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卓越思想，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应当有益于人们分析和理解当代的现状及问题，并为走出当代的困境提供信念支撑；另一方面，它本身又需要向当代的现实问题开放，通过现实的开放性使自身获得反省性的智慧与自我调整的能力。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这样一种卓越思想。这一思想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及其变革都显示了相当的优越性与信念引导价值，与此同时又始终保持着开放性与兼容性。从其形成之时起，唯物史观就在不断应对来自现实世界的问题，回应现代性条件下不同文化传统及其思想立场的质疑与批评，并由此拓展思想视野，实现思想的自我变革、自我完善与创造性阐释。不过，与唯物史观作为卓越思想的开放性和自我变革能力相比，它在理论及学术上的开放性却显得相当滞后。
我这里所说的卓越的思想，是指反映了时代本质的洞见（insight），是时代的自我意识和实践智慧，并且因为时代的动变性，其本质上具有自我变革、与时偕行的本性。尽管如此，卓越的思想与理论还是有区别的。卓越的思想出自卓越的思想家，思想家经常是但并不必然是学问家。但是，卓越的思想若要具有学理性和传播价值，就需要通过学术的方式并建构成理论体系。理论是思想的系统化，具有自洽性，要求论证与相应的表述范式，因而往往是通过学术承载起来的。理论的生产与建设，主要说来是学术界的任务或者说是通过学术方式实现的。面对卓越思想的创造性，理论或学术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方面，理论或学术研究并不一定很好地承载了思想；另一方面，理论一旦确立起相应的范式，因为其体系的静态的确定性与逻辑的自洽性，又可能对思想本身封闭起来。不过从本质上讲，学术研究或理论建构总是在追求思想的可解释性、逻辑圆通性以及对思想本身的清理与反思。因而，当理论或学术的滞后已经成为时代变革以及思想创造力的直接障碍时，理论的开放性与变革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卓越思想与学术理论的这一区分，我们的视野内就有了两种形态的唯物史观：一是作为卓越思想的唯物史观，它由马克思提出，并深刻地影响着现时代；二是作为学术理论的唯物史观，它表现为一定的理论范式，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化。我的基本观察是：作为卓越思想的唯物史观并没有过时，而且种种情况表明，它仍然是当代各种思潮难以企及的目标，但是国内当前作为学术理论形态的唯物史观研究却显得相当滞后。一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理论没有很好地表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另一方面，既定的理论范式也不利于唯物史观思想的彰显与创新。这样一来人们将会发现，作为卓越思想的唯物史观虽然对于这一时代仍在发挥重要影响，但却并没有获得来自于学术理论上很好的论证与阐释。基于实践智慧，人们有了很好的“做法”，但却没有形成一套与之相洽的“说法”。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研究的失职。而目前在各种场合被强烈申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任务，本质上也要求实现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开放与创新。
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大体上包括传统理论形态以及尚待生成的现代理论形态。传统理论形态典型地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在那里，唯物史观被看成是人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不过，这里的唯物主义看来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而只是马克思本人所要超越的旧唯物主义。在传统教科书中，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被直接处理成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在唯物主义的论域内，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存在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物质结构及关系，而社会意识则指向那些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精神文化。上述理解直接契合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并且正是基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社会结构以及蕴含着的社会发展及其变革的经典表述，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在这一成为传统唯物史观理论形态的主干结构中，生产力被看成是社会结构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也被看成是物质性的社会存在，甚至相对于一般意识形态而言，观念上层建筑也具有物质性的功能，而不同社会成员则被看成是反映不同利益要求的物质力量；整个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分化为两种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进而通过革命即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结构与形态的更替与变革。显然，相对于对一定社会结构及社会形态的稳定性的论证与辩护而言，传统的唯物史观理论形态更为重视社会结构及形态的更替与变化，因而在阐述上述社会结构及其层层递推式的关系模式后，整个人类史便被逻辑地归结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史。但是由于受唯“物”主义那种将物与人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的支配，社会发展中抽掉了人的意志，因而在阐述人的活动时，只有阶级才具有社会主体性（领袖被看成是先进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者），而人民群众作为没有特殊人格的无差别的个体，同样也是社会主体的普遍性的身份象征，领袖与群众都被齐一化，并由具有逻辑先在性的阶级赋予合法性。同样，民族、国家以及人类都是通过阶级才能获得有限的合法性。通过上述论证，共产主义便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可以期待的阶段，并且本身就被看成是人类目的的实现。
我们不能断言传统唯物史观理论形态违背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因为上述理论构造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那里也都存在着一定的文本支持。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理论构造虽然揭示了马克思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及其革命趋势，相对而言也更适合于描述社会形态的革命性的更迭与断裂，但是从其思想水平上看，仍然只是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思维水准，并没有贯彻马克思本人的新唯物主义，因而也没有达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高度；从其理论内涵及旨向看，也严重损害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体性，特别是其中的人文关怀。因而，从整体上还原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内涵，既反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又能表现其操心于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社会建构活动，就成为尚待生成的唯物史观理论形态的追求方向。整体性地理解唯物史观，已成为反思传统理论模式、变革和推进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前见”。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意义在于彻底反叛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人看成是历史的主体，把历史进程看成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使命的过程。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人的方面去理解历史，因而，不仅历史的起点而且历史的进程，都是由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或者外化了的绝对精神所确定的。在马克思看来，旧唯物主义的症结也在于把自然哲学领域里的唯物主义或无神论直接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人被看成是与自然物无差别的对象实体。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人的感性，但只是把感性理解为“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关系”，因而个体只能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8、78页。），个体在世的状态与历史没有关系，因为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8、78页。）。其结果，就必然出现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完全脱离：“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8、78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是说唯物史观是唯物主义与历史在形式上的结合，而是说唯物主义是不是彻底的无神论，关键就在于是否在社会历史领域贯彻到底，并生成一种无神论的生活信仰。这正是马克思提出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直接看成是共产主义者的意义所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本质上是同一的。
