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时期的载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6）11—0068—04
载漪（1856—1922）[1](页567)，爱新觉罗氏，为道光帝孙，惇王奕誴第二子[2](页9100)。道光帝皇四子奕諠，即咸丰帝，与慈禧生载淳（1856—1875）。皇五子奕誴，生第一子载濂，封辅国公。第二子载漪、第三子载澜，封辅国公。皇六子奕訢，生子载滢，袭贝勒[2](页9107)。皇七子奕譞，与慈禧胞妹生载湉（1871—1908），即光绪帝[2](页9111)。载漪与同治帝载淳同岁，比光绪帝载湉大15岁，从爱新觉罗氏来说，均为堂兄弟。
咸丰十年，载漪袭贝勒。同治十一年，同治帝大婚，命载漪食贝勒全俸。光绪十五年，加郡王衔。光绪十九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光绪二十年，晋封端郡王。其妻为承恩公桂祥之女，即慈禧太后之内侄女。该年五月，与刚毅负责训练武胜新队[2](页9101)。刚毅（1837—1900），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出身笔贴式，历任刑部郎中、广东惠潮嘉道、江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山西巡抚、军机大臣[1](页209)。武胜新队为禁卫军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山东单县大刀会毁教民房屋，焚洋学[3]。清廷命江南、山东督抚速即剿除。十月，徐桐升任大学士，李鸿藻升任协办大学士。徐桐（1819—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历任检讨、太常寺卿、礼部右侍郎、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为同治帝师傅，并为慈禧太后、慈安太后补习功课，讲解《治平宝鉴》[2](页12749)。与李鸿藻均为清流派领袖。
洮绪二十三年七月，清廷以刚毅为刑部尚书，赵舒翘为刑部左侍郎。赵舒翘（1849—1901）[4](页2433)，字展如，陕西长安人，同治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安徽凤阳知府、浙江温处道、浙江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江苏巡抚[1](页501)。
九月，李秉衡升四川总督，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捐纳县丞出身，历任冀州知州、永平知府、广西按察使、护理广西巡抚[1](页316)。十月，李秉衡奖掖大刀会杀德国教士二人于曹州[2](页12757)。德舰占领胶州湾，夺据青岛炮台。德国公使要求将李秉衡革职。十一月，清廷将李秉衡革职。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徐桐奏保张之洞，参劾张荫桓。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奏请速用公正大臣徐桐、崇绮、张之洞等，痛斥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误国无状。光绪帝召张之洞来京陛见。又因湖北有焚烧洋房案，又命张之洞折回处理。崇绮（？—1900），字文山，阿鲁特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赛尚阿之子。历任工部主事、户部侍郎、盛京将军。为满、蒙人士参加汉文科举惟一夺魁者，为同治帝岳父[2](页12775)。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历任侍讲学士、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页398)。
四月，以直鲁交界有私立“义民会”，传单各地，欲与洋教为难，清廷命有关督抚预防严查。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义民会”即“义和团”，并未滋事。荣禄升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
四月二十三日，开始戊戌变法。二十七日，命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开缺回籍。二十九日，由康有为拟稿，经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刚毅极力阻挠。
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光绪帝于是起用康有为等变法图强。一系列改革措施，又触怒了载漪、载濂、载澜、徐桐、刚毅等一大批权贵，认为这些改革都是秕政，光绪帝崇洋媚外，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已失去天下人心，不足以承宗社。至八月，仍由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幽光绪帝于瀛台。饮食不时通，光绪帝至采槿花而食。内阁学士联元在慈禧前进言称“皇上当保全”，语未终，慈禧即大声骂道：“皇上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联元口吃，语塞而出[5](页22)。联元（1838—1900），字仙蘅，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进士，历任检讨、侍讲、安徽太平府知府、安庆知府、安庐滁和道、广东惠潮嘉道、安徽按察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太常寺卿[1](页671)。
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由刚毅监刑，杀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以赵舒翘为刑部尚书，将张荫桓发往新疆，严加管束。张荫桓曾以西药进呈光绪帝，载漪等认为光绪帝从而信奉了天主教，太监亦多入教者[15](页52)。
