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增长点:城市化还是产业创新--从农民到公民_二元经济论文

新的增长点:城市化还是产业创新--从农民到公民_二元经济论文

新增长点:是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还是产业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点论文,城镇化论文,市民论文,农民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即将启动的新一轮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他们提出,城镇化在未来10年将拉动40万亿投资,而目前城镇常住人口中约20%的非市民一旦成为市民,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从而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在未来10年以7%~8%的速度增长这一目标。基于上述分析,这些人主张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体制机制建设上,“破除过去二元结构的旧体制,建设适应人口市民化发展趋势的财税体制和公共服务”[1]。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探寻后高速增长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上述那种非常乐观的看法,实际上是针对该问题给出的错误答案。

经济后高速增长时期新的增长点,究竟是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还是产业创新,笔者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实现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的前提

在主张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那些人看来,实现农民变市民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似乎一旦取消了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就可以变成市民,从而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城镇化也就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简单。

在印度,没有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法律规定国民享有完全的迁徙自由权,一个人无论出生在哪里,他都可以迁徙到国家的任何地方生活。然而,缺乏坚实的工业化基础的印度城市,无力为大量进城的农民提供工作岗位和各项服务,贫穷的农民只能变为贫穷的市民。印度大城市里人口无限制增长,城市基础服务系统崩溃,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产生。在印度,城市生活的无序与农村生活的贫穷并存,城市很难呈现有活力的发展势头。墨西哥也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从20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用了50年,而墨西哥完成这一过程只用了20年。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达到77.2%,超过了德国等发达国家。墨西哥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导致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脱节。过度城市化给墨西哥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污染加剧、社会秩序混乱、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一望无际的贫民窟。显然,这样的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不可能成为印度和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点[2]。

在日本,虽然也有户籍制度,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是完全自由的,而且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各种公共服务。1945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只有27.8%,相当于美国1890年的水平(美国1890年的城市化率为28.2%)。到197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就增至72.1%,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美国1970年的城市化率为73.5%)。这一速度惊人的城市化,出现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墨西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发达国家,是其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化速度的结果,而日本的城市化率达到美国同期水平时,其经济不仅在量上实现了快速增长,而且在质上也有了巨大的进步,日本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整体上超过了美国。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采取种种措施来缩小城乡间、地区间以及阶层间的差距,促进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均等化,这些措施在防止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方面效果显著。因此,虽然日本与墨西哥都实现了城市化率高速增长,但日本却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出现墨西哥那样的“城市病”[3]。

就中国的情况来分析,城乡收入的较大差距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巨大吸引力,是驱动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因素。但是,已经进城的2.6亿农民工(中国农民工每年的绝对增长数超过1000万)绝大多数未能成为市民,因而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许多人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只要废除了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就会与城市的原住居民一样。不过笔者认为,事情也许并非那么简单:以一纸红头文件的成本,换取数亿农民的幸福和自由迁徙这等好事,却从未被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政府所发现,显然有悖常理。

其实,新中国实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城乡差别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城市贫民窟现象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时候,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种制度确保了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稳定的农业生产队伍,同时又防止了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城镇贫民窟现象在中国出现。即使到了今天,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城镇也根本无法满足数量远远超过现有城镇居民的农村人口在就业和服务保障方面的需求,而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根本跟不上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在保障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这意味着,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取消。而上述我们所讨论的制约城镇化进程的这两个方面的刚性因素,在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恰恰并不存在。因此,即使中国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说的那样,将在2016年前后超过美国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或者像国外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将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突破这两大因素的制约,即使中国在2020年真的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即80%~90%)。

综上所述,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情况下,可以不存在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而在不存在户籍制度的情况下,也可以存在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因此,取消户籍制度,并不是农民变市民的充要条件。农民变市民的充要条件,只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中国,户籍制度之所以导致城乡分割,从而导致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着直接关系。显然,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尽管它带来的不公平或不平等令人不快。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二元户籍制度既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城镇贫民窟现象的出现。显然,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能够稳定农业生产经营队伍,二是在就业和服务保障方面能够满足农村人口进城愿望。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既然在现阶段根本不可能通过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来实现农民变市民,那么,所谓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能“拉动40万亿投资”和使消费“增长30%左右”,只不过是“画大饼”。而“画大饼”的城镇化只会对政府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引发新一轮的造城运动。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现阶段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不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反,城镇化只有以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支撑,方能健康而有序推进。

那么,能够支撑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的新经济增长点是什么呢?

