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现代俄国史学发展基本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史学论文,趋势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5-0081-11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变革，面对这一纷繁复杂的形势，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一时难以适应。俄罗斯新国家制度的形成，政治体系的重建，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苏共从国家权力机构的退出，与苏联原加盟共和国关系新模式的探索，国家地位在世界格局中的改变——整个社会机构所发生的这些根本性变化都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历史研究的态度，重新评价俄国的过去和现状。历史编纂学先前的全部实践证明，历史学是随着意识形态和政策而转移的。
国家社会领域所发生的这些变革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史料基础、研究课题和历史编纂学等其他相关内容的变化。通过对它们进行分析，便有可能使我们对史学领域的基本趋势进行总体性地把握。于是，对1917年10月以后出版的俄国历史著作进行分析，便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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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不久以前，俄国社会中惟一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认为是认识过去的惟一钥匙，而阶级的、党的立场则被提升为科学认知的绝对原则。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是卡尔·马克思在对欧洲历史发展道路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所表达的最一般的形式。马克思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他已看到，某些国家的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不相吻合。于是，他便将这些带有自身发展特点的国家划归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马克思本人并未对该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们却对马克思这方面的相关叙述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从而得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更替的铁定规律，并极其勉强地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纳入其中。而所有与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特征不相符合的，便被认为是历史的特例。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论（该理论至今仍占据一定地位），全世界的历史进程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循序更替的过程，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与该生产方式相应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源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遵循这一包罗万象的公式。全世界的历史进程被认为是一种从无阶级社会——原始公社制度，经过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新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它还断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更替是通过革命方式来实现的。
当前，在俄国职业历史学家中正经历着一个选择方法论的复杂过程。大部分学者仍沿用以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也有人主张承继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
一部分史学家主张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现代化进程被认为是贯穿俄罗斯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之一。相对于西方国家，俄国的现代化具有“追赶型”的性质。由于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梯队的观念被提出来了。俄国被划归为追赶型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梯队的国家之列。按照信奉这一观念的学者的观点，“梯队说”有助于人们更深层次地理解革命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人们理解在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前提下主观因素成熟的作用和意义。
俄国历史学家当然也借鉴了国外史学的经验。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中的影响很大。该学派的传统特点是对人尤为关注。这个学派认为，个人意识和大众意识对社会制度的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俄国史学家还借鉴了社会史的研究经验。
近年来更为盛行的是以文明观来思考俄国历史。在广泛运用文明观看问题的同时，对“文明”的定义也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把“文明”理解为一定的文化发展水平、地理参数和社会文化的本质性特征。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历史进程的文明尺度还未能制定出一套明确而有根据的标准。
В.В.索戈林着手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现代化、文明和社会革命等理论的认识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他的尝试取得了很大成绩。[1]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改良主义思想流派的出现有关。改良主义思想流派是在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化战略中得以发展的。其代表人物从温和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看待苏联的历史经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主义“完美模式”出现变形的历史根源上，并把导致这一切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拒绝把苏联时期建构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但他们还是认为存在着社会主义的某种理想模式，不过这一模式只有通过民主改革方可实现。其中大部分学者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奠基人与列宁紧密联系起来。如历史学家О.瓦洛布耶夫和С.古列绍夫[2]认为，从1917年10月起，列宁的一系列设想便为民主社会主义奠定了根基，虽然列宁的建构被内战中断，但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它又被重新恢复了。历史学家Г．.鲍尔秋科夫和В.科兹洛夫写过有关新经济政策头五年社会经济方面的辉煌成就的文章。[3]对行政命令型社会主义持最尖锐批评的学者之一B.谢柳宁也对新经济政策表示赞赏。[4]他们认为，列宁模式和新经济政策是被斯大林毁掉的，斯大林在1929年通过自己的“大转折”建立了行政命令体制。总之，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被视为非此即彼的、对抗性的体系，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继承性。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意识形态修正学派逐渐丧失了在俄国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学术争论的结果，而是由于新的政治思想方向发生了转换。戈尔巴乔夫社会现代化模式改革的失败，使社会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进行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几年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体系便在俄国建立起来。正是这一观念在随后几年间使史学研究多样化进一步地发展。
