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政策、国民利益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资论文,国民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利益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F21，O40，F12
一、引言
改革开放尤其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方针明确以来，大量的跨国投资进入了我国。1993年我国首次成为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91—1997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2％，高出世界各国同比重的平均水平。（注：世界各国该比重的平均值为5％。）2002年我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的国际环境下，高速稳定发展和日益开放的我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亮点，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可以预见，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仍会不断上升。因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国民所得、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可以发现下列现象：外资接受较多的地区既是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也是对外贸易较多、民营企业成长较快的地区。许多实证分析也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意义。江小涓（2002）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对比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出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贡献。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Liu等人（2001）利用我国和其他19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投资和贸易数据，采用多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了进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Liu等人认为，进口变化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变化是出口变化的原因，而出口变化又是进口变化的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接受国（东道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Romer（1993）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市场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达到提高技术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Blomstr
m等（1994）和Borenstein等（1998）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Lloyd（1996）认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我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外资的积极作用不仅在于增加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刺激了出口，而且还在于它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技术，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加强。近来，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放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旨在利用外资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在我国国内，地方部门为了能够吸引外资，通过设立开发区、减免税、无偿提供土地使用、低价转让国有资产的权益等手段，将国家的外资优惠政策用到了极限。如果外资优惠政策确实能够给我国带来高于优惠政策代价的利益，那么，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就应该进一步加大。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我国的外资政策是否合理呢？
实际上，外资优惠政策的选择与其他许多经济政策选择一样需要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尽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越来越少，但这并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必然能够给东道国带来长期利益。Reis（200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所得不为东道国所有，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使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下降。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收益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满足国内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资金需求、扩大就业、增加税收，通过外资企业的知识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通过外资企业在母国和世界上的销售网络扩大出口。外资优惠政策的成本主要除了包括优惠政策本身带来的国内要素所得和税收收入直接减少的代价外，还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其他负面效应。如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使本国资本所得下降，使内资企业的垄断利润被外资企业垄断利润取代，导致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削弱内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积极性，增加本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形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等。
由于外资优惠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包含的因素很多，对外资优惠政策进行全面具体的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此外，正如Krugman等（2000）所言：“人们对于跨国公司研究的理论建树远不如其他经济理论。”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外商直接投资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如Dunning（1981）的折衷理论、Kojima（1978）的贸易导向型直接投资理论、Rugman（1981）的风险分散理论和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反应理论等，而关于跨国投资对东道国经济所产生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实证分析，理论分析相对较少。
关于经济增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揭示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增加和人口增长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Romer，2001）。这些理论以不考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或者以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直接投资与国际借贷无差异的假设为前提。根据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可以推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利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我国问题存在局限，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这一现象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成立的前提相差甚远。
