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杂文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杂文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起，到1989年首届散文、杂文（集）授奖会在无锡召开，这十来年的杂文，我们简称之为新时期杂文。在这段期间，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杂文创作也是大丰收。严秀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导言》中说，解放以后“四十年中，真正有点象样的杂文呈现出来的，不过是1956－－1957年的大半年，1961－－1962年的约一年半，加上1979－1989的十来年，即一共约有十三、四年时间是杂文比较兴旺的时期”。“这当中最后的十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作者最多，佳作也不少”。严秀还引用了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杂文（集）评奖委员会主任唐弢在1989年春答《人民日报》记者的一段话：
我觉得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确实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可以这样说；比起鲁迅时代，此起建国后至1978年这一时期，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都有突破。我个人认为杂文比散文突破得更多一些。（4月20日《人民日报》）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在无锡授奖、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也认为新时期杂文的成就比散文更为突出。它以其思想深邃、忧国忧民、爱憎分明、针砭时弊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以邵燕祥为代表的一批杂文家的杂文，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力量，显示了人民作家的良心和胆识（5月2日《人民日报》）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意见。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这些评价，认为“被人设法超拔为上乘，给予大褒奖”。是是非非，最有权威的是读者，是历史。
二
本来思想被禁锢久了，“臣罪当诛兮吾皇圣明”经念惯了，有用的货色不多，经作者、编辑、总编辑层层加码地七折八扣，可以在报上说的话还剩下几句？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两年，打得响的杂文实在不好找。
真正打响第一炮的，是老将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文章描述了鬣狗的猥琐德性，由此而谈到“四人帮”横行中国时着实出现了一批鬣狗式的人物。而“鬣狗式的亦步亦趋，讲穿了也很可怜，不过是为了‘分一杯羹’，舔一点人骨头的碎骨肉屑，就践踏一切原则，在所不惜了。”虽然，后来杂文家们还赋予鬣狗式人物种种别的称号，却似乎都不及鬣狗的深入人心。
鬣狗和他们主子的种种既横蛮又愚昧的种种罪行，始终是杂文家控诉的目标。岑桑《太阳的故事》让人们知道，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太阳”这个字眼下，有多少人莫名其妙地蒙冤受屈（顺便说一句，我当年半靠边站被发配去折来稿，其中一篇关于科教片《毛虫》的大批判文章，就伟大神圣的“毛”字竟与反动透顶的“虫”字连在一起而上纲上线，看去简直可以吓死科教片的制作人），甚至死于非命。而张志新就义之前竟被割断喉管，这种丑闻一经见诸报端后，全国各地几乎都有文章对这种兽性的法西斯暴行予以声讨，其中以虞丹、公刘写的最动感情。陆文夫《奇特的问候》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这场浩劫给人们、特别是文艺界带来的深广灾难：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竟是：“啊，你还没有死！”使人想起明朝那些大臣每天早上上班时得同家人诀别、晚上下班后全家团聚、庆贺又多活一天的那种情景。
光是揭露、控诉，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探讨。杂文家们指出，“文革”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陈虞孙：《“还我头来！”》）。而脑袋之所以失去，是“文革”前十七年对知识、知识分子仇视和禁锢的必然结果。在把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混为一人的文化长官领导下，人们明知那是错的也不敢改过来以至跟着错下去（陶雄《颜渊想到的》），而“扯虎皮当大旗，披的是名为‘马列主义’华衮”的凡是派提倡迷信，提倡盲从，推行“愚民政策”也有很大的功劳。当务之急，“是狠下一番发掘、打扫工夫，大家遇事多动一动脑筋，通过革命实践，用科学的巨手去揭去他们身上披挂的那套法衣”（吕剑：《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