第一部充分表达自由主义思潮的大型著作是集体撰写的《我们的祖国：政治史研究》（第一、二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作者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立场，对苏联时期的正统观念和经过变换的修正主义都表示否定。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看到，在否定意识形态后其运用的所谓新思想也不过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东西。而且，很显然，他们极力想唤起的不是对十二月党人、革命民主派乃至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而是对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同情。他们认为，对沙皇制度来说，自由主义抉择的失败和革命思想的胜利，乃是俄国历史的一大悲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不同，该书作者不承认1917年的“十月事件”具有历史的规律性。他们的结论是，“十月事件”的缔造者只有一个人，那便是В.И.列宁。“十月事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著作中称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此专著中则被叫做“十月政变”。列宁失去了高尚的动机，他被认为是行政命令社会主义的建立者。在该书作者看来，列宁主义与民主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对新经济政策也持批判态度，贬抑多于褒奖。总之，他们认为，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先驱，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1992年及随后几年间的激进改革给史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最为猛烈的打击。经此改革之后，俄国社会分化成为少数富裕上层和大多数贫困阶层。法制国家非但没有建成，官僚们却更加无法无天。很多俄罗斯人将自己希望和梦想破灭的原因不仅归咎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而且还归咎于西方的价值观。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价值观念使俄国丧失了活力。
西方自由主义史学观的危机，似乎为新的史学观——文明观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叶利钦将俄国改造为西方伙伴的一系列乌托邦尝试破灭之后，人们对是否存在某种世界性的文明和人类通用的价值观越来越表示怀疑。于是，学者们开始对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即使在文明观的框架内学术界也仍存在着严重分歧。Г.兹韦列娃认为，根据其代表人物可以分为这样几派，如新自由主义派、新保守派、新欧亚派、传统乡士派等。[5]由此看来，对俄国历史进程展开文明研究将是未来的任务。学者们针对俄罗斯文明所进行的具体历史的探讨表明，在承认俄罗斯具有人类统一性的同时，俄罗斯更具有独创性，而这更能反映出俄国的本质。
这一切同时也说明，俄国历史学的“过渡期”已经结束。在过渡时期，俄国史学界整体上处于一种没有目标的困境：一些人死抱着过时的教条不放；另一些人则试图一笔勾销苏联史学的所有成就；还有一些人在等待，他们丢掉了从前的目标，却没有新的目标。当前，俄国史学家们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再回归从前那种思想一统的老路，方法和意见的多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学者们也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走极端，最好能相互理解。因此不论是文明观，还是各式各样的“现代化”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都可以作为史学家的方法论手段。另外，由于人类历史进程是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这些也都需要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去面对。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И.Д.科瓦里琴科院士便已指出，学术研究方法应避免走极端，应探索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问题。他指出，“必须以综合的、完整统一的态度对待历史认识的对象”。科瓦里琴科强调，科学中的真理是多元化的（多方面的），这就要求“在研究这样或那样一些历史发展现象的时候，应把各种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整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对这些或那些历史发展的现象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会包含合理的内核，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不会没有用处。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在研究具体的历史进程时从现有的方法和理论中发掘出合理的内核”。[6]科瓦里琴科的以下论著论证了这一结论：《历史研究方法》（1989年）、《历史方法论诸问题》 （《近现代史》，1991年第5期）、《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方法问题：关于新方法的札记和思考》（《近现代史》， 1995年第1期）。
И.Д.科瓦里琴科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历史认知中的作用。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与其反对者进行论战的同时，号召摒弃对马克思学说的绝对化和教条化理解，抛弃其中与世界科学思想相背离的内容。科瓦里琴科维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准确性，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也指出，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不同的因素都会成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动力，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因素，不应当将意识形态、社会阶级的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
И.Д.科瓦里琴科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概念，如关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受剥削程度日益加深等结论。
