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状况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6-0142-22
2006年10月13至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九华山庄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方宁(《文艺研究》主编)认为此次会议主题对于文艺学的知识积累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余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回顾了文艺学发展中遭遇的三次危机和转向，指出会议的主旨是反思文艺学的知识状况并探讨克服危机的知识学路径。
就文艺学的学科定位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提出要重视综合思维，要对分析思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整合，实现总体性的理论创新。陈传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指出应立足于文学活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实际，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对文论史上有影响的知识(话语)系统做历史性的考察，构建“问题”框架。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指出文艺学的学科设置、术语范畴、体系框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文学创造、欣赏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相关，这两者之间有难以弥合的鸿沟，因此，与中国哲学类似，中国文艺学在学科上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在处理这种分离方面，可以借鉴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经验，重视基本概念、范畴的翻译与释义。
曾繁仁(山东大学教授)以法籍犹太画家科莱布·布兰斯维格受到“诗言志”理论和北宋米芾书画的启发为例，认为西方文艺学界自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评价已经逐步由全盘否定转为正视其价值。饶芃子(暨南大学教授)认为，理论建构需要借鉴比较文学的理念、方法，在中西比较诗学对话中对传统文论进行发掘、整理；对20世纪以来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进行反思、总结；重视对本国优秀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张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指出强调知识的自主性是西方的学术传统，而中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知识的社会性、对道统的承担性，如何在历史性与普世性之间寻求平衡是知识建构的重要问题。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认为文艺学知识状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势紧密相关，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崛起，中国文化形象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他认为要克服文艺自卑主义，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走向中国文论的世界化。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认为“以西解中”是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主导性理论运作方式，这种诠释方式的牵强附会、主观随意，使一些研究者走向另一极端而彻底放弃理论诠释，以文献考证为真，中国古代文论不再具有“理论建构”价值，而只具有“科学研究”之价值。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阐释了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知识结构。他指出文艺不仅是认识对象，也从属于重视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的人生价值论，但技艺类的文艺学知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主流价值体系。这集中体现在“道”与“器”的体用关系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技术的层面被视为器用范畴。
吴炫(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忽略了“中国式独立品格”。西方超越式、对抗式、抽象的“独立观”，很难解释苏轼、黄永玉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活动。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解决古今之间的中介问题，古代文论的哲学根基和体验特性可以借助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整体思维使传统文论的范畴、命题乃至方法，成为当代文艺学学理建构的有机部分。
一些学者质疑了西方文论的霸权地位和中国文论话语西方化的倾向。值得特别肯定的是，许多学者提醒我们，同一个时期常常同时存在多种文论资源，应该保持“视界融合”，超越“独白”，走向对话。另外，一些学者还认为不应该从盲目的悲观走向盲目的乐观。王先霈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仅仅是一种笼统的理论姿态，而应变成可以操作的实践，要尽可能避免在新一轮对传统和西方的反思中出现另一种情绪化倾向。
一些学者指出对西方现代性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反思过分依赖于西方资源，过多地依赖于西方人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因此如何确立中国学者的主体地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饶芃子指出：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在上世纪后期开始寻求异已的文化视角以超越自己的文化框架。西方人这样做的目的是重新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主体性是明确的。而我们如果不加反思地接受他们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可能又一次陷入以他们的主体性为主体性的陷阱。
