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土地财政扩张与产业结构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生性论文,财政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扩张是绝大多数时期政府支出的突出特征。与此相对应，产业结构失衡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典型症候。1953～1978年间，按不变价计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累积增长了约16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仅累积增长约3倍。①尽管服务业在1979～1991年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而工业比重保持稳定，但从1992年开始，又再次出现了工业部门比重提高而服务业下降的趋势。从这方面看，当下的土地财政及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或许仅仅是某种内在体制动力结合新形势下的具体表现。虽然从改变科技、教育等直接因素的角度亦能对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有益作用（李扬，2012；江小涓，2008），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与土地财政及产业结构失衡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必须加强相关的经济史分析，厘清现实问题的体制根源。
一、赶超型体制导致土地财政问题的经济史分析
在土地财政问题成因的分析中，目前社会上的主流观点是，基于房价不断上涨的背景，地方政府为做大GDP而扩张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最大化倾向，与其对土地的较强控制权相结合，是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收入的主要原因（吴敬琏，2008；宫汝凯，2012）。但实际上，上述逻辑并不成立。具体来说，这种说法仅仅关注了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求方面，而相对忽视了资金的供给方面。从有关数据看，2003年土地出让面积和合同成交价款分别为19.36万公顷和0.54万亿元，2012则分别为32.28万公顷和2.69万亿元②，近10年来的土地出让面积增幅仅为66.7%，而成交价款却增长了398%，带来土地出让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是价格上升。但很显然，地方政府并不能单方面控制土地出让价格，在土地供给大体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正是资金供给因素，即土地有效需求的不断增加，才导致土地收入出现大幅增长。进一步从历史时序角度观察，软约束条件下的预算最大化倾向一直存在于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实践中，但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土地财政并得以制度化且持续下来，则关键是资金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土地财政问题的分析中，需要同时关注资金的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为此，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土地财政背后的体制成因。
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过程，除了会受到自身禀赋状况的基础性制约外，还可能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等因素而与自身的禀赋状况发生偏离。1840年以来，中国民众所经历的百年屈辱史，在国内集聚了强烈的经济赶超诉求。而几乎在同一时代，苏联却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高速增长，并与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也面临着短期内必须实现经济、国防实力快速增长的直接压力。显然，这些国际和国内条件都会引导当时的政府行为倾向于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模式，从而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快速起飞。由此，赶超战略就作为一个自然的结果出现了（王剑锋，2013）。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外有列强压迫、内无充足资金的情况下，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化，必须选择性的对一些部门实行“剥削”政策，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积极干预作用。日本和德国崛起中的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③对新中国而言同样如此。受到经济资源国际可得性的影响，中国必须在国内构建一个为工业化筹集大量资金的制度体系。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实施了“三大改造”、银行“国有化”等一系列措施。在这样的体制支撑下，政府基于对价格、工资等方面的全面干预，通过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其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任何水平的财政资金。这一时期的财政扩张，完全可以在财政体系内部实现。只不过，这种实现方式，需要以计划体制为前提。自此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中央政府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赶超意识并没有改变，受其影响因而保持相对稳定的赶超型体制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虽然财政模式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变化，甚至从一些角度看存在重大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模式仍然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属性，那就是在不同条件下支撑着政府的财政扩张冲动。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的财政体制逐步体现出更多的市场化特征，统收统支体制失去了必要的制度前提。但赶超意识没有发生改变，因而政府财政扩张的冲动并未受到根本性的约束。在这一背景下，内在压力会激励政府重新塑造出新的资金管道，以继续支持财政扩张的需要。结合当时银行部门还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一具体国情，这个新的方式就被选择为“信贷资金财政化”，20世纪末财政部以各种形式为金融机构核销的呆坏账金额，大体代表了这一管道给予赶超战略的支持力度。