分析现代俄国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现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史学方法论是探讨史学整体状况、史学发展趋势和规律性以及探讨史学的社会地位的支撑点。作为科学认知历史最重要手段的史学研究方法，其发展的趋势，应当是方法论诸原则与国内外史学研究方法经验的综合。
在分析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现代化理论和文明观的认识可能性之后，В.В.索戈林认为，在研究俄国现代史时，“每一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认识可能性，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历史的一套万能工具。理解俄国现代史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广泛运用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和概念。这样在进行转折时代的研究时就可以弥补理论的缺失，而俄国当代史就属于这一转折时代，它也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1]
在这种情况下对概念的理解就具有原则意义。近十几年来，俄国史学界涌入了成百上千个以前苏联时期从未使用过的新概念，如极权主义、话语、层结、精神第一性、多元论等等。它们一般都源自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对这些概念的解释各不相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关键之处就是对这些新概念和新词汇能加以准确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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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史料是进行史学分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几年来出现了“出版热”，大量以前史学家从不知道和根本无法涉足的史料公开了。在世纪之交，大量被封闭的、从前绝密的档案成为公共财产，有价值的史料相继出版。在这里作者只能提出一些大型出版物，它们的内容对阐释苏俄历史发展道路的各个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对概括这条发展道路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1.《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局》。编者：О.В.赫列夫纽克、А.В.科瓦绍金、Л.П.卡什列娃、Л.А.罗戈瓦娅，莫斯科1995年版。
2.《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稿、速记记录、决议》第1卷，莫斯科2003年版。内容包括：关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准备情况，关于苏共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准备情况（编者：Б.Н.波诺马廖夫），关于苏共新党纲草案，关于文化领域的政策，关于策动社会动乱的反动势力（例如 1956年在第比利斯所发生的动乱）。
3.《绝密：卢比杨卡①向斯大林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1922-1934年）》1-4卷，莫斯科2001年版。《绝密》是多卷本的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出版物。可以说，它的面世可看做21世纪初世界历史编纂学方面最重要的事件。大量极为丰富的、以前属绝密的材料首次被公布出来，这些材料均出自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部。书的内容涉及苏联体制的形成和斯大林主义的成熟时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著作能如此广泛地展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当局曾极力向公众隐瞒的。文件包括以下众多内容：关于非常事件和城乡社会犯罪状况；关于政治党派、宗教组织和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国家主要阶层和居民的言谈、情绪及其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关于在中央、地方、工业、农业、军队中国家举措的具体落实情况；关于违法事实；关于经济、行政机关人员的贪污受贿问题等等。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能够从本质上纠正人们已形成的诸多观念，如关于各地的形势，关于居民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关于不服从制度的形式和手段。书中的文件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更真实地确定工农不服从的规模、“红色恐怖”赞同者的活动等。
4.《无政府主义者，文件和资料（1883-1935年）》，两卷本。第二卷是从1917年至1935年，莫斯科1999年版。文集第一次完整地收集了以前没有出版的各派无政府主义者的纲领性文件，同时还有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重要传单和其他材料，这就可以展现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5.《克里姆林宫档案》，两卷本，第二卷《政治局和教会（1922-1925年）》，莫斯科1998年版。在第二卷中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保存和研究现代史中心（РЦХИДНИ）的文件，内容涉及制定、实施党和国家打击俄罗斯联邦、苏联境内宗教和教会组织的路线。这些文件还有来自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俄共中央及其书记处、组织局、宣传部、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附属司法机构、饥荒救济中央委员会、契卡—格勃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档案馆以及一些个人档案（如В.И.列宁、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Ф.Э.捷尔任斯基、А.И.李科夫等）。几乎所有文件以前都是绝密的。
6.《布尔什维克俄国中的孟什维克（1918- 1924年）》，莫斯科1999、2000、2002、2004年版。在此多卷本书中反映了在布尔什维克俄国时期孟什维克党的历史。
7.《1931年孟什维克党人审判案》，两卷本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该书向人们展示了苏联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页——对当年的孟什维克党人进行审判的过程，罪名是企图恢复孟什维克党，建立反对现存制度的集团。
8.《左派社会革命党，文件和资料（1917-1925年）》，3卷本，莫斯科1996、2000、2001年版。
9，《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记录、文件集（1920年）》，莫斯科2000年版。文件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期的实际状况，显示当局在向和平生活过渡的条件下寻找管理国民经济的手段，试图克服党派之间、经济和工会机关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多种危机现象。
10.《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1919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1923年）》，莫斯科1997年版。文集首次完整地公布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最高集体军事机构的会议记录。
11.《俄共（布）20年代的党内斗争，文件和资料（1923年）》，莫斯科2004年版。许多文件是首次公布。文件提供了列宁在俄共展开的党内斗争初期阶段的情况，
