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裁撤的经济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湘军主力一举攻克了天京，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在湘军为清王朝剪除内患的盖世大功告成之际，湘军首领曾国藩却出人意料之外地奏请裁撤湘军，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除湘军水师被改编为国家经制兵长江水师，鲍超、刘松山等陆营军万余人留存处，其他直辖军和所属湘军都相继被裁汰。由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曾国藩为何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选择裁军之路呢？以往的学者在分析湘军裁撤的原因时，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去考虑：诸如湘军首领曾国藩此时已权高位重，为避权势，谙知封建理义之学的他不得不忍隐而退；湘军自身的老化，“行营既久，暮气已深，行军打仗已成为强弩之未”，到后期又多与会匪联系密切，曾国藩“恐酿祸端”，不得不即行裁撤；战争后期湘军内部领导集团的矛盾重重，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互相之间苦心维系多年的精诚团结此时也濒于瓦解等等。笔者认为：若能从经济与军事关系的角度来剖析湘军裁撤的原因，也就是分析湘军裁撤的经济背景将会完善对湘军裁撤问题的研究。
湘军成立伊始，就一直存在着最紧迫、最严重，也最令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们苦心焦虑，寝食难安的缺饷问题。湘军虽是奉旨组建，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被视为辅助的军事力量而已，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更不用说军需后勤的供应了。因此，湘军最初出省作战，必须自谋筹饷。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筹到所需军饷，湘军将帅动用了全部的关系网，穷尽了所有的可行之法，譬如开设厘金，倡行捐输，收盐茶税，拔丁漕银，请求协济，提取关税等等，但终究在饷源筹措和增辟上如履薄冰，杯水车薪，其中的经济困境难以摆脱。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湘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到了饷项奇绌，举步维艰的境地。曾国藩之所以急于裁汰湘军，笔者认为其经济原因主要出自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湘军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湖南此时已经财力匮竭，无法源源供给湘军饷费
众所周知，湖南是湘军的故乡和发源地，在湘军南征北战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十余年时间里，该省义不容辞地倾其所能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军兴以来，所有本省地丁漕折银两历经前抚臣尽数截留籍供军需之用”（注：毛承霖编《毛尚书（鸿宾）奏稿》第9卷《湖南奉拨京饷筹划情形折》文海影印版，第862页。）。湖南“支持东南大局，筹兵筹饷历久不懈，各军支用饷糈皆取之湖南。”（注：刘琨：《刘中丞（韫斋）奏稿》第7卷《湖南饷源匮竭赐协拔折》文海影印版，第982页。）但是，湖南毕竟属于地瘠民贫之区，赋税俭薄，财力不丰，供给有限。虽然战时推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政策，挖掘出了大量潜在的物力财力资源，依靠捐输、厘金、盐茶税、漕赋等项接济湘军，但这些仍然是“不敷甚巨”。省藩司“不得不在司库征收地丁、驿站等款银内暂时通融挪动，分别散给以济急需而顾大局。”（注：《毛尚书（鸿宾）奏稿》第5卷《动支地丁接济防剿经费折》第576页。）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在湖南又设东征局，较他省加抽半厘于湖南以供湘军，结果还是解决不了湘军的饷缺危机，每月约有二十万两饷银无可指望（注：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扎》第3卷，光绪二十九年文海影印本，第8页。）。湖南通省长达十四年的筹防筹剿，府库早已被折腾得倾荡无遗，“湘省司库正杂各项，早已挪掘一空，捐输、捐盐等款，杯水车薪，入不敷出，各属应征钱粮，或因兵燹之后，疮痍末复；或因道路梗塞，完解不前。”