自国有银行完成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造后，政府财政扩张的信贷渠道被削弱。为了继续维持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必须要在自己所控制的资源范围内，寻找新的管道以继续支持财政扩张。不久，土地财政作为新的融资渠道便出现了。但在这个时点上之所以选择土地财政，也需要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条件既包括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等形成资产压力的因素，也包括为住房资产比重上升提供政策空间的住房体制改革。后者使得住房资产逐步成为主要的投资品种，并在资产需求持续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带来了房产价格的上涨。
在经历以上三个阶段的过程中，中国的财政体制发生了从统收统支向分税制的变化。前者与计划体制相适应，后者则更符合市场体制的要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历史进程中，虽然政府对价格、工资的控制大幅削弱，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性增强，但同时还有两个因素保持了稳定：一是政府依然维持了强烈的经济赶超意识，进而保留了政府的干预冲动及支出冲动；二是政府继续保持了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并由此保障了强大的融资能力。就后者来说，既包括对银行、关键产业的控制，也涵盖了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中国土地财政的出现恰恰是以这两方面因素保持稳定为基础，并被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所诱导出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赶超型体制在当前的具体形式包括了如下主要内容：第一，中央政府的赶超意识以及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和财政增长激励。第二，“以生产为主要征收环节”的税收汲取制度。第三，地方拥有较大裁量权的土地管理制度。所有这些条件，恰恰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对外向型部门的土地及税收支持力度不断增加的制度前提。从直观上看，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行为似与地方政府汲取土地收入相悖，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却可发现两者间的正向关联。一方面，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可以带动工业部门出口顺差的增长，并在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形成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房价上涨又可为地方提供土地收入，使其有能力继续通过“低价供地”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外向型工业部门发展，并持续为贸易顺差与房价的交替上升注入动力。如果单独考察土地市场，则首先是房产价格持续上涨带动土地价格大幅上升，作为资金供给因素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开了绿灯。但是，从全局来看，赶超型战略则同时决定了土地资金供求的两个方面，并促进了土地财政的形成：一方面，政府无论是低价出让工业土地，还是为工业项目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都需要有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国际收支失衡所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又是赶超型战略中政府吸引外向型工业项目进而引发贸易顺差及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后者作为土地资金的供给因素，成为推动土地价格及土地收入快速上涨的主要动力。当然，在现实当中，上述正反馈机制的触发起点，往往是农民利益让度与工业化带动土地升值这两方面的综合。
总的来看，土地财政制度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由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造成的，而主要是国家赶超型经济战略的必然结果。赶超型战略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土地收入方面，同样也会反映在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只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仅仅依靠房地产调控，强化预算约束，虽然能使土地出让收入的运用效率提高，但无法解决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等财政问题背后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如果赶超型战略不转变，政府投资建设资金靠借债而没有土地财政支撑的话，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会更高。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资本投资的土地融资模式并非中国首创。美国在西部大开发时期，就曾利用免费赠送土地的方式刺激私人资本投资铁路，并由此带来了贸易部门和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这在实质上就是政府通过销售土地为公共资本融资。只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所占比重逐渐下降。政府土地融资方式不仅在主流教材中消失了，而且其宏观经济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学术界所忽视。
二、土地财政支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及其产业结构效应
与税收融资会增加税收负担不同，土地融资支持的公共资本建设，更具有“免费”公共品的特征。在地方融资平台的作用下，土地融资的上述作用会被进一步放大。④在贸易（工业）部门的公共资本增长弹性大于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土地融资型公共资本投资具有提高贸易部门产出的作用，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影响。