12.《苏联领导层，通信集（1928-1941年）》，莫斯科1999年版。由于苏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全俄人民委员会及其他机关的速记记录几乎全部缺失，通信就成为复原决议通过时阐明不同机关和部分苏维埃领导人不同立场的基础。通过这些通信，可以看清苏联领导层内复杂的、非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冲突。
这些引起学界浓厚兴趣的俄国、苏联史方面的文件经常在定期刊物《历史问题》、《祖国历史》、《历史档案》等杂志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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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0-15年来，俄国学术的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研究的问题主要有：命令式决议通过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俄国历史上改革家和宗教领袖的活动，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各政治党派及其领袖的历史，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史，民族和民族政策问题，白色运动，移民问题，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当代俄国等，并对俄国历史上的苏联时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俄国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君主制的崩溃和临时政府的垮台是俄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十月事件”的巨大影响也越来越清楚，因为正是它决定了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在俄国的覆灭。
对这次革命存在着众多的阐释。尽管它离我们已将近一百年了，尽管人们对它的兴趣时而加强，时而减弱，但却从来没有消失。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一些概念性的结论有时不过是以往结论的重复，而新的研究则很少。以十月革命和革命后最初改革的历史为研究课题的学者有Ю.А.波利亚科夫、С.Г.卡拉姆尔扎、О.В.瓦洛布耶夫、В.Т.洛吉诺夫、В.В.茹拉夫廖夫、Г.А.博尔久科夫、В.П.布尔达科夫等历史学家。
2003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了以《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的政治党派》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学术论文集现已出版。[7]科学院院士Ю.А.波利亚科夫对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笔者赞成他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论文《1917年10月：争论仍在延续》中指出，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立场。
一种立场是：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特别是20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它开创了未来，奠定了新时代的开端，开始实现了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夙愿。十月革命促进了其他民族从剥削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直接或间接地对全球所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的大多数人民自己的革命。革命后的70年是迅速发展的70年，正是在这70年间，从前落后的俄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战胜法西斯充分显示了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强大和潜力。 1985-1990年间的改革毁掉了国家，俄国被远远抛在了西方国家的后边。
与此对立的立场是：1917年革命是一帮布尔什维克幻想家发动的一场政变。他们利用了旧政权被二月革命摧毁、新政权尚未稳固这一可乘之机。当时政权被委之于地，似乎竟不值得将它拣起。革命打断了历史的自然发展进程，产生了血腥的专政和恐怖，毁掉了国家。苏维埃政权统治的70年是恐怖的70年，只是在1991年之后俄国才开始复兴。
为了对十月革命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Ю.А.波利亚科夫认为：
1.将十月革命本身与随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直接划等号是不对的。十月革命提出了很多正确思想并具有开创性，但这些在后来被歪曲、篡改和抛弃。辩证法的复杂性在于，十月革命与后来的现象不可分割，而后来的现象也与十月革命分不开，但不能把后来的一切现象都归咎于十月革命。应将十月革命与后来的苏联历史结合到一起辩证地进行反映。
2.十月革命急剧转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摧毁了许多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建立了一些根本不同的结构。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块诞生了革命的土地，依然是旧俄国传统的土地，旧的俄国传统对整个革命进程、对社会主义建设，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应当说，十月革命与全部俄国历史紧密联系相关，十月革命应看做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部分。
3.苏联史学界曾一直强调十月革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不过在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增长的同时，他们却将俄国革命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对不同国家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影响上。而事实上，这一影响要更为广泛。随着苏维埃制度的建立，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竞争机制，两种制度并存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竞争迫使两种制度都在寻求最适宜的方式来解决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资本主义以其更大的包容性和高效性，最终赢得了这场竞赛。它成功地运用了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达成了社会和解，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而且资本主义在教育规划领域和经济计划组织方面也直接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这样，要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必须把其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不能仅从革命运动的狭隘视角去阐发，而应从广泛的综合角度看问题。
4.苏维埃俄国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它。苏联时期，俄国不但始终面临着军事入侵的威胁，而且还在思想政治等方面受到西方的宣传。另外，苏联侨民在国外建立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心也在对苏进行广播宣传。