臣察湖南军饷拮紧，现实无饷可筹。”（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拔借道库漕折银两以济军需折》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96页。）早在1857年，湖南巡抚路秉章就奏称：“军兴以来，湖南前解军需首办防堵迄今七年，财力久弹，官民交困，而用兵之多，军需之繁，日增一日，用兵为时既久，悉索已空，现在积欠各营及援师口粮……已逾四十万两，军士枕戈待哺，众口嗷嗷，库款荡然无从维掘，此湖南饷需匮竭势难再支之实在情形也。”（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19册，第16页。）
同时湖南在此期间还多次饱受战火的洗礼，经济遭到重创。早在1852年4月，太平军与清军交战于道州、永州，此后战争蔓延全省各地，直至1855年11月战场才转移到江西境内。随着湘军日渐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大量的湘籍精壮劳动力卷入湘军队伍，使得全省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锐减，从而削弱了湘省的商品经济势力。到咸丰九年，湖南全省再度燃起战火，为抗击入境的石达开军，省库的军需开支猛增，战争使得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地方糜烂，民力益形拮据。各地捐输未能如前踊跃，加之江路梗塞，湘省盐茶贸易受阻，厘税大不如前。同治初年时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对此深有感慨：“自九年石逆窜楚，元气因之大伤，十年以至元年，迭被水灾，民间渐形空乏，货物不通，捐输厘金两大宗较往时已减一二倍。”（注：《毛尚书（鸿宾）奏稿）》第9卷《请饬户部仍免提还协饷片》第951页。）此时依靠本省之财支付本省之用已觉得芨芨莫支，更莫说又需筹措东征饷需及援黔、援桂之协饷了。沉重的军饷摊派负担压在湘省百姓身上，“十载于滋，无岁不捐，无户不捐，在有司虽不敢籍势抑勒，在捐生已殊非心所乐从，且当被寇之余，屡捐之后，民力实有所未逮。”（注：《毛尚书（鸿宾）奏稿》第5卷《分别酌减捐输章程折》第566页。）可见尽管湖南各级官绅为湘军筹兵筹饷孜孜劝谕、劳怨兼任，但是，限于财力困乏，最终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二，湘军人数急剧猛增，所需饷费与日俱多，虽经曾国藩纵横捭阖，终亦难维系巨额的军费开销
湘军建立之初，水陆两军人数约一万七千人，月需饷费约八万两（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3页。）
。随着湘军出省作战，日渐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主要军事力量，人数急剧扩充。到同治三年，各路湘军由于“只见增勇，不见裁撤”，陆续扩充至二十余万人（注：关于湘军人数，史家各有争议，林增平主编的《湖南近现代史》中称：天京攻陷后，曾国藩所统湘军大约十二万人；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所言湘军人数是二十万，而龙盛运的《湘军史稿》中认为在1860—1864年间湘军陆续扩充至五十余万人，我们根据曾国藩奏议中的月需饷费数约为二百万，又比照湘军初期人数所需军饷实数推算，湘军此时人数约二十余万人，其中包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十二万、李鸿章的湘淮军七万，左宗棠军四万，沈荷桢的一万人等。），仅曾国藩的直辖湘军就已多达十二万人。如果以先前一万余人的月需饷银来计算的话，那么此时各路湘军的月需饷费已近高达二百万两，而曾国藩的湘军直辖部队月需饷银近六十万两。如此宠大的军费开支，单靠一省维系完全是不可能的。为了获取足额饷费，曾国藩等湘军帅多次上奏朝廷，请求给予湘军军费支助和他省协拔，截留解京漕折银，以竟其镇压太平军的功业。清政府鉴于绿营兵的不堪一击和全面溃败，为了保住江山，稳固皇位，也不得不在筹饷方面为曾国藩的湘军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在1860年8月，实授其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让他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另一方面尽可能调拔军需款目，支援湘军。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提出越省奏办广东厘金接济江、浙二省湘军粮饷，受到两广总督劳崇光的坚决反对，清廷支持曾国藩，不仅立刻罢免了劳崇光，而且还要派曾国藩的同年及好友晏端书、黄赞汤接任粤省督抚，帮助曾国藩征管粤厘。从同治元年八月到三年八月底止，湘军共收解到广东厘金达120万两之多（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文海影印本，第19卷，第106页。）。
