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工农发展关系协调的诊断与矫正--兼论现阶段中国工农关系的协调与宏观调整_农业论文

新兴国家工农发展关系协调的诊断与矫正--兼论现阶段中国工农关系的协调与宏观调整_农业论文

论对后起国工农两部门发展关系协调性的诊断和矫正——兼论我国现阶段工农关系的协调性与宏观调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农论文,关系论文,现阶段论文,部门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农业两部门发展关系的协调对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或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仍然有不少后起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是发生了工农两部门发展的严重失调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资源的短缺及其在产业间配置上和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对相关矛盾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复杂性。对此,马尔科姆·吉利斯(Malcolm Gillis)等发展经济学家曾指出:“农业部门是怎样出现收益递减的,以及劳动力剩余或不充分就业是怎样影响发展的。换言之,对工业部门来说,如果工业以一个既定的速率增长,那么农业部门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才不至于拖住工业的后腿,妨碍经济增长?还有,人口增长加速是否会使这局面更为恶化?”(注:〔美国〕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0页。)“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比重的增长和农业比重的下降是所有国家共同的模式,但各国变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全世界的计划制定者都在为这样的问题而苦恼: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对于工业来说,强调农业的发展应当强调到什么程度?”(注:〔美国〕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6页。)。这里,本文拟对下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1)对工农业两部门发展协调性及其内涵的认识;(2)如何“诊断”工农业发展关系是否协调;(3 )如何“矫正”失调的工农业发展关系;(4)我国现阶段工农关系的协调性程度和宏观调控对策。

一、对工农业关系协调性的一般认识

协调,意思是配合得当。工农关系协调,即指工农业的发展,相互之间要配合得当,不要因为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不当而影响整体的良性发展。在这里,笔者认为工农两部门发展的所谓“得当”,既包括彼此之间的规模,也包括彼此之间的发展速度,还包括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其主要依据是对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影响度。对以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农业两部门发展关系,人们更多的是采用事后的分析方法来对“是否协调”作出评价和判断,即对已经发生的工农业发展关系明显失调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良后果或影响作出“不协调”的判断和分析,事中判断相对较少。这种状况尽管对事后的“纠偏”是有益的,但付出的成本太大。因为工农关系的不协调在经济增长上的反映是经济的较大波动,而对这种较大“波动”的治理可能延误甚至错失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甚至造成经济增长停滞或倒退。因此,必须努力在事中及时矫正,把经济波动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大的经济波动,以避免或减少损失。既要找出工农业发展关系协调的共性,又要区别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具体背景下协调的特殊性,正视协调时面临的实际困难、矛盾和复杂性。

根据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以及产业结构转换的阶段性特点和工农业两部门之间发展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工农关系的协调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工农业两部门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得当。作为国民经济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工农业发展的规模直接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反映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由于工农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一部门发展的滞后,都会给另一个部门的继续发展形成牵制。因此,减少彼此之间的制约作用,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极为重要。根据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变动的一般趋势,在经济达到高度工业化之前,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种下降是相对于总量的不断增加而言的。从农业规模的绝对值和生产结构来说,它必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增长的要求,否则就可能诱发或助长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构成制约。同时,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又必须考虑土地等资源禀赋条件的制约性,不能依靠掠夺性的经营方式实现。工业部门的发展规模如果不能持续有效地吸收消化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同样,如果工、农业各自的规模过大,其提供的产品超过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能力,同样会给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可见,所谓规模的“协调性”,是与供求关系的基本平衡相对应的,不仅仅是指工业的规模,也包括农业的规模,供求缺口过大都表明发展的不协调。

2.工农业两部门发展的速度得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产业之间的异质性,工业的增长速度往往要比农业快得多。工农业增长速度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并非是不合理的。但差距过大,就会影响农业和经济发展。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工农业协调发展或均衡时,工农业两部门增长速度比率,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为3—3.5∶1, 工业化中期阶段为2—2.5∶1,工业化后期阶段为1.5—2∶1。并且,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中,在实现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到工业和农业发展都依靠自身积累转变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1000 美元左右(按1980年美元价计算)。把工农业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度的范围内是重要的,途径有二个:一是,挖掘农业的发展潜力,由于大多数后起国的农业主要是传统农业,所以,农业发展无论在制度性或是非制度性方面都存在着较大潜力,从而使得农业在增长的速度上有可能与工业的增长速度相适应。二是合理确定工业的增长速度,不要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更应重视增长的效益。许多后起国家具有缩小或赶超先行发达国家经济的强烈愿望,但必须从实际出发,按部就班才行。从这一角度来看,后起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任务更重,对政府调控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既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又要避免或减少因速度过快发生许多方面的衔接脱节——超过实际支持能力而使得增长不能持续。工农业之间发展速度协调还与一国或一地区的基础规模有关,其基本原则是农业发展的速度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