思想一开了窍，《国际歌》同《东方红》的矛盾和个中内情，先后被周修睦、吴有恒拆穿了。在延安呆过深知内情的吴有恒的文章发表后。转载甚多。人们从中知道，《东方红》这首本来是颂扬刘志丹的民歌变质的过程，也即是某些人有意作伪，把人神化的过程。
在浩浩荡荡的解放思想运动中，尽管仍然有人持保留乃至反对的态度，然而多年来被遗忘的封建与愚昧这号中国最主要，最不容易彻底消灭的思想敌人还是被重新推上了审判台。邵燕祥《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应当说是最明确的第一声：“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确实，我们的种种灾难，不是由于缺少好皇帝，而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出真龙天子即好皇帝；好皇帝求不到，则希望哪怕自己能遇上一位“包青天”；“青天”也求之不得，最后只好把命运交给神仙菩萨，希望来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一点，毛泽东指出过，邓小平也谈到过；但是，由于根深蒂固，远远不是一两篇文章，也不是一两场讨论可以解决。何况，自从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我们被告知，主要的敌人已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张牙舞爪等待复辟的资本主义呢！
封建愚昧得以畅行无阻，很大程度又与它以“革命”、“左”的面目出现有关。秦似《漫谈左右》和吴祖光《“右”辩》从这方面揭穿它的老底。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拜左教”。这种“拜左教”的信徒，就象“两只眼长在左边的人，总把正的东西叫做右”（秦似）。吴祖光则理直气壮地为“右”辩护。他和秦似等人一起呼吁：“左”的阴魂未散，“拜左教”和“恐右症”不除，势必成为中国前进的阻力。邓小平最近说，主要是防“左”，诚然如此。
人们还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封建主义的愚昧和丑陋。王若水《“法权”和特权》剖析张春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不仅谬误百出，而且目的是维护封建阶级特权。蓝翎的《拉祖配》，舒展的《处级和尚》……光是它们的题目，就已经揭示出封建主义幽灵的怪诞。从一个个具体事例揭封建主义老底的文章，包括清除自己灵魂之中封建主义的毒气和鬼气的杂文，这一时期发表的很多。
“四人帮”被粉碎后，社会风气一度稍有好转。但是，隔不多久，腐朽细菌就找到了附身之处。改革开放一来，封建特权很快就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更加危险的是，被卷入的，除了潜伏的“三种人”或准“三种人”外，还有昔日“三种人”的批斗对象，后一种人在一度失去权力的磨难中，倍感权力的重要和“过期作废”的严酷教训，于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警言，趁着自己复出的机会，把过去失掉的加倍地夺取回来。这是很让刚从“四人帮”魔掌下解放出来的老百姓失望的。老烈的《小花还活着吗？》呼唤人民对电影《小花》中那位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小花和她们同时代灵魂的觉醒。文章发表于1980年4月，如果不是最早，恐怕也应当说是较早对“对不起小花”的人的警告吧？反腐败的杂文，可以说贯串了整整十年，仍方兴未艾。只要有腐败，就会有反腐败的杂文，杂文皇帝想禁却禁止不了。
可以自豪地说，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家在这十年里忠于职守，无愧于鲁迅继承人的身份。在许多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杂文家大都是率先站出来说话的人民代言人。在这里，不要说一一介绍，即使一一列举，也很难不挂一漏万。
三
《随笔》（1992年第3期）上梁秉堃的《解答带来了沉重》，是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文章谈的是曹禺。1983年春天，曹禺把画家黄永玉给他的信读给美国著名剧作家《推销员之死》作者阿瑟·米勒听。信中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象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客人不懂曹禺这一手是什么意思，陪客人的梁秉堃懂得这封信是敲打在曹禺心上一把无情的铁锤，促使他回顾后半生的创作道路。
平心而论，黄永玉对曹禺的指责过重了一些，把责任都推到曹禺头上，显得有“责备贤者”的过头之处。除此而外，曹禺的遭遇很有代表性。回顾一下解放以来这四十年的文艺界状况，在解放前已经有过卓越成就、写出过不少优秀作品的作家，在解放后十有八九是成绩平平，有如黄永玉形容的一个个似乎都象贾宝玉失去通灵宝玉之后那样没了灵性。这当然不是作家本人的过错，而是老从文艺界开刀的、以大批判开路的没完没了的运动使得他们或者“心弄得都不敢跳动”，写出一些没有灵气的遵命作品，或者灵气稍一冒头就被打成“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去伐木，似乎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产生出新时代的大作家。哪怕鲁迅也不例外。不是早就有人宣布鲁迅杂文过时了吗？
因此，巴金在“文革”后终于写出了一厚本《随想录》，这是在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解放后，巴金也写过一些作品；但是，请恕我无礼直言，除了一些杂文偶尔讲出一些人的心里话外，不少作品也与黄永玉评曹禺作品的话相似。只是在打倒了“四人帮”，“左”的那一套开始被唾弃了，才有了产生《随想录》的社会条件。
