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分析论文,供需论文,国民经济论文,年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出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本文拟结合我国近10年来的供需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
一、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的总量平衡与失衡问题分析
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也日趋完善，但社会经济领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影响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因素仍然较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即保持国民经济的总供需平衡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表1是我国近10年来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的统计分析资料。
表1中的供需差率，是衡量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与否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一般而言，供需差率的临界点为±5%。当供需差率的绝对值在5%之内（包括等于5%）时，可以认为总供需基本平衡，供需差率越趋近于零，说明总供需矛盾越缓和；当供需差率的绝对值超过5%时，即被认为是总供需失衡，绝对值偏离5%愈远，总供需失衡愈严重。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1988、1992、1993、1994年这4年的供需差率绝对值超过5%外，其他年份的供需差率绝对值均在5%以内，这说明1988年这4年的总供需分别存在着轻重不同的失衡，且都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尤其是1988年的供需差率接近8%，整个是需求扩张而供给不足；而1989年等5年虽然也存在着供过于求（如1989年）或供应不足（如1990、1991、1995、1996年）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供需差率仍处于正常值域内，国民经济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当然，总量平衡并不意味着总供需结构一定平衡，如1995、1996年较之1992、1993、1994年，总量矛盾得到缓解，但基础并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如农业基础仍很脆弱，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地区结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
近10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总供需平衡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当供过于求时，就会出现市场疲软、产品滞销、库存积压、设备闲置、失业增加等现象，这时，生产因缺乏需求拉动必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居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1997年因买方市场的形成而开始出现上述现象，因此，如果没有新的、更加强有力的发展措施，人们对1998年能否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疑虑就可以得到理解。当供不应求时，则会出现市场产品短缺、通货膨胀、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社会再生产资源供给缺乏保障、资源配制效益逐渐低下、提前消费或购物保值等扭曲了的消费行为大增等现象，这时，需求因过旺而与实际供给和社会经济的承载力不相适应，最终将导致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混乱，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亦会下降，我国在1988-1989年出现的严峻局面，即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导致供过于求型总量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全社会各经济主体的货币收入总额最终没有转化为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导致供不应求型总量失衡的直接原因则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流通中的产品和劳务的供应量。
二、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的结构平衡与失衡问题分析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即使达到平衡，也并不意味着其结构也达到了平衡。因为总供需平衡仅仅表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产品和劳务总量与社会对它们的需求总量相一致，而不表明买者能够购买其所需，卖者能够卖出其所有，即还可能出现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
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即在总体发展的条件下还呈现出结构失衡的现象。如1989-1990年间，我国第一次出现市场疲软现象，即出现产品供过于求的现象，但当时的经济却又受到农业、能源、交通和主要原材料等“瓶颈”的严重制约，即一方面是轻工业产品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农业、能源、交通和主要原材料产品却严重短缺。再如1997-1998年度，可以说是我国第二次出现市场疲软现象，化工、轻工、有色金属、建材、机械、电气和电子及纺织等出现了产品销售不畅、生产过剩的现象，但名牌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及有关短线产品却供不应求，甚至出现房屋等商品的销售不畅而居民住房又十分紧张等的供需失衡现象。与此同时，在总需求过旺的背后，亦有可能出现部分产品的供过于求，如1988年，手表、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机电产品就大量积压。总供需结构失衡表现为供给结构（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与需求结构（如消费需求结构、投资需求结构等）的相互不协调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它的表现形式较总量失衡的表现形式要复杂得多。但现实经济运行中，最常见的仍然是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失衡，即在同一时期内有些部门的产品供过于求，而另一些部门的产品却供不应求，我国近10年来的实践为这一规律性结论提供了依据。
从我国近10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导致总供需结构失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需求结构的扭曲与非常规性造成供给结构的无所适从，如城镇居民住宅消费过低、农村居民的消费面过窄、发达地区模仿国外、农村模仿城镇的消费等造成某些消费需求过度集中，均会使社会总供需结构失衡；另一方面是因为供给结构调整乏力或滞后，造成无效需求的盲目扩张，如到1995年底，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9个地区同时生产纺织、塑料、化肥等产品，27个地区同时生产电视机，26个地区同时生产汽车，结果使22个省、市、自治区将汽车工业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24个地区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等现象（注：郑京平等：《‘软着陆’前后……》，载《中国统计》，1997(8)。）。这种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供给结构，带来的必然是生产成本加大、对原材料等的需求扩张。
三、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与失衡问题的发展进程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供需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表1并结合表2的指标，即能充分反映出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与失衡问题的发展过程。
由表2资料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在投资渠道相当窄和物价改革措施等原因使物价迅速上涨的情况下，扩大即期消费成了居民货币保值的首选途径；在消费需求的拉动下，投资需求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因此，这一时期的总供需状况表现出消费急剧扩张而供给能力不足的短缺型经济特征。面对高涨的超前性消费需求，供给缺口只有依赖进口来弥补，以致1988、1989年连续两年出现了外贸逆差，外贸膨胀率分别为-1%和-1.1%。
在1989-1991年间，面对1988、1989年的物价大幅攀升，国家进行紧急宏观调控，于是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增幅减缓，在1989年首次出现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的局面：为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我国采取开发国际市场的措施，于是，出口便成了拉动需求的动力；同时，为刺激消费，信贷规模也有所扩大，1990年的贷款增长速度达到22.2%，三年新增贷款近7500亿元。
