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的符号——抗战时期中共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弹性论文,符号论文,中共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3;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1-0014-10
孙中山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不仅有其卓越壮阔的自然生命，更具有其深远波澜的历史生命。孙中山为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以及从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到临终“唤起民众”的遗言，这是他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的自然生命。孙中山逝世以后，政界和学界绵延不绝地纪念他，言说、研究他和他的思想，这属于他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的历史生命。一般说来，一个人及其思想的自然生命愈渊深博大，其历史生命亦愈繁复长远。我们研究历史、开挖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要重视自然生命这一层面，也要关注其历史生命的另一层面。历史生命虽然与自然生命紧紧纠缠，但历史生命毕竟处于不同时空，人们抱着各种不同的动机来纪念、言说或研究，势必出现不同的理解和描述。因此，历史生命意义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更像是具有弹性的文化符号。通过这个弹性的符号，使我们领悟得更多的，与其说是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内涵，不如说是符号覆盖下生动活泼的新历史。抗战时期中共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历史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迄今为止，解读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唯年轻学者宋进，其《挈其瑰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对研究此一问题成绩颇多，尤其在蒐集史料、厘清派别、人物的观点等方面更具价值。与宋著不同，本文除重视中共之档案资料外，更钟情于时空定位和言说与境况的互动；更注重不同论者的动机意向与言说使命。通过对三个阶段的基本划定，使我们对该问题能获得多方面的认识，如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思想上的融合与分歧之焦点；中共如何握住三民主义这一武器来为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服务，并以此维护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理论的层次和结构在思想竞争中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诞生的文化环境及其明确的针对性；今天的人们究竟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理智去对待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等。
一
抗战时期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其明显之发端应为1935年10月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的讲演。王明此次讲演的题目是《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在讲到其中的第三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法西斯主义问题》时，他引用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很长一段论述。这段论述主旨是“必须加强思想上反法西斯蒂的斗争”。王明引述说：在中国，有些自命为法西斯蒂的人，也利用古代孔孟学说、道教、佛教等等来愚弄群众。同时，他们并企图把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曲解成为他们卖国殃民的理论根据。但是，许多共产党员都轻视反对他们的思想斗争。许多共产党员认为这是无关紧张的事，认为这些都是落后的思想和陈腐学说。因此，他们以为这些思想和学说现在已经不能影响群众。事实上，这种观点完全是不正确的。问题的中心在于：这些旧思想和旧学说在中国群众的传统中有很深的基础，在民众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些旧学说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应当在极广大的民众中进行细心耐烦的解释工作。应当解释这些思想的来源和真正的用意，同时，应当解释共产党员对于道德等问题的态度，以便使群众了解，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好的文化和道德。对于孙中山主义，除了解释他对个别问题的不正确观点和与共产主义的不同点外，还应当向群众解释说：孙中山本人是一个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行动，的确是有价值和值得钦佩的。因为孙中山生平最主要的功绩，就是他在遗嘱中所说的：“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同时，还应当向群众证明：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也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因为只有我们共产党员，才真正不断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而牺牲奋斗。而有些恬不知耻自命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的人，实际上是三民主义和孙中山遗嘱的叛徒。王明在引述中最后强调说：“如果共产党在反对所谓法西斯运动斗争中，不进行有系统的、耐烦的、灵巧和有理智的思想斗争，那么，共产党就不能把那些因落后、幼稚以及历史的条件和传统等关系，还在所谓法西斯蒂组织和其他党派影响之下的群众，夺取到革命旗帜之下来。”[1]
从王明所引述的季米特洛夫上述精辟的论断可以明了：中共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其始初之出发点即为加强对法西斯的思想斗争，而加强思想斗争的目的在争取群众。因群众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广泛影响，故共产党必须重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解释、继承和创新。孙中山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在群众中已享有崇高的声誉，另一方面又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曲解和利用。所以，中共对孙中山及其主义应当进行有系统的、耐心细致的、灵活而有理智的阐释工作。在阐释中，除了说明其不正确的观点和与共产主义的不同点之外，更主要的是充分肯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思想的进步性。通过这种解释工作，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代表者，同时，还是发扬者和创新者。只有这样，才能将更多的群众吸引到自己的革命的旗帜之下。
以季米特洛夫的威望和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所居的地位，王明演讲对于中共的推动力自不待言。而且，王明演讲中对于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所取的态度和方针是适时和正当的。其所定的基调，也为后来中共所遵循。
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八一宣言》发布之后，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和进程明显加速，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促使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频率趋向增高。
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函中国国民党，希望国民党中觉悟与爱国之士，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的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力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2]中共宣布：只要国民党真正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当坚决地赞助，并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23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作《论统一战线》的谈话，同样也提出了希望国民党当局“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中共这时的方针十分明确，是向国民党呼吁，提出希望，敦促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其着眼点在三大政策，在开放党禁，在实行民主。这时还谈不上全面准确地解释三民主义。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冯玉祥等接应中共的呼吁，向全会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府的提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之危亡，以竞革命之功业”。[3]结果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席团作出“根绝赤祸”的决议案，说共产党“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但共产党必须“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4]也就是说，共产党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信三民主义。
但是，如果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那怎么还能称共产党呢？所以，共产党决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而专信三民主义。如果不专信三民主义，国民党能认可吗？如果既要信仰共产主义，又要信仰三民主义，那共产党的信仰是不是真诚纯洁呢？共产党内部能认可吗？而且两党之外的人也在揣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主张，共产党怎么会真信三民主义呢？