一些学者对“审美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兴明认为在“审美意识形态”的有关论述中，马克思主义被改造成了规范、中立的学科知识陈述，丧失了作为批判理论的基本知识性质和品格，变成了无所不包的知识大杂烩。这是从前苏联一直到中国现当代的理论创构的基本方式，造成长期以来都不是针对理论在场的历史情景作出反应，而是对没有构成研究者自身生活处境的西方资本主义和遥远的历史发动的批判。他指出“审美意识形态”论将“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学科理论系统中的逻辑演绎核心，通过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概念粘贴来宣布这是在文学理论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贯彻，这样，就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知识观、知识性质及其方法论。
肖鹰(清华大学教授)也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提出疑问。他指出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认为审美概念的现代建构是与现代阶级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建构结合在一起的，汤姆逊《现代文化与意识形态》中认为马克思只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是表达统治阶级利益的概念。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任意使用显示为文艺理论在理论创新的意识形态压力下的“无根化”运动。
针对学者对“审美意识形态”的质疑，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作出回应。他认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归结为经济还原和历史还原的研究方法。20世纪的研究表明还原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今天的批判理论有体系传承关系，但不能等同。审美意识形态不能只归结为思辨、分析理论，而要高度重视其审美实践品质。
陶东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中国是否具有批判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原义和局限于西方的视野，必须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加以理解。在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在“审美”还没有获得合法性的时候，把“文艺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改变为“文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具有批判性的。对于“审美意识形态”的学理上的批评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这种批评似乎仍然存在“本本主义”倾向，仍然不是把理论理解为特定时期的“生活实践”，仍然有“无根化”的倾向。
一些学者谈到了后现代状态下文艺学的诸多热点问题。陈剑澜(《文艺研究》副主编)指出哈贝马斯清理了从席勒到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路线，他们都把审美控制在自律的假相领域，不能向生活世界拓展。费瑟斯通所列举的三种日常生活审美化形式是在现代主体哲学的假定都失效后才出现的。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够带来自由、解放的世界图景，或者从狭隘道德立场斥其为简单的欲望的泛滥，都没有注意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概念与现代主体性美学的“审美”概念之间的原则性区分。
肖鹰指出，中国接受“文学终结”论的学者几乎全盘接受了米勒对于德里达“文学终结”的阐述。但德里达与其说在表达对文学在电子信息时代命运的担忧，不如说在重申他关于写作(以“情书”为例)本身的解构思想。表达是不可能最后完成的。
杨春时(厦门大学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实体论本质主义，使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但不能消解文学的超越性(审美)本质，文学作为一种生存体验方式，其性质是从现实存在到超越性存在的过程，是从现实体验到审美体验的过程。
高小康(中山大学教授)认为当代文艺生态危机是在当代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中形成的同质化危机。经典文艺理论以研究对象的经典性和理论的普适性为基本特征，因而遮蔽了对文艺多样性的认识。文艺理论研究需要从经典的、普适性的理论观念向非经典的多样性理论观念转变。与此相对，刘俐俐(南开大学教授)认为文学经典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部分，她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经典文本对历史文化典籍的运用为例来说明小说文本的特性是“文心”。
文艺学知识的普世性和历史特殊性、本质和本质主义的关系是本次会议的又一个热点。朱立元(复旦大学教授)认为“以人为本”是以人类为本，解决文艺学的当前问题需要回到马克思，因此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十分重要。颜翔林(湖州师范学院教授)认为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应该回到感性的历史和历史的感性，考量文学的现实境遇，密切关联“历史—身份—话语”这三个重要维度。方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认为，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以哲学的某一理论为基础，建国后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以这套文学理论为指导，弊端远远大于成绩。王德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并置交叉的状态。网络文学和网络民主化把文学的历史相对性扩大了，纯化的文学性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已经不再适应当下文学的状态。文学性的并置和监护取消了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的可能性，因为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差异关系不再存在。今天的文学理论建构策略应该是以价值建构取代知识建构，以价值关怀取代知识判断。