二、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产业创新

有不少人意识到新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的支撑,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真正能支撑新型城镇化的不是现有的产业。笔者讲的产业创新,既指农业的现代化,又指工业领域的产业创新,受篇幅所限,本文只探讨工业领域的产业创新。

与新中国的工业化相伴的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990-2000年,中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快1.71倍,2000-2010年,前者是后者的1.85倍,都远高于公认的比值(即弹性系数1.12)[4]。不少人认为出现这一现象应归咎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这固然不错,但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必须关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放弃了被动型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与日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分别形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日本利用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需要,在对本国市场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不受限制地利用美国的技术和市场,并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因此,日本的出口导向完全基于自己的企业、技术、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与日本的自主型出口导向不同,中国实行的是由外资企业及其核心技术、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主导的出口导向。一些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所提出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和“你发财,我发展”等口号,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的特征。从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当时也只能选择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对强大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没有能力在短期内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自主开发出能够与其抗衡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而美国虽不再宣称与中国为敌,但其遏制中国的政策却始终未变,它不会让中国像日本那样不受限制地利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

虽然不能否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作用,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过是为其寻求高额利润而进行全球性战略布局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是其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部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在核心技术、品牌和全球生产与销售网络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并借助其政府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控制,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挤压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使中国成为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的世界加工厂。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21个国民经济最重要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部分行业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也就是在产业中拥有绝对控制权”。“外资的强大控制力在流通行业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外资均在中国占绝对垄断地位”。“汽车工业外资控制度在95%以上;日用化工行业已接近整体被外资垄断控制”[5]。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总的来看,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带来以下问题:第一,利润和出口竞争力决定一切,导致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从而抑制了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消费难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13亿人的消费欲望不能转化为购买力,必将导致经济增长陷入更加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恶性循环。第二,对外资企业技术和工业装备的高度依赖,严重削弱了中国工业装备的制造能力。第三,受到“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以及“你发财,我发展”等观念的误导,外贸增长(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资企业。其结果是外企带走了巨额利润,留给我们的是一些可观的统计数字,以及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低廉的工资难以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还有紧张的国际贸易关系。早在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前,中国政府就已意识到,如果继续走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等方面都将难以承受,因此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不作为,使国家错失了在国内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实现转变的机会。

毋庸讳言,在历经30年的发展后,如果中国的制造业仍然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就会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鸦片”——只要有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就无须承担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创新的风险,这会导致中国最终沦为世界加工厂。这种制造业的“鸦片”必将毁灭我们的创新精神,从而毁灭我们的企业(中国汽车合资模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一个没有自己的强大企业群的大国,是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更遑论崛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2013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值得我们关注,他说,“美国经济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受制于创新力短板,至今仍是经济发展的软肋,中国应该提早关注创新的议题,避免重蹈美国覆辙”。菲尔普斯指出,现在只有在加州、硅谷才能看到极具创新力的企业,而在美国内陆只能看到大规模程序化生产的企业,它们只注重收益而不注意技术、产品的创新。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后遗症使富裕群体不再安心工作,而是尝试依靠简单的资本运作获利,冒险与发现成为整个企业界最缺的精神,“人们在‘养尊处优’中逐渐失去了工作创新的斗志”[6]。我们决不希望看到一个衰落霸权国家的景象在处于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升时期的中国出现。

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目前的产业发展水平还远不足以支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从而没有经济实力为已进城的2.6亿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服务保障。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不过是这种产业发展水平的反映。有些人置客观事实于不顾,竟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提出“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约是工业化率的2至3倍,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工业化”的观点。他们没有意识到,处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的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与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的城镇化率是没有可比性的。因此,那些所谓“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之类的说法,只不过是头脑发热之后的思想泡沫罢了①。在充分肯定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实力上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差距不是中国GDP在全球处于第二位(甚或第一位)就能消除的。经济规模排在中国之后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能够达到70%以上,而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不到50%,究其原因,无非是产业实力存在差距。

