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走向新世纪的当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当代文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文学的分期
我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通常都是把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一天起，看成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这当然是没有疑义的。然而，新中国的诞生迄今时间已相当长。我们似乎可以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当代文学历史中，再分若干个阶段，作些具体分析，目的是为了便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大体说来，我国当代文学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1949年10月，以开国为始点，到1976年9月，以粉碎四人帮为终点。这一历史阶段，还得分清前十七年的文艺政策、路线与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极端专制时期文艺政策、路线之间的区别。第二个历史阶段是1978年12月党的三中全会为起点，具体标志是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重新制定党的文艺政策和路线。第二历史阶段的当代文学，通称新时期文学。第一历史阶段到第二历史阶段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时期(1976.9-1976.12)，主要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行历史的反思。
二、《祝辞》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的《祝辞》体现了三中全会的根本精神——纠正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的错误，重新制定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对内实行二个文明的建设。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对发展和繁荣我国当代文学、文化、学术事业，对作家的创作实践，都带来了空前有利的保障。
今天重新学习《祝辞》，回顾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这段历史，我们对《祝辞》的丰富内容，它所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和所指明的方向，认识就更加深刻了。关于《祝辞》的历史意义，我想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体会。
（一）小平同志对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开宗明义就首先说到了。什么是五四精神，改革开放，科学民主，自由选择，个性解放，启蒙思想……体现了那一历史阶段“新时代的曙光”。这些基本精神，正需要我国新时期文学加以继承、发展，并发扬光大。
（二）在《祝辞》中，小平同志以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的气魄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严肃批判了“阶级斗争工具说”和“文艺为政治、政策服务”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种“领导方式”，恰恰是鼓吹“阶级斗争工具说”、“为政治、政策服务”的庸俗社会学学说和极左观点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发号施令”，强制每个作家、评论家、编辑、记者非执行和宣传不可，严重扼杀了创作的生机。建国后的前十七年，它已逐步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封闭、僵化、夜郎自大、教条主义严重，逐步控制和阻碍着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到了文革十年，愈演愈烈，连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批判“黑八论”开始，很快便通向极端专制。其结果是：文苑内万木摧残，百花凋零，满目荒芜。这段沉痛的历史教训，在《祝辞》内已作了初步的总结。值得欣慰的是，他为全国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学者、教授解除了严重的精神枷锁，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第一”，实际政治唯一的禁令，代之以“二为”方针，即“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的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作家、艺术家们，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名正言顺，理所当然要用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自然心情舒畅，乐意为之。