十月，又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十一月，命赵舒翘在总理衙门行走。礼部尚书启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启秀字颖之，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同治进士，历任工部侍郎、理藩院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欲以徐桐入军机，徐桐举启秀代自[1](页355)。十二月，以许景澄督办津沪铁路。许景澄（1845—1900），字竹筼，浙江嘉兴人，同治进士，曾担任过驻很多国家的公使，曾任总理衙门大臣[1](页245)。慈禧连日招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准备废立光绪帝。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赐载漪之子溥
头品顶载[2](页9101)。溥生母为慈禧内侄女，具有那拉氏血统。二月，赐载漪、刚毅所统武胜新队名曰“虎神营”。以刚毅为内大臣。以毓贤继张汝梅为山东巡抚。毓贤（？—1901），字佐臣，汉军正黄旗人，出身监生，历任山东曹州知府、兖沂曹济道、按察使[11](页733)。德国工程师三人在山东日照被殴。德军驱逐山东兰山县百姓，焚烧房舍、柴草。清廷命袁世凯部开往山东戒备。
四月，派刚毅前往江南查阅营伍，以备缓急。五月，以虎神营训练五年，卓有成效，予载漪、刚毅等议叙有差。
八月，山东平原义和拳朱红灯等抢劫教民。九月，又击败官军。营官袁世敦部又将朱红灯等击散。十月，刚毅回京，向慈禧推荐李秉衡，慈禧起用李秉衡巡阅长江水师[2](页12766)。清廷因毓贤固执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查明会匪，严地禁止。十一月，美国公使要求撤换毓贤，清廷命疏贤来京，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以赵舒翘为军机大臣。太常寺卿袁昶奏称义和拳系邪教倡乱，请予以扑灭。袁昶（1846—1900），学爽秋，浙江庐人，光绪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江宁布政使、总理衙门大臣[1](页571)。
礼部尚书启秀以废立事商荣禄，荣禄持不可。荣禄劝慈禧立大阿哥。十二月，清廷又奖叙载漪、刚毅所统虎神营员弁。慈禧与崇绮之女同治帝皇后不睦，崇绮内不自安，力主废立以示好慈禧，拟定请立大阿哥奏折，以示徐桐、荣禄、徐、荣称善，崇绮推徐、荣首衔，徐、荣让崇绮，并向慈禧交荐崇绮[5](页25)。二十四日，慈禧召见群臣，称光绪帝辜负厚恩，上年“康党之变，为皇上作主，害我一举，为上赞成。是以现已定夺，立刻废之，另立他人为穆宗之子，元旦嗣皇应登极也。”[5](页59) 于是，由徐桐等拟定立大阿哥之诏[5](页25)，称：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皇子（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赵舒翘立即称贺：“赖社稷之灵，天下臣民有主矣，复何疑，臣犹恨其晚矣”[5](页37)。崇绮与徐桐比而言废立，“以是得太后欢，恩眷与桐等”[5](页19)。于是，徐桐、崇绮等“益亲载漪”[2](页12750)。载漪遣人让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并有违言。载漪、慈禧日夜谋所以报复[5](页11)。
光绪二十六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代。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以各国公使有异同，谏止[2](页9101)。溥当时15岁，聪明过人，年少气盛。载漪希望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认为洋人所要索之事，本易了结。礼部右侍郎景善在日记中写道：“端邸骄奢滛佚，恐成不了大事也。”[5](页60) 载漪甚盼其子早登大位，董福祥之甘军及载漪之虎神营必当相助，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及荣禄反对。因此，载漪对刘坤一衔之甚毒[5](页70)。
四月，义和拳败易州官军，杀副将杨福同。载漪、刚毅指使拆毁铁路，许景澄奏请拨款修理铁路，载漪、刚毅斥为多事[5](页310)。许景澄又请求奕劻、荣禄派兵保护铁路[6](页2)。五月，奕劻、荣禄派直隶提督聂士成保护铁路，聂士成痛剿黄村义和拳。载漪等迎义和拳入都，徐桐亲迎之，谓：“中国自此强矣。”[2](页12750) 殿撰骆成骧放贵州主考，向启秀辞行，启秀曰：“汝回来消差时，北京断无西人踪迹矣。”[5](页260) 十四日，命载漪管理总理衙门， 启秀等为总理衙门大臣。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为董福祥部所戕。载漪抚董背，并伸拇指赞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5](页308)。董福祥（1840—1908），字星五，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曾参加回民起义，后降于湘军，从征青海、新疆，官至甘肃提督[1](页674)。在这一天，各国联军与义和团接战，进抵廊坊。
五月十八日，载漪等伪造各国公使请太后归政光绪帝照会[5](页78)，其内容为：一、勒令太后归政；二、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三、代收各省钱粮；四、代掌天下兵权。经荣禄递交慈禧，慈禧悲且愤[5](页48)。召群臣入议，慈禧哭泣，出该照会示群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慈禧再三命群臣各抒所见，许景澄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5](页12) 袁昶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慈禧言：“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袁昶又言：“变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乌合之众，必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毂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慈禧不采纳其言。下来之后，袁昶又言于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大学士荣禄，称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奕劻神色沮丧无言，荣禄同意，但称非我所能做主，载漪则甚怒其言。清廷派许景澄前往马家堡阻止洋兵，如不听命，则调董福祥兵拦阻，再不服阻，则与之决战[5](页337)。