因此,实现由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向自主型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协调的发展道路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换言之,泛泛地说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是毫无意义的。就中国目前的产业发展而言,它不仅无力支撑新型城镇化,而且需要依靠旧型城镇化(即土地城镇化)的支撑才能维持下去。这就意味着只有实现产业创新,才有经济实力稳定农业生产经营队伍,同时在就业和服务保障方面满足农村人口进城的需求,从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值得指出的是,产业升级在国内开展了多年,但成效并不显著,要想在西方跨国公司处于垄断地位的现有产业领域实现由低端向高端发展,可能性微乎其微。一部世界史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在经济上靠的是产业创新而不是产业升级,而一个大国的衰落,在经济上则是源于产业守成。当然,产业创新绝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后的成果。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第一个实现产业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铁产业。世界上掌握成熟的高铁设计和制造技术的企业是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和加拿大庞巴迪,这几家企业都希望通过在华开办合资公司以分食中国的高铁蛋糕。但中国高铁产业不再采取合资的方式发展,而是以国内企业为主体,基于“三必须”(外方关键技术必须转让、价格必须优惠、必须使用中国的品牌)原则,引进外资企业联合制造。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在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就掌握了高于国外原创的自主核心技术并成为相应标准的制定者,之后凭着自己的竞争优势走向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愿意购买中国的高铁产品。目前,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研制出时速500公里的高速试验列车和中国首列城际动车组。该公司通过自主创新,全面掌握了高速动车组系统集成技术,建立了完整的高速列车研发制造体系,培养了结构合理、学科完整的技术人才队伍[7]。

尽管国内针对高铁模式仍然存在争议,在发展高铁的过程中也的确出现过一些问题,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高铁产业是近30年来中国唯一在短期(就产业创新而言,10年都可视为短期)内实现创新的产业。高铁直接使用清洁能源,作为超高速的现代交通工具,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军事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应该结合国家核心利益和长远利益评价中国高铁产业的发展,而不应该仅仅关注高铁产业的初期成本和效益。

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高铁模式使我们终于找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那就是从“合资”转向“合作制造”。通过“合作制造”实现产业创新,是中国经济后高速增长时期新的增长点,也是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支柱。因此,“高铁模式”对中国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目前国内外相关技术的研发情况来看,借鉴“高铁模式”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而与有实力的外资企业“合作制造”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就很有可能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2012年,我国传统能源汽车销量近2000万辆,如果新能源汽车能有这样的销量,那么,产业创新对经济的拉动力以及对环境的净化力,都是不可小觑的,同时产业创新也将大大降低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②。

就短期(10年以内)而言,依托高铁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具有了可持续性,新一轮城镇化的进程也会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而新型城镇化一旦步入正轨,就会成为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创新的强大推动力。就中长期(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言,我们必须倾全国之力在新能源领域实现突破,从而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的革命。

目前,能够引发制造业革命的关键性科学技术,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实验室成功验证的核聚变供能、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和3D打印技术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初发端于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具有目标明确和政府主导两个特征。在较短的时间内,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性技术创新的领头人”。到目前为止,美国虽然实现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但从产业革命的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产业在诸产业中的主导地位还远未确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就产业创新而言,其技术远未成熟;二是尚未开发出能够完全取代不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的新能源。

这里讲的新能源,绝不是水能、风能、太阳能等,而是核聚变供能。就现阶段人们的认识水平而言,实现核聚变供能是目前突破不可再生能源供给瓶颈的真正出路,同时,核聚变能作为一种真正的无污染能源,是造成严重污染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最理想的替代物。更重要的是,核聚变供能是新的产业革命的基础[8]。

美国华盛顿大学航空学和航天学副教授约翰·斯劳领导的研究团队专攻核聚变供能项目。斯劳认为,利用核聚变供能,我们最终可以实现跨星球旅行,人类往返火星的时间能够从现在的500天左右缩短为30—90天。斯劳的团队研发出特有磁场高压产生的核聚变能,并已在实验室成功验证了相关技术。等离子体受高压后诱发的核聚变供能效率惊人,一粒沙大小的这种材料核聚变后释放的能量与1加仑(约合3.8升)火箭燃料释放的能量相当。斯劳的研究项目获得过美国航天局“创新性先进理念项目”两轮资金的支持(资金总额高达20亿美元),已经在实验室里成功完成了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下一步的工作是将每个独立的试验组合在一起,进行以核聚变能为动力的最终试验,该科研团队有望在2013年夏末进行第一次综合测试[9]。