（三）在《祝辞》中，指明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办事。这点十分重要。以往的错误，不少来自不懂得艺术特征和艺术的规律，结果没有不把事办糟的。小平同志再三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内，要克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衙门作风，废止行政命令，尊重作家、艺术家，同他们“平等地交换意见”，充分认识文学艺术创作是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过去从来没有像这篇《祝辞》谈得如此真切、实在、透彻、富有感情色彩的。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可惜前十七年贯彻不力，到了后十年，被全部抛弃了。《祝辞》中重新提出这一方针，并作了崭新的阐发，内容更加具体化，更加便于操作。他把这一方针归结为如下三点，一层深入一层：1.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即“百花齐放”，保证创作主体心境的自由。2.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即“百家争鸣”。学术问题原是个科学问题，绝不能搞“一言堂”。学术问题让学术界自己去讨论，自己去下结论，一时无法下结论，则让时间来检验。不能用行政命令或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化方式解决学术问题。3.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已经形成邓小平同志制定并阐释党的方针、政策的完整体系。新时期文学二十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改进，无疑是跟小平同志制定的政策、方针、路线并取得有效的推进分不开。
三、文学的开放政策
新时期的文学与新时期的经济一样，都以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为指导。在经济上鼓励引进大量外资和跨国公司的投资。新时期的文学、文化、历史、哲学、法律、伦理、心理、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需要引进现当代欧美各国各种进步作品和各种学说，作为文艺社会科学、文化思想的参照系，提供我们借鉴，研究和汲取，用来发展、繁荣自己的文学、文化和学术事业。
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学，迫切需要了解世界。西方各国的大批现代作家、现代作品和现代学派学说，经过我国学者和翻译家的选择和译介，不断地涌现进来。经过二十年来的时间检验，西方现代作家作品和学派学说，对我国中青年两代作家和学者，创作观点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不少影响。其中有些作家，拥有各国的大量读者。这些作家的思想艺术倾向、风格、表现方法大都各有不同。从创作风格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至少有现实主义一元，现代主义一元，浪漫主义一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交叉互补，经过艺术“杂交”而形成的艺术变种又一元等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扩展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借鉴，锻炼我们的辨析力。这充分说明，我国新时期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开放。
西方现当代文艺学派人数很多，学术专著数量很大。单从学派来看，如阐释学、符号学、现象学、叙事学、语言学、性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新托马斯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布拉格学派、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英伽登艺术本体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荣格集体无意识论、叔本华悲观主义美学、尼采强力意志论、布洛心理距离论、瑞恰兹语义学……名目繁多，难以尽数。这些学派，在文革前大多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异端邪说被我们拒之于国门之外。当时大多数人对这些学说往往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却就一概加以彻底否定。现在则像巴赫金、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文艺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的论著均已纷纷出版，成为大批青年学子钻研借鉴的对象。这在以往的年代，简直不能想像。
引进不等于全盘西化当然决不能盲目模仿照搬。借鉴、融化并存，有利于扩大艺术视野，扬弃简单、浅薄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利于养成充满生气、活力的创造性思维。
持续二十年对西方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的大量引进，它对我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学者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审美意识、伦理观念、哲学思想、人生观、世界观都产生了影响，不致仍是闭目塞聪了。
四、现代意识·一元·多元
面向新的21世纪，我们每个作家、评论家、学者，都要面对生活，直面人生，同时也要树立起现代意识和多元化的观念，否则就无法适应当代历史转型时期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剧变的形势。人们常说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心态，这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提倡平和、明智和宽容态度；尊重独立人格和自由选择；要别人尊重你，你先得尊重别人；少些文过饰非，多些相互理解；不说假话，以诚相待；在顺境中居安思危，在逆境中不丧失勇气……。比起封建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某种思想一统天下来，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心态无疑要超越、明智得多。
