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翻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译学借助于语言学、文论、哲学理论等不断丰富自身，建构了多种翻译理论，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仅就语言学理论而言，翻译学就根据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转换生成等学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理论。Toury曾指出“Theory formation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never been an end in itself.”（翻译研究中的理论建构永无终结。）（1988：11）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下文简称CL）的迅猛发展，它们也辐射到了翻译研究之中。1995年召开了“口笔译认知过程”国际研讨会，1997年出版了同名论文集，这标志着“翻译与认知”的跨学科研究正式开始，既推动了翻译理论建设，也为认知科学开拓了新领地。
Shreve & Angelone认为，翻译的未来方向为“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且在近期将会硕果累累（2010：1，12）。Halverson指出，我们必须明确地沿着认知理论向前发展翻译学（2010：353）。Martin也持相同观点，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直接提出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主张在该学科中尽快建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研究（2010：169）。与该术语类似的表达还有：cognitive translation theory， cogni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cognit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等。他在文中论述了“体验性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情景性认知”（Situated Cognition）和“分布性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之间的关系①，这与我们（2005，2007）近来所论述的“体验认知观”（简称：体认观）颇为相同。
我们知道，翻译的文化派划分了“人文方法”与“科学方法”，且将翻译定位于前者，而Martin则倡导“科学-人文视野”（Scientific-humanistic Spectrum），即将这两大类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翻译，既可用定性的方法，也可用定量的方法。（参见仲伟合，2010）
笔者曾于2005年在《中国翻译》上根据Lakoff、Johnson、Langacker等所倡导的GL基本原理在国内首先论述了“认知翻译观”，初步阐述了从GL角度建构翻译理论的思路。笔者（2008）还运用GL中的“体验观”和“识解观”分析了同一首唐诗“枫桥夜泊”的40篇译文，发现：这些译文之所以有共通之处，是因为这些译者，与汉民族其他成员一样，与张继享有大致共通的体验和认知，这就是“体验普遍观”；这些译文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这40位译者各自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因而择用了不同词句，体现了人文主观精神。
二、认知翻译研究的理论来源
（一）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主要探讨大脑奥秘、思维规则、认知过程、人工智能等，其内部还可细分出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第二代认知科学：前者属于客观主义哲学；后者属于非客观主义哲学（王寅，2007：16）。国内外翻译界当前所热衷的翻译过程研究就借用了认知科学中若干方法和成果，如记忆结构（Memory Structure）、信息储存（Information Storage）、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检索与加工（Retrieval & Processing）、认知参数与维度（Cognitive Parameter & Dimension）、运作框架（Operational Frame）、心智模型（Mental Model）、元认知（Metacognition）、联通论（Connectionism）、出声思维（Think Aloud）、表征层次（Representation Level）等问题。翻译界还借用认知科学中若干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如眼动跟踪实验（Eye Tracking）、事件相关定位（ERP）、正电子断层扫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神经成像技术（Neuroimaging）、口头报告法（Verbal Reports）、按键记录（Keystroke Logging）、词句翻译反应时等（Hansen，1999；Tirkkonen-Condit & J