这样共产党呼吁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回应，就产生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即共产党究竟信仰什么主义，共产党既信仰共产主义，又要信仰三民主义，两个信仰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作何解释？换句话说，共产党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如果要与国民党合作，如果要争取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回答“双重信仰”的合理性问题。为此，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的宣传大钢中，特意列出“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条，大纲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许多的共产党员，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流血和牺牲。因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民生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精神。”[5]5月，王明撰写《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同样也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王明说：“虽然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共产党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学说的信徒，又是本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的一切伟大过去遗产的接受者和继承者，因此，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从未把三民主义看作是国、共在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建立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尤其是现在，当民族危机紧迫和大敌当前的千钧一发的关头。相反的，共产党员认为：中山先生的三个主要思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今天恰恰便利于国、共合作的事业。因为共产党员和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都应当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奋斗。”[6]
可以看出，宣传大纲和王明的文章基本上是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现实要求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而且回答是十分简略的。真正比较系统、有说服力的回答是中共的元老董必武。1937年6月14日，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六期刊出。董文在一般地回顾以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基础的国共合作发展的曲折过程和重要性之后，着重阐述了共产党拥有双重信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合理性方面来说，无论国共之间是采取党外合作还是党内合作，共产党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因为党外合作，当然各有各的信仰；即使党内合作，“国民党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信仰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共产党既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也可信仰共产主义。再说，国民党员中既有许多信仰资本主义的，也有许多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还有些人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创立了三民主义，但仍相信基督教，蒋介石本人也是如此。国民党员中甚至还有人信仰与民权主义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共产党除信仰三民主义之外，就不能兼信共产主义呢？
从必要性方面来说，共产党员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论者。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内阶级的分立，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使劳动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使人类都能获得自由协调的发展，这是共产党员最崇高的理想，并且有科学的根据。但是这种理想社会必须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必须获得足够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国的共产党应按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各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推进该社会经济的斗争，才能逐步接近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董必武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好像一个杂色荷包，从氏族社会的原始状态的经济以至于近代的机械生产，样样俱全。……这样的中国的经济状况，还隔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经济条件很远。……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妄想在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初步的社会主义社会。”董文指出：中国还受诸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残余到处还有很大的力量，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互相勾结，互相依赖，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特别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整个中国，要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目前要想把中国社会经济推向前进，首先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发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保证这一战争的胜利。这就需要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就需要尽可能的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只有这样干，我们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才能有力量从一切帝国主义者挟制下解放出来，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不至于殖民地化。“我们共产党主张这样干，这与孙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三民主义在现阶段真正实施起来，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7]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拥护和信仰的三民主义，始终是指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指一般的三民主义。中共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博大而欠精深，存在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武断的。如民族主义中以大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族为民族的基本组织；民权主义中权与能的划分；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的病理学家，说马克思主张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普鲁东、巴枯宁等所主张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等等。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这些思想是共产党所不能赞同的。共产党所能赞同的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中共称之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意谓“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亦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民权主义，意谓“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择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这种民权，不是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而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其民生主义，意谓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之要旨为“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节制资本之要旨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农民之缺乏田地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农民之缺乏资本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对工人则“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革命的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原则上相同；在民权主义问题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解释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拥护的；在民生主义的问题上，只要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大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应予以赞助。