现代文化、现代学术的多元化，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各国的进步都这样得来，谁也无法阻挡。中国古代哲学早有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不同说法。世界的本原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即使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能力予以正确圆满的解答。我们现在说的“元”，是种引申义，有其特定的对象和范畴，主要是指文化、文学、艺术和学术而言，与原来的世界本体的哲学探求已不是一回事。
万紫千红春满园，一花独放不是春。在学术领域内，我认为提倡多元比一元合理得多，因为它更符合文学艺术、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企图用某种神圣的思想观念来统治一切文学艺术、学术文化，使其规范化、划一化、模式化，实践证明，文学艺术、学术文化非但不能发展繁荣，反会日趋枯萎、萧条。以往的大量事实教训，便是明证。
文化、学术事业，不能搞“一言堂”，多元比一元好。多元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学术民主的基础上，不能有门户之见，更不能意气用事。学术讨论可采取对话的方式，对话，民主对话，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态度是友好的，谁说得有理就听谁。学术讨论，要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有大量事实根据，逻辑论证严密，以理服人，切忌专横、粗暴、摆老资格、以势压人；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一人指挥，万人呼应，甚至相互攻讦，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文化学术的多元化，其表现形态是十分广阔、丰富、多样的，既包括理论、学术方法的多样化，又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
应该看到，在这个文化、学术多元建构的世界里，各种文化、学说、理论之间，至少存在着三种关系：1.共存关系；2.互补关系；3.矛盾冲突关系。一、二种关系无疑占多数。凡是古今文化、中外文化，不涉及时政根本原则分歧的，均属于这两种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学术观点上的差异，经过求同存异或求异存同，取长补短或相互补充，在同一体内形成一种异质共存的张力和合力，使之呈现勃勃的生机。文化学术观点之间呈现矛盾冲突状态的当然也有，这就需要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自由辩论。决不可采取过去那种“你死我活”、“不破不立”的思维模式（冒充辩证法）——政治批判的简单化斗争方式来对待学术上的观点分歧。
五、新时期文学多元互补
新时期文学充满朝气、活力和变革精神，这与建国后在封闭状态下反复折腾时的文学无法相提并论。新时期文学开始自觉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思潮相互呼应，探寻与世界文学、人类文化发展建立同构关系。
这二十年来，作家、评论家的创造性思维已较活跃，需要更多在理论上、文艺实践上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引起争鸣和对话。这才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利于对真理的辩明，总之，有利于文学、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真正现实主义的小说，不能用一种模式来“指导”，否则出来的就只有一种模式的小说。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格局，想一统天下也不行！前十七年的文艺也谈“百花齐放”，其实是在同一“格局”、“品种”下的百花齐放，看不出有多差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当时都是写农村生活的名家，他们把创作视为自己毕生奉献的神圣事业，写作态度极其认真。不论是《三里湾》、《创业史》还是《山乡巨变》，都逃脱不了可悲的命运：主题先行，早已规定好的，一个模样，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农民生活才有改善，有好日子过。这个总框框预先设置好了，作家本领再大，也很难跳出。上面三部小说算是那一时代的“上乘”之作哩。“百花齐放”不应是一个品种下的一百朵花，而应是一百个品种下的成千上万朵花，哪才构成“姹紫嫣红开遍”，赏心悦目的佳境。
到了新时期，不少作家在反对“工具说”的同时，深感到单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来创作，已不能满足时代和个人的要求，于是便设法突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把现实主义作为反传统的主要对象。他们从各个方面找理论根据，发现不论是古今中外，对文学的本质特征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并非只有一个“反映论”。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提出过“摹仿说”，相似于后来的“反映论”。柏拉图就跟他唱对台戏，提出过“灵感说”，相似于后来的情感宣泄论，内心世界表现论。在我国古代，有“文以载道”说，接近于后来的写实派，也有“诗言志”说，接近于后来的情感表现论。李白的“哀怨起骚人”与西方的“愤怒出诗人”，都是强调文学创作情感的重要性。