总之，要客观研究十月革命，就应当把其放在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去看。
Ю.А.波利亚科夫注重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他认为，俄国社会发展有以下特点：1.它的发展具有突击性、跳跃性；2.过去对革命前俄国的描述过于简单化，有许多是无端的指责。现在虽在这方面有所改正，但又出现了美化革命前俄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生活的情形。事实上旧俄国不但落后，而且国力虚弱。3.俄国历史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其疆域不断扩展。许多世纪以来领土不断扩张使俄罗斯人不断移居到新的土地。这给俄罗斯人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影响。粗放型发展意识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4.俄罗斯帝国疆域辽阔，居住着上百个不同的民族，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而加强中央便意味着要经常以严厉的方式不断强化国家政权，所有这些都与民主相距甚远。因而，在俄国数个世纪以来一直保存着专制权力，这实际上就是独裁政权。
В.П.布尔达科夫在《“红色十月”历史评价的大转变》一文[8]中提出了关于革命的前提问题。他从社会心理角度关注这一问题，呼吁在重新认识十月革命时，应考虑到广大士兵、工人社会斗争、农民运动、哥萨克运动的行动反应，以及有产阶级的行动和民族革命的综合背景。В.П.布尔达科夫认为，有必要建立一门科学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史。他援引Л.П.卡尔萨温的观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未终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仅是“由俄国历史过程中的社会最上层所担负”的。[9]布尔达科夫建议找出一些新研究方法，以解释布尔什维克何以得到政权并维持它的。
А.А.伊斯坎德罗夫在《帝国的没落》一书中对 1917年革命进程提出了独到见解。[10]该书的优点在于运用了综合分析方法。作者考虑到了对帝国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基本因素，包括个人心理因素。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的文明就其整体而言是落后的，尽管有时也会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取得不菲的成就。按照他的意见，改革者们在主观上不愿意，在客观上凭自己的努力也不能走出专制主义心理的局限。伊斯坎德罗夫还把解决国家进步和建立公民社会的任务与自由主义力量领导下的这一进程结合起来。他在总结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特点之后得出结论：俄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力微弱，只起政治摧毁作用。姗姗来迟的临时政府与自由主义改革的结合只能将社会引向新的革命暴动。对于临时政府垮台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俄罗斯国家的文明水平，尤其是广大民众的文明水平，从而排除了将西方民主模式移植到俄国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十月事件”的基础。对于国家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抉择比自由主义的抉择更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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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还注意到1917-1936年间苏联政治体制的形成问题。这一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末。对这一时期独特现象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政治取向。他们指出了这一政治体制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归纳了其发展的主要的因素，认为它在几十年间是稳定并具有生命力的，但另一方面，也会衰落得很快②。
那么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属于何种类型？历史学家多将其视为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确实，在革命后近20年间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制度，具有极权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关键特征，如一党专政，极度中央集权，压制异己思想，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民众的支持等。但笔者认为，苏联社会的历史并不属于极权主义的模式。极权主义对苏联社会来说是一个过于一般性的概念，并不能切实反映苏联历史的特点。在对极权主义特征的具体历史内容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对其与苏联现实相吻合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因此极权主义政权在30年代中期吞没了整个社会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十月革命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激进意向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各社会力量的思想意识并不一致。无产阶级是为了实现其社会主义理想；农民渴望得到土地；而众多非俄罗斯民族则希望获得民族解放。各阶层在利益和情绪上的差异远未被国家化解，在苏联时期也是一样。在社会机体的深处始终存在着不一致和对立的意见。在民众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现实的评价标准。群众意识中的乌托邦观点和新学说在相互影响，这里既有传统的反映，也有新的社会实践的原因。同时，还保留着宗教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特点。极权主义的特征能适用于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过要附加许多说明。就苏联来说，反对派的情绪在社会上始终占有一定地位。.
对社会实行绝对和全面的监督是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但苏联社会的现实，并不与此相符。在地域辽阔的苏联要完成国家政治领导人所制定的计划，就必然要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性。再者，苏联这一时期的政治精英也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阶层，其成员不断更新，而这些新成员相当一部分出身于工人和农民。
极权主义的另一主要特征是中央集权，即权力集中于政党和国家之手，社会只是作为客体对政权发生影响，并起着消极作用。但在苏联社会解释所有举措都要首先考虑广大群众的感受，考虑他们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即使这些压力是通过非法方式表达出来的。在当时并不存在眼下很多历史学家所写的“全面渗入的”恐怖。所谓针对一般普通居民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其实都是讹传。已弄清楚的恐怖行为及其后果只限于社会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要确定苏联30年代中期的政治体制的类型应对当时社会结构（真实的，而不是宣传的）进行全面评价；对政权的社会支柱做出科学论证；对人民（包括所有社会阶层和社团）的历史文化特点、社会心理特点、民族特点、宗教信仰特点进行研究，因为这些特点决定了人民的心理，同时也给社会的政治结构模式打下了烙印。总之，十月革命后所形成的政治体制是所有社会力量情绪和活动的综合产物。
