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西北财经办事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办事处论文,财经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北财经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财办”)是在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反击国民党蒋介石接二连三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以便统一管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于1942年6月成立的。它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兼主任，曹菊如任秘书长。同年10月，西北财办正式办公，地址设在延安光华农场静舍。1944年初，为了切实加强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根据毛泽东提议，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办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 (P381)实际主持办事处日常工作。陈云原来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由彭真代理。10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陈云任职的通知。1945年9月抗战胜利，15日晨，中央决定陈云与彭真等组成东北中央局，“立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1] (P425)。当日，陈云一行即飞赴东北。这样，陈云在西北财办副主任这个岗位上工作一年六个月又四天。
一年半时间，无论在陈云九秩生平中，还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长河里都很短暂，但正是他这一年半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但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困难，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实践贡献，而且他在这期间所阐发的许多思想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在后来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即便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
陈云虽是1944年3月10日正式出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办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但事实上这年元旦过后，他就开始参与西北局的工作，主要是参与财经工作的讨论，比如，元月4日、30日，他两次出席西北局常委座谈会，讨论1944年陕甘宁边区工作，确定经济工作方针；2月5日，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供给座谈会，讨论独立一旅生产计划；2月21日，出席西北局常委会议，听取贺龙关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总结报告。
笔者依据《陈云年谱》和其他史料作过比较精确的统计，从1944年元月到1945年9月10日，陈云共出席西北局常委会26次，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种专业会议(如财政会议、银行会议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供给座谈会、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座谈会12次，出席西北财办会议6次(包括西北财办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六次会议)，主持西北财办会议26次(包括5次专题会议)等等，（注：根据《陈云年谱(1905—199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上卷统计。）他还经常召集财办秘书长曹菊如、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银行行长黄亚光开临时会议，解决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2] (P87)。此间，陈云签发的关于财政、金融、军队后勤保障的文件、通知，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往来信函和个别谈话实难精确统计。问题还在于，所统计的这些会议有些是多日连续进行的，如1944年11月，他主持的西北财办金融会议是从22日到24日，连续开了3天。这些统计数据虽然枯燥，但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陈云在西北财办副主任任上所耗费的心血。
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实践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
第一，号召“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使边区经济完全实现了自给。
1944年初，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确定的1944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1] (P381)根据这一方针，陈云在各种会议，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民生产，促进抗战胜利，如果我们能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就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1] (P387)。1944年11月，他主持西北财办会议，在讲话中提出1945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1] (P398)为了鼓励边区广大军民的生产热情，陈云亲自参加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过劳模会议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发展。由于1942年起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总方针，在1943年边区人民基本实现“丰衣足食”的基础上，1944年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全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除消费外，尚可节余28万石，加上往年的结余，共积存70万石以上。这一年边区植棉30万亩，收棉花300万斤，可织‘三八布’150万匹，自给率达三分之二。1945年，边区扩大耕地20万亩，因遇特大旱灾，粮食虽减产，但工业有很大发展，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等已达到自给或大部分自给”[3] (P255—256)。“据1945年边区27个县统计：生产收入平均占财政支出50％以上的有10个县；占33％以上的有7个县；占20％以上的有4个县；不足20％的有6个县。他们的生产收入中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作坊、运输等多种经营。这一年，各县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3] (P256)丰衣足食的水平再次提高。应当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同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认真贯彻党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分不开的。