但是，正由于清政府旷日持久的用兵，到同治初年，中央政府的财权更加旁落，不仅逐渐成为国家主要经济收入的厘金完全由各省督抚支配，而且原本应缴国库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各用兵省份的督抚还借保境安民往往以各自的利益为重，擅自动用库款。照理地方督抚所辖的勇营武装名为官军，应由国库供饷，但既然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已经落入地方督抚的手中，再无力发饷，那么中央就等于欠了地方的款项，不敢调用地方常税，过分认真地查问各省自筹款项的收支情况了。所以战争后期湘军虽有朝廷的支持，但往往会鞭长莫及，在办理战时军费报销、请求邻省支援时常会徒具形式，不能如愿且收效甚微。曾国藩对此多有报怨：“臣等因本军饷项支绌，先后奏请于上海抽厘者一次，请拔上海关税银二次，协经江苏督抚议驳，未待筹款拔来江；广东协款，亦以道途埂阻不克解至。江苏本省则八郡沦陷，钱漕运输无从措手，臣等日夜焦灼，毫无良策。“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注：王闿运：《湘军志·筹饷篇》（十六）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4页。）曾国藩还在江西督军时，为饷源拔借问题，就曾经与同乡、同年兼同官翰林陈启迈交恶，他“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全为，以致军务纷乱”。同时，清廷又为了防范曾国藩权高位重，时常避其锋芒，对曾国藩进行压制以平衡权利关系。在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多次奏请朝廷协拔上海厘金、关税以济江西军饷，朝廷不仅没有应允，反而指责他越权请功，他因此而慨叹“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866页。）最令曾国藩心寒脚凉的一件事就是在同治三年三月，正当湘军饷粮极度缺乏，曾国藩日夜忧惧围攻天京之役会功亏一篑之际，江西巡扶沈葆桢不念旧情，釜底抽薪，未经协商突然奏准将原解安庆粮台的江西厘金、关税八万两全部截取，留充本省之费。湘军主力图金陵，恃江西为饷源，月拔漕折五万两，关税三万两，曾国藩以湘军命脉所系上疏力争，结果朝廷不仅偏袒沈葆桢，将曾国藩经办的江西厘金关税全部拔给沈使用，而且还指责他广揽利权，贪得无厌。曾为此大为震惊和痛心，决定在攻克南京后，以“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不敢谓筹饷之尚少而深悔募勇之太多，惴惴焉恐生他变或误大局”，“欠饷太多，后患无穷”，自己“才识愚庸，谬当
重任”为托辞，请求裁撤湘军，以节靡费。
其三，战争后期，由于欠饷问题严重，导致饱受饥饿、疾病之苦折磨的湘军将士纷纷索饷哗变，这是曾国藩裁军的重要原因
许多学者认为：湘军裁汰减员的重要原因是后期加入哥老会的士兵越来越多，曾国藩恐其酿祸生变，不得不即行裁撤。我们不妨要考虑的是：湘军士兵为可要加入哥老会，而且在战争结束前后屡次制造兵变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兵以饷为天”，“饷源足则士气盛，粮草缺则军心乱”。湘军出省作战的时间越长，其饷源的供应就愈发窘绌，难以预期解到。这是因为湘军出省作战，主要靠自谋筹饷，曾国藩虽被授职为两江总督，统领四省军务，但总有“隔省办事，呼应不灵”，“筹兵较易，筹饷则万分艰难”的感觉。1860年12月，曾国藩被困于祁门，在很大程度上受乏饷的制约，曾国藩为此忧心忡忡，“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士兵的饷费是一拖再拖，最后甚至采取了以盐抵饷、以钞抵饷，或以官额学额抵饷等应急措施来缓解士兵的鼓噪。咸丰十一年（1816年）冬，湘省内部军队欠饷已经多者六七月，少亦四五月，勇丁日食大率向民间赊取（注：《毛尚书（鸿宾）奏稿》第9卷《湖南厘金仍照旧章办理折》第885页。）。同治三年，金陵、宁国及徽、池各营饷项大绌，多者欠十一个月，少亦八、九个月。到了同治三年，湘军积欠的军饷更多，“弟军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注：《曾国藩全集·书信》《致沅弟》同治三年。），“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间或一月未支得一两者，累积竟欠至十八、九月不等。”（注：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28卷，《复富治安将军》文海影印版。）