因此，用马克思本人已经超越了的旧唯物主义来开展社会历史结构的分析与建构，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旨向。马克思唯物史观变革的意义，就在于从神意的或抽象的历史观走向人的历史，把社会历史本质地看成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成果，由此建立起人的科学与历史科学。人的科学与历史科学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唯物史观的理论应当充分反映出人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心思想。人不仅是历史的起点，而且也是整个历史活动的目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实现与完善过程：“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当然，可以把社会存在确立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点，但这里的社会存在不能常识式地还原为社会的物质生存状况，而是要更本质地还原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一还原过程凸现的正是人的历史性或历史的人学。进而，在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历史人学的结构性分析中，才有理由将人们的物质生存状况看成是首要要素，并由此展开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批判。这种批判的核心在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物化何以现实地转化成了外化甚至异化。阶级分析方法当然是有效的方法，但这一方法本身并不必然蕴含着阶级革命的价值祈向。因此，阶级斗争理论不应该仅仅被用来解释剧烈的社会分化与革命，也应该看成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宏观的社会预警理论，从而发挥其隐性的社会解释与治疗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的唯经济决定论及其最终呈现出的严峻的阶级对立及阶级斗争态势，也不应该仅仅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道理甚至真理，而应该看成是良性的社会发展道路需要预警的问题。同样，共产主义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表征着一种优越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应该从本质上被理解为超越物性化生存、体现着自由个性的生活信仰与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成是最本质地表现着西方文化自我反叛精神的思想，并进而开显其对于当代人类文明的建设性意义。
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的演进，也必须落实于人的发展，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实体，它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体，本身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标。因此在唯物史观中，必然还包含着社会建构的思想：社会是建设起来的。基于这一理解，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考察西欧社会所提出的社会形态演变的五阶段论，就不能机械地被套用于一切民族及国家，还应当本质地与马克思自己提出的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论”关联在一起（相比之下，“三阶段论”更宜于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自我解放道路进行哲学分析）；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当代理论形态，还应当充分考虑与现代社会理论的融通。
观察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其重心在于通过马克思实践观，实现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启蒙。而与实践观研究同时起步或稍后于实践观研究而兴起的主体性哲学、人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乃至历史哲学，也都有意或漫不经心地抹去了它们与唯物史观的可能关联，似乎新的研究领域只是从从前的唯物史观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唯物史观研究内在的学术延伸。波普、库恩、哈耶克，现象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生存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些批评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哲学家及其学说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这一思想状况。当然，这些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新领域的渗透结合，也使得相应的研究从形式上看更加“远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但是，上述状况并不能作为唯物史观过时的证据，恰恰相反，正是开放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当代思潮或者说学术主流一方面表征了时代精神及文化的主导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能流于时尚，甚至于就是时代思想文化及学术研究的症状。在这一情况下，恰恰是为当代思潮或学术主流所忽略甚或反对的思想，倒显示出应有的理论与学术价值。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时也要求实现信仰观的历史性转换，即从有神论转变为无神论，从凭靠上帝而实现的救赎，转变为人类依靠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自我解放。在这一转换背后，是整个人类自19世纪以来即开始的信仰精神的艰难的转变。这是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整个20世纪始终处于这一转变的过渡期，当代众多的哲学与思潮都不同程度地见证了这一过渡性，不过看起来并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能量以超越此过渡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处境下，唯物史观仍然发挥着应有的思想效应与信念引导价值，并与当代众多社会生活与哲学思潮发生深层对话。唯物史观的当代理论研究应当恰当地反映这一对话。实际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一直就在通过切入当代社会与文化状况，开展唯物史观的反思与重建工作，并且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解释模式。尽管其中存在种种问题，甚至存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误读，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花工夫理解和消化。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正在开启学术范式及理论结构的重要调整与变革，以重建一种既能解释这一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又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事实上，不管承认与否，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主体性哲学、人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领域的努力，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开放和变革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尝试，只是与这一努力应该达到的目标相比，目前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信心上，都显得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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