评价苏联社会之所以如此艰难复杂，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官方文件上所宣扬的价值观与其在实践中的举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在对苏联社会历史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苏联社会的参数与对世界其他现存政体的评价进行比较，并在评价这些政体时考虑到历史的经验，这样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科学定义。这个新定义可能会更切合地反映苏联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的本质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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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年间的“大清洗”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近几十年来，新档案文件的公布，为重新准确认识镇压机制和“大清洗”的时间提供了依据。
О.В.赫列夫纽克认为，“大清洗”“开始于大规模的、极度残酷的镇压遍及国家居民中的广泛阶层之时”。他写道：“……有证据显示（而这一趋势在文学作品中更是明显）‘大清洗’的实质就是大规模行动，其起止时间应是在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在与1980年代出现的所谓“修正主义者”派别进行论战时，赫列夫纽克断言，实施镇压时没有出现混乱无序和自发行为，这是一个集中组织的过程，其“开始和结束都是按照莫斯科精确的统一指令进行的”。[11]近15年来还出版了数千册有关苏联惩罚制度历史的著作，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大清洗时期的死亡人数、劳动营、教养所、监狱和特别流放的总数等。
在“备忘”合作者协会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努力下，已准备出版有关苏联劳动营、惩罚机关和内务部领导人的参考手册，并且有关大规模镇压、劳动营制度和特别流放制的多卷本文件集。
2005年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出版了《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一书。该书对古拉格劳动营经济方面的研究在学界具有特殊地位。该书引用了大量来自古拉格劳动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内务部的绝密档案文件，首次从不同角度系统地描述了劳动营体系的经济：如苏联强制劳动体系的建立和劳动营经济的形成；把古拉格变成具有大规模动员型特点的国家大型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古拉格在50年代末的最后衰落等。该书的核心是阐述强制劳动及其生产率，同时还揭露了劳动营行政管理部门如何使用“鞭子”与“蜜糖饼干”相结合的手段，以提高囚犯的劳动生产率。
最近一段时期，在许多俄罗斯人的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甚至颂扬的倾向，这在史学界也有所反映。这是对具有破坏性质的后苏联改革的回应。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史学博士В.П.达尼洛夫的观点更具权威性，“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到底是革命的成果，它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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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党派是20世纪俄国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带政治倾向地对它们的历史进行研究实际上是在改制后时期才开始的。以往对这些党派的研究都局限于布尔什维克政敌的范围内，这样就形成一种定式：除布尔什维克之外，所有政党退出政治舞台是不可避免的；在苏联存在的一党制是合乎规律的。在这种定式下书报文章的标题都定向于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优越性，如“共产党反对……的斗争”、“……的破产”、“……的覆灭”等等。
当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孟什维克主义的研究，要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研究更为深入。С.В.秋秋金在对孟什维克主义的研究中做出了很大贡献。[13]他抛弃了将孟什维克看做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形象，同时也抛弃了一些历史学家、首先是许多西方学者美化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沙皇制度在1917年2月的覆灭原本给了孟什维克党人一个历史机遇。С.В.秋秋金认为其最大的失误在于在孟什维克的多次失误中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而是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而使这个政府成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他们与社会革命党右翼一起为那些不受民众欢迎的措施承担了责任，如继续进行战争，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延缓改革等。由于害怕引发内战，孟什维克既没有决心与立宪民主党决裂，也没有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极力想维护民主的统一，其实这种统一早已不存在。秋秋金揭示了孟什维克党人与夺取政权后的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斗争，其中许多方面以往学界少有研究且鲜为人知。
С.В.秋秋金不仅从政治方面，而且还从社会心理方面对孟什维克主义进行了研究。他对孟什维克党人大体的总结是：孟什维克更喜欢小心谨慎，不愿意冒险；崇尚言论自由；对西欧社会模式及其实现策略情有独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平均”虽没有孟什维克那样有教养，却行动坚决果断，更讲究纪律，随时准备服从本党领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俄国多党制的课题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历史学家认为学术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混淆了“多党制”和“多党政治体制”这两个概念。К.В.古谢夫和В.И.米勒尔认为多党政治体制有如下特点：有若干党派参与政权；议会中存在多个党团；国家内存在反对派。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俄国在20世纪初便有了多党制，但没有形成多党政治体制。
在俄国史学界中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就是20世纪初俄国多党制存在的时间范围。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俄国多党制始于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而止于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俄国第一批政治党派产生，先是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成立，尽管在那时还不合法，然后在1903年俄国自由主义者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解放同盟”和“土地宪政主义者同盟”。总之，10月17日宣言刚把政党活动合法化，俄国的政党总数就超过了100个。许多研究者认为，1905年10月作为俄国多党制产生的标准日期有充分根据。