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除了生活的“反映论”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论”：气韵、神思、悟性、凝虑、意趣、情志……至少可以摆出数十条都不同于“生活的反映论”这条路子。视野再扩大一些，认真翻阅一下西方现当代作家作品，浪漫主义古已有之，它一直走自己的“理想之路”，神奇的想像，热烈的感情，上天入地，海市蜃楼，异国情调，明显不同于“生活的反映”。至于二十世纪出现的西方现代派，他们各式各样的作品和理论，更是把世界文艺舞台闹得个天翻天覆，什么意识流小说啦，象征派诗歌啦，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他们的作品看得你头昏目眩，眼花缭乱。现代派把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建立自己有别于一般浪漫主义的“表现论”体系，而且还把恶与美联系起来，衍化出诸多审美原则和表现方法，如：非理性的直觉主义、生命感悟、唯美主义的形式感、幻觉、梦景、变形、怪诞、象征、隐喻、悖谬、内省、人格分裂、精神畸变、时空错位、瞬间体验、黑色幽默、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流，等等。论述的道理有时使你感到非常极端，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也是种学术，里面蕴含着一些相对的合理因素。过去，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把现代派视为西方文坛上的妖魔鬼怪，异端邪说。现代派如此可怕吗？事实并非如此。属于西方现代派作家群中，有相当数量是公认的革命诗人、共产党员小说家，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聂鲁达、毕加索……。
到1979年小平同志的《祝辞》发表以后，才逐步对现代派作出了一点重新评价。王蒙首先写出六篇“东方意识流”小说，引起轰动，这一信号显示中国文坛开始与世界呼应，一股创新思潮在兴起。李陀发表了《七奶奶》、《自由落体》、《余光》三篇纯意识流小说，艺术形式汲取了伍尔芙《墙上的斑点》的写法，给人以新鲜感。女作家宗璞，借鉴卡夫卡《变形记》的表现主义手法，发表了《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以总体变形、总体象征的方式，表现十年动乱中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精神扭曲、心理裂变的异化过程。三篇小说都用寓言体来写的，开拓了一种新的艺术传达的样式，给读者以陌生感。上述三位作家在新时期开始阶段，汲取现代派艺术方法、进行创作，可谓功不可没。紧随其后的有张贤亮、刘心武、谌容、张洁、李国文等一批在当时属于中年的骨干作家，也在各自的新作中渗透现代派的各种气息，而小说的整体格局仍以写实为主。王蒙首创的“剥离法”——只汲取现代派的表现形式，不涉及思想内容，得到普遍的应用。此时的文坛，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有所改观，不知不觉地有所突破，文坛上的花式品种多了起来。
到了1985年以后，创作的形势有了更大的发展，“工具说”、“为政治政策服务”已成为陈迹，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由作家自己决定，再也没有人出来横加干预了。很多作家的创作不再一味追求表面的轰动效应，心态自由，各自认真探索在艺术上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艺术方法，追求写出有分量的力作。一批年轻一代作家破土而出，韩少功、马原、残雪、莫言、刘索拉、徐星……他们基本上是新时期培养出来的作家，没有思想包袱，先锋思想、前卫意识鲜明，敢于全面汲取现代派的文艺思想、创作观点、艺术方法，从内容到形式，化为己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刚发表时，其精神内涵、艺术容量、表现方法，都是崭新、独特，令人震撼的。这批小说给当时某些评论家出了难题。以往用惯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根本无法解读它们，理解它们，只有从头学起，从文化人类学的原形剖析、精神分析学的人性开掘和生命哲学的原始强力等各种不同视角，才有可能揭示其真正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这是一批值得研读的“文化小说”，超越于单纯的社会学范畴，（鲁迅的《阿Q正传》也是一篇“文化小说”，以往学者们探讨阿Q的“典型性”，始终在阿Q的阶级性、社会性这一单纯的社会学范畴来探讨，其性格的内在矛盾没有一个人能解答清楚。鲁迅的本意不在这里。这种社会学的探索只能陷入困境。）在当代文学史上还从未出现过，有创新意义，堪称力作。
到了九十年代初，又出了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如余华、苏童、格非、洪峰、孙甘露，他们主张纯艺术形式美探讨，被某些评论家称之为“先锋派”。作家们本人却未承认自己永远是“先锋派”。所谓“先锋派”，不过是现代派“实验创作”的某种称谓，并非永远固定在某几个人身上的。“先锋”是种定位，它是一荏荏出现的。在最初，突破现实主义创作原有格局，开始汲取现代派艺术方法，尽管还不够大胆、彻底。而九十年代兴起的余华、格非一代，余华、格非两位潜力较大，艺术的自觉追求的意识也较强。但从总体看，在精神内涵上第三代先锋派反而不如第二代先锋派深刻而持久。总之，一种艺术方法，开始时是新鲜的，到了一定时期，部分的内容和形式被推广了，相形之下便失去了新鲜感，于是又有人出来创新，出现另一种新的艺术方法，此时前一批作家便从先锋的位置上走出来，让给后一批作家。现代派中先锋的实验性就体现在一批又一批轮换一代又一代更替。这种先锋实验很有必要，从历史的全过程看，各种创新的叠加，毕竟大大丰富了人类的文学艺术。有的评论家对“先锋”的看法没有定位，摇摆不定，当他们看到苏童、余华他们大搞形式实验时，便兴高彩烈，立刻撰文高呼“先锋万岁！”后来当他们看到苏童、余华他们形式实验搞不下去转向写实时，便又轻率地撰文宣布“先锋时代已结束！”理论上自相矛盾，陷于困境。
