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研究的几个谜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一大论文,谜团论文,中共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恩铭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在校就读的中学生，虽然就义时只有31岁，但短暂的人生却充满了几分传奇。
一、关于邓恩铭的身世
从邓恩铭牺牲开始，关于他的身世之谜就困惑着许许多多的研究者，让我们先看一下有关文献资料。
1931年4月8日，《申报》刊载了一则题为《山东枪决大批红匪》的消息，文章记载道：“邓恩铭，男三十一岁，安徽歙县人。”
《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邓恩铭同志传略》载：“邓恩铭……1900年生于云南人的一个苗族普通农民家中。”
《辞海·试行本》1962年版第8册第264页载：“邓恩铭同志(1900-1930)……苗族，云南人……1930年被杀害。”
1963年《山东省党史资料》中的《邓恩铭》一文载：“邓恩铭同志1900年生于贵州省一个苗族普通农民家中。……1931年4月5日壮烈牺牲。”
1964年6月30日《大众日报》第三版《革命烈士邓恩铭同志》载：“邓恩铭同志……1900年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苗族农民家庭里。1931年4月5日……杀害。”
1978年11月13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邓恩铭同志革命的一生》载：“邓恩铭同志，是贵州荔波县人，1900年出生在一个苗族农民家里。”
1979年4月5日，《济南日报》发表文章：《人间到处有青山》：“邓恩铭同志……1900年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的农民家庭里。”
1996年1月5日《大众日报》第三版发表文章《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纪念邓恩铭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文章记述到：“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关于邓恩铭的身世有三大谜团：
1.出生时间。有两种说法，即1900年出生、1901年出生。据贵州省博物馆藏的邓恩铭家中私藏全家生卒年表载：“(邓恩铭)生于庚子年冬月十五日”，这里是按中国的阴历记述的，就是阴历1900年12月15日，如果按今天的阳历就是“1901年1月5日”出生。
2.出生地点。邓恩铭是安徽歙县人、云南人，还是贵州荔波人。邓恩铭六弟的儿子邓碧林(现贵州一森林公安干警)揭开了问题的答案，他说：“伯父在荔波刚出生时，取名叫邓恩明，而我的父亲取名叫邓恩光，其意为‘光明’……后来伯父邓恩明走上了革命道路后，为了避免牵连贵州家里人，也为了革命保密需要，伯父对外称自己是云南人。伯父取了许多别名，如：恩铭、又铭、佑民、一民、丁友民、建勋、黄伯云等。”
3.民族。邓恩铭是汉族、苗族，还是水族？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伸尧，号老乖。祖上原来是汉族，从广东嘉应府(今广东梅县)迁至贵州荔波县的，到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邓家已在荔波县水族人聚居地居住长达130多年，已成了水族的一员了。就邓恩铭现在贵州的亲属，也都是讲水族话的，汉语说的却不是很流利。
邓恩铭出生时，邓家已是祖孙三代八口人的大家庭，有三间茅草房，二亩农田。为了糊口，懂点医术的祖父邓锦庭与父亲邓国琮常去深山老林采些药材，然后到集镇上去卖掉，偶尔也帮助人家看病，后来就干脆在荔波县城租房行医。1905年为躲避乡间匪患，邓恩铭兄妹六人随父母迁到荔波县城居住。为了生存，邓家与亲戚合开了“双合号”小铺，经营中药材兼营糖果等杂货，祖母每天也到街上去卖自制的酸菜，母亲则做布鞋出售，后来又改生豆芽、磨豆腐的生意。
二、邓恩铭革命的启蒙老师
邓恩铭在兄弟中居长，且聪明伶俐，1907年被父母送进私塾馆学习，1911年又进了荔波县立初等小学学习，在学校里，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高煌。
高煌，是清光绪年间贵州省第一批154名公费留学生之一。在日本，高煌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拥护辛亥革命。留学回国后，在荔波创办新式教育，向学生灌输民主、科学精神，是荔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邓恩铭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立志走“读书报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并成为学校里思想最活跃的学生。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荔波县城，邓恩铭与同学们手执旗帜在大街小巷向群众宣传爱国思想，痛斥袁世凯的卖国行为，在一次演讲大会上，邓恩铭当众烧掉了穿在脚上的日本产的袜子，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
三、为求学，求救在山东的叔父
高小快要毕业，此时邓家的日子愈发艰难，看来邓恩铭也不可能再去更高一级的学校深造了。在他痛苦不堪、无奈的情况下，高煌老师劝他给远在山东做县官的叔父黄泽沛写信求助。
黄泽沛是前清进士，他其实也姓邓(邓国瑾)，又名黄云从。黄泽沛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黄锦庭是亲兄弟，由于邓锦臣过继给了其姑母家，就改姑丈的姓，姓黄，他并没有忘记邓氏祖宗，儿子黄泽沛，在邓姓的“国”字辈中排行老二，所以邓恩铭又称黄泽沛为“二叔”，黄泽沛的儿子黄幼云称邓恩铭为“大哥”，邓恩铭也在一段时间内用名黄伯云。黄泽沛接到侄儿的来信后，就在1917年秋给邓恩铭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支持他继续求学。这封回信，改变了邓恩铭的人生轨迹。
当时的邓恩铭才17岁，眼见家乡的贫穷，政治的腐败，国家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侮辱，在离开家乡时，咏诗向同学、亲友辞行：
君问归期未有期，
回首乡关甚依依。
春雷一声震天地，
捷报频传不我期。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赤日炎炎辞荔城，
前途茫茫事无分。
