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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一位名扬海外、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政治人物。20多年来，国外舆论、新闻媒介和学者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报道。这里，仅就所掌握的材料，简要介绍一下国外邓小平研究的情况。
一、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基本情况、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1、20世纪90年代前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基本情况。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最早在书中提及邓小平的是美国军人埃文斯·卡尔逊，他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介绍了与邓小平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他说邓小平的头脑像“芥末一样辛辣”。1977年，日本学者和田武司和田中信一共同出版了《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这是国外最早出版的邓小平传记。
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一些学者开始把对中国的研究重点转向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些比较详细地介绍和描述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专著和研究文章相继出版和发表。如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的《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英国记者那维亚的《邓小平传》、法国记者诺拉·亚的《邓小平：法国岁月》、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邓小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日本学者内藤雄三的《“五尺巨人”邓小平》等。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开始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研究。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美国学者邹谠的《历史性转变和过去的连续性》、斯图尔特·施拉姆的《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谢伟思的《“延安精神”与中国的改革》、新加坡学者林住君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前苏联学者雅科夫列夫的《邓小平的政治肖像》、日本学者小岛朋之的《中国的政治社会——探索邓小平以后》、《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与摩擦》、天儿慧的《中国改革第一线——邓小平政治展望》等。
还有一些学者的著作和文章涉及到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马克·布莱彻的《中国：一个反对偶像崇拜和厉行革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戴维·W·张的《中国领导接班人危机中的周恩来与邓小平》、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戴卫·巴克曼的《陈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对毛以后中国经济的不同看法》、理查德·鲍姆的《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鲍大可的《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澳大利亚学者弗里德里克·泰韦斯的《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德国外交官埃尔维因·魏克德的《1976-1980我在中国当大使》、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加拿大学者福尔肯海姆的《毛以后的中国民主、现代化和参预的重要性》、日本学者小林弘二的《现代中国历史1949—1985》、冈部达味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再研究》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等。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生平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邓小平一生的活动作出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描述，发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另外，开始了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研究，虽然这一研究还是刚刚起步，研究的质量和数量远没有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基本情况。八九政治风波结束后，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一度提出要对邓小平进行重新评论。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了改变。1992年初，邓小平到中国的南方视察，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再次引起国外对邓小平的关注。1992年4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以《邓的复活》为标题，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以后，国外再次出现“邓小平热”，学者们开始从对邓小平和其思想的一般性介绍和解释转向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围绕邓小平理论的来源、基本属性、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展开积极的学术探讨。这一时期，国外对邓小平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和选题范围都大大超过了前个时期，其主要研究成果有：
日本学者矢吹晋的《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冈部达味和毛里和子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渡边利夫和小岛朋之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天儿慧的《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和《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本场康治的《邓小平的长征》、伊藤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俄罗斯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的《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的革命生涯》、皮沃瓦罗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美国学者杨中美的《建立实用共产主义：邓小平早期生活1904-1949》、戴维·W·张的《政治家邓小平》、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的《回忆邓小平》；英国前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斯的《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法国学者帕特里·萨巴蒂埃的《邓小平传》；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的《邓小平政治评传》等。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发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J·德雷尔的《战士邓小平》、巴里·诺顿的《经济学家邓小平》、卢西恩·派依的《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马丁·金·怀特的《社会改革家邓小平》；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的《国务活动家邓小平》；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杰柳辛的《邓小平——革命家、毛泽东主义者、改革家》、《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阿·布坚科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波尔加科夫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日本学者天儿慧的《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和《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邓小平》、竹内实的《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高原明生的《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国分良成的《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和《“邓小平时代”的成果》；法国学者夏泰宁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观念的变化——写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新加坡学者黄明翰的《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等。
另外，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的《中国未解决的问题：政治、发展和文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莫里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弗朗兹·米切尔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朱恩·丢弗尔·德莱耶的《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日本学者小林弘二的《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与发展战略》、小川平四郎的《父亲的中国和我的中国》等书，也都涉及到邓小平及其思想理论。
二、国外邓小平研究的侧重点及主要观点
国外邓小平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这里仅就国外学者关注和研究较多的几个问题，或其与我们不尽相同的观点做一简要介绍。
1、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和性格特征