关于俄国多党制终止和一党制确立的时间，学界看法不同。一些人认为这一时间应为1918年3月，以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愤而退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为标志，此举使苏维埃政府彻底成为一党制政府。另一些人认为，多党制终止于1918年6月14日，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人被驱逐出苏维埃，而在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也由于自己的“反政府行为”，被终止了执政党的身份。总之，俄国多党制的终结时间，应从在最高权力机关和各级苏维埃中除布尔什维克之外再无别的党派之日算起。第三种观点认为，俄国多党制一直延续到20年代中期，因为直到这时，除布尔什维克党外，所有政党才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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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时期，史学界又重新恢复了对俄国工人史的研究兴趣。在总体上俄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微观和宏观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之争，如何将它们在原则上整合起来，是今后史学界最重大并需要实践的繁难任务。
微观方式注重通过对个别的、具体个人的生活和行为来研究真实的社会实际。这种方式对重新认识苏联历史有很大帮助。③如果我们有一个关于苏联社会极权主义性质的概念，再对处于这一社会金字塔下的社会结构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研究，并且对具体人的生活经历进行研究，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普通公民活动的自由范围及其言论的自主程度。
微观研究的不断扩展，又为比较研究开拓了广阔天地。地方和区域性研究一直是俄国史学研究的一个强项，所积累的丰富的历史传记和史学资料，对分析区域间劳动环境的差异非常重要。在工人史研究方面采取同一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很明显，在首都发生的某个事件与在俄国中部、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特别是民族边区所发生的类似事件具有明显区别。苏联的工人阶级史学从前多注重“平均”各共和国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被抹煞，这些做法在今天都特别需要思考。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脱离工人史研究传统模式的趋势。彼得堡、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等地区的历史学家们都在依据当地资料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各地区都存在着特殊性。
史学家对工人的劳动动机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在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复杂的情况，从而影响到劳动观念。苏联时期经常在劳动关系领域进行各种实验，在每一个阶段都使用了多种方法，如物质刺激、号召自觉履行义务、精神激励、强制等。
在现代条件下学者们对劳动形成了更为宽泛的理解，不同类型劳动之间的差别被消除。这使得劳动史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研究的角度和层面更为多样化。研究对象已不仅仅只局限于工业劳动范围，还包括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工作，另外还包括管理组织者的劳动和脑力劳动，而脑力劳动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俄国史学家风行对工人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特别是战争和社会动荡时期的工人史和日常生活史。通常，类似的研究都在区域的范围内进行。
大量日常生活史著作的问世④，对了解苏联过去的社会日常生活具有特殊作用。这方面的定期刊物有《社会史年鉴》，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史各种问题的研究。《年鉴》介绍社会史发展的新思想和尝试运用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来研究俄国和其他国家社会史的各种具体问题。《年鉴》目前已出版了6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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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问题是史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具有极大的史学研究价值。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解体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还有个人因素。对1991年事件的各种解释，其实都暗含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由于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极不一致，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概念对它的实质进行界定，如灭亡、垮台、覆灭、分裂、结束、崩溃、解体、摧毁、肢解、自行分裂、自杀、杀害等等。
一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必然现象。他们指出，巨大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动力低效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在人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方面大相径庭的社会不可能长期隶属于一个统一中心。还有一些学者将苏联解体归罪于政治家的错误，或者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叛变行为。同时，苏联瓦解也与外国特工机构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有关。
苏联解体初期，史学界把苏联解体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学者们现在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民族问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有关，而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有自己的发展逻辑。
近年来史学界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从多种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二是对避免苏联解体的可能性进行论证。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历史原因、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苏联共产党从权力机构退出、民族精英政策、政治领袖的立场、在民族问题上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毫无疑问，西方的压力也是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但没有证据证明它是主要原因。学术界还对苏联解体的后果、俄国与独联体国家的相互关系展开了研究。
世纪之交俄罗斯新国家制度的建立和俄国新政治制度的形成问题，也正在为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注。自90年代起，对现代俄国多党制的研究成为俄国史学中最有发展潜力的一个流派。