第二，深入调查研究，有效解决了食盐走私出口问题。
盐业收入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1943年起，边区经济状况好转了，但流通领域的食盐走私出口问题却严重起来。这年，由盐池运出食盐5000万斤，除内销公私用盐700万斤外，盐业公司只收进3500万斤，还有800万斤下落不明，相当于盐业公司收购数的2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云带着西北财办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了解实际情况，结果发现这些食盐都走私出口了。陈云又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找出了食盐走私出口的原因：一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盐农成本高，运盐赔钱；二是沿途不少公营骡马店有意提高住宿费用或收取法币；三是有些盐业公司采用压级压价甚至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法与盐农进行不公平交易，激起运盐群众的不满和对立；四是有些地方党政干部在处理前述问题上方法简单，造成盐业机构不合作；五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北其他省份因靠我边区食盐进口，其盐业机构采取封锁大路，放开小路，抑制官盐，高价收购私盐等手段，也刺激了我边区的食盐走私。找准了问题的症结，陈云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改善盐业机构与运盐农民的关系，克服对立情绪，取得相互配合；整顿草料店，降低运盐费用；提高口岸收购价，保证运盐农民有钱可赚。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从而有效地堵住了食盐走私出口，保证了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第三，倾注全力，扭转了1943年的金融波动和物价飞涨。
1943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问题是金融波动、物价飞涨。以1943年1月为基数，上半年食物类价格上涨3.6倍，衣着类上涨4.3倍，燃料上涨2.4倍，土产上涨3倍，杂项上涨2.9倍，平均上涨2.9倍。下半年涨幅更大，以上各类别分别比当年6月份再度上涨4.8、4.9、8.6、3.9、7.7倍，平均上涨5.4倍。如果以1月份物价为指数，以上各类别分别上涨17、21、20、11、22倍，全年平均物价上涨了19.5倍。在物价上涨的同时，边区各地的边币比价不断下跌。以延安市为例，从8月到12月，每元法币换边币的黑市价格，从4元涨到10元；在三边分区，从10月到12月，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由8∶1跌到15∶1，甚至拿边币买不到东西；在陇东分区，12月边法币比价跌到18∶1；关中分区的边法币比价也是10∶1。[4] (P452—254)导致物价上涨与边币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边币的过量发行和财政过多垫款，如1943年7—9月的财政垫款占3个月发行额的84％。[5] (P139)面对如此严重的物价飞涨和金融波动，陈云倾注全力扭转这一严重的经济危局。
据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黄亚光1943—1947年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一书笔者对黄亚光1944年4月6日至年底的日记作了统计，仅这9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有19篇日记中记录着陈云同他谈金融、贸易等问题。比如4月6日(星期四)记载：“午后联司(陕甘宁晋绥边区联防军司令部，笔者注)来电话催开会，讨论金融工作。陈云部长(因陈云到西北财办工作不足1月，作者习惯称陈云原来担任的职务，笔者注)发表供以考虑的意见”。又如，6月17日(星期六)记载：“傍晚陈云同志打来电话告我三边十一日开兑边币后一天即兑入法币三十多万四十万，准备即电告拉到八元，以后情形拉到七元五，要在延安市注意防止大量法币进来，少兑边币出去。”再如，11月23日(星期四)记载：“九时到齐，座谈饱和点。陈云同志主张第一看交换所，第二看市场物价，第三看情况。”而1945年元月到8月这8个月的日记中类似内容的记载仍达十多处，如4月7日(星期六)记载：“九时得电话，陈云同志等在我办公室召开会议，即赶回银行参加办事处会议。讨论金融问题，决定收集法币的步骤与收集物资——布、花、金子的办法。”要知道黄亚光的日记“摘编”，是编者从四年又七个月时间50万字的日记里遴选其中的12万字编辑而成，多数月份只收入10天左右的日记。笔者又把日记“摘编”同《陈云年谱》作了比照，《日记》所记述的情节绝大多数在年谱中还没有记载。由此可以肯定，年谱未记载和日记未收入的相关内容一定还不少，因为年谱是陈云的整个生平年谱，而不是金融年谱；《日记摘编》毕竟是“摘编”且以黄亚光的活动为主，并不以陈云的金融活动为标准。仅此就足以说明陈云为抑制边区物价飞涨和金融波动所耗费的心血。
经过陈云的艰辛努力，“1944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的对外贸易出超50多万，金融物价相对稳定下来。10种主要物品延安市上涨29％，绥德、关中、富县、定边跌了30％—16％。而国民党统治区的洛川、蒲城则上涨了50％以上，榆林涨了1倍多”[6] (P10)。同时，陈云还亲自领导开展消灭法币黑市的斗争，严格金融法令，有意识压低边法币比价，加之控制食盐走私出口，促使食盐涨价，很快增加了边区法币储备，平衡了法币供求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了1943年物价飞涨和金融波动的局面。
第四，重视政治工作，亲抓业务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陈云在倾全力抓陕甘宁晋绥财经工作的同时，没有忘记他还兼任着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职务。他不像时下有些人兼职只是徒有虚名或“挂名”，而是实实在在地履行着所兼职务的责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管战争条件下的财经工作尤其困难，千头万绪，事无巨细，都得他调研、协调、指挥、拍板，但他同样不忘抓政治工作，在办事处全体人关中“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使财经干部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7] (P101)。
在抓全面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陈云特别重视对业务干部，特别是对财经干部的培养与教育。他主要抓了两个环节。首先，政治觉悟的提高是第一位的。他多次教育财经干部“要同钞票作斗争”。他说：财经干部主要跟财钱物打交道，“接触财钱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在党的“七大”上，他提出共产党人要努力做到：“诚恳，坦白，谨慎，谦虚，不骄，不躁，不屈，不诿，不吹，不装，不偷，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 (P101)。他认为，这是每一位革命干部的努力方向。
其次，精通业务是起码的要求。认真学习业务，精通业务是陈云对干部的一贯要求，他任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主持西北财办工作，兼任办事处政治部主任期间，丝毫没有放松这一点。1944年5月26日，他出席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联合召开的技术人员座谈会，陈云等领导人号召要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分配到各部门的工厂去，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技术。[1] (P386—387)1944年下半年，陈云同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总支部书记兼政治科科长余建亭谈话，提出“在我们党内对政治工作有经验的人很多，但对经济工作有经验的人很少。要学习做经济工作，注意积累经济工作的经验”[1] (P404)。