五月二十一日，慈禧召见群臣，诸王、贝勒及崇绮等20余人，痛哭合词面奏，皆拥护载漪主张，认为对各国非战不可。又派徐用仪、立山、联元前赴各外国使馆挡阻洋兵。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何词电奏，顷剿邪匪，勿悟用抚，廷臣多然之。载漪等甚怫然[5](页338)。在这一天，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五月二十二日，清廷命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等会商京师军务。慈禧召见群臣，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曰：“联元贰于夷，杀联元，夷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斩之，庄亲王载勋救之而止。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财绌兵单，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太后以手击案骂曰：“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则且斩若！”光绪帝持许景程手而泣曰：“联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予内帑银十万两。载漪即府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由是燕、齐之盗，莫不扼腕并起而言灭夷矣”[5](页14)。
五月二十三日吐午三点，清廷命总理衙门照会各公使，限24小时内下旗出京回国，否则不负保护之责。各使请缓期，并约次日上午九时至总理衙门面商。奕劻考虑安全，于五月二十四日上午照复，止各使勿来。德使克林德未及知，贸然乘肩舆来[5](页339)，载漪伺于路，令所部虎神营章京恩海等杀之[5](页16)。启秀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董福祥部及义和团开始进攻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教堂，刚毅、赵舒翘坐城楼观战，饮酒欢呼，刚毅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赵舒翘起立曰：“自康有为倡乱悖逆，喜事之徒，云合而响应，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尽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圣明，公以身报国，尽除秕政，与海内更新，亦无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于公见之矣。”刚毅大喜，曰：“展如知我。”赵舒翘之人政府，由刚毅援之，故事之尤谄[5](页16)。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再次召见群臣，词气极为激烈，许景澄、袁昶、立山等恳求，不可向各国宣战，载漪当面斥许等为逆说，骂他们为汉奸。慈禧命袁昶等退下，光绪帝感至执手泣涕。军机大臣启秀取出已拟就多日的宣战诏旨稿，慈禧称：“甚善，正合予意。”[5](页67) 此诏旨称：外国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战我土地，勒索我钱财，欺压平民，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令我退出大沽炮台，无理横行，自取决裂，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打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7](页162)。
五月二十六日，清廷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左右翼总兵英年、载澜会同办理。步军统领载勋，团练大臣刚毅，右翼总兵英年出告示，称京城教堂烧毁殆尽，洋人势必纷纷逃匿，藏匿洋人，法所必诛，生擒洋人一名，男则赏银五十两，女则四十两，幼则三十两[5](页71)。载勋（？—1901），爱新觉罗氏，第九代庄亲王奕仁之子。同治十一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五年，袭庄亲王[1](页567)。英年（？—1901），字菊侪，何氏，汉军正白旗人，以贡生考取笔贴式，历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1](页427)。
五月二十七日，将洋夷于东安门内处斩，景善在日记中写道：“现有洋夷之首级，悬于我宫之外，岂非本生之大幸耶？”由载漪奏明慈禧，赏该勇等银五百两，由广储司给发，以示信赏必罚之至意。载澜言今早大阿哥竟敢骂光绪帝为“二毛子”（按：为义和团对基督教徒的蔑称[1](页2)），光绪帝予以申斥，溥以拳击光绪帝，光绪帝奏明慈禧，慈禧动怒，命崔总管鞭打大阿哥二十。载漪深滋不悦[5](页73)。
五月二十八日，诏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二十九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率领义勇60余人闯入大内，搜拿教民，载漪似有酩酊之态，至皇极殿外，大声鼓噪，云“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口出不逊，骂光绪帝为“二毛子”，大有弑君之意。慈禧大怒，将载漪等罚俸一年，团目20余名正法。“皇上栗栗危惧，颇感圣母再生之恩”[5](页74)。
六月初一日，徐桐与崇绮奏称：外洋已干众怒，亟宜顺民心以锄非种，请通饬各省，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以伸积忿！百姓设伏出奇，节节拒战，则洋人不敢舍船登岸。中国莠民，信从邪教，委系叛徒，可就地正法。如此则异类可尽，民气可舒[7](页196)。在这一天，山西巡抚毓贤焚太原外国医院。初四日，女教士2人在山西孝义被杀。初五日，英美教士15名在保定被杀。初七日，沈阳教士20余人被杀。初八日，湖南衡州法国教士3人被杀，教堂被毁。十三日，毓贤屠太原及寿阳教士40余名。武卫前军总统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于天津。十八日，联军占领天津，大肆抢掠。十九日，英武官在山西归化被杀。二十五日，教士11人在浙江衢州被杀。二十六日，李秉衡到京，极言东南互保之非，认为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外人决不能除[5](第1册，页190)。