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第三产业）对公共资本（公共基础设施）增长弹性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两部门产出中所占比重的差别上。我们选择的度量方法是，如果每万元贸易部门GDP的生产，需要使用更多的由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贸易部门产出对公共资本增长的弹性就高于非贸易部门。在具体计算中，我们将国家统计局对狭义基础设施的定义，作为公共资本的界定标准，具体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综合能源平衡表”中提供的数据，1995年工业部门万元GDP能耗大约是第三产业的7.9倍。2010年这一比值虽然下降到4.8左右，但工业部门的单位能耗仍远高于第三产业。虽然政府部门并未定期公布各行业的耗水情况，但依据有关研究报告可以做大致了解。根据朱慧峰等（2003）针对上海市各行业所做的研究报告，工业部门每万元GDP的耗水量远高于第三产业。1996—2000年间，工业部门每万元GDP的耗水量，大约是第三产业的15～18倍。
根据海关统计资料，在我国进口商品的大类划分中，有农林产品、矿物资源、中间投入品、机器设备以及消费品，主要属于贸易部门进口的是矿物资源和中间投入品，在1978—2009年期间，其所占比重为31.3%～45.9%，而主要属于非贸易部门进口的消费品，其同期所占比重为2%～9%。农林产品与机器设备虽然属于两部门共同的进口需求，但考虑到农林产品的再加工以及工业部门机器设备的需求，贸易部门进口所占比重可能仍然会高于非贸易部门。
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对交通基础设施的使用，无非表现在购买和销售两个方面。上述数据可以反映出，在购买方面，贸易部门对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要高于非贸易部门。而在销售方面，第三产业提供的往往是服务，不需要交通运输来解决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分割问题。贸易部门的生产地与消费地往往是分离的，因而需要交通基础设施的参与。因此，综合考虑购买和销售两方面需求，贸易部门的发展对交通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要更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增长，会带来贸易部门的较快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提供的资料，1978—2012年，中国的港口吞吐量增加了32.5倍，而高速公路则从无到有，截至2012年，已经建设了9.62万公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排名世界第二的高速公路拥有量
国家。这无疑会促进贸易部门相对较快的发展。
从以上资料不难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作为积极因素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以“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为统计口径⑤，公共基础设施行业投资在1992—2012年间保持了23.75%的投资增速，而同期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比重从41.10%上升到54.57%，上升幅度高达13.47百分点；服务业从30.53%上升到32.55%，上升幅度仅为2.02个百分点。
针对土地融资领域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曾试图通过各种市场化手段予以限制，但从有关结果看，包括强化金融监管在内的调控措施都收效甚微。20世纪初以来的时序变化显示，土地融资最初表现为各类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以及企业债。当中央意识到其中蕴涵的风险后，开始通过金融监管机构限制土地质押贷款的发放，企业债渠道的融资额也可通过额度控制而受到约束。但很快，赶超型体制下的财政扩张压力又激励地方政府找到了银行理财产品这一新的融资渠道。由于其不进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回避监管当局对银行贷款渠道的控制。但同时，作为表外业务又切实发挥着社会资金融通的作用，并成为后来被称为“影子银行”的主体业务。为此，央行还专门修订了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引入了所谓“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予以监控。据统计，2002—2011年，国内社会融资额由2万亿增至12.83万亿元人民币，而银行信贷占比却由91.9%降至58%（李威，2012）。在“新产品引发新监管”的逻辑作用下，监管部门又修订了规则，要求每个理财产品规模、投向都要上报，使得金融当局在需要收紧融资规模时，通过放缓甚至暂停理财产品审批即可实现。然而，同样由于地方政府内在的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地方政府融资压力下的金融创新并未终结，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渠道又出现了。比如，安徽淮南潘集区竟然设立了以区工会为代持投资人的“基建投资基金”，从当时该基金8%的预期年收益率看，无疑属于理财产品新的变种（杨国英，2012）。虽然监管当局后来对此发文禁止，但地方融资平台的再次创新又以融资平台的“私募化”特征而出现了。其具体模式为，商业银行推荐高端零售客户组成有限合伙人，与金融机构关联的投资公司成为普通合伙人，两者共同成立合伙制企业，该合伙制企业以委托贷款或增资扩股等股债方式变相向地方政府平台融资（浩子，2012）。一方面，合伙制企业属于工商范畴，金融监管对其无约束力；另一方面，负责筹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由于只是推荐客户，又不需要报批总行。作为事实上的金融经纪业务，整个业务过程都存在管理的真空，融资方案的设计不受任何金融法规的约束，实施后又缺乏监管主体。
以上有关土地融资平台途径的演变过程说明，赶超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始终拥有扩张基础设施投资的冲动。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地方政府则通过向工业部门低价甚至免费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来吸引外来工业投资的进入。比如，在各类工业开发区中，各地方政府普遍以为入住企业提供“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的方式倒贴“基础设施”，很多地方还为企业以免费或先交费后返还的方式提供所谓的“标准厂房”。上述行为模式的普遍化和激烈化进程，与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低廉等因素相叠加，共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型投资。结果是，在工业与贸易顺差比重上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企业倾斜。