有了陈云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对财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西北财办的干部不仅在当时对发展边区经济发挥了“决定因素”，而且在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及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领导或骨干力量。他在西北财办时的身边工作人员朱劭天曾任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黄亚光及他身边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乔培新建国后，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恕不一一列举。
第五，指导编印《经济消息》，为中央正确决策经济方针建言献策。
1945年初，陈云指导西北财办编印供中央领导和财经干部参阅的《经济消息》。1月23日该刊第1期出版，至9月29日共出版30期。该刊的内容主要是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抄的财政资料和商业行情。创刊前陈云到解放社印刷厂与他们商定，每期稿件到后即排印，以保证及时出版[1] (P407)。从而使中央领导和财经干部对情况明确，保证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正确。陈云还曾带着朱劭天到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指导编印成《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和《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由解放社印刷厂各印300册，分发给有关干部学习参考，使广大财经干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陈云同志西北财办工作期间的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尽职尽责的工作，除前述五大贡献，他还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制定各种制度和办事章程，如金融管理制度、货币发行制度、财经结算制度、财产保管制度、费用开支制度以及价格政策等，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各项业务的开展[8] (P260)，为中国革命夺取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同样，什么样的实践必将产生什么样的理论。陈云主持西北财办工作时间虽不长，但形成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为他后来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一，用发展生产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夺取革命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活动的第一要义，就是物质生产活动。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话说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 (P79)。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强调，“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10] (P119)。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他又说：“军队要吃饭，老百姓也要吃饭”，“为了战争胜利，要发展经济工作，要发展生产”[11] (P174)。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云深晓此理。在延安时期，当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他不仅号召部队、机关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克服中国革命面临的严重困难，而且他亲自参加中央机关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11月4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做的整政整军报告提出，整政的“两个基本任务”首要任务便是“生产”。次日，陈云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的的报告强调，党的工作不限于党务工作，而是全面领导，当然包括领导生产在内，指出：“军队工作也应努力把生产搞好，树立生产等于打仗的思想”[1] (P367)。到西北财办工作后，他认真贯彻“发展生产，增加财富”等边区经济工作的既定方针，再三强调“现在革命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组织人民生产，促进抗战胜利”[1] (P387)，提出1945年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1] (P398)。1944年12月3日，陈云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并做了《关于边区财经问题》的发言，在总结1941年以来“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时，认为取得四项显著成绩的第一项就是“实行了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的办法”[12] (P282)。1945年初，陈云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认为“将来得天下就靠这一条”[1] (P408)。在这里，他不仅把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临时办法来看待，而且上升到“得天下”，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来强调。应当说，这些思想是建国初期他提出克服财经困难应把“眼光放在发展经济上”[13] (P1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同邓小平一起强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4] (P232)，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政治路线的思想源头。
第二，强调用经济手段，按经济规律解决经济问题。
陈云一贯强调领导经济工作要运用经济手段，遵循经济规律。然而，他的这一思想仍然发端于西北财办时期。
1944年4月18日，他出席西北局运盐座谈会，认为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外贸要统一，只有统一起来，才能对付敌人。在这里，四者的“统一”讲的是经济手段，“只有”“才能”这个条件句，实际揭示的是杜绝食盐走私的规律。他还要求盐业公司要多投些资本、开办商店，要与合作社定贸易合同，采取集股和分红的合作方式，同样强调的是经济手段。
陈云要求有关部门规定免税及合理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种棉的积极性。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朱劭天回忆，“1944年，关中平原新花上市时，我进口口岸先提高收购价一倍多，较我东三县棉价还高。高价招远客，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连排长亲自带整连整排士兵背花进来，有的一夜背三趟，使我们在两个月争取到进口优质新花百余万斤。而国民党政府的采购陕棉60万担计划，由于开始收购价低，以后见收购不到，虽连续提价4倍多，且好坏花均收，计划仍未完成。”[7] (P99)