就在曾国荃军围攻天京的关键时刻，军需供应空前紧张，“米粮百物昂贵异常，勇丁每月所需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啜粥度日，困苦万状。”（注：赵烈文著：《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本3册，第321页。）湘军由于久战缺饷粮，士兵饥饿疲劳成疾，营中病疫也流行起来，且一年重于一年。早在咸丰八年十月，湘军建昌、宁都各属，染病者三千余人，刘长佑一军，患病者更多，几乎十人而九，不能复以成军。咸丰十一年，左宗棠军中疾疫流行，士兵营官及办事人员多病症，死者较多。同治元年，长江南岸各军更是厉疫繁兴，其中鲍超营中“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亦十人而病其之七，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左宗棠军中病者亦复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三）《汇报军营病故人员请恤折》第2953页。）。总之，湘军各路部队此时是死伤惨重，数百里内军营将士因疾辄损，殆以万计，令曾国藩日夜萦思，不胜焦灼。尤其是同治三年，湘军各营将士伤病山积，其可支持者，亦都有憔悴可怜之色，不得不纷纷告假，军心日渐动摇。湘军驻地宁国府城内外，病死者尸骸狼籍，无人收
理，其惨状目不忍睹。正因为死者得不到怃恤，欠饷已达五百万左右，其中鲍超一军积欠竟达一百二十万两（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5卷《补发湘军欠饷作第四案续报之款片》文海影印版。），补发几无可能，于是在营士兵纷纷索饷哗变。同治元年，蒋益澧军在长沙闹饷；二年（1863年），汉中湘军一营因欠饷哗变，杀死了营官差牟。特别是同治三年，在攻夺天京进入最后关头时，曾国荃军一营“勇丁索饷，分流戮之，合军鼓噪，缚营官闭营拒守。”（注：赵烈文著：《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本第3册，第332页。）严重影响了士气，于攻城极为不利。就在同月，祁门湘军又发生了抢劫粮台的大案。湘军将士如此频频制造事端，“固由累年积欠太多”，“实因饥生变，别无他故”（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七）《陈明霆营饷绌情形折》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831页。）。此外，战争期间有不少士兵偷偷结集逃离军营，致使营中空额增加；营官克扣士兵饷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恶化了官兵之间的关系，由此削弱了士兵的锐气。所以早在湘军攻克金陵前，曾国藩就一再表明其裁撤湘军之理：“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后人在议论遗散勇丁的原因时，也道出了曾国藩的难言之隐：“因欠饷未清，姑息迁延者有之，因遣归失宜另生事端者有之。”（注：《遣散勇丁论》《申报》1872年六月初一58号。）于是，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奏请大加裁撤。湘军“又以无银之故”，裁者欠饷无着，不得不先裁一半，酌留二万数千人。
最后，曾国藩等军政大吏亲历长期战乱后意识到了“军精则国富”的道理，认为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当务之急应是恢复生产，增加国力，所以有了裁撤湘军，保留淮军之举。
在1851—1864年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经耗费了大量军费，“数载以来，部库空虚”，“外省之款拔之无可拔，部库之项亦筹之无可筹。”在地方，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于东南数省，致使长江中下游一带生灵涂炭，田地荒芜，商业萧条，城市凋敝，经济损失十分惨重。江、浙二省是两军对垒交锋之重地，又是清朝的经济腹地，其经济损失十分惨重，“名都文物殄瘁风尘，丁口子遗，十不存一，田荒莫治，蓬蒿没人。”（注：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论资遣游勇当用善法》文海出版社，第75卷、第86卷。）昔日的物产富绕，人丁兴旺早已不复存在。而湘军的故乡湖南更是由于频年外征内剿，征输添养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丧失了大量精壮劳动力。沉重的军费负担导致了湘省财政始终赤字，未能建立起有效系统。