askelinen，2000；Alevs，2003）。Hansen（2010）还认为，在翻译过程的研究中应当倡导“整体描写法”（Integrative/Holistic Description），将“经验科学（数据调查）”与“文科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这与上文所述及的Martin的观点相吻合。
（二）认知语言学
乔姆斯基于20世纪中叶虽开辟了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先河，但又坚守“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等客观主义哲学立场来建构语言理论。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CL，是对乔氏革命的又一场革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语言的“体验观、差异论、非自治观、单层论、非形式化”的研究进路（王寅，2011：§3），开辟了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新理论框架。
我们曾将CL的这一核心原则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即语言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我们所大力倡导的语言的“体认观”，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互动体验），又有主观因素（认知加工），且总结出十数种基本认知方式，如：互动体验、意向图式、范畴化、概念化、认知模型、心智整合、识解、隐转喻、关联等，尝试运用它们统一分析语言各层面（王寅，2007：14）。我们认为，运用CL的核心原则来对比两语言之间的异同，发现其背后的认知机制，这将有利于我们从认知角度进行语言对比研究，也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翻译过程，这也是认知翻译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
人们都会同意“翻译是一种认知能力”的说法，因为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译者兼作者的认知方式，而CL意在揭示人类的基本认识能力和方式，这对于解读翻译过程，无疑是一剂妙方，必将有助于深刻认识翻译的本质。因此，如下说法不会为过：对认知能力和方式的研究将在认知翻译研究中最为重要。
三、认知翻译研究之我见
Martin虽提出了认知翻译学，但认为当前该学科尚处于前范式阶段，还未建成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且呼吁同仁们继续努力（2010：169）。本文受其启发，尝试在笔者（2005，2008）以往论述的基础上，再次运用体验哲学和CL的基本观点论述认知翻译研究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一）CL核心原则与翻译创造性
Martin（2010：177）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模仿”。据说，他受到了Langacker（1987）“理解具有创造性”这一观点的影响。说其具有模仿性，是因为翻译毕竟是翻译，它还不同于原创作品，要尽量真实地传递原作者和原作品的原信息，将译出语的思想用译入语“模仿”出来，即译界所说的“再现性”。
说其具有创造性，是因为在翻译的模仿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完全模仿，译者主体性地位毋庸置疑。我们知道，翻译首先是个“理解”问题，而根据后现代哲学的观点，理解并不是按照原样解码符号所传递的信息，而是必然要烙上理解人的主观因素，甚至还有后现代学者认为符号本身无甚意义，是读者赋予符号以意义。因此，不同人对待同一语句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Langacker所说的“理解具有创造性”。据此，翻译必然会具有创造性（王寅，2005）。我们认为，翻译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既要模仿，又要创造，在模仿的多个维度上允许有各种差异。这样，翻译一方面要传递原作者的信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译者的立场和观点，这就是王宁（2011）所说的“再现性改写”、“创造性再现”、“相对创造性”、“超越字面的‘信’”、“创造性忠实”，追求“人本主义”与“文本主义”之间的平衡，当取“解构兼建构”的思路。现借用上文述及的CL核心原则对其做出合理解释。
A和B两民族基于对自己所在的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之后分别形成了语言A和B，在将A语言翻译为B语言时，一方面要考虑到A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和现实社会等因素，同时又要兼顾到B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和现实社会等因素，完全对等的翻译并不存在，完全不能翻译的东西在理论上也是没有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这个现实世界中，且人的感知器官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必有若干共通之处，否则我们就不能相互交际，翻译也就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玄幻之物。据此，我们（2005）提出了“体验普遍性”，它是我们人类能够互相理解和翻译的大前提。当然，各个民族也有自己认识世界的习惯方式和文化模式，这就决定了各语言表达中必然要有自己的特色。