六月二十七日，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5](第1册，页73)，称拳匪肇乱，兵连祸结，由于毓贤养痈于先，裕禄礼迎于后，臣等称不可与各国开衅，徐桐、刚毅面斥为逆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王公府第，亦设拳坛。请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治以重典[5](第4册，页165)。通篇未敢点载漪等亲贵的名讳。慈禧颇怒[5](第1页，页73) 。
载漪主攘外，累攻战，不得逞，欲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光绪帝，七月初三日，促慈禧杀许景澄、袁昶。袁昶曾写信给奕劻，请劝载漪勿为祸首，书为载漪所得。许景澄“则帝党也”[5](页51)。十二日，联军攻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十七日，又杀徐用仪、立山、联元。徐用仪（1826—1900），字筱云，浙江海盐人，咸丰举人，历任军机章京、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载漪主战，徐用仪认为外衅不可启，被目为奸邪[2](页12760)。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历任苏州织造、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户部尚书。联军至天津，载漪盛推拳民可用，慈禧问立山，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载漪怒曰：“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载漪益仇之[2](页12763)。联元与崇绮争论，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与载漪争论，谓：“倘战而败，如宗庙何？”载漪斥其言不祥[2](页12764)。在这一天，李秉衡在通州兵败自杀。载漪痛哭曰：“呜呼！天胡不佑我国家，失此明佐，而令边衅无已时耶？”十八日，命刚毅继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载漪、载澜拟收合余烬背城一战，刚毅则专主西奔，载澜起立骂刚曰：我等误听汝言，此后身家难保，我此时有刀，定与汝拚命矣。伸手拟掌其颊，刚飞奔逃去[5](页190)。
七月二十日，联军入北京，大掠。二十一日，载漪随慈禧出京西奔。二十二日，徐桐在北京自尽。启秀、徐承煜为日军所拘[2](页12751)。启秀之弟官苏州，启秀阴风之使杀翁同龢，未果[5](页38)。八月初二日，户部尚书崇绮在保定自尽。初六日，慈禧等抵大同，初七日，以载漪为军机大臣，载澜为御前大臣[8](页746)。二十五日，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将载勋、刚毅、载澜、英年、载漪、赵舒翘等革职查办。八月初二日，清廷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均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交部议处。初七日，驻外公使电请严办载漪等以挽危局。李鸿章奏请将载漪等革职撤差。二十五日，刚毅在山西侯马病故。九月初四日，慈禧等抵西安。初五日，各公使一致通牒：要求惩治载漪、载勋、载澜、溥静、毓贤、李秉衡、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等十一人。十二日，负责谈判和约的奕劻、李鸿章电请惩处载漪等。二十二日，清廷将载漪革去爵职，与载勋均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定后，再行发往盛京。十一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将和约大纲画押。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命将载漪、载澜发新疆，永远监禁。载勋自尽，毓贤正法。开复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原官。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又将载漪、载澜定为斩监候，发新疆永远监禁。载勋在蒲州自尽。初四日，毓贤在兰州正法。初七日，赵舒翘在西安自尽。初八日，启秀、徐承煜在北京正法。十一日，命将载漪寻觅，押解新疆戍所。七月二十五日，签订《辛丑条约》。八月二十四日，慈禧等由西安启行回京。十月二十日，清廷谕称：“上年拳匪之变……载漪实为祸首……溥著撤去大阿哥名号，并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8](页1330) 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等回到北京。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在处理中外关系方面，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和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入天主教，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坚持尊王攘夷，扶清灭洋！外国长期侵略，洋人在华，勾结教民，潜谋不轨，公使反对废立，都该杀。教民信奉洋教，就是中华文化的叛徒，就是莠民，也该杀。铁路破坏了风水、祖坟、生计，都该拆。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编成团练，众志成城，洋人就不敢舍船登岸，于是中国之地异类可尽、民气可舒。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其思想落后于时代，终于也被时代所淘汰。
收稿日期：200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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