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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763(2009)02-0001-06
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100年来，我们对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有了科学的认知，并不断揭示出生命个体和生理的奥秘。然而，今天的人类进化已经面临新的革命，那就是生物智能和个体生理已经接近一个顶峰，身体进化逐渐衰落，知识和智能物化为新的生命形式和意志力量，新的生存形态正在诞生。
一、超越自然进化
科幻作家阿什穆夫(Issac Ashimov)在其代表作《2000年之人》(Bicentennial Man)中讲述了一个机器人经过自我改造后变成人的故事：以金属为人造皮肤、利用遗传基因培养的内脏代替内部机械装置、植入中枢神经并且100年后自动进行升级，机器人变得能够像人一样认识世界。作品的故事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它却正在慢慢地变成现实。
2002年3月14日，英国雷丁大学教授凯文·沃里克在牛津接受手术，成为世界上人机合一第一人。医生将一块边长为3毫米的芯片植入他左腕皮下，芯片上100多个电极与他手臂主神经相连，以接收神经脉冲信号。芯片再通过直接连接或无线电连接方式，把神经脉冲信号发送给电脑和智能化设备。
之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应用数据解决方案”(Applied Digital Solution)公司开发出可植入人体的芯片IC—“VeriChip”。长12毫米、状如米粒的芯片可记录各种信息，只需耗时几分钟的小手术，即可被植入皮下。它们将为特定情况下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例如，某人对某些药物有过敏反应，当他发生意外伤害被送入医院抢救而亲友却又不在身边时，医生很可能会因为不知晓这一情况而误用药物，结果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现，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其生命。如果他的身上植入有记录其药物过敏史的芯片，医生通过扫描仪可以迅即读解相关信息，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一些医疗科研机构和大型公司正在考虑利用植入芯片治疗某些疑难病症，比如，现在备受大家关注的最新帕金森病疗法，就是在大脑的特定部位埋入电极，由外部向大脑发送电子信号，控制患者身体使其停止抖动。目前一些研究者正在尝试借助电子或生物装置来增强大脑的功能，包括大脑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如有人探索用硅或者是下一代生物装置来代替因患阿尔兹海默症而引起的大脑的失忆部分。与此同时，增进大脑动力的医药近年来发展迅速，并且纷纷进入市场。据悉，目前脑化学的研究者已经发现并确认了人脑中60种可以影响大脑效率的天然化合物。如果以这个速度发展，人类有望在20年内通过服用药物来增强智力和其他方面的能力，优化人的精神状态。科学家称之为“给大脑化妆”。英国科技部一项尖端调查表明，未来20年中，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完美生活的大脑增强药物将像咖啡和茶一样普遍。[1]
技术飞速发展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人类进化，而且这种进化比生物本身的进化快得多，有学者认为它事实上起到了社会平等“平衡器”的作用。事实上，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大规模普及，使得个体智慧已经无法从容面对不断显现和增长的信息海洋——生命和思考是一种时间线性的活动，而信息是可以超越时空界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肉体和智慧的演进无法越过信息剧增的新时代。新的进化征程体现在集体智慧的综合和物化，个体生命将获取最终的自由，同时将自身的终极价值赋予整体智慧和新的生命架构。“后人类”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存在形态。
所谓“后人类”(post-mankind)是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最新理念和审美意识对人类个体进行部分地人工设计、人工改造、人工美化、技术模拟以及技术建构，从而形成的一些新社团或新群体。1992年6月，杰弗里·戴奇(Jeffrey Dodge)在瑞士洛桑发起组织了题为“后人类”(Post Human)的绘画艺术展。在为该展览画册撰写的前言中，戴奇认为，一个与发现自我的现代和自我崩溃的后现代迥然相异的、重新构造自我的“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现存的对于“人”的观念，即人的“自然”的外貌和人的“自然”的性格，正在被一种不断滋长着的观念所取代，……新的观念主张，一个人应从他过去的经历和遗传密码的束缚解放出来，仅仅按照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去构造一个新的自我。[2]典型的后人类主要指那些能够将机械、电子制品、电子软件和人体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标示着整个人类未来演变方向的人群，如赛博格(cyborg)人有权利决定重新构造自己的肉体这一新观念已经很快得到了普遍认可，而这仅仅是一个大规模社会论战的开始，即关于人是否有自由的权利去使用新的生物工艺学，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肉体使其生命过程更有价值。