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必要拥护和信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且也是能够拥护和信仰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因而，董必武在他文章的最后，特意向那些怀疑共产党员不会相信三民主义的人们表明：“共产党自当竭其力之所至以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并促国民党竭其力之所至以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
自1935年发出的《八一宣言》，到1937年9月23日的宣言，中共不仅一次又一次坦白说明自己抗日救国政策的内容，而且一次又一次恳切说明对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基本方针的赞助和拥护的立场。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正式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此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日益增进，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亦开始转向新的阶段。
二
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到同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大致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第二阶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开幕的时候，“中共中央即以最大的注意力和热忱来赞助大会的工作”。[8]为什么中共要以最大的注意力和热忱来赞助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因为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如何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助，已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抗战以来，虽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共同遵守的纲领，亦未建立其组织形式，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救国建国大计未及商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抗日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权利、地位尚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认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实为恰当之契机。
1938年3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就“以兄弟之谊”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建议中说：既然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也为事实所不能解决，那么“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鼓动、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解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9]
由于中共坚持“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中共势必要加大力度宣传、倡导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同时，这样做也可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施加影响。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盛大的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他说：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回顾在国民党一大会上会见孙中山先生的情境，说孙中山手订的三民主义的新纲领已被大会通过。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在演说中特别强调孙中山先生对主义的坚定与发展态度。他说：“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中山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满清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采取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政策。”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加广大的，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凶狠的。这个统一战线所应执行的纲领，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东西，但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战胜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要在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所以，我们纪念孙中山，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革命精神。”毛泽东认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10]
围绕着这次纪念活动，除延安召开大会之外，中共还组织了一系列文章，分别发表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解放》等中共的刊物上，如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周恩来《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凯丰《在抗战中纪念孙中山先生》；陈伯达《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吴克坚《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蔡馥生《为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遗教而奋斗》，以及《新华日报》社论《纪念中山先生》、《群众》周刊社论《纪念孙中山先生》等等。
中共大张旗鼓地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和接连发表文章，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敦促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实行的三大政策，制定一个共同纲领，建立一个使各抗日党派能合法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民族解放同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八条意见，其第三条为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电文敦促国民党“首先即须发布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先生过去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电文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与全国各党派最坚固的团结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办法，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11]如果有了共同纲领和解放同盟，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存在和发展就获得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法权力。所以，共同纲领和解放同盟是中共所反复强调的。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历时4天，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成立国民参政会，允许国民党以外的抗日党派和群众团体合法存在。大会虽然提出“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口号，但《抗战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中共所能接受的，如三民主义为一般抗日行为及建国最高标准，全国应服从国民党及蒋委员长的领导；联合国际反日力量；充实民众武力；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农业经济，严禁奸商垄断居奇；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利，严惩汉奸；改定教育制度，推行战时教程等等。中共在其内部的指示中认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同自己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应站在主动的、积极的立场赞助其实现，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应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我们赞助他们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口头上的允诺与企图也好，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利的场所”。[12]《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由于共产党的基本赞同，标志着国、共两党已有立于三民主义基础之上的共同纲领，但是，中共所希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解放同盟，却没有通过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而建立起来。国共之间，也没有因为《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而消除深刻的分歧。由于过去长期的斗争，两党之间仍然存在成见与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共产党手里有政权和武装，国民党既要联共，又要防共；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都是先进的，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落后，政权和军队比较腐化，存在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在人民中的声誉也不如共产党好，但共产党的“合法权”却是国民党给的，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增加了国民党方面的高慢，另一方面也使共产党方面感到不公。这样，国共之间要长期合作，仍须双方的切实努力。
