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在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宏观调控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政策作用受到制约
综合起来说，制约财政政策发挥反经济过热作用的主要因素是：
就财政政策的方向而言，实施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已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刚性”特征。不仅经济增长对其形成了严重的依赖。离开它，每年至少7%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的6年中，大约其中的两个百分点来自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可能因此失去相应依托。而且，部分地区、行业、机构以及人群的利益已经同它的相关安排密切联系在一起。离开它，即得利益格局肯定会因随之削弱而引发一定的社会矛盾。因而，起码在短期内，财政政策难以脱出扩张性的轨迹。
就财政支出而言，财政收支安排的规律通常是增量调整，存量动不得。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赤字规模保持上年水平不变（3198亿元）的决定并在今年的预算安排中得以确认之后，财政支出规模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难有压缩或调整的可能。从表面上看，今年长期建设国债的计划发行额已经调减（由去年的1400亿元减少至1100亿元，并要在今后若干年间减少至0），但含金量更大、将固化为支出常量的基本建设支出项目的随之调增（由去年的304亿元调增至354亿元，甚至允诺在今后若干年间进一步增加至1000亿元），使得财政支出规模的调整空间更趋狭窄。
就财政收入而言，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各界已经对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达成了共识，并且形成了强烈的“减税”预期。今年以来，出口退税机制变革、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农业税、东北三省的增值税改革试点等一系列凸显减税效应的举措相继出台，加上经过了长达10年的税收高速增长之后，通过强化征管来实现税收进一步增收的空间已经缩小（今年第一季度25.4%的税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因此，在税收以至整个财政收入的安排上，也难以拿出紧缩性的措施。
科学发展观也好，五个统筹也罢，它的落实，都要以财政加大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为前提。上面说过，在财政收支安排的实践中，不能指望通过财政支出存量的结构性置换为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提供支持，而只能依赖增量——国债发行收入和税收增收。其中，能够动用的税收增收又主要是超预算增收——纳入预算内的增收都有相应的支出项目。因而，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另一方面，又必须依赖国债发行的增加，今年7022亿元的国债发行计划亦难有削减的可能。
仍可采取相应政策缓解压力
尽管总体上难以采取紧缩性措施，但在局部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财政措施来缓解可能的经济过热压力：
相机放慢增值税改革进度。就现行增值税的格局而言，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增值税改革，实是一种刺激或鼓励投资的举措，它对投资的激励作用较大。即便既有的改革方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转型——而只是相应扩大抵扣范围，它的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拉动投资增长。为了不致进一步助推已经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势头，可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增值税改革上酌情采取放慢节奏的措施。或是推迟东北三省改革试点的启动时间，或是缩小试点的行业范围并相应控制抵扣扩大规模，或是延缓将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的进程。不过，鉴于东北三省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已经公布，并且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为社会所认知，除非万不得已，这项措施的动用必须慎而又慎。
重新启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个税种，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控制投资膨胀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在反通货紧缩背景下于2000年暂时停征。鉴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全力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目前又难以找到其他别的什么手段来替代它的作用，可以相机重新启用这个税种。起码可以选择若干投资增长势头迅猛、对经济过热推力较大的行业（如水泥、钢材、汽车、电解铝等）恢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恢复要同增值税的改革相协调，以免造成彼此矛盾的印象和结果。
严格控制各项政府支出增长。在以往年间，由于现实制度安排的支出约束力较弱，财政支出通常都会超出预算，有较大的增加支出压力。而且现实的政府支出又不限于纳入预算的财政支出，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所谓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的规模不小，并往往是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源泉。所以，今年要想方设法控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增长，起码不要有超出预算的支出增加。并且在必要时，动用行政性手段扩大控制支出增长的范围，将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支出的增长减少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