赛博格概念最早是美国航空和航天局的科学家出的。1960年，美国科学家利克里德发表了《人机共生》一文，设想了人与电子计算机之间合作性与交互性的发展。[3]就在这一年，克林斯(Manfred E.Clynes)与克兰(Nathan S.Kline)首次使用了赛博格(cyborg)这一术语，希望能够建造一种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以适应航天需要，并将这种系统称为赛博格。从词源学的角度看，Cyborg一词是由自动化装置(cybernetic device)与有机体(organism)合成的，直译应是“自动化有机体”。“赛博格”后来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身体性能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4]，或一个人由机械或是电子装置辅助或控制某种程度的生理过程[5]，等等。我们所讨论的赛博格使用范围主要是“增强型”，即指人与科技无限地融合，在人体中置入机器或计算机来直接增强人体的各项功能。
虽然对于当今电脑科技的应用状况而言，真正的赛博格并未出现，但对人工辅助器材依赖的日益增长正强烈暗示着这一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的自我复制和虚拟人物的独立思维也并非遥不可及。人类自我改进的技术从科幻小说走进了实验室，并最终走入了市场。在当今社会，机械和人类的亲密接口接触已经开始蔓延到整个世界。
二、人类的优化抑或终结？
赛博格不仅是神经机械装置(cybernetic device)和有机体在语言上和材料上的混合体，更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和社会实体。Cyborg这一融合幻想与现实且目前大部分出现在科学幻想中的字眼，承载了人类对科技的不同态度[6]：
赛博格被某些人视为一种正面的科技进展。这样的过程是从视自我为完整的而转变到视自我为有限制的。例如，当我们试图生存于严寒的气候或是超出地球上生存的范围时，自身却缺乏某些生存能力——御寒能力、在水中或是太空中呼吸的能力、对辐射线的保护能力等等，这就需要科学技术的帮助以使人类有能力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克林斯和克兰相信这种科学技术能够使人工演化取代自然演化，形成“参与的进化”(participant evolution)，人择将会取代天择。自然界的进化由于缺乏目的性进展得十分缓慢，而机器的进化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进化。[7]
人类的生物繁衍属性在传承文化信息方面存在很大的缺憾，即新生的一代总要从头学习前辈积累下来的知识成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再教育是个低效率、浪费资源的过程。在信息如洪流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大脑受到先天容量的限制，将难以负荷越来越庞杂的信息而作出相应的分析处理。据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必须花费16年的时间，才会使原有的信息增加一倍，而在90年代，平均每一年信息都增加一倍。更惊人的是，在2025年之前，信息数量倍数成长的速度将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每月增加一倍。[8]而赛博格超越了生物繁衍属性，它自己继承自己，不需要后代，其文化成果靠自身不断积累，不需要从头吸收。这无疑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和文化创造的效率。这是赛博格拥有的更进步、更优等的属性之一。
尽管人类不可能创造出等同于自身智能的智能，因为他不可能掌握创建者在支配自身的智能时所曾拥有的全部信息，但是，人类利用赛博格却可以超越自身目前的智能水平——将超级计算机与人脑二者各自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可能的途径之一。未来神经科学的发展将使我们能够绘制大脑神经元运作图，记录单个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输并用比大脑速度快数百万倍的技术模仿大脑的部分区域。当我们能够把人脑中的各种神经元同体外的设备相连、把大脑与颅骨上或颅骨内的纳米技术设备和遥远的超级计算机直接相连时，我们将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人类的能力。
相反的看法认为，赛博格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赛博格被视为一种与自然过程的断裂和退化的表现。科技的干预与监控不仅被视为是不自然的，更被当成是危险的，它们让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省思。[9]