在1992-1994年间，受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投资需求急剧扩张，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在1993年达到了61.8%，投资率达到43.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由于投资需求的急剧膨胀，在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投资品又表现出严重短缺，于是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的物价水平全面上涨，1993-1995年连续三年物价水平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1994年则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为21.7%，物资数量短缺程度的上升表现为价格的上升，通货膨胀传递着国民经济总供需失衡的信息，供需差率年均达-6.7%，1993年则达到了-7.3%的水平。总供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而且在结构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就需求结构而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之间、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加工工业投资之间、各种消费品之间等均轻重不同地表现出比例失调；就供给结构而言，在生产要素内部、投资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等同样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调。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产品质量低下导致诸如加工工业项目出现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钢铁、邮电、交通运输及农业等基础产业产品的供应却相当不足，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当然，当国内需求旺盛时，进口的增长相对缓解了国内供给的不足（如1993年外贸出现逆差）。
进入1995年后，由于实行经济“软着陆”政策，通货膨胀相对得到了缓解，1996年物价上涨仅为6.1%，不仅低于10%左右的调控目标，而且低于当年经济增长率。这一切反映在总供需上，就是社会总供给稳定增长，且因农业连年丰收及基础行业的发展加快等，“瓶颈”局面亦有所缓解，从而使供给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社会总需求则因受资金、气候、出口退税率的再次下调及失业率因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有所上升等原因的影响，总体增势趋缓，并且需求结构显现出由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分格局。值得指出的是，进入1997年后，市场出现了较强的消费疲软、生产萎靡的局面，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9.7%降到8.8%，作为1998年的8%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按计划完成也显得比较艰难。
四、解决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对策建议
由前述分析可见，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由供不应求的短缺型经济向买方市场转化是生产发展带来的一个巨大成就，但就总供需而言，目前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又均存在着失衡现象，总需求不足与庞大的结余购买力（1997年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4628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759亿元（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在总量适度控制的前提下，运用灵活的措施调增即期消费需求，以启动疲软的市场。笔者认为，目前在利率启动的前提下，更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启动：
第一，调整产品结构。总需求反映的是生活消费和生活消费与生产品和投资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收入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用于食品等日常生活消费品，即收入弹性很小的产品上的支出比重必然会下降；而对于技术含量及经济附加值高的产品，即收入弹性高的产品的需求将会上升。这样，如果没有高附加值等的新型或科技产品的供给，消费方就没有了即期消费，从而无疑会使社会再生产连续循环的链条发生中断，社会供给总量趋于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萎缩。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少生产过时且已泛滥的冷背残次、质低价高的产品，多生产含高附加值的产品，以适应广大消费者新的需求。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在利润驱动下，企业为了获得即期利润，往往对一些赢利产业一呼而上，结果带来了生产的盲目扩大与发展，造成产业结构严重的失调和趋同化现象。这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就是：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基础工业薄弱；原材料、粗加工产品、初级产品比重过大，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过小；小型企业过多、分散、重复，而大型企业过小，集中度过低。产业结构的失调与趋同，不仅造成生产能力与资源的浪费、人力的闲置，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脱节，制约着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在目前处于结构转换呼声的高峰期，应注意加重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开发与拓宽，同时更应加大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如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的调整，因为随着高附加价值的加工工业、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必然会对基础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调整信贷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形成，其根源在于投资结构不合理，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又在于银行信贷结构的不合理。信贷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生产领域，只重视机械、化工、轻工、冶金等行业，而对农田水利、能源交通、环保、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基础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信贷则投放不足；同时，那些获得足够信贷资金的单位，又并非将资金投放在更新改造方面，或新兴、高科技产品的开发上面，而是投放于新建或扩建项目之中，投放于传统产品上面，结果每年约60%以上的新增贷款所生产的产品又成了积压产品，有的信贷则成了无物之帐；二是只重视生产领域的投放，不重视消费领域的投放，即银行信贷资金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生产者方面，而不体现在消费者身上。对于消费者而言，尽管收入呈现刚性增长，但大多数消费者要进入较高水平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领域，却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如住房、汽车等产品的购买，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是可望而不可求的，若要实现预期需求，则只有依靠消费信贷来实现。因此，应将过去的不合理信贷结构向合理化调整，使生产贷款结构优化，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贷款；换言之，一方面信贷资金应大力投向基础设施与新兴产业，投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向产品有销路、效益好的企业，另一方面则应提供消费信贷并加大其在整个信贷中所占的比重。
第四，调整消费结构。消费强劲，生产就发展，消费疲软尤其是即期消费收缩，生产就萎靡，长期供给也迟早会收缩，这是需求对供给的正负效应的具体体现。我们知道，消费需求要保持正常发展，就必须有合理的消费结构，而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如同生产结构一样，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其表现就是：一是消费区域不合理，即人口占29.4%的城镇消费大于人口占70.6%的农村消费。如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前者消费约占57%，后者则为43%（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二是消费品内部不合理，即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过大，如1997年城乡食品支出分别占到46.4%和55.2%（注：《人民日报》，1998-04-02。），而用于住房、交通通讯、教育、服务等支出比重过小。因此，调整两者的合理比例很有必要，即，一方面在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加大农村市场的开发；另一方面加强住房、教育、交通通讯、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引导消费者的结余购买力向这些方面转化。
总之，从目前市场的供求环境来看，在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总量调控政策的前提下，加大“调整启动”的力度、积极培育和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保持对经济增长适当拉力，防止社会总需求的进一步回落，是保证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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