正如Martin所指出的，翻译通常包含“模仿原作”，但模仿常常是行不通的，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差异，也因译文在新的交际环境中为不同受众所用，此时就不得不采用意译或其他办法作变通处理了（2010：177）。因此，学习翻译，就是学习如何通过模仿，且在常规限制下开发创造力。（Toury，1988）
一般说来，在地缘上靠得近的民族，他们之间的语言差异可能会小一点；在地缘上离得远的民族，语言差异就会较大。因为在图1左端的“现实”中还蕴含“社会文化因素”，若其差异较大，必然会导致图1后两个要素“认知”和“语言”产生较大的差异。如汉民族与英民族分属东西方文化，两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的翻译就比在英语和法语之间的互译要难。
（二）范畴化与词语对等
CL认为，“范畴化”（Categorization）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一个物种要能生存于世，就必须掌握范畴化能力，区分出周边环境中适宜或不适宜居住之处，有用与有害之物，这一认知原则同样适用于语言和翻译研究。因此，许多认知语言学的教材和专著都是从“范畴和范畴化”开始的，如Lakoff（1987），Taylor（1989），Ungerer & Schmid（1996），Dirven & Verspoor（1998）等。
“范畴化”属于图1中间的“认知”的阶段，不同民族对于相同外界可能有相同分类，也可能有不同分类，若是后者就会造成理解和翻译中的困难。如在澳大利亚Dyirbal土著语言中将“女人、火、危险事物”同置于一个范畴之中，用一个单词balan来表示，而在英、汉语中它们分属三个不同的范畴，要用三个不同的词来表示。（Lakoff，1987）
英、汉两语言中词语完全对等者十分稀少，大多是概念部分交叉，如汉语中“打”、“吃”等与英语的strike、eat仅有部分概念重叠；有时是英语词语概括化程度高，如hair相当于汉语的“头发、毛”；有时是汉语词语概括化程度高，如“空”包括英语的hollow、empty、sky、in vain、free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陷阱”。如听到有些学生将“今天你有空吗”译为“Are you hollow today？”不禁令人啼笑皆非，似乎在说人家没心没肺？又如一个十分简单的“again”还常有人译错，该词的意思是“将做过的动作再做一次”，如“你再吃点！”被误译为“Please eat it again.”难道要将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再吃进去？这些细微之处值得我们下点工夫。
CL中的激进构式语法（Croft，2001；王寅，2011）认为：两语言找不到一个完全相同的构式，相关构式常常是相互交叉，错综复杂，足以可见学得地道外语之艰巨性。激进构式语法对于翻译的启示是：翻译时不可能是对号入座，常须做必要的变通，这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文述及的观点“翻译具有创造性”。
（三）突显原则与原型理论
Baker通过比较若干原作、译文、母语作品，提出了“翻译普遍特征”（Translation Universals）这一术语，且运用“可对比语料”（Comparable Corpus）加以验证，如用译自不同语言的语篇（如译自不同语言的中译本）来说明这一现象。她认为，在原语篇中没有的，但出现于译文语篇中若干典型的语言特征（既不是来自译入语，也与母语作品的特征不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主要包括：（1）简单化：译者会潜意识地简化语言，或信息，或两者；（2）明细化：译文倾向于将有关信息作详细说明，常会增添背景信息；（3）常规化：倾向于用译入语的典型句型或方法翻译原文，甚至译入语特征达到了十分夸张的地步；（4）中庸化：译文倾向采取“取中”原则，舍弃边缘，移向连续体的中心。（1993：243）
Halverson（2003）也发现了译文语篇中的一些“普遍特征”，且提出了“引力假设”（Gravitational Pull Hypothesis），认为Baker等指出的上述现象可用突显原则和原型理论做出合理解释。我们认为，Baker这里所说的诸如“简单化、明细化、常规化、中庸化”等译文的语篇特征，虽与母语写作特点有所不同，但也不无关联，如“常规化”，就受到了译入语特征的影响，取决于译文读者对象。如英译汉时，译者常在翻译过程中“突显”受众对象，尽量让译文能被中国读者读懂，且能读得流畅，这依旧烙上了“读者中心论”的印记。又如“简单化”也是如此，通过“化繁为简”使得复杂表述或难以理解的信息变得通俗可读，免得译文拗口和龃龉。至于“明细化”，也是为了使受众能读懂原作，增添一些缺省的背景信息（特别是相关的文化背景），以保证读者能明白其义。如英、汉语分属两个语族，且文化差异较大，一不小心就可能产生误解，译者可采用很多方法（如在正文中适当添加词语，或用脚注）填补“信息空缺值”。
至于“中庸化”，正是原型范畴理论在译界的翻版，尽量选用典型的词语和句型，而不必用过于生僻词句或古语表达，它们属范畴的边缘用法。因此我们认为Halverson（2010：351）将Baker的研究结果归结为“突显”和“原型”是可取的。
但Tirkkonen-Condit（2001，2004）也发现与“常规化”相反的情况，有些译文中的译入语特征“表现不足”（Under-represent），她（2004，2005）还进一步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数据验证。Eskola（2004）也赞成她的观点。
（四）隐喻、转喻
CL认为，人们通过“身体”和“空间”进行互动体验之后便形成了若干基本概念，然后通过隐喻和转喻机制将其扩展到其他概念域（特别是抽象概念域），从而形成了人类当今复杂的概念系统。语言中大多数单词和构式（词层面以上）都可根据这一思路建构出历史进化的语义链。（Taylor，1989）