仅仅在上述范围内思考问题，有可能抓住芝麻，丢掉西瓜。就艺术的功力和品位而言，我认为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的现代派倾向比起上述的作家来，更为内在深刻，堪称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力作。这两部小说的最大优点是融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现代主义总体象征、浪漫主义抒情于一炉，没有聪慧、睿智、灵性、艺术才华，是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另一位北方作家刘恒，他以写北京郊区城镇居民下层生活闻名的，浓郁的乡土色彩，运用一口老辣、脆亮的北京方言，继承和发展了老舍的北京味儿，可见他的写实功力之深厚。然而他的中篇《优羲，伏羲》，土洋结合，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变态性心理、来审视、体察，刻绘这一对下层男女因非法的结合而呈现的情欲的疯狂和灵魂的焦灼。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题材、人物、场景、艺术构思，都渗透着现代派的审美意识和风格特点，是部“怪”小说，出手不俗，品位不低。
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西方现代派产生的历史背景，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精神生活极端匮乏，两者的矛盾无法克服。因而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普泛异化现象，人的精神危机、思想危机、信仰危机、人生观危机——自我异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西方现代派创作的总主题就是表现人的精神异化、灵魂扭曲、人格分裂和各种变态心理。中国的现代派小说虽然会受西方现代派小说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民族心理习惯不同，在汲取、融化、创造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适应本民族读者需求和所能接受的中国式的现代派艺术品种。照搬西方现代派，尤其是后现代那一套，没有人愿意看，失去读者，此路走不通，非变不可。因读者和评论导向的制约，中国的现代派，步子不会跨得太大，太远，太“出格”。
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入世精神、“文以载道”、“为人生而艺术”文化传统如此根深蒂固的国家，现实主义创作，“反映论”，尽管遭到甚多的非议和批评，但多数作家信笔写来，仍然觉得还是写实方法用起来得心应手，迄今仍然占主流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多作家已意识到，写实手法凝固不变确实会老化，也要学点意识流、时空交叉、瞬间感悟、内心开掘……，用“异质来激活”自己的艺术创造。
最后，再谈几句，作为结束：
（一）我国当代小说，从八十年代以降，逐渐出现多元化的态势。元，即“始”也；就是指各种不同性质的小说，都有自己的源头和师承方法，它们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多元，实际上是“三元”，即现实主义“一元”，现代主义“一元”，浪漫主义“一元”；这“三元”共存互补，构成当前小说创作千姿百态、杂沓纷呈的格局。
（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然而现实主义并未“过时”，它仍有实际生命力，仍在发展和深化。引起众多读者广泛兴趣的，正是那些描写了与他们休戚与共的普通人历史命运的小说，这任务首先由现实主义作家来承担。陈忠实的《白鹿原》、朱苏进的《醉太平》……近年来发表的这一批长篇小说，都是现实主义小说。
（三）现代主义的实验文学、实验小说，带有鲜明的探索精神，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鼎盛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文学不能像一潭死水那样，停滞不动，它需要探索和创新，现代主义的出现和介入，至少给文学领域提供了新的艺术视野，带来了竞争机制，它对现实主义既起到了挑战作用，又促使两者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异质共存，增添张力、活力。
（三）文学不能没有理想，浪漫主义本质上就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是最富有理想色彩的作品。广义地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文学上两上不同的潮流，自有文学的历史以来，它们几乎同时呈现。近年来，我们的评论界，很少有人关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现状，这是个不应有的疏忽。实行商品经济，系新时期以来我国重大决策之一。激活市场，发展生产，调整经济结构，繁荣建设事业，非它莫可。然而，实行商品经济，对文化事业也会带来不少副作用。当前，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有些人以金钱和权势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这种物欲横流的市侩世风也袭击了文学的殿堂，致使这一神圣的领域浮躁、虚夸之风盛行，人文精神低落。文学呼唤“理想”已刻不容缓，成为当务之急。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对当前不良的风气是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的。他们以坦诚的灵魂，满腔的激情，高度的人文关怀，按照自己对人类的希望和信念，描写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情向往。张承志、梁晓声、张炜、史铁生的某些代表作都表现了这种浪漫主义的气势。
总之，我是主张在多元态势下风格流派的多样化的。文学是种自由心灵的创造，多元总比一元好。
一九九八．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