3.工农业两部门之间利益分配关系得当。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和收益的增加,但这块“馅饼”的变大,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收入或财富都增加。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的分配,被认为是涉及到“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并且存在着先增长后再分配、边增长边分配和先再分配后增长等绝然不同的收入分配战略。在这里,本文只想探讨工农业之间以及相关的城乡之间利益分配关系对整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我们知道,收入决定消费,消费带动生产。无论是工业的发展还是农业的发展,如果缺少有效需求的牵动,生产过剩就会出现,增长就会下降甚至停滞和倒退,就业矛盾随之凸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有效需求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两个方面。产品价值的实现因此也分内销和出口二种途径。国内的有效需求能力,是与收入分配的政策和实际状况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必然造成消费主体结构的不合理和后续需求的脱节。许多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采用了先增长后再分配的战略,并成为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主流派的观点。这种理论可以从刘易斯和库兹涅茨的理论和统计分析中找到根据。认为选择这种战略,一是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三是基于存在国外需求的考虑,四是认为经济增长会最终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善。反映在工农业发展关系的处理上,是工业偏斜政策,重视工业发展,轻视农业发展,以农养工,以牺牲农业利益作为代价换取工业发展。其结果,农业生产萎缩,大大落后于工业发展;农产品供求缺口扩大,供应紧张,物价波动,社会恐慌。广大农民生活贫困,收入低微,有效需求明显不足,城乡之间差别很大。不仅农业难以发展,而且工业产品需求不足,生产缺少消费刺激。不少先行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曾采取了这种战略,一度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两极分化的现象,后来通过福利政策得到了改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曾采取这种战略,但引发了很大的社会经济矛盾,后遗症很大,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因为发达国家作为先行国,技术力量雄厚,其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比后进国家强得多,即使有时候当国内需求因收入分配不公发生不足时,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国外市场进行弥补。而作为后起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缺少这种能力。因此,一旦国内需求发生不足,而国外需求又减少,经济增长就会面临很大困难。还有,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定。这样,不“公平”又导致了“效率”的损失。因此,工农业两部门利益分配的协调,并不仅仅是收入的高低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持久性的大问题。应该把这一问题放在战略高度上加以认识。既不要无视产业之间的异质性及其利益生成的差别,抹杀利益差别的客观必然性;又必须依宏观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通过政府的干预活动把工农业、城乡之间利益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

二、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工农业关系协调性的诊断

如何判断工农业之间在规模、速度和利益关系上的协调性?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注:以往主要考虑农业的经济功能,即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农产品供给。这种判断有失偏颇,不够全面。因为,相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言,除经济功能以外,农业事实上还具有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因此,判断工农关系有否失调,应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1.对主要农产品需求增长的满足度。一般来说,这种满足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国内农业发展,实现自给;二是部分自给,部分依赖进口,或者说对国外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究竟选择何种途径解决国内对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取决于这两种途径的可行性和机会成本的大小。非农产业相对较为发达,而农业资源相对贫乏的小国,第二种途径或许比较可行。而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实现主要农产品的基本自给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因为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可能会影响本国的安全。当然,也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调剂本国农产品市场。调剂的规模应根据总需求量的大小和一国外汇储备的多少,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而定。如果主要农产品的供需缺口比较大,则必须加强农业的发展。这里,应特别关注粮食安全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把粮食安全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粮食是否安全,可通过粮食贸易依存度(注:粮食贸易依存度(a),是假定粮食供需缺口全部由进口来弥补, 那么粮食缺口占总需求量的百分比,即是一国的粮食贸易依存度。国际上一般认为,a小于或等于5%,表明一国已实现了粮食自给,或者说达到了足够高的粮食安全水平。)、粮食储备水平(注:粮食储备水平,这是指在新的作物年度开始时,可以从上一年度收获的作物中得到(包括进口)的粮食储备量,也称“结转储备量”。包括周转储备和后备储备两部分。其中周转储备,是保证从产地或进口地平稳顺利、连续不断地得到供应并周转到加工厂,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储备,属于商业行为。后备储备则被用来平抑年际间因气候等因素造成的粮食产量波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吞吐调节,属于政府行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70年代末曾提出一个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最低储备水平,即世界全部谷物的储备量至少要达到占世界谷物需求量的17—18%,其中周转储备占12%,后备储备占5—6%。)、粮食变异系数(注:粮食的变异系数。粮食生产受自然灾害、价格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年际间往往发生较大波动或变异,波动幅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的安全程度。粮食产量在年际间的波动幅度可用变异系数Vi表示:Vi=×100%, 其中:Yi表示第i年的实际粮食产量,表示第i年的趋势产量。)和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平(注:在粮食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一国粮食安全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低收入阶层粮食需求的满足程度。一般认为,人体正常生理活动所需每日的热量标准是2400千卡。)等指标来衡量。因此,一国粮食供给是否处于安全状态可以通过上述几方面加以综合衡量。