赛博格不受控制地传播和广泛运用，既能够破坏今天存在于每个人内部的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脆弱平衡，也能够破坏以此为基础的每个单独社会的内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福山在《后人类未来》中就为我们描述了基于生物技术革命的未来蓝图。他相信，这些技术将使人有可能控制“智力、攻击性、性别、罪行”等等，这个“等等”也包括病痛的根除、使人长寿以及健美身体的形成。听起来是挺不错的设想，但问题是，富人比穷人更有机会利用这些技术，以培育各方面都先天超人一等的“优质”后代，结果我们所面对的“将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两难选择，而是全方位的等级战争”。
福山(Francis Fukuyama)上世纪90年代在《历史的终结》中断言，自由主义取得了最后胜利，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消失，自由民主主义和民主市场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永恒模式，成为全球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标准。现在，他认为，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以其控制和改变人的本性之可能，使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挑战。从长远看，它对人类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文明冲突”。他说，现代自然科学表明，在未来几代人中，生物技术将赋予我们一种工具，来完成以前的社会工程师所没有完成的事业。到那时，我们将肯定会终结人类历史，因为我们将因此而消灭人。从那以后开始的将是新的、后人类历史。
在《后人类未来》(Our Posthumam Future)里，福山探讨了生物技术可能改变人的本质的方式。他说，生物技术专家有一天将可能为追求创造“完美”的种族，最终改变人类的天性。福山谈到了生物技术运用神经药理学等方面的潜在危险。现在有些药物不是用于治疗疾病，而是作为跨越某种艰难路途的捷径，例如，改变情绪的药物扑洛扎克药片固然对某些特定的患者有调整心理机能、改善自我评估的作用，但如果滥用此类药物势必会改变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社会行为。他怀疑，如果恺撒和拿破仑能经常服用“百忧解”(Prozac(扑洛扎克)，一种抗抑郁药)，他们是否还有征服欧洲的欲望。[10]
三、理性的边界
可植入人体的IC—“VeriChip”在美国引起了广泛争议。除了为医疗健康提供服务，一些公司正在探讨开发植入芯片的其他用途。在恐怖活动愈演愈烈的今天，容易成为绑架目标的政治家和富翁们就准备在自己的体内植入VeriChip芯片，因为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捕捉芯片发出的信号，警方就可以迅速确定被绑架者所处的位置，为营救行动提供可靠的指引。人权团体认为此举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因为植入芯片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GPS系统跟踪，其个人行踪也就随时可以为他人所获知。现在，从人造心脏和人造关节到人造皮肤，人体所有器官都在不停地被人造器官所代替。虽然人体的机械化(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趋势正在快速推进，但对于人造心脏等器官来说，伦理方面则并不反对，但是，对于VeriChip来说，为什么会担心它“将威胁人类的尊严”呢？这是因为VeriChip可能会蚕食人类的“理性领域”。VeriChip的记忆容量目前虽说还不足1Kbit，但是其记录的信息与人类的记忆基本相同，其记忆能力很明显涉及到了人类理性的一部分，构成了对人类理性领域的侵犯。宗教团体所担心的是，将来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早晚也可能会被人造化。[11]
关于人体植入芯片的伦理问题的看法，欧洲委员会指出，植入芯片增强人的机能只允许被用来让有生理缺陷者恢复到与大众相同的“正常状态”，以及提高健康水平，例如增强抗HIV艾滋病病毒的免疫系统，等等，但不能接受使用这样的技术来跟踪个人或者找到与他们相关的数据。因为植入芯片存在网络能力，从而可能以多种方式被滥用于各种社会监视或者操作等。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植入微芯片来控制个人或者社会团体的事情正在或已经发生了。不仅仅个人有权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各社会团体也应该注意经过允许的在线和监视系统不应该成为难以防备的限制系统。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组织(European Group on Ethics in Science and New Technologies,EGE)认为，只有在立法者认为有监视个人这种紧急和正当的需要，而且在比其他方法侵略性更小的情况下，IC植入芯片才能够被用作监视工具。他们还建议应该设立一个独立的裁决机构对此进行监控，总之，植入芯片的以下用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被允许的，即利用技术遥控人们的意志或将人变成傀儡。(同[11])