根据前述分析不难发现，由于体制及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中国政府市场化手段的有效性还不够充分。为了摆脱过于依赖低效行政手段的困境，利用市场手段解决土地财政扩张与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应该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将市场化调控与体制机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从发展情况看，中国的整体情况还比较落后，在东部地区拥有优良基础设施的同时，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全面实现城镇化战略，而且有助于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土地融资模式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方面，而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兴建及其支持的对象存在区域错位。比如，和土地收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出现在开发区及其周边区域，农村以及农业的基础设施则主要依赖于各级财政支出的有限支持，相对来说其支持力度要小得多。以主要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水库为例，1949—1978年间，中国的水库数量从1200多座上升到86900座。但截止到2011年，中国水库数量为88605座，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仅新增了1705座。⑥虽然水库数量也许存在一个最大值从而可能面临所谓的“封顶效应”，但近年来每逢旱涝而出现的病险水库告急却说明，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几轮大规模支出，也远未缓解其投资需求。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同时存在着基础设施投资的越位与缺位。越位主要表现在非农基础设施及东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过高，而缺位则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及涉农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平衡这两大问题的出路在于，应该改总量调控为结构调整。一方面，政府应将其财力投放于非营利性的基础设施领域，增加对农业和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围绕开发区实施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限制政府及政府控股的平台公司进入。另一方面，应该减少地方政府在土地用途变更中获得的巨额级差收入，将利益留给本地居民。同时通过强化金融体系的监管，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以获取金融市场效率提高的收益，从而使得市场驱动的投资在东部及营利或准营利性基础设施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一个简约的理论模型
地方政府偏向工业部门的公共投资支出会提高工业产出比重，但在现实当中，其支出又面临着一系列约束。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约的模型来分析土地融资规模扩张与收缩的体制基础。
（一）关于政府行为的假设前提
基于王绍光（1995）的工作，我们对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目标及行为做如下假设：第一，按照重要性的次序，中央政府有这样三个目标：首要目标是实现当年的预期产出并尽量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程度；次要目标是通过增加政府公共资本投资促进潜在产出增长；第三个目标是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消费支出提高居民福利。⑦第二，地方政府土地融资型公共资本投资规模，是影响实际产出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通过其掌握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控制地方政府土地融资型公共资本投资的规模，以损失函数最小化为目标决定其最优规模。第三，土地融资可以支持两类支出，一是影响潜在产出的公共资本投资，二是影响居民福利的公共消费支出。土地融资获得的资金，由地方政府负责在以上两方面进行分配。中央政府通过给地方官员设置考核体系来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融资的分配，以最大化其得分为目标。
（二）关于中央政府的损失函数与土地融资支出的最优规模
借鉴Dornbusch（1976）有关政府损失函数汇率模型的基本思想，我们构造了中央政府如下损失函数：
表示第t期中央政府损失函数值，中央政府希望实现这一函数的最小值。中央政府追求这样两个目标，一是尽量实现其预期产出目标
，
表示第t期实际产出；二是尽量保持物价稳定，而政府实际土地融资额与预期融资额的偏离情况，会影响到物价变动。a表示产出目标在政府损失函数中所占权重，1-a则表示物价波动所占权重。
表示第t期没有出现经济冲击情况下实现潜在产出
所要求的土地融资支出额。
则表示第t期的实际土地融资支出额。
另外，假设负面冲击，表示第t期的潜在产出。
表示第t期发生的意外经济冲击，假设其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即∈N（0，）。。第t期实际产出，决定于潜在产出、地方政府土地融资型公共资本的实际投资额与预期投资额的差额，以及经济冲击的综合影响。
将（1）式代入（2）式，
命题1：
与、存在正向关系，而与存在负向关系。中央政府设定的预期产出越高，遭受到的负面冲击越大，潜在产出越低，政府土地融资型公共资本投资的数额越大。然而，的最小值只能取零，即当
成立，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在土地融资控制方面的手段，以压缩至零为最大限度。
（三）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及其土地融资支出的结构选择
假定该国由M个地方政府组成，满足如下关系：
选择其中代表性的地方政府i，其最优土地融资额度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
表示地方政府i土地融资型公共资本投资的最优值。
则表示地方政府i实现潜在产出所需的土地融资型公共资本投资。
与此同时，代表性的地方政府i有如下目标函数：
地方政府i的土地融资支出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建设支出
，另一类是民生支出
。前者可以提高潜在产出，后者可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表示地方政府的得分。该得分有两点含义，第一，得分越高，地方官员获得晋升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得分越高，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的积极性越高，政策实施的时滞会越短。⑧评分规则由中央决定，具体包括两方面指标，一是促进潜在产出增长的努力程度，我们以公共资本支出数额表示。⑨二是居民民生福利指标，我们以公共消费支出数额表示。这两类指标所占权重分别表示为ρ和1-ρ。中央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决定权重的大小。当经济萧条时，会提高经济建设支出指标所占权重；当经济过热时，则提高民生支出指标所占权重。满足以下关系：