1938年10月至11月，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会上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他号召全党要“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成就，不为挑拨者所利用”。“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关键在于利用合法权，组织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就要“诚心诚意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三民主义，发展其积极方面，使之在抗战建国中有进一步的发展。”要“拿住这个武器，去同各种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思想做斗争。打击托派分子、顽固分子对于三民主义的曲解。要在实际上证明马列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是能够帮助三民主义的实现的。”[13]
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共产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14]在决议中，中共还提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共认为：中国的内部环境和国际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一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去打下基础和在抗战胜利后去发扬光大的。“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将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过程相因相成。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奠定其基础的时候。这一新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的建立，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的空前进步，将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起着光前裕后的伟大作用。”[15]
三
自1939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的社论《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到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旧三民主义的论断，可视为抗战时期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和批判伪三民主义或称假三民主义，阐明和坚持真三民主义或称全面彻底的新三民主义。在伪的、假的三民主义与真的、新的三民主义之间，尚有一种半真半假的或称修正的三民主义。中共的方针是通过坚决反击伪三民主义来奉告修正的三民主义，使其不要滑入汉奸理论的泥沼，而将三民主义真正实行到底。
自徐州会战后，日寇“速战速决”的迷梦被打破，凶恶的敌人感到专靠野蛮的摧残，只能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因而不得不变换手法，在武力打击的同时，加紧文化上的腐蚀。其表现是直接策动文化浪人和所豢养的文化汉奸宣扬“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那些臭不堪闻的老调。“新民会”、“东亚文化协议会”、“大民会”，很快炮制出来，并收买、利诱和强迫知识分子为其效力，开办训练班、编印教科书、出版报章杂志，其恶毒的口号为“灭党反共”。国民党党魁汪精卫在日寇诱降政策下成为俘虏，率其信从自动投敌，迎合日寇的文化侵略，恬不知耻地打出伪三民主义的旗帜。1938年12月29日，在他臭名昭著的《致重庆政府的唁电》中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立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宣传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16]汪精卫不仅颠倒黑白，而且在香港、上海等地开办汉奸报刊，搞所谓“和平运动”，宣传其伪三民主义，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违背三民主义原则。面对日寇和汉奸的文化进攻，中共不能不予以有力的回击。
在抗战中，国民党虽然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但是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视为一块心病。所以在联共抗日的同时，总想限制、溶化共产党。然而，依据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共产党非但限制不住，相反还要壮大起来，因为只要保障各党派的合法权益，中共就有发展空间和可能；只要提倡民生幸福，中共就能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有鉴于此，国民党实际上不能全面彻底地贯彻三民主义，而只能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搞一民主义，即民族主义。国民党一面修正三民主义，一面说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理论上的这种一攻一退的文化代言人就是叶青。叶青自抗战开始，文章和小册子连篇累牍，其宗旨即是非难共产主义、修正三民主义。叶青“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的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叶青说：“批判了人家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17]于是，他在1938年2-3月间，就“约友人吴曼君等来汉口，把《抗战底根本问题》交他们看，又把《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底意思与他们谈，主张研究三民主义。大家的意见一致了，遂先后写起三民主义底文章来。”1938年叶青与吴曼君在汉口办《抗战向导》，“刊出了若干三民主义的文章”。1939年，他自己又主办《时代思潮》，“标明为‘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18]
针对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叶青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和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磨擦现象的增多，中共一面在内部高层干部中通报形势，统一思想，进一步明确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制定政治、军事和文化思想上的对策[19]；一面利用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日与3月14日马克思逝世日，于两日之中，即1939年3月13日，在《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社论的重点很明显是放在三个层次上。一是揭穿日、汪伪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二是强调三民主义不能空谈、不能分割，必须全部实行；三是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依存关系。社论指出，正因为孙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已成为团结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汉奸汪精卫等才“公开地背叛三民主义，伪造三民主义；法西斯日寇则想‘努力教育中国人民来消灭’三民主义”。社论说：“离开革命实践的斗争而空谈三民主义，实际就等于拒绝三民主义。我们今天不应空喊三民主义，而要认真地去实行三民主义。”同时，三民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抗战到底的民族主义的决心，没有保障民族主义胜利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实行，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伟大的口号，终于不能由希望变成实际。”孙中山先生是卓越的战略家，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目标的可靠保障。
《新中华报》社论发表之后，中共在4月5日《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4月26日《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5月17日《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献中反复强调对三民主义，一要全部，二要实行，特别是实行。因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20]
1939年4月，国民党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极密文件，6月，又以密令形式向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发出《共党问题处置办法》。[21]国、共磨擦日渐加剧。围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问题的文化理论上的斗争亦更加复杂尖锐。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的报告，他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22]毛泽东提出，中共的政策是要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