《随想录》将是一本不朽的书。在这本书里，充满了对“文革”时代灭绝人性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严格地剖析自己、鞭挞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号召并且带头讲真话。诚如丹晨所说，《随想录》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痛苦的结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必将受到后人的注意和研究，尽管有人挑剔和讨厌，《随想录》却不会消失。
如果说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杀伐了一切作家的灵性，恐怕也未必确切；运动也会造就出意想不到的作家。
吴有恒就是一个很值得介绍的人。
在解放战争中，吴有恒是粤中纵队司令员。解放后，他任粤中地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作为司令，他能打仗；作为地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他很称职；1956年在高级党校学习，他在北京《大公报》发表过几篇颇有影响、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不同观点的经济学论文；……谁知道，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吴有恒是将军？是高干？是学者？1957年一声霹雳，吴有恒在反地方主义中中箭落马，降级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闲来无事，吴有恒开始写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写小说，写戏剧，写散文，写旧体诗，也写了大量杂文。
将军之所以成为作家，看似偶然，其实也并不偶然。早在三十年代，吴有恒就在香港、广州发表过文学作品，在打仗中更不少写旧体诗。老烈说“他的杂文，古今中外，自由驰骋，纵横捭阖，随意耕耘。不论诗词歌赋，轶闻掌故，还是谜语笑话，民谣谚语，信手拈来，皆成文章，略加评点，尽是珠玉”。我以为说得很好。
以创作年龄计，七十以上的算老杂文家，那么，六十上下的这一批，应称为中年杂文家。这批杂文家，可以说是杂文界的主力。把他们的名字开列出来，可以是一大串，这里谈谈这批杂文家的代表邵燕祥。
燕祥在解放前就开始创作，五十年代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但是，他和一批有思想、有见解的知识分子一样，在那样的年头必然会“扩大”进“分子”中去。从此，他被列入“另册”达二十多年。他重新出现在中国文坛的时候，引人注目的似已不是他的诗而是杂文了。诗人而转向杂文，燕祥不是唯一的；但是，成就最大的是燕祥。也许是诗人的素质在起作用，燕祥的杂文相当多是美文。娓娓道来，妙句连篇，象散文诗；表面没有某些杂文家拍案而起的冲劲，但却是棉里藏着金针。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美文中所体现出燕祥的思想和人格。何西来说得好，“邵燕祥很看重一个人的人格，推而广之，及于党格、国格”。“他的杂文被称道，也主要在于格调和风骨，在于从此中透出的真情性、真人格。他崇理性、重真诚、有胆识。”在这十年的杂文创作中，相当一批杂文家以宣传科学、民主为已任，把匕首、投枪指向专制、愚昧。这本来就很让某些人讨厌，似乎反封建、反“左”就是反对他甚至即是反社会主义或最少也是留恋资本主义，而燕祥的思路，往往比别的杂文家更多上一个台阶，因而更显得“可恶可恼”，更成为某些人心目中主要讨伐对象。其实，这正是燕祥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
他的《论不宜巴望“好皇帝”》，是在一些杂文家以唐太宗、魏征作为楷模的时候写出来的；当“新权威主义”以一种“新观点、新思潮”的面貌出现并似乎颇有市场的时候，燕祥道破了这种样子新而其实旧的实质，指出所谓“开明的专制”，其实同法西斯一个调调。《“娘打儿子”论》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佳作。它揭穿了某些冒充“娘”的“整人有理”招数。果然，当被打的某些“儿子”熬成“娘”后，同样挥鞭去打别的“儿子”。在燕祥文章发表后的类似事实，证明燕祥早就看透了这类论客的内心世界。至于他关于“领导闹事”的发现，则更是如何西来说的，“石破天惊，让人茅塞顿开”。
与其焉不详，不为略而不谈，广大杂文家群的不同风格，不同成就，这里就不去谈它了。
四
在杂文史上，乐秀良的《日记何罪！》带来的后果很值得记上一笔。
1979年8月4日和11月21日，乐秀良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两篇反对以日记定人罪名的文章：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即使有某些偏激或错误之处，它一无宣传，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因日记被抄家、批斗、判刑的冤案应当彻底平反！法律应当保障公民记日记的权利，保证日记的作者不再成为思想犯！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十八个省市给乐秀良寄去三百多封信，一字一泪地向他倾诉自己或别人因日记罹罪长期得不到平反的事实，向作者伸出了求援的手。乐秀良尽自己的可能，帮助一些人得到平反，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廖沫沙）。