国国内反美运动的蔓延与管理问题等，这些具体事宜都需要从上述“双平衡”的角度慎重决定。
韩美同盟虽然因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产生战略分歧，但两国利益在当前一个时期仍有许多契合之处。一是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化解朝核危机和防范北方威胁仍是当前韩美的共同需要。二是半岛南北统一尚处于准备阶段，韩国“民族统一”的目标追求与美国近期“和而不统”的目标追求尚无明显冲突。三是韩国的“自主国防”建设尚需时日，在其“不需要外援就足以保卫自己”之前，还需要美国的保护者角色。而美国的亚太战略也需要在半岛保持前沿存在，以维持对半岛南北的战略与政治压力，保持东北亚同盟战略的平衡，平衡地区大国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半岛南北政治和解取得重大突破或韩国国防取得实质性改变之前，韩美同盟还会继续存在，韩国短期内还会在追随美国的政策中寻求自己的政治目标。
但从长远看，韩国自由主义政策(16)与美国现实主义政策间的战略分歧将会日益扩大。未来韩美同盟的全面修改与扬弃已势在必行；韩国主导半岛和平进程的作用将日益增强；关闭联合国司令部已成为南北共识；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已不可避免。未来，东北亚合作体制的构建，中韩全面合作关系的发展，南北军事信赖的构建，尤其是半岛无核化宣言的全面实现等，都将成为促使韩美同盟关系及韩美关系逐渐改变的重要契机。韩国将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前哨。韩美同盟将不再是美国冷战或霸权主义的工具。韩美同盟的松动，主要不是反映在与美国的对立上，而是要“脱美化”，即在发展战略、国家生存愿景等问题上，不再同意美国为它做的安排，而是要重塑自己的国际角色和区域合作、国家统一重建之策略。当今韩美同盟的变化，无论从区域政治、全球化理论或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的角度看，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显示出在美国长期“关照”下一路走来的韩国，现在终于到了决心要走自己路的时候了。
注释：
①汪伟民：《美韩同盟再定义：一种联盟理论的视角》，《当代亚太》2006年第3期。
②［韩］李彩镇：《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与韩美同盟关系》，《统一韩国》2005年第9期。
③④李承晚也曾一度试图推翻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议并利用美军达到其武力统一的目标，这引起美国方面的强烈反感，艾森豪威尔甚至考虑撤换李承晚或废弃韩美同盟条约；1968年朝鲜特工偷袭韩国青瓦台总统府事件发生后，朴正熙政府也曾计划采取军事报复行动，这也引起美方高度恐慌，约翰逊政府迅速派出特使万斯警告朴正熙，美国不能容忍韩国因为朝鲜未遂的刺杀而采取任何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⑤2005年3月8日，卢武铉在韩国空军陆军士官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新京报》2005年3月9日。
⑥金泳三：《开创21世纪的新韩国》[M]，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157页。
⑦《参考消息》2005年11月14日。
⑧安秉俊：《开创亚太时代的新纪元》[J]，《新东亚》 1993年12月。
⑨《驻韩美军撤离“三八”线，以退为进兵力明降实升》，新浪网，2003年11月23日。
⑩《驻韩美军调整意欲何为？》，《环球时报》2003年10月10日。
(11)《韩美军事调整韩国硬被美国拽入台海问题》，新华网，2006年1月26日。
(12)《韩国愿意对朝鲜让步》，《东亚经贸新闻》2006年5月 11日。
(13)李治军：《处在十字路口的美韩同盟》，《国际问题研究》 2005年第4期。
(14)［韩］李彩镇：《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与韩美同盟关系》，《统一韩国》2005年第9期。
(15)汪伟民：《美韩同盟再定义：一种联盟理论的视角》，《当代亚太》2006年第3期。
(16)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和卢武铉政府的和平繁荣政策等，基本是自由主义政策。所谓自由主义政策，就是说人间基本上是合理的，其前提就是，无论怎么坏的人或国家，如果你真正诚心对待它，与之和解合作，这个人或国家最终也会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非常好的想法，但这果真符合现实与否，还存在各种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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