男儿立下钢铁志，
国计民生涣然新。
1917年10月，邓恩铭与婶母、堂弟一起到达山东济南，而此时的叔父黄泽沛却调任山东仪阳县帮审，一个收入微薄的低等小官。冬天来了，邓恩铭悄悄给远在贵州乡下的父母写信要钱购买棉衣，可邓国琮接到信后，也只寄给他5元钱。1918年9月9日，邓恩铭又给父母写信说：“家叔入款寥寥，月不足用，明入学甚为困难，故铭拟每年由家寄款接济。”邓恩铭的求学精神深深打动了黄泽沛的岳父何少伯，他给邓恩铭以各方资助，才使邓恩铭得以继续读书。1918年，邓恩铭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设址济南)。
四、创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并出席中共一大
1919年，黄沛泽出任青城县县长，从此黄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邓恩铭的学业也十分顺利。1919年春天，他开始研读《北京大学日刊》，五四运动爆发后，18岁的邓恩铭凭其出色的表现被同学们推举为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同时兼出版部部长，并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俩人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函约齐鲁书社社长王乐平组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邓恩铭与王尽美经过讨论，决定另行组织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学会——励新学会，并出版了《励新》杂志(半月刊)，王尽美被推举为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经过多方准备，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才正式成立。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知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出席。北京小组成员张国焘提前动身去上海，进行会议筹备工作途经济南时，在大明湖上与邓恩铭、王尽美进行了交谈。不久，邓恩铭、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也较早到达上海，住进了以“北大暑假旅游团”名义租下的博文女校。邓恩铭是当时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也是最年轻的代表之一。
五、邓恩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使用的“三种武器”
中共一大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任务就是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20岁的邓恩铭在这一时期表现的十分出色。
1.编写诗歌、歌谣，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邓恩铭的故乡贵州荔波，是一个水族、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这些民族能歌善舞，对于邓恩铭的影响很大，再加上家庭的熏陶，读小学时，他就是学校里有名的歌童，不但唱歌谣，而且还创造了大量的歌谣。1922年4月6日，邓恩铭为了宣传革命，还从山东济南给远在贵州的父亲写信，让他搜集家乡的歌谣，然后用挂号信的方式邮给他。
2.擅长绘画。在宣传革命时，邓恩铭创作了不少漫画，他创作的漫画《张贼宗昌之残忍》，形象的刻画了张宗昌残暴、贪婪的反动本性，看后让人赞叹、叫绝！画上的张一身戎装、满脸横肉，高举着血淋淋的屠刀，身下是一堆元宝和骷髅，画的左半部分是张宗昌脚踏碓杆，高扬碓尖凶残的向人民捣去，百姓的血染红了碓尖，而张宗昌正口含吸管，贪婪的吸着百姓的鲜血。
3.喜爱吹笛子、箫。邓恩铭不论到那里都随身带着这两样乐器。1922年1月，邓恩铭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们见到邓恩铭随身带来的乐器后，都十分好奇，不少人是第一次见到中国的乐器，就邀请邓恩铭演奏一曲。在联欢晚会上，王尽美弹三弦，邓恩铭吹笛子，二人合作演奏了中国乐曲《梅花三弄》，演奏完毕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他们又为代表们演奏了一曲《高山流水》。
六、邓恩铭第一次被俘
1922年7月，邓恩铭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后，被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往青岛工作。他在青岛建立了中共青岛支部，任书记。后来，随着成员人数的增加，成立了中共青岛市委，任书记。期间，他组织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纱厂大罢工。在领导纱厂工人大罢时，引起了胶澳商埠和日本人的注意，他们派出大批暗探对邓恩铭进行盯梢，查清了邓恩铭的具体住处后，于1925年5月4日将正在主持罢工工人领袖开会的邓恩铭逮捕。
此次被捕是邓恩铭第一次被捕，中共山东省委及青岛的中共组织进行了积极的营救工作，并号召纱厂工人继续罢工。在各方努力下，1925年5月11日邓恩铭被释放，也被地方当局驱逐出青岛。为了更好的开展和推动工人运动，不久邓恩铭又秘密潜回青岛。为此，青岛地方当局进行了大搜捕，大街小巷张贴着通辑邓恩铭等人的通辑令，邓恩铭在群众的掩护下，凭机智巧妙地躲过了便衣一次次的盯梢与追踪。一天，邓恩铭随身带着中共组织的文件及手枪外出，走在大街上，便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死死跟在他的身后，他转了几条小巷，跟踪的人仍紧随其后，最后邓恩铭走进了一家他熟悉的理发店，跟踪的人把理发店门口死死的围住，邓恩铭镇定的坐了下来，从理发店的镜子里看着外面的动静，他暗示着理发的张师傅。张师傅以洗头为名，把邓恩铭领到洗脸池边，并悄声说：“快！走后院，翻墙出去。”就这样，邓恩铭逃过了暗探的追捕，然后又经过化装，走行七八十里，来到一个小火车站，登车逃离了青岛。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不幸病逝，邓恩铭出任中共山东地方执委会书记，住在济南叔父黄泽沛家中。
七、邓恩铭第二次被俘