谁也不会相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神话。乐秀良这两篇文章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已经很出人意料之外了。乐秀良说得好，“如果没有三中全会的胜利，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你们的问题不可能解决，我的文章也根本不可能发表。”需知，不仅日记中的“反动言论”可以定罪，小说中反面人物的话可以当成作者的思想定罪，就连未见诸文字，只是在向党交心时暴露出来的“反动思想”也可以定罪的。乐秀良这篇杂文所能起的作用，一是由于刚好碰上时候，二是乐秀良乃新四军老干部，可以利用他的关系为“秦香莲”做点事情。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发表在《河北文艺》上的《“歌德”与“缺德”》的批评。这是一篇“帮”味十足的鸣鞭文字，杀气腾腾地挥向刚从“四人帮”的锁链中解脱出来的文艺家。
此文发表之后马上遭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杂文家的强烈反击。那结果却出乎杂文家们的意料之外，这位力主“歌德”的作者，很快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竟接连写了几篇他批为“缺德”派的正经点的作家不屑一为，确实缺乏基本道德准则的肮脏小说，成了一个不打引号的缺德派。章明在《剑花小集·关于“歌德”及其他》的附记中说得好：“此事极其鲜明而生动地告许我们：某些打着极左旗号的人，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又以‘自由化’的面目出现的，但看早晚时价不同、各样货色齐备。”事情确实如此，“左”派中除了那些虔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值得同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之外，还有一种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却不信马列主义、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登龙术的人品卑劣的政治倒爷。
关于“歌德”与“缺德”问题，在杂文理论上常常夹缠不清。其实，歌颂也好，暴露也好，并无矛盾，更谈不上对立。说“四人帮”大闹十年之后形势大好，不是歌颂，是撒谎；说1982年党风已经好转，也不是歌颂，是拍马。同样，暴露“右派分子”的“恶棍”嘴脸，同暴露贪官污吏更是南辕北辙。歌颂张志新，“歌德”派未必喜欢；暴露别人从未有过的“罪行”，又是“歌德”派的惯技。可以写歌颂性的杂文，也可以写暴露性的杂文，问题在于歌颂不是粉饰太平，暴露不是诬陷忠良。就杂文这一种文艺品种来说，如同漫画、相声的所长是讽刺与幽默一样，杂文的主要方面是批判，是针砭时弊，因而它的主攻对象不能不是社会的阴暗面。
正因为这样，杂文往往为那些把黑暗当作光明的人所讨厌。新时期的杂文史，不少这类因揭露某些人的疮疤而被讨伐的事情。
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章明的《吃运动饭》的遭遇具有典型性。冯英子《要一点移山精神》遭到棍子则更是莫名其妙。巴金《随想录》的被批判，对新时期杂文界和文艺界、思想界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有一位台湾杂文家柏杨引起的“《丑陋》的风波”值得一提。
1986年秋，《丑陋的中国人》港台版已在大陆广为流传，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也看过并讲过几句有限度地肯定这本书的话，一些报刊也予以较好的评介。大陆的几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排印。年末，《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严秀、牧惠、弘征为湖南文艺出版社写的《丑》书《编后记》，很快就被湖北的《书刊导报》转载。但是，也正是这个时候，这本书一夜之间变成了“坏书”。一位市委副书记越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部门宣布：在大陆谁敢卖这本书，他就叫人去封谁的门。批判柏杨和《编后记》的文章纷纷登场，罪名无非是柏杨丑化了中国十亿人，否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爱国乃至卖国，崇洋媚外……等等等等，甚至人身攻击，骂柏杨为“民族的败类、白披了一张中国人的皮”。其实，加在柏场（同时也扣在《编后记》作者）头上的这些罪名，如果不是没有全读就是没有读懂柏杨这位爱国者由于太爱祖国而说出了一些貌似偏颇的话语。这场风波之所以发生不足为奇。它说明那种闻风而动、先有结论后写文章的贯性运动规律仍在起作用，也反过来证明柏场言之至当。但是，时代到底不同于“文革”和“文革”前了。尽管一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被批判者仍然据理力争，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反驳这些怪论的文章。牧惠的《柏杨与阿兰·德隆》，可以说是给这场风波画上个句号。
五
