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父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父子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0；K8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0）—02—0100—05
梁启超早年从事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晚年潜心学术研究，著述宏富。他大力倡导输入西方新学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做到了融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揭橥“新史学”的旗帜，在多种学科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人类学专业，是中国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组织工作和科学发掘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本文试图以考古学为主要线索，将梁氏父子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的开拓功绩作为中心，考察中国早期考古学所经历的风雨路程，并冀图说明中国学术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
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2]。 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均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田野调查和发掘，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奠基性工作。
19世纪中叶，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son·Christian）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发展影响极大。1901年，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通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章“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议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科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人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有断然也”。[3] （中国史叙论）遗憾的是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了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已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作法，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逐渐形成一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学的发展而大为盛行，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铭文证经纠史，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真可谓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一时蔚为大观。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有精深的研究，先后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和文章。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者”，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及其著述。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证》、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还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也”；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研究范围扩大，考证的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诸器文字既可续，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笔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迹可稽焉”[3] （清代学术概论）。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6年10月20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济济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演讲，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他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的《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将其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了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地质学、人类学等）。梁启超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专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3]（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二、田野发掘：梁氏父子的共同追求
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这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帮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个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4]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此时，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也是梁启超精心安排的。世界范围的考古学发展迅速，而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却都是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 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 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因此， 梁启超计划让长子梁思成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是希望这些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专业能够扎根、生长。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永，谈到李济的考古活动时说：“李济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的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5]。 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史前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愿意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梁启超便为他作了精心安排，并提供了有关业务的统计资料。
192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两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高昂，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他说，会上李、袁二人“在演讲中说，‘他们二人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是非常努力才好”。殷切期望之情溢于笔下。梁启超在信中特别提到了这次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李济、袁复礼）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要他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梁思永果然接受父亲的建议，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时局的变幻使得李济筹划的同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的两次田野发掘都落了空。梁思永只好暂时任清华国学院的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其余时间便是在室内研究李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1930年以《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硕士学位，这是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很有分量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梁启超还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为梁思永创造条件，使其广泛涉猎与考古学有关的各种知识。1927年7月30日，他写信给陈仲恕， 请他指导梁思永：“小儿思永新自美归……渠所治为考古学，非博观实物，不能为功。归国一年，拟并力从事于此。玉器、瓷器、铜器三项，尤所最欲研究。敬乞吾公详加指陈，俾勿迷所趋。闻郭君宝昌为鉴瓷名家，不审公与之有交否？若能介绍清益，尤所企盼。其余各专家有可受益者，请公更为博思介见。公视小儿辈如子弟，想不有各也”[5]。 梁思永在归国一年期间，除了得到各位名家的指点外，更多的是跟从其父梁启超而得到的耳濡目染，朝夕聆教，使他获益匪浅。1928年8月， 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再度赴美。次年，梁启超便因病溘然长逝，父子俩再也没有见面，这一别竟成永诀。
三、梁思永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学成归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秋即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冬又转道通辽入热河调查，采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玉器等遗物。[6]此后，他又主持和参加了城子崖、 安阳殷墟等数处遗址的发掘。下面就他对龙山文化的研究和1934—1935年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发掘报告的撰写为中心，凸显梁思永在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建树。
