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杰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军长征论文,杰出贡献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前进行的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什么红军长征能够从初期的被迫转移到最后以胜利开辟革命新局面而告终，这不是任何个人单独的功劳，而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张闻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写社论，正确阐明战略转移的必要和目的
毋庸讳言，张闻天1931年从苏联回国参加中共临时中央的核心领导以后，曾经拥护并贯彻过王明“左”倾路线。但他和王明教条主义不同，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勇于独立思考，因而自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对“左”倾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就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掌握实权的博古、李德有分歧以至有斗争。尤其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提出严肃的批评，与博古公开争论起来。这些表现，说明张闻天后来完全转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一边是有思想基础的。
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的决策，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1934年5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并没有在干部和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以致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始终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才临时决定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即将开始的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署名的社论，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社论虽然不可避免地留有“左”倾统治时期的某些痕迹，但是围绕着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这个主题，作出了与“左”倾战略方针不同的论述。其一，在阐明战略转移的必要时，对“进攻路线”作了全新的解释，提出要“依据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1）]，决不能认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2）]其二，在端正人们对转移前途的认识时，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强调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明确指出“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的，“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3）]其三，在指出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时，说明“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4）]，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5）]。这篇后来被称为“红军战略的社论”的发表，实际上成了红一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文章，对即将开始的新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
二、敢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意见
1934年10月10日晚上，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准备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博古、李德继续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以致到11月底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而且敌人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前进道路上部署了多于红军五、六倍的兵力。如果继续向湘西转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对这种危急情况，张闻天和一道行军的毛泽东、王稼祥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话题除了反五次“围剿”和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是当时急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当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从情报中知道蒋介石已在前方集结重兵，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张闻天得知战局的最新情况后，立即找毛泽东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2月11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12日，中央领导人在此召开紧急会议，李德、博古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还是主张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坚持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张闻天完全支持这一主张，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和方针。周恩来也支持转向贵州进军。由于多数人赞成“转兵”的建议，中央军委随即于当晚7时半发布红军在13日向西进入贵州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专横地否定多数人的正确意见，重又命令各军团按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北上还是西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博古、李德再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张、毛的意见。会议作出《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一直主张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他们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过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和博古一起仍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在行军休息的时候，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个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把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且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6）]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上述三个会议表明，从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向胜利的前途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猴场会议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在会后的行军途中又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则是在组织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而这些胜利的取得，都是同张闻天敢于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分不开的。尤其需要看到，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他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鲜明立场，对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三、提建议，努力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
猴场会议后，争论仍未结束。在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军的途中，毛泽东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周恩来、朱德等人也支持上述建议。
1935年1月上旬，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总结在反对第五次“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把主要原因归之于客观。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常称为“反报告”），根据会前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观点，对“左”倾军事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接着，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要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他们的意见获得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到会的各军团首长的赞同。会议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1）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在红军转移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上述决定的第一项，标志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决定的第二、三项，意味着即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决定的第四项，则是正式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遵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和自己的“反报告”，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还分析了形势，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后不久，常委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中全力纠正当时最有决定作用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无疑是与张闻天所起的重要作用直接有关的。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也成为他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界碑。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7）]
四、高风格，自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如何才能摆脱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仍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要实现转危为安，关键在于进一步解决好军事领导与指挥。这时，毛泽东虽然已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但还没有正式决定参加军事领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闻天极力支持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尤其是他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以后，更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步，力主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遵义会议结束后，第二天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常委的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而使红军撤离遵义以后，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随时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巧妙穿插于群敌之间，在2月20日前后二渡赤水河，抢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28个团，俘虏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二步，推荐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以后战争的实践，更加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认为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于是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为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于3月4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按红军中的惯例，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所以前敌政治委员习惯上称为前敌总指挥。）这一新的设置和任命，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遗憾的是，在3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时，毛泽东不赞成硬啃的意见未能为多数人接受，以致刚担任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又被撤销。但是，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深感攻打打鼓新场极为不利，当晚又去找周恩来谈。第二天一早再次开会讨论，终于说服了大家，从而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