1925年11月7日清晨，邓恩铭正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时，数名警察闯了进来，邓恩铭第二次被捕。此时的邓恩铭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入狱后，由于多次动用酷刑，邓恩铭已气息奄奄，但他始终坚强不屈。在中共组织的各方营救下，最后由他的两名当官的贵州同乡作保，以“保外就医”而获释。
出狱后，邓恩铭仍然住在黄家。黄泽沛命令他不要再外出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他的父亲邓国琮听说儿子被捕的消息后，不顾巨大的花费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济南，看到儿子面色苍白、步履艰难的样子，再三劝说儿子不要在外面乱跑了。但邓恩铭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又悄悄离开了黄家，来到了淄博矿区，担任一所小学的教员，更多的时间是指导矿区的中共基层组织工作。不久，他又由淄博去了寿光县，为农村夜校上课，自编了许多通俗上口的歌谣，但他的行动引起了寿光当局的注意，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寿兴县中共组织秘密护送他去了青岛。
八、邓恩铭第三次被俘及两次越狱
1927年3月，邓恩铭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随着时局的恶化，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邓恩铭出席了中共五大。会后，他应邀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介绍山东的工农运动情况。6月19日，邓恩铭又参加了在汉口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后经上海，于8月回到山东并接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29年1月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邓恩铭在暂住的省委机关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10余人。
邓恩铭等被捕后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伪警察厅拘留所内，当时济南被日本人占领，伪警察厅对共产党人的审讯也十分简单，邓恩铭以“黄伯云”的化名骗过了敌人。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济南。邓恩铭等人经过分析认为，国民党将会加强迫害狱中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接管监狱前，准备趁混乱找机会进行越狱。接下来，便开展动员工作。当时狱中关押了一大批直鲁联军的军官，个个体格强壮，而且胆子大，善于打斗，邓恩铭等中共党员就对他们大力宣传，使他们觉得不越狱就没有任何生路。当时狱中有几个分室，各个室之间信息不畅，其中的一个分室因有人企图告密，就匆匆起事了，而其它几个分室都没有任何准备。
4月19日晚7时许，直鲁联军军官李殿臣等几个人借上厕所之际打倒看守，缴获十几条枪后，冲出监狱，而其他几个分室的犯人当时还戴着镣铐，根本无法越狱，越狱的只有15人，往章丘方向跑去，当跑到枣园停下来吃饭时，被赶来的追兵抓获，又重新关进了监狱，只有中共党员杨一辰因身体虚弱，跑在了后面，最后他混在市民当中，躲到了其父的老师家中，第二天混出济南城，第三天取道天津去大连得以脱险。
1929年5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到济南，国民党在山东各地抓捕的共产党员也由泰安转押到济南。
随着狱中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邓恩铭又开始筹划第二次越狱。他吸取第一次越狱的失败教训，考虑、并制订了许多个应急方案。他让中共党员吴克敬悄悄把用于清洁厕所的石灰装在一个个信封里面分发到各个囚室，同时还与狱外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利用犯人与家属见面之机，秘密带进了许多钢锯条。
1929年7月21日，星期天。吃过晚饭后，大部分看守都回家了，剩下的几个也个个打不起精神，邓恩铭见状，一声令下，第一分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看守，夺下第一道门；第二、三分队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石灰包投向看守，看守们睁不开眼睛，躺在地上打滚。三个分队总计18人，冲击了监狱，看守见此情景，连忙去大街抓捕。邓恩铭由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由人背着行动较慢，第一个被抓回。接着又有9人被抓回，18个人当中有8个人跑掉了，过了几天，又有一个被人告密抓了回来。
这次越狱，震惊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看守长以“渎职”罪被枪决。从此监狱看守严密起来，越狱已没有任何希望了。
九、身份暴露、遇害
在监狱中，虽然经历了多次审讯，但狱方只知道邓恩铭是“黄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邓恩铭，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0年10月，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便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审讯共产党人。张苇村是山东国民党元老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同邓恩铭十分熟悉，当他知道狱中有一个叫“黄伯云”的人时，立刻就意识到此人就是邓恩铭，于是就命令提审“黄伯云”。在审讯室里，张苇村直呼“邓恩铭”，就这样邓恩铭的真实身份暴露了，邓恩铭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就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枪决。邓恩铭叔父黄泽沛的家人听到恶讯后，前去刑场收尸，但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准，后来经过多方努力，请了四家连环铺保，第三天才准许收尸。黄家花了50块大洋买了一口棺材，将其身上的血迹洗净，安葬在济南城外的贵州义地，墓前有一块小石碑，写着“邓恩铭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