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4）05-0008-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令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出现的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就是其中之一，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何清涟，2000；孙立平，2002）。然而当前对社会两极分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并没有意识到社会两极分化趋势也同样是威胁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一个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长期繁荣。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孙立平，2002）。这蕴含着：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包含了什么内容？
一、判断经济结构改善与否的标准
20多年来，中国经济界一直沿用着通过观察经济增长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系是否进步的方法。他们认为，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坦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正统意识形态以及护持这一体系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仍然存在，所以强调非国有部门重要性的这种表达在当时还是有相当意义的。但随着国有部门的萎缩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仅以一个非国有经济比重指标来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改善，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毕竟，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虽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特别是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注：温铁军：《我国农村普遍发生高利借贷的问题、情况与政策建议报告摘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托课题“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报告》，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2001年6月7日。），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注：陈锡文：《对农民增收难要有清醒认识》，《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4月9日。），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下降0.2％（注：陈东琪：《对当前经济形势若干问题的认识》，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2002年5月5日。）。这说明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事实是否如此？还是来看一看近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进展情况。
二、衡量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指标选择及实证
一般来说，国际上通用的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有两个：一是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如果用第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发现，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特别是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限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才有了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也相对上升，而同期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直到19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1980年代初的水平（注：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50页的数据。）。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再来看第二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它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真正反映其工业化程度的制造业比重却可能很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外资企业在各国设立的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为了了解由本国企业构成的工业化进展，应该区分制造业当中的外资和本国企业。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加大了外资引进的力度，致使外资企业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这就尤其有必要对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进行严格的区分。中国本国工业企业的产出主要来自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其余部分则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后者是指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如学校附设的小型校办车间或隶属于街道居委会的加工组），还包括乡村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它们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注：见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工业统计主要指标解释》。），显然，这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将前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而将后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按照以上分类采分析中国1990年代各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见表1）。
表1 19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外商港台企业 采掘及原材 本国正规制造 非正规制造
年份 比重A 料工业比重B业比重C 业比重D 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25.5
18.4
1994 8.5
26.6 40.824.1
20.4
1996 9.8
21.5 30.738.0
17.4
199812.2
20.1 25.941.8
16.2
200015.4
22.3 26.535.8
18.5
数据来源：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商港台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1可以看出，19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占GDP比重明显上升，由1992年的5.5％上升到2000年的15.4％；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由1992年的25.5％上升到2000年的35.8％，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较低，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注：据温铁军的研究，“乡镇企业得到的投资1997年以来连续下降到占信贷总额的5％；企业受融资困难影响大量停产或倒闭，加上私有化改制的影响，职工人数1998-99年减少大约1000万。”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2001年6月7日。），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见表1的E栏），可以发现，整个1990年代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三、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工业化中的两个“替代效应”
以上观察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进一步深入，还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替代效应”。一是外资的大量引进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反而导致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根据表1可计算出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4。而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的效果并不明显。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后者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外资引进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和信息等基础条件较好的上海也不例外。”（注：见陈漫、岳健勇：《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引进外资策略的分析》，《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4期，第93-100页。）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态势，这对一个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一般来说，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10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
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和胡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化过程加快有关（Sachs and Woo，1994）。但这一判断可能不适用于1990年代，因为1990年代工业增长中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说明发生了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则是良性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则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因此，很难说1990年代中国政府对本国工业企业的政策是成功的。
四、两个“替代效应”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19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务部门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部分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分是从事技术简单、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生产。而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的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分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根据最新的报道，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征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削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1990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分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就很小。最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低档化，使服务于现代工业的那些第三产业部门不易扩张，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等低工资行业，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是趋于下降的”，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注：王建：《亟待破解“缩长”之谜》，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2002年9月10日。）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2001年中国的城镇就业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3.6％（注：于祖尧：《中国经济的内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2002年城镇就业劳动力人数又进一步下降（注：陆学艺：《2003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2月。）；城市职工中“整体上不在岗的人数超过2000万”（注：邱晓华：《今明两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2001年1月20日。）。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不高的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普遍感到就业压力很大，从1999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这种状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改善。
五、结论
（一）一个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当务之急是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问题。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与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
（二）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工业化的程度较为合适。通过实证发现，整个1990年代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三）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比较突出的“替代效应”。一是“外资替代效应”。它的存在不仅说明了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我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而且它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态势。二是我国工业增长中出现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不但没有随着工业的增长而加强，反而是弱化了。因此，1990年代我国政府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政策存在一定的不足。
（四）以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会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产生重大影响。19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使中国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工业化的相对停滞和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这一现象在中国将会持续一段时期。
标签：替代效应论文; 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产业增加值论文; 中国制造业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工业增加值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