多年来，我国实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政策，金融改革起步较晚。我国在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对流动性较大的国外短期资本的流入进行了限制。国内居民的储蓄也难以流向国际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管制无疑会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形成影响。因此，讨论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应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和经济效应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研究表明：外资优惠政策会造成国民收入的短期下降，对外商直接投资既不鼓励也不优惠的外资政策可以使国内居民的短期福利达到最大；但从动态考虑，外资优惠政策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影响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如果外资引进能够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那么外资优惠政策可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相反，如果外资的进入不能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作用，那么外资优惠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带来负面效应要大于正面效应。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节建立短期静态分析模型，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优惠政策与短期国民福利之间的关系；第3节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外资优惠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4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短期静态分析
假设外资接受国（东道国）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生产投入要素为资本和劳动，两类企业的生产均可用规模收益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
其中，Y[，d]和Y[，f]分别表示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产出；A[，d]和A[，f]分别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系数；K[，d]和K[，f]分别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L[，d]和L[，f]分别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投入。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生产效率较高，即A[，f]＞A[，d]。
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由于知识外溢、产业集聚和竞争作用的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可能会得以提高。但由于内资企业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需要一定的学习和模仿过程，因此，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在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的时刻，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仅与过去吸收的外资累计总量有关，而与当期的外资规模无关。
相对于劳动而言，东道国的资本禀赋相对贫乏。在东道国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外资流入东道国的主要形式为外商直接投资。外资企业的资本来源于投资母国，外资企业资本的利率为外国资本市场的利率（r[*]）。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减免税、无偿或低价提供土地等。为了分析的方便，假设东道国给予单位外资的优惠补贴为b。（注：b＜0表示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对单位外资征收b的资本税。）因此，以产品衡量的外资企业的实际利润（π[，f]）可表达为：
其中w为东道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假设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且令k[，f]=K[，f]/L[，f]，那么根据外资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
内资企业的资本来源于东道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假设国内资本的实际利率为r，内资企业的实际利润为：
假设国内资本市场也为完全竞争市场，令k[，d]=K[，d]/L[，d]。内资企业利润最大化时，内资企业人均资本（k[，d]）满足：
根据（3）、（4）和（5）式，可得：
根据（3）式可以发现，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的东道国而言，在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外资的技术水平、世界资本市场的利率以及东道国对外资的优惠程度有关。设东道国劳动总供给为L，根据劳动力供需平衡关系（L=L[，d]+L[，f]），可以得出劳动力完全雇用时内资企业资本和外资企业资本之间的关系：
根据（8）式，可以发现：外资（K[，f]）随着劳动力总供给（L）的增加或内资企业资本量（K[，d]）的减少而增加；随着外资优惠政策力度（b）的增加或外国资本利率（r[*]）的下降而增加；随着本国同类企业内资企业技术水平（A[，d]）的提高而下降。即：
命题1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与东道国内资企业的资本、内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劳动力总量和外资政策的优惠程度等因素有关。对于资本禀赋少、劳动禀赋多、技术水平落后、外资优惠政策力度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易于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内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难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得资本。在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不能投资到国外企业。由于国内外资企业的母公司或母国存在大量的廉价资本，外资企业的投入资本来源于投资母国。因此，在东道国资本市场供需平衡时，国民储蓄等于内资企业的投资需求。假设资本每期的折旧率为100％内资企业的资本与同期的国民储蓄相等。东道国的国民所得（W[，d]）为劳动力工资所得（wL）与国内资本所得（rK[，d]）之和减去外资企业优惠补贴（bK[，f]）。假设储蓄率为s，投资—储蓄平衡关系可表达为：
K[，d]=sW[，d]=s（wL+rK[，d]-bK[，f]）（9）
将（3）、（6）和（8）式代入（9）式可得：
用产出衡量的国民所得同时也代表了东道国的福利水平。根据（10）式可以发现，外资优惠政策的力度（b）影响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为了使东道国短期福利水平最大，b必须满足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从而利用（10）式可以推导出如下关系：
由于r[*]-b表示外资企业单位资本的机会成本，它不可能为0。因此，使得东道国福利水平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为：b[*]=0。根据（10）式可以得出：
即b[*]=0时最大化的二阶条件能够满足。由此可见，要使得短期内国民福利水平最大化，最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就是不采取任何优惠和限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或限制均会使国民的福利水平出现短期下降。该结论可以用命题2描述。