将（12）式、（13）式代入（11）式，整理得：
最大值点应该是端点解。根据（16）式，当
）＞0时，
=1，此时，
即地方政府会把所有土地融资获得的资金投入公共资本建设中。
根据（17）式，当<0时，=0，此时，
=0（21）
即地方政府会把所有土地融资获得的资金投入公共消费支出中。
根据（18）式，当=0时，=1或=0，此时，
=
或0（22）
结合（4）式与（20）式可得命题2。
命题2：当满足＞0时，即在原有条件下，当经济增长目标无法被满足时，中央政府会提高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约束，而地方政府则会把所有土地融资获得的资金用于公共资本建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本文看来，土地财政制度的形成，并不完全由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所决定，而是国家推行赶超型经济战略的必然结果。有关改革措施如果仅仅停留在融资手段的控制上，以后还会出现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到“理财产品”进而发展到如今的“有限合伙人”等各种变通形式。为此，要推动财政及产业结构转型，首先要重视中央政府的目标及其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作用，同时辅以税收、融资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手段。有关长效调控机制的政策建议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中央不仅要通过多种渠道切实缓解地方政府的增长任务压力，还应率先垂范，带头削减“超产业待遇”优惠政策，实现内向、外向企业的平衡对待，同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宽“走出去”的渠道，将贸易项目下形成的顺差通过资本项目逆差予以抵销。另外，通过落实金融支持、法律支持等措施拓宽“走出去”渠道，可以考虑使用外汇储备建立“民营企业走出去基金”，此举不仅能促进宏观经济平衡，也有利于国家资产的海外布局。鉴于国家开发银行具有为海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及产业规划服务的丰富经验，业务规模大、地区分布范围广的基金项目可考虑交由其进行管理。
第二，应尽快改变“谁生产、谁拿税”的税收汲取机制以及“西税东输”的税收总部转移机制，将课税税基逐渐向收入取得、消费及财产形成环节转移，增强税收制度的“消费性”特征，引导地方政府对居民收入、消费以及财产积累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三，基于我国土地制度的形成背景与特定功能，在看到土地财政在一定时期中存在合理性的同时，短期内应优化土地收入的支出结构、加强预算监督，将土地收入更好地用于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城镇化建设上。从长期来看，则应重视从完善地价与财政补贴管理的角度解决与土地财政相关的问题。这看似南辕北辙，实际是釜底抽薪的措施。具体内容可以包括：（1）中央政府应大幅度提高土地“农转非”的成本，从目前的最高30倍提高到50倍，甚至可以考虑改为农村集体组织的议价模式（不设上限的市场机制）。（2）在四类非农用地类型中，应要求地方政府设定统一的基准价，并设置较小的上下浮动比率，防止地方通过给予工业部门过多优惠而引发住宅及商业用地价格的上涨压力。（3）坚决履行世贸组织有关禁止类财政补贴的承诺。从前述分析链条看，这虽然在短期内对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影响，但长期来看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4）切实推动地方政府土地收支的透明化。中央政府有责任推动土地各项收支的透明化，不仅公布类、款级科目，还要公布项、目级科目；不仅公布功能分类，还要尽快公开经济分类，让公众能够看到土地支出到底履行了何种功能、购买了什么物品或服务。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②2003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4》；2012年数据则来自谢敏.（2013）.2012年土地市场动态监测成果通报会召开，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1301/t20130125_1178667.htm。
③日本的数据可参见搜狐博客.（2008）.关于日本工业化特点的分析，http://sidekun2009.blog.sohu.com/83336038.html。德国的数据可参见搜狐博客.（2008）.关于德国工业化特点的分析，http://sidekun2009.blog.sohu.com/83336029.html。
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约有一半资金投向了基础设施投资。
⑤1992年对应行业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址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
⑥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库数据参考：张星星，陈磊.（2009）.中国巨变：1949—2009.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的水库数据来自198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的水库数据则来自于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⑦中央政府的次要目标与第三个目标间的差别在于，中央政府会优先考虑促进潜在产出增长的目标。当经济形势低迷，即实际产出可能要低于预期产出时，中央政府会提高潜在产出指标的权重；当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则会提高居民福利的权重。
⑧的大小代表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效率的高低，数值越大，效率越高，政策执行时滞越短。四个时期划分情况下，四个时期加总长度越短。比如，原来是四年，可以缩短为两年。
⑨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央政府损失函数中，实际产出未能达到预期产出时中央政府对地方土地融资型支出的放松，主要是通过需求扩张来实现实际产出的增长。这里所强调的是，在需求扩张总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公共投资上升，会增加潜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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