1944年8月20日，陈云主持西北财办金融会议，就陕甘宁边区金融问题的历史争论作结论性发言。指出：“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这不能称之为‘法币观点’。我们与法币的斗争手段要以经济为主，政治为辅。”[1] (P392)在这里，既指出了金融斗争的“手段”“要以经济为主”，又揭示了“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的金融斗争规律。
最后以对外贸易为例。1944年10月13日，陈云在西北局常委会上做《半年来对外贸易总结》报告。报告指出：“等价交换的经验是，要以物物交换为标准。要经常估计和了解商情，商情愈明愈能增加主动性。要学会做生意，懂得照顾商人最终是为了自己，小吃亏换来大便宜。”[1] (P396)“等价交换”、“了解商情”、互利互赢和讲求“诚信”，既是陈云对贸易工作提出的准则，其实也是从事这方面工作应当遵循的规律。
总之，“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现象”（注：转引自刘占昌《学习陈云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尊重经济规律的思想》，见《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从西北财办就开始这样做了。
第三，理顺财经工作的一系列关系，排列顺序，分清轻重缓急。
财经工作千头万绪，涉及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工作实践中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一旦出现失误或问题又互相推诿，推卸责任。在这理不顺、忙还乱的复杂关系中，陈云以他特有的睿智理顺了财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关系，从而使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走上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
首先，正确阐释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陈云认为，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是财政工作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5] (P17)毛泽东1942年发展了这一原理，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6] (P891)。陈云主持西北财办工作期间，进一步提出了“生产第一，分配第二”的财经工作总方针。1945年2月1日，他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发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的讲话，再次强调，“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12] (P289)。之所以要确定这样的方针，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不能把经济原则搞成救济原则，不能群众要棉花我们就给布，群众观点“太多了”，反而害了群众。正因为陈云在实际工作中始终贯彻了这一方针，截止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自给生产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1.4％，而“取之于民”的份额逐年减少，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1945年抗战胜利，陕甘宁边区已为西北人民留下“大体够一年用的家当”[7] (P102)。
其次，明确强调了收入与支出的关系，即“收入第一，支出第二”。[12] (P289)这同样是财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而且陈云是把它同“生产第一，分配第二”并列提出来的。1944年初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方针时，陈云主张扩大税收，厉行节约，开源节流，提高效率。1945年初他进一步指出：“财政可以不靠银行发行票子，也不靠任何补助，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多收就是广开财源，讲究生财、聚财之道。开源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收入，二是靠工商税。少付，即注意节流，讲究用财之道，合理使用，保证重点。陈云提出财政支出“既要解决问题而又不浪费”。“解决问题”就是保障供给，这是财政工作的基本任务，但保障供给并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以“不浪费”为条件。“不浪费就是用钱要节省，要适当。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12] (P288)基于此，中共中央在1944年和1945年反复强调“厉行节约，备战备荒”，“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陈云进一步指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12] (P284—285)对这一方针的施行，从中央领导人做起，边区上下共同努力，1945年全边区共节约20亿元，足够公家1年的服装费。[17] (P257)
再次，重点缕清了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应当说，处理财政与金融、贸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财政经济工作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财政经济工作这根链条上的关键环节。边区财政、金融、贸易工作一度关系混乱，出现了扯皮现象，如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要东西就找贸易部叶季壮批，拿走东西不给钱，记笔账就算了。这样，物资出去了，却不能回笼货币，财政只得增发边币，造成通货膨胀、币值下降、物价上涨。由于货币贬值，物资局账面上金额数目大，按实物计算却大大亏了本。[8] (P259—260)鉴于这种情况，1945年2月1日陈云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的讲话中指出：“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12] (P288)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既互相联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形成了由西北财办统一协调财政、金融、贸易三者的关系，实行银行支持贸易，贸易支持财政的合理格局，货币发行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财政信贷也相应得到了平衡，对稳定比价和物价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最后，睿智剖析了边币和法币的关系。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军饷主要由国民党政府拨给，中共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开支靠少部分的军费节留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援助，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不发行货币只发挥着实际上的财政机关职能。因此，八路军军饷和边区市场流通的都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统一货币(即法币)。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法币有出无入，边区军民面临没饭吃，没衣穿的严峻形势。