也有人认为，当无限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FRID,VeriChip芯片采用的就是无限射频识别技术)越来越普遍地被植入人体的时候，社会更多地是讨论“个人隐私要不要”、是否会被“政府组织用来监控公民”、是否会被“犯罪组织用来实施犯罪”、是否会被“公司用来实施对员工的监管”等之类的话题。显然，这种从被动角度来理解人机一体化现象，是被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流传着的“理性、秩序、集权”格式化后留下的传统思维。它忽视了意志自由是以生命体为基础，以及生命体会借助内植芯片发生协同自组织的生理学与生物学的基本常识，尤其是忽视了知识在不同的主体间会发生协同突变并由此带来智力上的新进化进而出现人在类上的差别。
无论如何，人体的机械化态势正一步步地挑战着人类原先所设定的界限和某些既定的观念。一是身体的新内涵。所谓“身体”，首先是指肉身，千百年来似乎都如此。身体作为一个基本界限，至今仍有效规范着感性活动的尺度。不过，20世纪中叶以来，理论界对于身体的看法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控制论将信息从身体里剥离出来；二是后结构主义者将人类身体看成话语系统的游戏，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就有这样的倾向，利奥塔也已经在思考无身躯思维问题。而赛博格在现实中昭示了身体涵义的变化和新的主体性的出现。正如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一书中所说，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人的身体只是最初的“义肢”，它可以被其它不同形式的义肢所代换，而仍不失其身体样貌。(同[11])
二是机器的功能定位。在数码技术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机器变成理解人类的模型。赛博格进一步显示，机器可能成为人类躯体的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指残疾人装上更为灵活的假肢，也不是指心脏病患者安上更为可靠的起搏器，而是指计算机将与人类神经系统相连接，造成“人在机中”、“机在人中”、“人机一体”的现实。在这里，身体和精神的二元论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种等式的一半即身体的这一半，正在失去，即正在化作为纯粹的信息和符号。在现实社会中，所有的空间都被具体化，所有的身体都占据空间，而在赛博空间，将不再是这种情况——那些进入机器的上载的意识都是想象的延长和某种幻想的经验的许诺。
第三，社会与自然区分的复杂化。赛博格是自然有机体与技术机器、技术手段的结合，它使原本完全“自然而然”的身体具有了“拼合”、“嵌入”的特点，转而成为一种新的合成生命体。根据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观点，赛博格神话不仅穿越了自然有机体和技术机器的边界，而且模糊了物理世界和非物理世界的边界，并搅浑了两者之间那些习以为常的界线。因此，赛博格所隐喻的是，原本鲜明对立的两极的模糊化。她在1985年针对女性主义议题时发表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将赛博格视为突破界限的综合个体，这也正是其哲学意义所在，这些界限包括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自然的与非自然的、空间的界限等。[12]
最后，促进了新主体的诞生。赛博格是人与动物、人与机器及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解后的一个新的主体，哈拉维借助它来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即用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方式对身份进行确认，如以民族、种族、性别和阶级等来界定人的身份等。这样的超越有助于克服彼此的矛盾冲突，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元的、没有清楚边界的、相互冲突的、非本质的主体概念。[13]赛博格不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也正在改变生存于这个世界的主体——人。“新主体”的人无须担忧自己与动物、机器之间有某种亲属关系，不再顾虑人与人之间只能达到部分同一——他们容忍不同的意见和立场。赛博格式的新主体，不再追求、也无须在某个原初点上实现最完整的统一，相反，它对差异、偏好、反讽、个性化抱着坚定不移的态度。[14]
四、自我与人性
科学绘制的完美蓝图不免要受到“人之为人”的哲学拷问。