同时曾国藩也认为：湘军人数太多，将会损害国家的元气，“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此时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裁兵减卒，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点在他写给同僚的书信中就屡次提及：“惟是善后事宜，百绪繁兴，需款甚巨。此外如填塞地洞，补筑城垣，开浚河道，修茸贡院，新造漕营，怃恤难民，均需筹款办理。”（注：《曾国潘全集书信》（七）与潘曾玮，岳麓书社1993年版，4662页。）所以他决定攻克天京后，“裁汰兵员，腾出有用之饷，以供最急之需”。而后人在分析“昔年当金陵戡定之时何以散遗兵勇数愈巨万”时也说：“盖于时丧乱初平，人心畏祸，且兵燹之余荒田连陌，卖剑买牛瞬成乐国”（注：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论资遣游勇当用善法》文海出版社，第75卷、第86卷。）。
不仅如此，亲历战乱的曾国潘还分析了当时朝廷面临的危急局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依旧危急的国内国际局势：国内是“入豫之捻，窜闽之寇、滇黔之贼匪、关陇之回党人数犹众，氛祲未销（注：《曾国藩全集书信》（七）与潘曾玮，岳麓书社1993年版，4662页。）；国外是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们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再度失败而告终，最终他们不仅使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而且强占了中国大片国土和通商口岸，势力伸入到了清朝的都城和内陆，其气焰十分嚣张。曾国藩此时一方面感到是“天意茫茫，不知何日始得永毕永讫战乱”。另一方面他认为眼下清王室要想消除内乱，抵御外侮，就必须寻求自强之道。而中国的自强又当”以造轮船、办铁厂、置译中始”，他恳请朝廷“今日须以购买外洋船炮为救时之第一要务。”在他看来：“兵少则国强，兵多则国贫”，“创机器局乃中国富强之本”，所以，他在攻克金陵后，决定裁汰湘军，紧缩军队开销，集中财力，创办洋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以湘军将帅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在中国掀起的一股创办军用民用企业的洋务热潮，就是其裁军后求强求富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曾国藩在湘军攻克金陵之后决定将其裁汰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经济上的原因。实事上，任何时候，两军交战，粮饷为统兵之关键。在同治二年，各路湘军饷需之紧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战事，“今年兵事之迟钝，半由于饷需之奇绌，臣带兵九载，今年始有饷匮兵迩之事。”（注：《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密陈近日大江南北军情及饷缺兵逃大局决裂可虞片》，岳麓书社，1989年版。）湘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太平军，正是采用了“严断接济为围攻金陵第一要着。”曾国藩知道，维系军队的根本就在于饷源充足，他所带领的湘军所以能够战胜太平军，恐怕还要归功于他的厚饷政策，因为湘军士兵的饷费在当初是较为可观的，月饷基本控制在四两五钱左右，是当时佣工工资的十几倍。同样由于战争后期饷费困难，士兵长时间领不到军饷，导致了军心不稳，时常有闹饷和士兵逃离军营的事件发生，曾国藩为筹画度支，节省饷需起见，奏请皇上：“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节一勇之靡费，亦既销无穷之后患。”不仅如此，曾国藩此时还看到了清王朝面临的严峻形势，那就是无休止的内忧外患已经让朝廷财源枯竭，危机重重，所以他希望通过裁军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因为湘军“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他认为军务荡平后的清王朝当以自强为根本，要制夷安民就必须国富民强，而“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于是，他决定裁撤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湘军，而保留精锐的淮军，以便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洋务运动中去，寻求中国富国强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