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的背信弃义和渡过难关，坚持抗战，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做出了禁止法币，发行边币的决定，3月边币投放市场，5月却出现了金融波动，法币非但禁不住，相反一些地方还拒用边币。这样，边区境内就出现“法币”和“边币”同时流通的情况。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陈云主持西北财办后以他特有的智慧，剖析了“边币”和“法币”的关系，机敏果敢地抑制住了持续两三年的金融风波。1944年5月10日，西北财办第4次会议讨论提高边币牌价办法。陈云在发言中提出，“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就要想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发行新票子在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也有弊端。因此，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一比一，而与边币一比九，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场金融”[1] (P384—385)。5月25日，贺龙、陈云签署《西北财办关于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决定》，规定：商业流通券名义上是贸易公司发行，实际上由边区银行发行；今后边区贸易往来、债权债务清理，一律以流通券为本位币。这一“偷梁换柱”的手法，真可谓智慧超群。
8月20日，陈云在西北财办金融会议上指出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可以看出，从5月的“驱逐法币”到8月的“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既表明陈云这方面思想随着金融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又理顺了边、法币的关系，即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为边区进口必需品，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陈云这些精辟分析，统一了在边、法币关系上的认识，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稳定。
第四，强调财经干部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
在西北财办的1年半中，陈云不仅为财经干部的培养倾注了心血，形成了有关财经干部培养的重要思想，其核心内容是要求财经干部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1944年11月25日，在西北局座谈会上陈云发言说：“在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小公绝对服从大公的原则”。他批评不少单位都伸手向边区政府要物资，而且拿得多，拿得快。陈云严肃批评这种现象不好。他要求“财经办事处要有不做‘好人’做‘恶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大家随便拿”[1] (P399)。1945年2月1日，陈云在阐释事务性工作和事务主义的区别时指出，对于事务主义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事务性工作不等于事务主义，事务主义不好是指它的盲目性。材料库同志发东西必须点数，这不是事务主义。少给解决不了问题，多给了浪费，因此必须克服盲目性。他强调：“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帐，那是不行的。”对上级要多提建议，“上级有不对，就要顶，这不是闹独立性，而是主动性”。陈云特别强调，搞财经的“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总之，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12] (P286—290)
可以看出，陈云在西北财办期间所阐发的这些主要思想观点，虽然还没有构成陈云经济思想的完整体系，但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了，最基本的框架已初步搭建起来，至少成为陈云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三
陈云主持西北财办工作的实践是伟大的，思想是卓越的，仔细寻味，又体现出非常鲜明的特色，对搞好当前工作也不乏现实借鉴。
1.鲜明的特色
任何社会实践及在其中所形成的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必然带有那个时代及其实践者的显著特点。实践者在实践中提出的思想观点也是一样。陈云主持西北财办工作的实践贡献及所形成的思想观点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财经工作实践上的求真务实性。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陈云是以注重实事求是、躬身调查研究而著称的，他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样被誉为务实的领袖。这一特点在西北财办已经充分彰显出来。1943年初，他就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他号召所有共产党人“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12] (P280)。在西北财办期间，他在“七大”总结党的历史和他个人的历史时说：“我当中央委员已经十多年了，有两条教训。第一条是要有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精神。”并强调“要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就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以革命者的责任心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1] (P415—416)陈云还多次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方法。
那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就是要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1944年10月13日陈云在一个报告中，要求外贸部门“要经常估计和了解商情”，因为“商情愈明愈能增加主动性”[1] (P396)。同年11月，他主持西北财办金融会议时发表讲话说：“在研究金融问题时要注意掌握以下方法，即收集论点，收集证据，历史考察，典型调查，三翻四复，确认现实。”[1] (P399)这就从不同领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还提出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用10％的时间作决策。陈云要求所属工作人员要做到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他更是率先垂范这样做的。乔培新回忆说：“陈云同志平时很注意调查研究，摸规律。”[2] (P89)袁宝华回忆起陈云在西北财办工作的情况时也说：“做经济工作时，他也常找基层同志调查，并多方听取不同的意见。陈云同志常说，中央机关的任务第一条就是了解情况，第二条是掌握政策，第三条才是本部门的业务工作。”[18] (P34)像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他经常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摸行情、搞调查的事例不胜枚举，体现出他财经工作实践上的求真务实性特点。后来，他把这一基本的工作态度和方法进一步升华，使其更加理论化，形成了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前9个字是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再强调，后6个字是对调查研究途径的再归纳。这15个字，又体现出陈云在语言表述上高度凝炼的风格和特色。