命题2 如果不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短期影响，那么既不优惠也不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使短期内国民福利水平达到最大。
外资进入东道国，增加了东道国劳动力需求，从而增加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但在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出现也影响了东道国内资企业的资本需求，由于内资企业人力资源和劳动力流向外资企业，内资企业资本的边际生产下降、产出减少，内资企业对资本的需求随之减少。为了保持国内资本市场的供需平衡，国内资本的收益率必然下降。因此，外资进入后，尽管劳动力工资所得上升，但由于国内资本所得减少，作为要素所得总和减去外资补贴的国民所得可能会减少。命题2的结果表明，自由自发性的外资进入，可以使国民福利达到最大。该结果表明：与自由市场经济规律相违背的外资激励政策短期内会有损国家利益。同样，限制外资的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达不到保护国民利益的目的。
三、长期动态分析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外商在东道国进行生产、雇用、管理、购买和销售等一系列经营活动为东道国企业的学习和模仿提供了方便。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对东道国的宏观管理政策、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东道国在此方面的改进无疑会对内资企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行业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人员流动和相互合作产生的知识外溢作用也有助于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尽管部分学者担心高技术外资企业的出现会使内资企业通过研究开发以获得垄断利润的难度加大，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了外资对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由于东道国的外资优惠政策以及投资母国的资本利率影响外资投入规模，而各期的外资投入规模又对今后东道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形成影响，因此本节中我们假设东道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A[，d，t]）是外资优惠政策力度（b）、投资母国利率（r[*]）和外资企业技术系数（A[，f]）的函数。（注：本节数学符号代表的经济含义与第2节相同。基于动态分析的必要，本节在一些变量后添加了表示时期的下标t。）即
A[，d，t]=A[，d，t]（K[，f]（b，r[*]，A[，f]），A[，f]）≡A[，d，t]（b，r[*]，A[，f]）（11）
其中，A[，d，t]为东道国内资企业在t期的技术系数。外资投入越多或者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内资企业的学习和模仿的机会越多，从而技术进步越快。第2节中的命题1已表明了外资优惠政策力度、外国利率和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对外资的由于外资投入的影响，因此，在外资企业进入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存在知识外溢的情况下，
假设本国消费者的瞬时效用函数为常相对风险规避（CRRA）函数：
其中，C[，t]为t期的消费；U（C[，t]）为t期的效用，它是消费的凹形增函数；θ为常数，0＜θ＜1。该效用函数表示消费者在任意两个时点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为1/θ，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为-θ。
东道国消费者通过选择各期的消费和投资使消费者当期和未来效用的贴现总和实现最大，即
其中，
为下期效用折算为本期效用的贴现率，或称为消费的时间偏好率。贴现率越大表示消费者越偏好于当前消费。
不考虑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的不平衡，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国民所得等于消费和内资企业投资的总和，因此，
其中，下标t表示t时期的变量。W[，d，t]为t期的国民所得。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每期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选择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短期静态分析中得出的部分关系，如（1）-（8）式，同样适用于动态问题研究。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国内劳动力总量和外资优惠政策长期不变。由于t期国民所得（W[，d，t]）等于劳动所得（w[，t]L）与国内资本所得（r[，t]K[，d，t]）之和减去本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补贴（bK[，f，t]），因此，消费者在t期的消费约束条件，即（14）式，可表示为：
假设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外国利率均为常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的（3）（6）和（8）式代入（15）式可得
为了求解消费与投资的最优路经，建立现值的汉密尔顿函数（H[，t]）：
其中，μ[，t]为协态变量，它表示t期资本边际效用的现值。用λ[，t]表示t期的资本边际效用，即λ[，t]等于μ[，t]exp（-t），那么（16）式所示的汉密尔顿函数为
最优消费路径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将（12）与（17）式的定义代入上述条件，得出选择最优消费路径时的消费增长率为
根据（12）式和（18）式可知消费者效用的增长率为
消费者效用水平的变化代表了东道国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由（19）式可见，外资以及外资优惠政策能否有利于东道国的福利增长和经济发展关键取决于外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如果外资企业进入能够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加大优惠政策力度（即b增加）可以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水平增长率。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越大，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明显。反之，如果外资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那么利用外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就不能达到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目的。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负相关。东道国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越大，即消费者的储蓄倾向越小，经济增长率越小。该结论与Solow（1956）的经济增长理论所给出的结果一致。
总结外资优惠政策和消费者时间偏好率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可得命题3。
命题3 东道国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越小，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当存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时，外资优惠政策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当缺乏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时，外资优惠政策不会影响东道国的发展；而当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时，外资优惠政策不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有关。外资企业比技术外溢程度可用
的大小衡量。如果两者越大，技术外溢效果越明显。如果技术外溢效果明显，内资企业技术变化相对于外资企业技术变化的弹性大于1，即
那么外资企业利用高新技术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如果外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不能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明显影响，那么，外资企业利用高新技术会使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造成东道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下降。