2.工业品消费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城乡、工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如果工业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而工农、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说明产业之间的发展是比较协调的。否则,则需要政府调节。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状况,往往发生在工业已经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以后,生产经营者在利润最大化的预期之下,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但由于收入分配失调,有消费能力的消费群体需求逐渐饱和和需求减弱,而后续需求因消费能力限制而无法跟上,于是出现供需缺口。表现在城乡、工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上,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城乡、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不断扩大,以致农村有潜在的消费市场而缺少现实的购买力。衡量收入分配关系的主要指标有:(1)劳伦兹曲线;(2)基尼系数;(3 )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最高收入阶层收入的比率,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率及其动态关系等;(4)城乡居民在消费支出、 储蓄上的相对比率及其变动趋势。

3.土地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问题。主要看土地的开发利用性状和土地生产率水平与农产品需求(包括出口创汇)之间的关系。如果土地等农业资源的承载压力过大,而又经营粗放,就必然会破坏地力,损害生态环境,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调控就十分必要,其重点是通过农业科技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率,减轻土地压力,保护生态环境。其相关指标有:(1 )土地的已开发利用数量与利用效率,土地的开发潜力;(2)农产品需求压力;(3)农业生产率水平,尤其是土地生产率水平;(4)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 如果生态发生恶化,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

4.就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态性状。实现充分就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目标之一,就业状况对社会经济的稳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广大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业压力比较大。不仅城市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且面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消化吸收,非农化进程就将延缓,农业要取得发展也会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就业矛盾十分突出,农村中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转移,说明非农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的问题和困难,农业部门内部也可能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必须分析研究非农产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问题的症结。预测就业形势的主要指标有:(1 )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注: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G=(x-ay)/(1 -a),x表示劳动力总量的增长率,y 表示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的增长率,a表示在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的比例。);(2)非农产业部门就业机会的临界增长率(注:非农产业部门就业机会的临界增长率=劳动力总量的增长率/非农产业部门就业人口的比例,假定劳动力总量每年增长2%,非农产业部门就业比例为20%,那么, 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必须增长10%才能吸收该年度新增加的全部劳动力。)。

5.农业产业的拓展性状。传统农业因为规模小,生产分散,结构单一,技术手段落后,信息闭塞,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低等,因此无法满足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非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相应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如果农业在生产手段、生产经营组织等方面依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的阶段,就必然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农业产业的拓展状况主要体现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农业综合企业发展水平,如农用生产资料生产企业,食品加工、储运、保鲜……信息服务等,以及农产品商品率,交易手段的现代化程度,农产品附加值的大小等。

6.财政对农业的依靠或支持程度。在工业化初期,许多国家为解决工业发展所需资本的不足,往往通过行政的或政策的措施从农业中“榨取”资本。应该说,如果做得恰当,会有助于一国的经济起飞和工业体系的迅速建立。但如果长期以牺牲农业利益作为代价来换取工业的发展,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践,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政府加强对农业发展的扶持或保护,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支持或保护不力,会造成农业萎缩,增长停滞。支持或保护超过实际财政能力,则会增加财政负担,而且损害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但不论如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国家财政对农业以恰当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单纯依靠市场的作用,农业的弱质性特点将引起过多过大波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相关指标有:(1 )农业税收的相对比重和绝对值;(2)农业收入;(3)财政支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构成;(4)农产品价格水平等。

总之,社会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是:经济增长的非农化进程顺利开展,非农产业健康持续增长并有效地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在农产品供给和商品的有效需求上对工业发展进行支持,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广大农村居民享受到其中的益处。如果上述某一或几个方面出现问题,则可能表明工农关系不够协调。对于农业发展问题,应该从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要求来认识,努力避免部门化和简单化。为此,就很有必要随时对工农业发展关系的协调性进行监测和及时“诊断”问题症结,以便为政府的有效调控提供依据。

三、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工农关系失调的矫正

从总体上来说,工农发展关系的失调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即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或缺陷和政府调控的失误或不当。因此,对工农关系失调的矫正,也主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进行合理的政府干预活动来实现。其中市场的完善属于基础性的和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通过法律等制度的健全、秩序的建立而逐步实现。虽然也涉及到其它方面如意识、文化等问题,但制度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政府干预,则更多的是对市场不完善性的一种补充和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主要根据国家职能和公共需要而作出,因此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外部性。有效的干预活动必须建立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手段和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途径,并把握合适的作用点、正确的方向和恰当的力度。由于市场完善的长期性要求和工农两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的较大异质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波动性就成为一种自然倾向。而这对社会经济良性运行是十分不利的。为此,笔者认为,对工农关系的矫正应该以保证农产品供给的稳定增长和农业收益的同步增长为中心。矫正的方式包括基础矫正和相机矫正两方面。基础矫正事关长远和全局,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就加以落实,主要侧重于市场制度、土地制度、人力资本的投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等。相机矫正,则主要偏重于对经济运行发生偏斜的纠正,主要依据是各时期或具体背景下社会经济的运行矛盾及其特征,主要手段包括各项相关社会经济政策,如价格政策、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