1928年，我国学者吴金鼎到山东历城调查考古遗址，发现城子崖龙山黑陶文化。1930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委员会，由李济带队，对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次发掘。李济后来在为城子崖发掘报告所写的序言中，强调其重要性：“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构成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迹。”并说：“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要紧的成分必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城子崖黑陶文化“演绎的秩序和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以解决一大半了”。[7]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为考古学界找到了新石器另一体系文化遗址——龙山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第一次发掘仅持续了一个月，城子崖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远没有得到揭示。因此，1931年秋，梁思永受命主持第二次发掘工作。这次发掘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作一试验；第二是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遗址[8]（《城子崖序》）。 梁思永不仅参加了遗址的发掘过程，还负责整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一书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梁思永除了亲自撰写其中的几章外，还负责将全部稿件审阅和修改。此外，他又撰写了《龙山文化》一文，综合了鲁西、豫北、皖北、浙江等地龙山文化遗址的材料，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龙山文化的面貌，分析了其特征，预见到龙山文化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探讨了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联系。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龙山文化最精辟的一篇论文。由于梁思永为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因而对龙山文化的认识具体而深刻，代表了龙山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后，梁思永又主持了安阳后冈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小屯文化，从中找到了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具体层位关系，进而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梁思永根据发掘材料，写了《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6]两篇文章，第一次按照地层学上的证据， 确定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殷墟文化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第一次发现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叠压关系。这就是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层文化堆积”，为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
1939年，梁思永应邀出席了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用英文发表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的论文[6]。 全文共分五部分：遗址发现的年代及其在地理上的分布；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三个区域的划分；地层和年代；与殷商文化的关系。在全面概括了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之后，梁思永根据观察到的各地文化“相”的显著区别而呈现出的地区差异，将龙山文化划分为三个区域：即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而诸如山东西部的城子崖、豫东的永城和皖中的寿县，则处于文化接壤地带。针对当时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小屯商代文化的来源问题，梁思永指出豫北区的后冈二层才是殷商文化的直接前驱。“三区说”的提出，大大推进了龙山文化的研究，提高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
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在于：它纠正了安特生将仰韵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考古新方法的运用，也使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性，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安阳殷墟的发展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不仅规模巨大（共15次），而且收获甚丰。梁思永主持了五次，其中尤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这三次发掘安阳西北冈侯家庄王陵最为著名。发掘工程之浩大，发掘物之多，都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空前的。梁思永克服经济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以“超人的远见卓识及对实地情况的全面了解”[4]，圆满完成了任务，为殷商社会历史的研究，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李济评价道：“梁君是一位在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并且对于东亚的考古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两年来，他对考古组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较重要的贡献。”[9]可惜， 安阳殷墟的发掘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断了。
抗战期间，梁思永随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南迁，辗转南京、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历经颠沛流离之苦。但是，即使在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永也没有放弃研究工作。在昆明郊区的两年时间里，他初步审阅了侯家庄的发掘记录，并完成了发掘报告的初稿。梁思永的初稿还包括一个初步拟定的目录表：第一章：地理情况、位置和西北冈墓地之一般环境；第二章，发现记事；第三章，发掘；第四章，侯家庄西北冈的文化层和殷墓在地层堆积中的位置；第五章，大墓：总的叙述；第六章，大墓分述；第七章，小墓：总的叙述；第八章，小墓分述；第九章，遗物：分类叙述；第十章，装饰陶器的分析；第十一章，人骨；第十二章，动物骨头（包括鸟）；第十三章，晚期墓；第十四章，小墓分析；第十五章，殷墓在地层中的位置，列表分析；第十六章，出土物登记表。[4]梁思永写成初稿后，与考古资料放在一起，不久， 他又随历史语言所搬迁到四川南溪李庄，继续研究王陵出土的青铜器和石刻。正当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之际，不幸患了肺结核，被迫卧床休息。因此，侯家庄发掘报告的最后几章未能写完。抗战胜利后，梁思永到北京疗养，而西北冈的记载和实物被运往南京，后又迁到台湾，由高去寻在梁思永手稿的基础上编辑，注释，并用许多图版和插图修订，收入李济任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侯家庄》之中。这份发掘报告共六大本，到1976年才全部出齐，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和楷模。
梁思永关于侯家庄王陵的报告手稿条理清楚，内容全面，叙述精确，是这位天才考古学家对中国田野发掘报告的写作所树立的典范。倘若没有这本基本资料，高去寻根本不可能完成撰写侯家庄王陵报告的艰巨任务。这也是梁思永留给中国考古学的一笔丰厚遗产。
梁思永不仅在遗址的发掘、报告的撰写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卓有建树。考古学方法基石之一的类型学，就是由他阐释和实践的，用之于研究西阴村与仰韶之间无彩陶的关系。此外，他还认为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入手。为此，他在北京曾调查过工匠制造玉器的技术，并搜集工具标本。在昆明期间，他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了调查，从对埏泥、成型、烧窑等方面制造陶器的研究，到对农业灌溉系统和青铜器工业的考察，而这种观察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在安阳发掘中收集到的考古资料的理解。梁思永的这些做法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等地风靡一时的新考古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引入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验分析的方法等，可以说是新考古学一派的先驱。可是梁思永这些闪光的思想却没有写成文章，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尽管如此，梁思永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尹达说：“当时在考古发掘方法上，思永先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使中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中国田野考古的经验。”[10]夏鼎也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野外考古发掘方面自加入殷墟发掘以后，对于组织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的科学水平。”[11]他们都一致强调梁思永在田野发掘方法上的推进之功。
综上所述，由于梁启超对传统金石学的总结研究，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介绍，以及对田野发掘的扶持，加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李济西阴村考古发掘的实践，中国近代考古学得以发轫。总体说来，梁启超提倡有力，但因年龄、精力以及研究范围所限而实践不足。梁思永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以自己的实践对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贡献尤巨。梁氏父子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实有开拓之功，犹如夜空中两颗闪亮的明星，交相辉映，光照千秋。他们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与成就，薪火相传，体现了中国文化绵延久远的内在精髓。
收稿日期：1999—11—01
标签：考古论文; 梁启超论文; 梁思永论文; 金石学论文; 中国考古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物论文; 龙山文化论文; 李济论文; 田野考古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