这一时期在杂文理论上的分歧，较为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建立在鲁迅过时论基础上的刘甲新基调论。严秀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的〔附录四〕《关于一个“新”杂文理论问题的资料》中，对“新基调”已经作了全面的剖析。有严秀这篇化了一年多时间写出来的文章，“新基调”的底牌已被全部亮出，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
把新基调论调同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有关段落对比来研究，读者当不难发现，尽管在某些地方新基调论者羞羞答答地附加上几句“但是”，它的同情明显地站在讨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种种“分子”一边，站在歌颂给我国带来严重恶果的大跃进一边。
除此之外，还有吴方的危机论，也引起杂文界一些人的关注。
应当说，吴方《当代杂文“生死”观》（见天津《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2期）中提出杂文有“言之无文”、“直、露、浅”的毛病，杂文“总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提出有一定意义、值得思考的问题来，方能在社会中肯定自己的存在”等见解，是正确的，抓住了某些“杂文”的要害。但是，把十年来的杂文都估计成似乎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没有读者，“其价值可有可无，岂不同死了差不多”，则显然是偏激之言。
六
杂文是不是存在的危机呢？
排除客观环境的因素在外，杂文界本身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危机。吴方指出的“直、露、浅”是一种说法；严秀指出的“浅、浮、空、散、板”是一种说法；李恩柱又有他的说道：“单以杂文给人的感受来说，它产生的美感源泉的单一，就常使人慨然长叹，思维方式的老化僵化，文章显露的作者文学素养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危机的内涵。”此外还有。我读过不少近年出版的、编成书的杂文，经过反复比较，深深感到有相当一批杂文作者的作品，思想深度或艺术感染力都比较低，有的甚至同杂文不搭界。
“浅”、“浮”、“空”，大概属于思想性方面的毛病。小题大作、就事论事，几乎同读者来信难以区别，这是一类；一窝蜂地重复热门话题，了无新意，又是一类；至于那些摆出教训人的架势，宣传陈腐过时的乃至“左”得可厌的滥调，则更是下下得不仅浅而且谬了。真正的杂文家，最好是思想家，最少也应当是有自己头脑善于独立思考的、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战士。有些杂文作者，往往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做学问和向社会学习上，而是全力从报刊或干脆从别人的杂文中找题目好随行就市做文章，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作品根本谈不上深度和广度。这类文章哪怕是写了上千篇，靠关系出了一本、两本乃至七本、八本“杂文集”，恐怕也难有一两篇精品。
所谓“散”、“板”，无疑指的就是有无艺术性，有无杂文味。
本来，在杂感、短评之中，历史上就有属于文艺范围的杂文和属于时评、短论之类的新闻评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解放以后，从冯雪峰开始，认为带刺的杂文（贬称为“鲁迅式杂文”）已经过时，而且往往一出来就遭到打击，使得人们把写杂文视为畏途；与此同时，以思想评论面貌出现的、以马铁丁为代表的短评广为流行，几乎许多报纸都有自己的“马铁丁”。这样一来，就树立了一种缺乏艺术性的杂文模式。有人概括这类文章的特点是：“调子过于严肃庄重，多用标准语言而少有‘闲笔’，缺少情感色彩，缺少风趣；行文径直从正面入题，没有曲折迂回，不善旁敲侧击；意境不够深遂，内容一览无遗，少有出人意料的借题发挥和探幽、发隐；口气居高临下，代表组织讲话或传达上级精神，不见作者个人见解；议论显得求全求稳，有隔鞋搔痒之感，等等。”看来是比较贴切的。
这种缺乏艺术性、杂文味的文字，自有它产生的原因和特殊的价值；但是，它们不是杂文，不能称为杂文。有的人，一方面要求杂文向这种时评靠拢，一方面又埋怨他们的文章遭到“文学殿堂”排斥，其实大可不必。
全国作协不仅吸收了一批杂文家加入作协，还曾经有过让杂文家有自己组织的设想。问题是，有一种理论和实践使劲地把杂文从文学中往外拽。1987年出版的《新基调杂文浅探》有一段话颇有代表性：“杂文就其表现形式来说，虽然接近文学，但就其文体的实际来说，则更近于评论。应该属于议论文类。所以瞿秋白称它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而并不称它为‘论文性的文艺’”(110-111)页。严秀在摘引了这段话之后接着指出：“这里他同瞿秋白同志的胡搅蛮缠不去管它了，但它斩钉截铁地不把杂文当文学对待，直接了当地称之为‘议论文类’，倒也干脆省事。”此论对极，它为我们找到了某些“杂文”进不了“文学殿堂”的秘密。
因此，杂文要被承认是文学，首先是它必须是文学，必须有艺术性、形象性和杂文味。也就是说，杂文家应当是作家。同样，小说家、戏剧家、画家而又写杂文的很不少。王蒙、陆文夫、谌容和陈白尘、沙叶新、黄宗英、吴祖光、魏明伦以及黄永玉、黄苗子、韩羽、方成等都是。由于厚积薄发，他们的杂文往往比一些杂文专业户写得更好。有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小说、剧本也不乏杂文味，更不用说漫画与杂文的难解难分了。它们从侧面证明，杂文是文艺的一个品种，同小说、戏剧、漫画是一家。能不能进入“文学殿堂”，得从自己这方面寻找原因，更需要警惕那些鼓励杂文同文学分道扬镳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