第二，财经思想阐发上的思维辩证性。
辩证思维的前提是科学掌握和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要求抓住根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把他们作为解决其他矛盾的出发点。
陈云不仅作为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著称于世，而且在学术界有人把他“作为哲学家”来研究。[19] (P835—846)他自己坚持学哲学，倡导各级领导干部学哲学是人所共知的。而在西北财办期间，他所阐发的财经思想，简直把辩证思维的方法运用到家了。除本文第二部分第三个问题，即，“理顺了财经工作的一系列关系”所列举的“关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他提出生产第一，分配第二”，“关于收入与支出的关系，他提出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外，他还提出，在盐销政策上，以国计民生第一，不吃亏第二，不少赚第三；在出入口税上，以民生第一，贸易第二，税款第三；在保证需要方面，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银行准备金是法币第一，物资第二，金银第三；放款的原则是，一要可靠，二要公私两利，三要小公大公两利；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要求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要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实际第一、书本第二，挑担第一、研究第二，先做工作后讲规律，等等。这样，陈云就在财经工作的诸多方面体现出了有重点的两点论，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点。当然，辩证思维的方法还包括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这些在陈云前述实践与思想中都能找到注脚，比如，前面提到的“交换、比较、反复”，从实践角度讲，它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目的的，但同时也属辩证思维方法的认识论范畴。
2.现实借鉴意义
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复历史，历史也不可能重演；研究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和思想观点，亦不是为了沿着历史人物的足迹老路重走，且没有这个必要。相反，“资政育人”，为现实提供借鉴，才是历史和历史人物研究的真谛所在。我们重温和研究陈云在西北财办的实践和理论贡献，至少会给我们提供借鉴意义。
第一，陈云关于财政经济的一系列正确关系论述，在今天仍不乏现实启示。
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建国以来以至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发生偏差和失误。1958—1978年的20年间，主要问题是强调高投资、高积累，结果抑制了消费需求，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导致了相关产品过剩与不足并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发展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纠正了前述20年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但1984—1988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由于此前的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变化，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 (P376)但随即又出现经济“过热”，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才使我国经济再次走上稳定、协调发展的良性轨道。1998年以后，又出现总需求不足，其中投资不景气，消费需求增长缓慢，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分析这些失误反复出现的原因，固然有生产(投资)结构失调的问题，也有作为最终需求——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没有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
第二，陈云有关金融工作的思想对保证我国金融安全提供了历史借鉴。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放松资本项目管理必然会出现资本大规模跨国界流动，严重危及金融安全。加之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出入境自由，给中央银行货币管理带来困难。对21世纪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我们仍可从60年前陈云关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处理中，从他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管理规则中找到历史借鉴。比如“有关部门对金融形势要一天一汇报”[1] (P383)，“要建立先审核后支付的制度”[1] (P402)，等等。而现实中不少重大资金流失案，尤其是大量国有资产被少数贪官污吏转移到国外的恶果，往往是在上述环节上出了问题。
第三，陈云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上对我们的工作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既是陈云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颇有特色的诠释，也是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经典名言。其实，他的这一思想在西北财办期间，联系财经工作实际亦有精彩发挥。1944年12月初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时陈云说：“研究和解决金融问题应从延安出发，向自己的经验学习。过去很多研究员、专家从重庆、伦敦出发，从《资本论》出发，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所以提出的办法往往与实际不合。”[1] (P401)这种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财经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形象而精彩的阐释，同样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很有警示和教育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此外，陈云在西北财办工作实践上的求真务实性特点，同“十六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并践行的求真务实精神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学习和研究他此间的工作作风和特点，对搞好当天的工作，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陈云提出的“用发展生产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对提高我们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觉性，对认识“发展是硬道理”无比正确的深刻性都大有裨益。
陈云在西北财办期间的实践和理论给我们的现实启示不限于阐述，还有不少思想观点诸如“银行属于企业性质”、企业要坚持成本核算、“钱要用得当”，等等，至今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