1.在工业化初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工业扩张的强大冲动和资本严重短缺的制约,经济主要呈现短缺特征,农业生产率低。相比之下,工业发展对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更现实的意义。农业发展需要同时承担在资本、农产品供给和劳动等方面对工业发展的支持。这一时期农业增长主要依靠土地种植面积的扩张,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以及农业耕作制度和技术的改进、农业教育的推广等,政府发展农业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制度安排和技术进步充分挖掘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优势和潜力。

2.在工业化中期,工农业发展进入平衡发展阶段。工业体系已经建立,并基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较强的生产规模和能力。经济从短缺逐步转向结构性的短缺或过剩,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在供给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换代,和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首要的任务,为此必须解除公共基础瓶颈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环境和农业发展等。在需求方面,适时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改善消费主体的梯度结构,推进城市化的同步发展是关键。在工农关系的调节上,除了继续做好农业教育、农业科技发展等基础工作以外,要适时调整城乡、工农之间收入差距,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实现农业增产增收,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改善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这一时期政府已经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农业政策措施的作用重点主要是:在土地资源、基础投入等方面对农业进行适度保护,支持和鼓励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提供信息服务等。

3.在工业化后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很小,工农业发展进入以工养农阶段。这一时期,农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其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市场所需的农产品,农业生产逐步实现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成为主要目标之一。政府农业政策和措施的重点主要在于价格支持、土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基础科学的研究、农业教育等。

总之,本文认为,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除了应该审时度势有重点地做好相机矫正工作以外,必须同时做好长期的基础矫正工作。

四、我国现阶段工农业关系的协调性程度和政府宏观调控对策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近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运行质量不高。表现在工农关系的处理上是工农关系的长期失调,总体判断,现阶段失调程度严重。其主要症状是:农业产业发育滞后,就业压力沉重,城乡、工农之间差别过大,利益分配不公,土地压力过大,生态破坏严重等。农业产业无论是在结构或是发展速度和利益分配上,都与工业部门的发展不相适应,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很大制约。

1.工农两部门增长速度。1952—1996 年, 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85倍,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倍,工农业总量增长比率为近5.94∶1。其中,80年代初期工农两部门增长速率较为协调(注:1980—1990年,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5.9%,工业为11.1%。),进入90 年代以后失调症状加重。 比照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阶段工农业两部门增长速度比率2—2.5∶1,我国农业发展明显滞后。

2.工农、城乡差别。改革初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比率高达2.37;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1983年缩小到最低点,为1.70 , 但此后却逐步上升, 1994年达到2.60,1997年为2.70。按全部可支配收入计算,1995年城乡收入比率高达3.43∶1,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比值为3.41∶1,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同时,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8上升到目前的0.45左右,说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有两极分化趋势。再看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85年为57.7%,1997年为55.1%,12年间仅下降了2.6个百分点, 说明农村居民总体上仍是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与此相应,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80年为24.8%,而1998年仅为15.8%,下降了9 个百分点(注:文中有关数据来自于1996—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然,农村居民购买力的严重不足无疑是现阶段国内消费品市场疲软的主要根源之一。

3.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注:某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等于该产业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和该产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差距。在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中,部门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是不断缩小的,然而,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中,部门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并没有逐渐缩小, 尤其是农业与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明显偏大。1985年、1990年、1995年和1997年,第一产业的比较生产率依次为0.45、0.45、0.39和0.37,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依次为2.06、1.94、2.12和2.07。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

4.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产业发育不良。决定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其中科技进步已经成为未来农业增长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农业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的投入,资本投入严重不足,科技贡献率相对不高(注:“八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中的科技贡献率为35%,而发达国家达60—80%,差距明显。)。在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情况下,农业产业总体而言却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产业领域狭窄,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程度明显滞后。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认为近期政府必须对工农关系进行矫正,重点应是:(1)产业结构调整;(2)矫正城乡、工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3)保持生态平衡。核心是增加农民收益。 面对土地等资源的制约和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困难,考虑到主要农产品价格已高、农业产业发育严重滞后以及加入WTO的现实,笔者认为, 当前增加农业收益的主要思路应重点放在现有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状况在短期内尚难改变、如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上,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科技进步,鼓励农业产业的拓展和产业化经营等。相应地,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财政的作用重点应放在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诱导农业结构优化和农业产业附加值的提高上,而不是价格保护。具体包括农业公共基本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基础研究项目,农业教育普及,扶持主导型农业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成长,补贴林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减轻农民负担和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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