第三步，支持成立由毛泽东参加的新“三人团”。通过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毛泽东得出一个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要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是外行。于是，在3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将毛泽东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作战。至此，遵义会议关于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标志着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作出的渡江北上的战略决策，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一方面军消灭在云、贵、川边境地区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五、讲原则，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活动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16日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大大增加了红军的实力，形势十分有利。
但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下一步的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提到面前。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继续北上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青海、新疆、西康等地。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于6月24日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发表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上，明确指出下一步“必须继续前进，来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夺取松潘”则是“目前的紧急任务”[（9）]。并且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不指名地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10）]。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且总括大家发言的意见，再次阐明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11）]，并且特别强调“组织上应统一”[（12）]。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了攻打松潘的战役部署。同一天，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一部署，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
两河口会议时，张国焘口头上表示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在会后却暗中继续策划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且自恃枪多势众，提出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13）]公然向党争权。张国焘先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接着，陈昌浩又向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张国焘要挟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14）]。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张闻天同毛泽东就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反复磋商，主动表示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书记的职位。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妥，主张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赞同。7月18日，张闻天在芦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原来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同时继续担任军委副主席。
为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促进一、四方面军的团结，7月21日和22日，在芦花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会后，张国焘勉强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一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诬蔑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同时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并且在他的挑拨下，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贻误战机，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无法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茫茫草地北上，给战略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张国焘制造的危难局面，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革命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和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即由张闻天作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着重肯定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尤其是遵义会议确认的军事路线，要求四方面军中的党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的决议。并且针对张国焘挑拨红军两大主力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恶劣影响，在肯定四方面军同志的批评“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同时，又指出“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碍团结的”[（15）]。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不仅重申了中央的正确方针，而且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既有力地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恶劣行为，以及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指出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在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红军总部于8月3日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中央机关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表示赞成会议决议，会后又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他在右路军通过草地后，却率领左路军南返，并且背着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16）]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及时得知这一阴谋，果断地决定率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从而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的第二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及会后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鉴于目前情况，现在我们不应依靠共同北上，而应单独向北。在充分展开讨论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明确指出：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17）]他同意毛泽东所作的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是“反对中央，叛变革命”[（18）]的估计，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19）]。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党中央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俄界会议还决定，把红一军、红二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迅速北上。
俄界会议后，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十三军擅自南下，并且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还通过决议宣布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20）]。12月5日又发出电报，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中央红军改为北路军，一律听从他的领导和指挥，其分裂罪行达到了顶点。党中央在得悉张国焘另立“中央”以后，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电令张国焘“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21）]。党中央除了发电报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22）]外，还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刚从苏联回国的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于1月24日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随后，张闻天还请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由于以张闻天为总负责人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由于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持原则，再加上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界接连失利，饥寒交迫，广大指战员普遍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终于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在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勉强同意北上。
六、明方向，共同确定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
1935年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先头部队到达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在这里读到了一批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从报纸刊登的消息中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张闻天在9月22日写了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并且刊载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上。这篇文章详细摘引了《大公报》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消息，主要有：陕北23个县均有红军或游击队的活动；刘志丹领导着陕北五、六个县的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十六军有3个师10000多枝枪；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于7月中旬从甘南突围到达陕甘之交；甘南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文章接着对“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一事实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所以，红军继续前进的方向和任务，是要“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23）]，“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24）]。毛泽东在看到有关陕北苏区和红军活动的消息后，也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的主张。9月27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行动方针，把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受到陕甘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10月22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至此，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最终胜利结束。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也终于胜利会师。从此，以陕北为大本营，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在历尽艰险的红军长征中，张闻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应该永载史册的。
注释：
（1）（2）（3）（4）（5）（8）（9）（10）（11）（12）（17）（19）（23）（24）《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522、521、522、523、519、547、547、548、550、551、560、560、569、571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446页。
（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24～425页。
（13）转引自《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57页。
（14）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290页。
（15）（16）（18）（20）转引自《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243、251、253、309页。
（21）（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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