与此相关的是，不少学者强调了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多元宽容的重要性。陆贵山指出，试图用一种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研究范式独霸文坛、一统天下的尝试，都是违反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基本原则的。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同步。教科书是最典型、最体系化的现代知识形态。近百年来现代文论教材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经历了三次转型、三次结构性的变化。新时期文论教材和教学新局面的出现源于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俞兆平(厦门大学教授)考察了西方文艺思潮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由于历史性、地域性和特定精神文化形态的介入，使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思潮有着新的内涵的增长和建构。《文学概论》教材中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描述，应从动态建构的角度予以重新调整，做出多样的而非单一的、富有弹性的而非凝定的论定。
余虹认为反思分析文艺学知识论述的工具是文艺学知识建构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意识形态、审美、语言是新时期以来支撑文艺学知识论述的几个超级语词，而有关它们的争吵可以还原为语词概念内部的矛盾。同一个语词在历史语境中的概念所指与其在理论语境上的概念所指是不同的，比如在革命文艺理论中经常使用的“真实”概念。在历史性语境中，“真实”的概念内涵指的是与党的特定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内容，在理论语境中，“真实”指相对于现象的本质；历史语境是变化的，学理语境是相对稳定的。不同的学理语境可以赋予相同的能指以不同的所指，比如“审美”一词的所指在柏拉图、康德、尼采、海德格尔那里就十分不同。任何语词的概念在学术语境中都有自己的学理限度，革命文艺理论中的“真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成立，在尼采的哲学框架中就不能成立。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学理语境中的能指往往是不能兼容的，就像不同的主义不能兼容一样。属于不同学术语境、充满差异的概念构成了历史性知识秩序。“五四”以来的文艺学知识建构受“一体化”冲动的支配，而没有注意到概念的学理性差异，从而导致了文艺学知识秩序的混乱。
陶东风借鉴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认为必须勘定文艺学的知识生产者在文艺学学术场域中由各种学术资本决定的位置，破除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利益的超越性神话。反思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不同场域的关系中思考文艺学的知识生产问题。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最多只有半自主性，它是制度性的社会分化的衍生结果，更与现代学术制度的出现紧密相关。“文艺学”是被非文艺学的东西建构出来的东西，只有对文艺学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进行彻底的反思分析，才能搞清构成自主性的条件与前提，为获得真正的自主性提供知识论上的支持。
有学者认为当代文艺理论应该有新的哲学基础。曹卫东认为“认同”概念容易导致中心论，因为其哲学基础是认识论(Erkennen)—同一性/差异性。而西方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核心—同一性批判基本上还都是停留在意识哲学的范围之内。需要用承认(Erkennen)取代认同，其基础是交往论。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文艺学是一种派生性、继发性的话语系统。依托于某种先在于它的“原发性理论”，这决定了它的中介性品格，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的关键之点在于针对具体现象提出问题并予以解答，却不为对象规定本质和规律。这是一种趋向于“审美同构”(具体性、个别性优先)的知识形态，而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概念的不确定性、迂回的言说方式、类比的修辞手法)的长处。鲁枢元(苏州大学教授)认为随着“人类生态学时代”的到来，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文艺学”学科必须跨学科、适应以整体论哲学为导向的全球化时代。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当代文艺学是一部范式变革的发展史，19世纪以来文艺学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形成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元合一的文学本体构建的学术共识。文学的独断论、绝对论被多元范式和话语丛集所代替，新世纪的“文化转向”使文学与经济、产业、技术、媒介等一系列新的现实要素相关。张荣翼(武汉大学教授)认为演唱会在歌迷与歌星拥抱时发生高峰体验，身体、触觉成为艺术欣赏的一个方式。这种同欲望、潜意识有关的审美体验改变了康德式的审美静观。许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提出以数字多媒体与计算机网络为技术支撑的，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新媒体艺术在近十年中迅速兴起，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发展。
一些学者的发言还不同程度地质疑了中国文艺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陶东风认为反本质主义的资源和武器并不只是后现代主义，可以采取历史建构主义(如“性别”和“族性”)。“文学”的定义是特定时期有必然性的建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的“本质”言说是必然的，受到客观(包括语言外的)条件限制的，因此它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依然是客观的。
本次会议体较为全面地讨论了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难题，为推进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和强化文艺学的学理性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标签：文艺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