外国利率的变化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也取决于外资技术外溢效果的大小。如果技术外溢效果明显，东道国的技术变化相对于外国利率的变化弹性较大，即
那么，外国利率的下降会使东道国的消费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上升。然而，如果技术外溢效果不明显，外国利率的下降却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外国利率下降后，外资在东道国的投资增加。如果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明显，那么东道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因外资的增加而提高，在这一情况下，外资流入对东道国资本收益的负面影响较小。此外，由于资本投入增加提升了劳动的边际产出，劳动者工资收入随着外资投入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明显时，外资的利率下降会增加国内居民的实际收入，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命题4 无论是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变化还是投资母国利率的变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均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有关。技术外溢效果较明显时，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或外国资本市场的利率下降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反之，技术外溢效果较小时，外资企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外国利率的下降会使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短期内会使外资投入增加，长期内会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在技术外溢效应形成之前的短期内，优惠政策会造成短期福利水平下降。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外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关键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东道国鼓励外资高新技术行业投资的意义越明显。
根据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内资企业技术外溢作用的途径包括人才流动、当地配套、技术交流、技术合作、技术示范和技术竞争（江小涓，2001）。技术外溢效果的大小不仅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有关，而且还与本国企业的学习模仿能力、配套能力、竞争力、国内劳动力的流动性等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初期，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习惯于计划经济体系的国有企业技术落后，学习模仿和配套能力较弱，并缺乏学习的激励机制。在这一环境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较小。同时，基于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考虑，外商对华投资尤为谨慎，因此全国性的外资优惠政策对增加外资投入的效果有限。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仅适合于经济特区的外资优惠政策有利于抑制外资进入带来的负面效应。事实上，在改革初期的1979—1982年期间，我国制定的外资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而且仅适用于四个经济特区。（注：1979年的外资优惠政策为所得税一年免征，二年减免，进口设备需交纳关税。1988年，外资优惠政策调整为所得税两年免征，三年减免，投资总额内设备进口全征关税。）选择具有地理优势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实施外资优惠政策，不仅符合具有投资倾向的外商需求，而且可以通过行业积聚效应，使特区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经营效率提高，使优惠政策产生的经济效果得以放大。
既然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技术外溢效果与内资企业的学习能力等国内环境有关，那么在内资企业学习能力得以改善的情况下，扩大外资优惠政策的使用范围或加大外资优惠政策的力度非常必要。1984—1985年，我国先后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三角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90年，国家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1992年，我国进一步将开放的范围扩大到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省会城市。1995年开始鼓励和促进外商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在金融、财政、税收、外汇和外贸等方面，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尽管有序的开放政策产生了诸如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等不利影响，但从国民的整体利益而言，其积极作用应予以肯定。
外资对国民利益的积极影响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知识外溢有关。知识外溢作用的产生不仅要求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要求内资企业具有较强的知识接受能力，要求国内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播媒介。为了使外资企业能够进一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我国今后应在继续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于技术水平较高的领域的同时，引导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实现地理位置上的积聚、鼓励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交流合作、发展有利于人才流动的市场体制、大力培养企业家人才和积极鼓励创业。
在资本市场没有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取决于技术外溢程度。当外资企业的技术能够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显著作用时，引导高技术外资企业有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本国企业对于高技术外资企业的技术模仿能力较弱，那么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难以获得收益，本国的福利水平会因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所以，结合高新技术行业的特征和我国内资企业在该行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潜力，有选择地制定外资优惠政策才更具有意义。
外资优惠政策力度的确定应考虑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发展的影响。对于有利于本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会有利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对于不能带动内资企业发展的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不仅会损害国民的短期利益，而且会有损国民的长期利益。对于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而外资大量涌入的我国而言，根据不同产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特点，制定合理的外资优惠政策意义重大。对于我国不同行业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影响的研究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的探讨。
标签：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