我们知道，感觉过程与人脑的神经机制有关，但如果直接刺激赛博格的神经系统，他们会产生全新的感受么？另外，痛苦作为一类主观感受，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大脑传送机体受损的信息，以便主体作出反应，从而保存生命与健康。在未来，通过分布于人体内的监测计算机，人类可以不必再忍受痛苦感觉的折磨，这就是利用一些技术手段对痛觉的产生(感受器)、传递(神经网络)、接收(大脑)三方面进行阻断，如麻醉术就是阻断痛觉的神经传递及接收。如此一来，人类的生活除了快乐就是平淡，而毫无痛苦了，那么，它们的快感体验又是怎样的？
赛博格的出现，并不仅仅代表关于机器与人类的“拼合”，因为机器和人类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成为赛博格，更深的意味是，对于“拼合”的生物体，是难以依据一定范畴进行划分的。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和超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就是“现实的我”，“超我”则是“理想的我”，其目的在于永无止境地追求完美，它是非现实的，而“现实的我”总是落后于“理想的我”。[15]赛博格无疑为实现“理想自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这样，一方面我知道我还是我，但另一方面我并不满足于“我还是我”，而是我还想超越我，达到所谓的“超我”，达到基于超我水平上的自我实现。不过这样一来，“自我”将失去意义，因为人类必须牺牲部分的个体差异，以使个体间流通的讯息能够“兼容”，并且提供足够的讯息给代理程序；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失去自我，个人的意义就仅剩一组代号或是一片芯片。
当科技进步到能复制人类自我意识时，或许可以同时复制出多个自我，这时共存的多个自我意识也许等同于单一的自我意识，不同的是要同时处理多重的外界信息。如此，原有的人类大脑能够应付这种情况吗，是否会发生信息识别混乱呢？自我意识存在的机制与根源是什么？自我意识可以在维系个体性的前提下相互融合成一个新的“大我”么？与自我意识相关联的是DNA还是脑发育过程中接受的外界刺激信息流？当“我”由大写的单数的自我变成小写的复数的自我时，当“我”不再具有唯一性时，真正意义上的“我”还存在吗？当同一个“我”在精神上同时出现在不止一个地方，自我变成由一个主我与N个客我组成的系统时，主我如何看待客“我”们的活动？这是自我的完整性的反身表现，还是自我的“碎片化”？
当灵魂被认为不存在，各种信息都是以自动回路、侦测、控制、反馈为前提时，人类身体部分的意义又是什么？梅洛·庞蒂为克服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曾提出“身体一主体”(body-subject)观，将主体的根源放在身体中，身体和主体是同一个实在，而赛博格的产生却让梅洛·庞蒂的这种身体与自我不分的观念面临崩溃。赛博格的主体性何在？德里达认为，主体(自我统一、或自我认同意识、自我意识)是写入(inscribed)语言当中的，其作用便是语言本身的作用，是作为一个说话的主体而存在的，唯有透过语言，主体的存在才能获得肯定。[16]也就是说，当我们用“我”来指涉自己的时候，就已经被纳入整个语言系统的某个主体位置，而呈现出某种意义。布卡特曼认为，赛博格的新主体性导致了“终端身份”(terminal identity)，从中可以发现主体的终结与一种建构于计算机工作站或电视屏幕的新的主体性。[17]由于人的身份不断被电子化和符号化，人的存在性出现了更多争议，从而必须对人的主体性作出新的诠释。
机器可能正在与我们同化——也可能是我们与它们同化了。于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便接踵而来：随着人造物对人体的介入，人与人造物的界限模糊了，分不清到底是技术物变成人还是人变成了技术物？譬如，在人脑中植入电脑晶片，使人脑同时具有电脑的功能，那么到底是人脑的部分在起决定作用还是电脑的部分在起决定作用呢？是电脑变成了人脑还是人脑变成了技术物——电脑呢？或者说，是人变成了物还是物变成了人？我们可以将人体内的心脏换成不会衰竭的人工心脏，或将眼睛升级成具有红外线扫描功能的数字摄影机眼，但究竟机械所占百分比为多少时，赛博格才不再被称作“人”而成为另一种生物？我们与技术融为一体后，人在多大程度上称得上是一个完人呢？四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我们身上的哪个部分尚隶属于不折不扣的肉体？如果不断地用高科技来扩充我们的血肉之躯，人类是否会变成另外一种存在呢？人作为意志自由的人，在思考和行为中还有多少人的自由意志，还有多少没有被事先编排好的自由行动呢？罗伯特·诺齐克就曾怀疑，一旦完全局限于模拟的现实之中，人们是否还值得继续活着。[18]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人们身上的所有“零件”都可以被替换，记忆可以被“格式化”(format)，思考速度以及思考内容也可以随中央处理器与应用软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这个时代又代表些什么呢？如果大脑仅仅是一种传导性介质，人性是否更多地由我们的感情强度来界定范畴的呢？果真如此，留给人类的就只有“情感”了，之后也许不久连“情感”也会被某种装置所取代，这样，人类将应付永无止境的挑战。那么最后也是最根本性的问题是——人类还是人类吗？
人体植入芯片所引起的争论，暗示着人类已经站在了走向人机一体化的“十字路口”。我们正在试图超越达尔文的自然进化学说而进入人工进化的大胆领域，后者不仅仅是生命增值的技术，其继续发展和运用，将迫使我们对生命的参数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