因为多党制已成为俄国新型社会政治制度的现实问题。研究者主要研究的问题有：政党制形成过程的特点、现代政治党派的分类、各党派的社会基础。它们的纲领目标以及议会活动和议会外的活动等等。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党体制在俄国还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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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过去的10至15年间，俄国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历史学的“过渡期”已经结束。在过渡时期，俄国史学界在整体上处于一种没有目标的困境：一些人死守着过时的教条不放；另一些人则试图一笔勾销过去苏联史学的所有成就；还有一些人在等待，他们丢掉了从前的目标，却没有新的目标。
如今，俄国史学家们已达成一定的共识，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再回到从前那种思想一统的老路上去了，方法和观念的多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对图书报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已经结束，许多过去看来牢不可破的教条和公式都需要重新评价。从前大量被封闭的绝密档案材料成为科学界的财富。现在可以阅读任何流派的外国著作，与外国同行的私人接触和联系也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在方法论领域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作用问题国际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历史学的出版物正在不断增长，而且质量不断提高。学者们开始转向对新课题的研究。
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趋势与现代研究方法，如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密切相关。运用计算机技术可以对大量的经验材料进行快速分析，若用传统方法则需要耗费许多时间。互联网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且成为人们了解研究信息的最重要的手段。
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的发展中仍存在着某些偏差。其中，偏重于政治史研究，过分注意那些并非对理解俄国历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例如，移民、国家机关的镇压职能、政府政策中的阴暗面问题；美化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的派别和领袖人物；一些课题过于琐碎，对阐明历史进程没有什么裨益；大型史料出版物有时在文献考证方面存在缺点；对历史进程的文明尺度还缺乏根据明确的标准；对所引证的全部资料的理解需要进一步加深。
最后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确定俄罗斯文明的地位。近年来就此已写了不少成果，不过所发表的东西往往都带有一时的应景性质，带着惯有的政治倾向性。历史学家只有依据俄国长期发展所积累的综合性实际材料，才能把这一在多方面有争论的问题弄明确。
2.文明的选择问题与俄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改革还是革命的关系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3.帝国的发展过程包罗万象：其产生的原因、衰落和灭亡的规律性从来都是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对俄国来说，进一步研究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和俄罗斯帝国的形成过程，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4.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对社会结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是最迫切、最有前景的课题之一。过去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研究，但阶级立场的局限使其减色，有时甚至歪曲了这些过程。现在有可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对其进行观察研究。
5.应当给个人历史、日常生活史以更多关注。
6.历史学家应当思考民族成分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
7.需要进一步研究“极权主义”概念，揭示极权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具体特点。
8.有必要创建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的学术史。
9.考虑以新史料、新方法为基础，全面阐明1941年至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史。
注释：
①苏联内务部大楼所在地。
②Е.Г.基姆别尔松：《苏联政治体制的形成（1917-1923年）》，莫斯科1995年；Е.Г.基姆别尔松：《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政治体制》，莫斯科2000年；О.В.赫列夫纽克：《1930年代的政权机制和政治局》，莫斯科1996年；О.С.别列兹金娜：《政治精英》，莫斯科2005年；Г.А.博尔久科夫：《俄国史的非常世纪：四个片断》，圣彼得堡2004年；Л.Г.普拉塔索夫，В.И.米勒尔：《全俄立宪会议和民主抉择：对问题的两种观点》，《祖国历史》1993年第5期；В.З.罗戈温：《斯大林的非新经济政策》，莫斯科1995年；В.Н.豪斯托夫：《（1934-1936年间）人民抗议斯大林的对内政策》，《世纪之交的历史科学和历史教育》，莫斯科2004年；Т.П.科尔日辛娜，Ю.Ю.费加特纳：《苏联干部任命制：建立和运作机制》，《历史问题》1993年第7期；Н.С.西蒙诺夫：《面对极权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民主抉择》，《祖国历史》1992年第1期；Ю.И.伊戈里茨基：《再论极权主义》，《祖国历史》1993年第1期；М.М.戈里诺夫：《1920-1930年的苏联史：从神话走向现实》，《俄国历史研究：近年来发展趋势》，莫斯科1996年；А.Н.梅杜谢夫斯基：《民主和权威主义：俄国立宪制的比较前景》，莫斯科1998年。
③С.茹拉夫廖夫，М.姆辛：《社会主义堡垒：1928-1938年间苏联企业中工人的劳动动机和日常生活》，莫斯科2004年；А.К.索科洛夫：《现代社会史》，《社会史》，莫斯科 1999年；《人民之声：关于1918-1932年间重大事件中苏联普通公民的信件和反响》，莫斯科1997年（索科洛夫）；《革命与人：习俗，道德，行为》，莫斯科1997年；《转折年代的彼得格勒：革命和内战年代的一个城市及其居民》，圣彼得堡2000年；И.В.纳尔斯基：《彼得格勒的生活方式，1917-1922年间乌拉尔居民的日常生活》，莫斯科2001年。
④《1921-1941年间的俄国日常生活·新方法》，圣彼得堡1995年；Н.Н.科兹洛娃：《苏联时期的日常生活》，莫斯科1996年；Е.А.奥索金娜：《斯大林式富裕的背后：1927-1941年工业化时期居民供应中的分配和市场》，莫斯科1997年；Е.Ю.祖布科娃：《战后苏联社会：政策和日常生活（1945- 1953年）》，莫斯科1999年和其他年代。
⑤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社会史中心、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经济史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政治学和俄国现代史研究中心：《社会史年鉴》， 1998-2005年。
收稿日期：200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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