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 用大数据推进群众工作科学化
○徐学通
［摘 要］ 大数据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制定专门的群众治理大数据行动纲要，为群众治理主体智能化创造条件，进一步推进数据治理法制化，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数据开放，实现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数据治理的转变，真正做到群众工作科学化。
［关键词］ 大数据；群众工作；数据治理；中国共产党
大数据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的机遇显而易见，同时给群众治理带来的挑战也不言而喻。大数据时代下的群众治理实际上已与信息化、数字化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因数据的自我积累和无限扩大的特性，对于数据的科学使用必须加以研判，若迷失在浩瀚的数据海洋，对于工作开展不但没有益处，甚至会被数据所累，影响基础工作的开展，使群众治理工作停滞不前甚至陷入后退的困境之中。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应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实现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数据治理的转变，学会用数据分析群众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用数据说话，真正做到群众工作科学化。
一、顶层设计，实现数据治理多元化
群众治理现代化是治理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互动结果。在传统的群众工作中，由于时代以及政党本身的局限性，相关信息被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群体里面，很难形成整体统一信息。这种态势之下，谁掌握了信息的流动，谁控制了信息传播渠道，谁就掌控了社会。作为执政党，一般都力求掌握信息制造、传播、统计和使用的主动权，这样才能与社会、群众构成良性互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因科学技术手段的欠缺，信息化程度不高，会在不同区域形成信息传播的不畅，形成信息壁垒，从而影响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沟通。大数据为实现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而后善治这一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和有效的实用工具。
事实上，大数据对于群众治理而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大数据的容量巨大，更重要的是它隐含的价值。而大数据的这些价值本身并不会自动显示于群众治理的过程中，这就需要多元治理主体主动“挖掘”①。换言之，大数据的数据自身没有价值，其价值在于使用，通过运用这些数据才能体现其价值。就群众而言，大数据至少有以下两点价值：一是增强信息对称性。大数据能够改变过去群众与共产党之间部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让群众更加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并合理地参与政治生活；二是增加治理绩效。数据可以直接应用于民智的收集、汇总、整理及分析中，产生直接的治理效益。但至今仍有漠视数据价值的习惯存在，大量数据的价值并未发现，“数据坟墓”也并不鲜见②。因此，这就要求共产党在群众治理中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专门的群众治理大数据行动纲要，从而指导群众工作科学化地顺利进行。
二、数据整合，加强数据治理智能化
共产党是群众工作数据治理的直接推动者与规划者。在大数据时代，群众治理主体能否实现智能化，直接关系到群众工作科学化的成败。大数据时代，群众治理与信息化、数字化紧密相连。而大数据作为群众治理的技术与手段，其发展与普及为政党治理实现智能化提供了技术支持。政党不再像过去一样专注与储存数据信息，而是更多寻找数据之间的关联与价值，对数据进行分析与整合，并在国家治理和基层群众工作中妥善使用这一数据，同时，群众也通过这一技术手段更多参与到这一治理过程中。
因为网络信息和大数据平台所具有的传播速度快、无法短时间确定信息真假、不良信息的加速扩散等特点，因此，大数据下治理主体智能化的过程是充满挑战的，这些挑战来自虚假、不良信息能够借助大数据这一平台传播得更加迅速。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虚拟实践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网络的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表现为“网络与主体之间的互相建构”③。对此，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发展教育，宣传法制观念，宣扬伦理道德规范，塑造新的精神文化等手段来重构自身，为群众治理主体智能化创造条件。同时，实现群众治理主体智能化，还需要尽力让每个参与主体站在大数据平台上，就数据整合的相关工作相互对话、协作。
港口企业投资港口的效用可用利润衡量。XIAO等[7]认为港口企业的投资利润可表示为投资后的货运收入F减去港口变动成本V和固定成本D。
三、科学立法，推进数据治理法治化
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行政行为的程序、方式和结果更多地暴露在阳光下，公民更容易对政府运作链条上各项决策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质疑④。这就要求，群众治理的过程中把提供良好的公众服务作为工作的方向，崇尚法律精神，实施依法治理。
注释：
数据开放是大数据时代政党治理变革的必然选择。数据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知情权，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改善政府形象，还可以促进数据在社会的流动，提高大众创新、社会创新与政府治理创新的机会⑥。因为，数据开放可以将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意见引入到公共决策中，在把握主流舆论的同时，关注少数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提升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的群众治理变革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数据开放，进一步明确数据开放的要求⑦。
四、信息共享，推进数据治理协同化
不经论证，就在不适合的地区盲目引种栽植，成功的概率会很低。主要表现有：选址不对，选种不妥，水源欠缺，排涝不畅。
自尊量表（SES）是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SES包括10个条目，4级计分，总分范围为10～40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1]。
③皮海兵：《网络虚拟实践的本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科学化水平研究”，编号：13CDJ020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们党也应该进一步推进数据治理法治化，在群众治理应用大数据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律作为一种制约性的社会力量，其制定是为了规范社会中各个参与主体，防止某一参与主体的危险行为持续扩大。但由于其天然滞后性的特性，法律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修改、完善，这也相应的要求，我们党要充分关注社会形势的变化、关注民情导向。“以往，面对飘忽不定的舆论，面对随时可能急转直下的社会形势，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方法让法律符合这一变化中的要求。但是基于大数据给出的分析方法，我们能够及时掌握社情民意，运用量化的方法，确定各类意见的具体比重并分析背后的原因，从而让法律充分表达民意”⑤。同时，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充分体现群众治理的需要，可以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提前预判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可以提高法律的部分前瞻性，在法律颁布实施后，用数据化的方式关注社会舆论导向，根据现实需求对法律进行修改甚至纠偏。
②吴昱：《大数据精准挖掘》，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①梁芷铭：《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无论是信息共享还是基于此的群众治理协同化，都必须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大数据下的群众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群众利益表达与利益诉求相结合，对群众作出相关指导的一种政党行为模式。
④杨冬梅：《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理论探讨》2015年第2期。
大数据打破了不同信息之间坚固的界限，也缩短了我们党与社会团体、群众之间的距离。在面对共同公共问题的时候，所有参与者都应该能够共享相关数据，群众治理的决策者则依据共享的数据及其整合分析进行决策。可以说，数据共享是数据治理的重要体现。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群众治理过程协同化得以呈现。无论是政党，还是其他参与治理的主体，单独的一方都不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治理目标。正是因为如此，大数据治理的信息共享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留是个搞笑高手，只要有他的地方，就有欢声笑语。他和易非是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当时K歌，她正独自霸着麦克风，他主动跟她合唱了一首，他说他也喜欢周董的歌，后来就聊上了，却发现除了歌曲，他们还有更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他也喜欢曹操。
⑤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块数据——大数据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⑥涂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⑦黄新华：《整合与创新：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
目前，受流体黏度测试水平的制约，只能获取速凝类浆液表观黏度与时间的变化关系。根据文献[8]试验结果，在反应时间0～70 s、反应温度20℃条件下，当水泥浆水灰比C∶W=1∶1、水泥-水玻璃体积比C∶S=1∶1时，C-S浆液的表观黏度-时间关系见式(21)，数值计算模型计算参数见表1。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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