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和性格特征是国外邓小平研究的一个侧重点。一些学者在对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用组织和制度治国、治党、治军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戴维·W·张认为，“邓的领导特征”是“偏爱组织处理”，是“一位按制度办事的官员”，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泰韦斯和国分良成一致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务实”是邓小平的典型特征。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到1986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阚哈叶认为，“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沉迷于诗行的空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注：（美）阚哈叶《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
一些学者还提出，邓小平是一位敢于接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戴维·W·张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内腾雄三认为，邓小平和周恩来代表了“刚”和“柔”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而且这两种风格都是成功的，在邓小平身上充满了“反骨精神”。
还有的学者把“思想充满活力”视为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奥格森伯格在他的《回忆邓小平》一文也写道：邓一直到最后依然是一位大胆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始终“拥有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敏锐而求知若渴的才智”。
2、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国外学者非常重视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评价。1992年5月、1993年3月，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东亚与非洲研究所和美国洛杉矶举行“邓小平业绩研讨会”。通过研究和探讨，国外学者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依在为会议撰写的论文《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中写道：邓小平是位改革家，中国特色的行政专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还有一位学者写道：邓小平是“政府行政首脑、外交家；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他第三次复出后，成为伟大的经济改革家”。
(2)中国现代化之父。还在邓小平生前，天儿慧就曾这样称呼邓小平。邓小平逝世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将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事件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之父亲》为题，盛赞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3)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卓越领导人。在冷战结束后，他为争取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威廉·奥弗霍尔特指出：邓小平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取得了成功。他不再促进非洲的革命和东南亚的叛乱活动，他从苏联的战争边缘后撤，退出了同日本和美国的对抗，他发起了同台湾的贸易、投资和旅游计划。邓小平发明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以此作为不通过军事对抗收回香港和台湾的手段。在干完这些之后，他把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5%削减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25%。
(4)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许多学者认为：“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破坏他的这种信念。”（注：（俄）杰柳辛《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一位法国记者还指出：“与试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市场经济思想的其他许多改革者不同，邓小平在他坚信不能丝毫退让的那些问题上不放弃原则。西方一直在施加压力，试图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放弃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邓小平顶住了这种压力，毫不动摇。”（注：《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3、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
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和现实的横向比较得出了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几种看法。第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和平的渐进的革命”，是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注：（美）格里特·龚：《中国的第四次革命》，《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5)，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997页。）。第二，邓小平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邓小平在领导这场改革时，“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题。贯穿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注：（新加坡）林住君：《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及国际影响》，《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中国经济搞活的一切试验都不是那种依靠某种口号动员群众，一举在全国实行的试验。完全相反，开始是在某个单位和地方进行初步试验。当这一试验在其他的某个单位和地方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并且这种有效性被大家都承认时，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追认这些试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扩大。”一些学者对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邓小平没有深奥的哲学和理论，但他的智慧却是非凡的。”同那些具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的事实相比，“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注：（日）矢吹晋：《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6期。）邓小平“能够踏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认的领袖”。（注：（俄）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第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无论从改革的类型、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因为“经济的改革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政治改革。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意味着党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国家的直接控制也转为间接控制，控制的手段不再是政治思想，而是经济政策和渐趋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影响渐渐消退，法治的思想开始抬头。”（注：（新加坡）林住君：《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及国际影响》，《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对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进行了评论。他们认为，中国在70年代就已部分实行对外开放，但当时的开放只是“解决中国安全方面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而邓小平时代的开放，是一种全面的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通过开放，中国的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鲍大可也认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为了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是国家经济利益问题。迈克尔·亚胡达认为，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当中，邓小平是唯一一个既能坚持共产党专政，同时又领导他的国家成功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
4、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邓小平因其杰出的经济改革，被国外学者誉为“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对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后认为，邓小平非常强调要“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巴拉奇·代内什认为，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但是如何改革当时并没有统一方案，只有基本的设想：应该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注：（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页。）巴里·诺顿在《经济学家邓小平》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没有什么思想要强加给社会，因而，他愿意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让经济（不是政治）发展按其发展规律自然展开，党和政府不经常予以干涉。”“他本人表现出了任经济按自身规律发展的才能。”但这些学者同时认为，邓小平并不是绝对的不干涉经济。诺顿指出，虽然邓小平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政策的制定，但这少数干预往往是关键性的。邓总是确定政策的总方向，在关键时刻把握航向，“在15年里，邓亲自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四、五次，但每次都是关键性的”。戴卫·巴克曼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邓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要求党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目前中国最‘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注：（美）戴卫·巴克曼：《陈云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比较》，《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6期。）