1939年7月29日，张闻天撰文《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文章指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国民党当局虽然开除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党籍，但对汪、周那种用伪三民主义发挥的汉奸理论却没有开展积极的斗争。不仅对他们的书报不禁止、党羽不肃清、理论不反驳，而且让实际上同汪精卫信仰“一个主义”的、冒牌的国民党的“理论家”、挑拨离间造谣说谎的专门家叶青其人的小册子，一本又一本的发行出来，甚至用强制方法为它推销。这就不能不让人警惕。张闻天说：每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忠实的国民党员，一定也一样会对于汉奸汪精卫等的无耻卑鄙的行为表示最大的义愤，坚决起来为保卫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而战！但是什么是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在抗日阵线内，尚无完全一致的立场。有些人努力于保存和发展三民主义中的基本革命精神；有些人则想削弱和掩盖这种精神，而使之成为一个不彻底的、富于妥协性的或片面的一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持前一种立场，而反对后一种立场。共产党人历来公开声明：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阶级性上、科学性上、革命的彻底性上同三民主义是不相同的，但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列主义决不是抽象的教条，她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大体是一致的。共产党很早就开始与孙中山的合作。汪精卫、周佛海、叶青之流，都要把三民主义转变为反共的工具，但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都证明，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实行三民主义或是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是否实行与如何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问题。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而且要认真的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汪精卫、周佛海、叶青之流的反共，实际上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敌人，是全民族的公敌！”[23]
1939年8月23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特意讲《关于三民主义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有三种，即假三民主义，如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不彻底的三民主义，即一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中共要从马列主义立场拥护三民主义，反对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反对一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要写小册子，做具体研究，分清真、假三民主义，既要坚持三民主义的旗帜，又要以真三民主义去打击假三民主义。“要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真、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斗争。”[24]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及其党羽在上海召集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宣言，仍然卑鄙地挂着内政与外交是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的招牌。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愤怒。
1939年9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反对汪逆精卫的假三民主义》，指出汪精卫一贯出卖中国的阴谋伎俩，就是“反共”、“反蒋”、反国共合作，用假的三民主义代替真三民主义。社论再次声明：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始终是坚持“全部”和“彻底实现”的观点。与此同时，吴黎平发表《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三民主义》，用翔实的资料将叶青所讲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原意一一对比[25]，剥去了叶青虚伪的外衣，使之露出了假三民主义的本相。9月25日，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在《解放》第86期上发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真三民主义的关系。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抗战中仅仅区别真、假三民主义是不够的，仅仅反对假三民主义也是不够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自己的信仰，要证明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争取领导权，就必须坦率的、鲜明的、清楚的说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真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王稼祥的文章所肩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使命。他在扼要地表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说，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宣布要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既不违背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中国的无产阶级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所以，无产阶级不仅一般的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并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积极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中有自己一定的纲领，其主要内容为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民族独立；推翻封建统治，实行民主政治；肃清封建制度，解决土地问题。这些与三民主义的基本口号与要求没有冲突。但是，无产阶级承认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并不是别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了。这即是说，共产主义不仅要区分最高纲领与三民主义的区别，而且还要区分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的区别。为了说清这一区别，王稼祥在文章中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全面的比较。[26]总括来说，文章的目的在指明以下四点：第一，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决不可轻视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第二，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必须反对修正的三民主义；第三，既不能混同，又不能夸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性与相异性；第四，任何企图证明只有三民主义适合中国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反动的，任何希望以三民主义来溶化和消灭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企图都是非科学的、反革命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2月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刊于《解放》杂志上。毛泽东的演讲显系承续中共自抗战以来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言说；显系针对假三民主义和修正的三民主义而发；显系为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行而作。毛之不同或曰高明之处，除语言之犀利、视野之开阔、思绪之明畅、论辩之睿智等之外，尚有数点值得重视。第一，他比中共人物以往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明显站得高、看得远、立意深。他是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是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深度和广度来结构自己的论说框架的，他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生长自己的观念和结论的。第二，他明确提出了新、旧三民主义的两个概念。如果只讲真、假三民主义，或只讲三民主义与一民主义，实际上还不能完全论证中共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因为所谓假三民主义和一民主义，也多少总有与孙中山之本意相通的地方。国民党也可以说他们并未违背孙中山的本意。但是，如果将三民主义分出新、旧，说服力就大为不同了。因为新与旧，在时空上对人的意义是不同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么，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27]第三，他不仅提出了新、旧三民主义的概念，指出新、旧三民主义的主要区别是是否具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且突出地分析了必须实行三大政策的各方面的理由。他说：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他说：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要反共，他们就会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那就不免有汉奸嫌疑了。更要紧的是，老百姓要抗日，他们支持共产党抗日，你要反共，老百姓不答应。他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之外，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可以视为一个标志，一个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在理论上占到主导地位的标志。这个标志的树立，是抗战以来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基本总结。此后虽然还在继续言说，但理论的基调已大致定型了。这个标志的树立，使国民党在理论上开始失去领导权，一个在理论上失去领导权的党，其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收稿日期：20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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