2013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在北京宣布,由薛其坤院士带领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从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发现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誉为“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将可能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

薛其坤的联合研究团队从实验中观测到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认为可能是量子霍尔效应家族最后一个有待实验发现的成员。对这一发现的应用价值可以作这样的描述: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会遇到计算机发热、能量损耗、速度变慢等问题,这是因为常态下芯片中的电子运动没有特定的轨道,相互碰撞,从而发生能量损耗。量子霍尔效应则“可以为电子的运动制定一个规则,让它们在各自的跑道上前进,就好比一辆高级跑车,常态下是在拥挤的农贸市场里前进,而在量子霍尔效应下,则可以在没有干扰的高速路上前进”。这样,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就有可能推动新一代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展。通过密度集成,将来计算机的体积也将大大缩小,即使每秒运算上千亿次的超级计算机都有望做成现在的平板电脑那么大。不过,薛其坤表示,受科研条件等因素制约,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要走的道路还很长[10]。

另外,3D(Three Dimensions)打印技术的迅速发展标志着人类在智能制造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人类制造技术已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手工制造技术阶段和机器制造技术阶段,3D打印技术的迅速发展预示着人类制造技术将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智能制造技术阶段。手工制造技术能够轻松生产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但产出量比较小。机器制造技术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但规模经济对产品的多样化和定制化产生了不利影响。3D打印技术则提供了融机器生产和手工生产于一体的新途径。

虽然3D打印技术已实现广泛应用,但现有技术仍然存在局限性。有专家指出,如果3D打印机行业开发出杀手级应用程序,并且“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用户友好的、端到端的平台”,就有望从实验室和狭窄的业界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3D打印机市场就会“呈爆炸式增长”[11]。

西方不少专家认为,3D打印技术或许具有蒸汽机或电话那样的划时代意义,很可能带来新的工业革命。正是基于这种可能性,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提到,2012年美国在俄亥俄州的杨斯敦创建了第一个制造业创新中心,在那里,工人们学习3D打印技术。奥巴马指出,“3D打印有可能革命化我们制造几乎所有产品的方式”。他宣布,要再成立3个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并且向国会提议帮助创建包括15个这样中心的网络,以确保“下一次制造业革命就在美国发生”。

笔者之所以花如此大的篇幅介绍核聚变供能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以及3D打印技术在智能制造技术方面的突破,是为了说明一点: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核聚变供能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为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的革命奠定了基础,而3D打印技术的发展则预示着人类制造技术进入了智能制造技术这一新阶段。我们只要善于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明确产业创新目标,坚持政府主导,围绕产业创新推进改革开放,而不是脱离产业创新就体制改革谈体制改革,就完全有能力抢占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制高点,确保下一次制造业革命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发生。

当日本通过在实体经济领域开展产业创新而在国际竞争力方面超过美国时,美国将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在虚拟经济领域大搞金融创新。因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的2007-2009年大衰退,迫使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政府主导的产业创新目标就是抢占产业创新的制高点,确保下一次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注意:不是制造业强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必须改变产业守成的做法,勇于承担产业创新的风险。在经过了60余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完全有办法“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抢占产业创新制高点的条件,只要有坚定的政治决断,同时使中美关系保持“既合作又竞争”的发展态势,使中国成为产业创新大国这一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经济进入后高增长时期的中国,其新的经济增长点既不可能是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也不可能是现有产业的升级,而只能是产业创新。诸如分配不公、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些囿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而难以解决的问题,也都需要依靠产业创新来解决。笔者认为,以产业创新为中心,使一切改革服务于这一中心,应当是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之后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①2012年,美国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8628.59亿美元,而中国的贸易总额为38667亿美元。中国的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成为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两倍多(201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5万亿美元,中国为7.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贸易总额竟然超过了美国。究其原因,中国国际贸易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组装成成品后再出口这种情况,而这种经济活动“只有少量的增值”。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相关内容详见《外电:中国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贸易国》,载于2013年2月11日《参考消息》)

②在当前充电基础设施不完善,且电动汽车价格高于汽油车价格的情况下,从汽油车到纯电动汽车的发展应当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使用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标签:;  ;  ;  ;  ;  ;  ;  ;  ;  ;  ;  ;  

新的增长点:城市化还是产业创新--从农民到公民_二元经济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