国外学者还从工业和农业两方面探讨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他们指出，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由低效率的封闭型的重工业战略向外向型的消费工业战略的转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一步写道：在进行这种转变的同时，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吸收资金，并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资助性贷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农村政策有两大变化，其一是改变组织方式。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集体化尝试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产情况来决定。其二是市场力量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也进一步扩大。统筹和分配转向市场体制。
5、邓小平的政治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以其特有的历史观和政治分析方法对当今中国在治国方式上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在改革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关注。理查德·伊文斯认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2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1982-1986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鼓励党内老党员集体退休。从1986年起，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提出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费正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依照伦理统治，改变为依照法律统治”。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司法体系。弗朗兹·米切尔认为，邓小平强调法律规范的意图在于，无论是领导变更，或不论是领导人怎样改变他们的观点、转变他们的注意力，都要确保制度和法律保持不变。邓小平着意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扩大矿山、工厂和其他企业以及生产队的自主权。
6、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关于国际问题的新见解引起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重视，他的外交思想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他们对邓小平在中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奥克森伯格称邓小平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大师”。高原明生称邓小平是“外交掌舵人”。亚胡达则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很可能是在外交政策的决策方面留下个人印记的最后一位中共领导人”。“自1978年以来，邓小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可以享有国务活动家的荣誉”。“邓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在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和定位，以及他再次使中国同世界连接起来。他领导他的同胞从长期阶级斗争的仇外破坏状态走向经济发展和繁荣兴盛的道路”。“作为国务活动家，邓小平的最重大的功绩就是领导中国走向新的时代，使倒退到封闭和不民主状态成为不可能。”（注：（英）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关于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每位学者的具体解释虽然略有差异，如“全面实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全面外交”以及“不同任何国家保持同盟关系”，但大部分人都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概括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并从多个侧面探讨了邓小平全方位外交战略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指出，中国外交从毛泽东的“革命外交”向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内政有了重大变化，“邓小平通过把中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创了中国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意义重大的转变”。（注：（英）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邓小平的外交着眼于维护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美）石池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还有的学者提出，采取全方位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中国领导人这样一种基本看法，即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改变，已经减少了外部对中国的战略性威胁和所造成的危险”。（注：（美）鲍大可：《中国是否将重蹈苏联覆辙：邓小平后的中国》，《国外中共党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
7、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外曾流传过中国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正在进行一场“非毛化”的运动的说法。1977年5月11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辞职书》，称中国是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但也有一批学者比较冷静，认为毛泽东留下两种不同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正确和错误两个部分，因而肯定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看清方向的时候，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的轨道上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这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他还写道：在我翻译《邓小平文选》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那部分。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这样，中国的团结与稳定得到了维护。
施拉姆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在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今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别。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则是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保证人们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而邓小平则强调，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
三、国外邓小平研究的方法和局限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因而绝大多数人对邓小平和其理论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客观多了。大多数学者开始注意从整体性上对邓小平和其理论进行评价，因而偏激、主观的评论有所减少。
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比较重视邓小平理论的独创性，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因而对邓小平观察事物的方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改革的步骤和经验等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另外，国外学者比较重视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的研究。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的生平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1949年以后邓小平的生活经历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在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取得了相当成就。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他们比较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既有历史纵向的比较，也有当代各国之间横向的比较；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的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的比较。他们不仅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进行比较，而且将邓小平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比较。甚至把邓小平领导的时期同法国的柯贝尔时期、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执政时期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进行比较。通过比较，阐述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理解。还有一些学者运用了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例如日本学者天儿慧1986-1988年间，在中国进行了两年多的实地考察，回国后完成了《中国改革最前线》一书。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另外，数量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在研究中也经常被采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外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从总体上看，由于国外研究邓小平的学者人数有限，掌握的资料有限，因而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缺少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厚重的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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