Martin指出，概念隐喻对于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具有关键作用（2010：171）。这就是说，在进行跨语言翻译时，隐喻、转喻机制也是不可避免的。如英民族常用“He eats no fish”表示“忠诚”，这其中就运用了“以具体事件喻指抽象概念”的隐喻机制；在汉译时，因汉语无此文化背景，须再次将这一“具体事件（不吃鱼）”隐喻性表述为“抽象概念（忠诚）”。可见，英汉两民族在表述和翻译这一概念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隐喻过程。若在汉译时未运用隐喻机制，直接处理为“他不吃鱼”，则不能有效表示原义。
正如上文第2点所述，英、汉语的词汇大多具有交集特征，意义仅部分等同，这就是造成“部分代整体、部分代部分、整体代部分”转喻机制的认知基础。例如英语单词bird flu，聚焦于流感的过程，通过bird传染，而将其译为“禽流感”时，则突显了流感的结果，家禽得了流感。从“过程”到“结果”，这是一个连续性整体动作的两个相连的部分，用一个部分代替另一个部分的翻译所体现的正是转喻机制。
又如在《枫桥夜泊》40篇译文中，翻译“月落”大致有两类：
（1）过程，如moving down（westwards）；
（2）结果，如at moonset。
两者都反映了“月落”这一整体运动的局部情况，前者突显“过程”，后者突显“结果”。再说这“对愁眠”中的“眠”，40位译者更是五花八门：
有人聚焦于开始阶段，译为feel asleep；
有人聚焦于中间过程，译为lie或fall into sleep；
还有人聚焦于结果，用at sad dream来表述这一信息。
它们分别突显了“眠”这一整体动作的不同阶段。还有“夜半钟声到客船”中的“到”，在译为英语时：
有人突显“过程”，译为come to；
有人突显“结果”，译为reach，arrive。
可见，在翻译“运动动词”时，译者可有多种选择，或起始点，或过程，或终点，这完全取决于译者的理解和偏向，无对错之分，仅有突显之别。
（五）参照点
Halverson的“引力假设”认为，“过分表征”（Over-represent）或“表征不足”这两种情况在翻译过程中都存在（2010：352）。他虽提到了“引力假设”问题来自于Langacker（1987，1991）所创建的认知语法中的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音义配对体）和图式网络（Schematic Networks），但我们觉得这一论述过于笼统，可借用“参照点”和“突显”做出更为合理和明晰的解释。
译入语特征的“表征过分”（即常规化）或“表征不足”这两种情况在译文中都有，这实际上与译界常说的“归化”与“异化”问题基本相同。前者相当于意译，将外国语言信息和文化因素归入到本族体系之中，充分彰显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常以其为参照点对原文作一定或较大的改写，如在“外译汉”中就指外国作品的“中国化”，过多体现出本族语言和文化特征。如林纾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自己虽不懂外语，但通过与懂外语合作者的口述实施了对原文“归化式”的语言暴力，将多姿多彩的原文风格一律变为林纾风格（王宁，2011）。后者相当于直译，将译出语及其文化内涵以近乎本来面目的方式呈现在译入语中，本族语言和文化表征不足。
这一现象可用CL中参照点做出合理解释，即翻译时究竟参照了哪种翻译理论、语言体系和文化标准。如若参照读者中心论，就应当充分考虑到读者对于译文的感受，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原作者的原意图，上文述及的简单化和明细化都出自于此。若将参照点置于反映原作风格，引介异国风味上，当译出语与译入语在用词和句型上发生冲突时，就会以牺牲译入语特征为代价而突显一些译出语特征，这也无可非议。
因此，CL中参照点理论同样适用于翻译理论研究。“表征过分”与“表征不足”、“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参照点问题。
（六）翻译的构式单位观
CL认为，“构式”（Construction）为语言在心智中的基本表征单位，它可大可小，还有简单和复杂之别，囊括了从单词、词组、分句、句子、语篇的各个层面。我们之所以提出构式单位，正是看中其可调变性，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不宜将翻译单位固定在某一层级上，而当“因人而异，因文而变”。“一刀切”断不可取，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翻译习惯，不必强求。
不同的文章就应当有不同的翻译方法，不必非要统一落脚于某一点之上。如有些译者对翻译某类文体（如科技、说明书等）十分熟悉，且该专业也很熟悉，对于他来说，不必先通读原文再动手翻译，即语篇单位为次要，仅以义群和分句为单位就可译好原文。倘若译者对某一文体不熟悉，内容又很生疏，在翻译时所采用的策略就与上述方法不同了，不通读全文就难以驾驭全文要旨，此时“翻译的语篇单位观”则更具重要性。即使同一译者在翻译同一文章时，也不必完全固定于一个翻译单位，一竿子贯穿到底，当内容和用词熟悉时就以义群和分句为单位，若不熟悉就可能要考虑句群、段落乃至语篇了。我想，这一点对于翻译实践家来说都有切身体会。
因此，我们认为翻译的构式单位正可适合于这种情况，构式囊括了语言的各个层面，并不固定于一者，译者可根据具体情况择用自己的翻译单位，让其具有一定的“调变性”，这才符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观。我国在汉语研究中曾出现过“字本位、词本位、词组本位、分句本位、句本位”等“本位大讨论”，我们主张将汉语的研究单位定为“构式本位”，便可有效避免这类争论，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自己的研究单位。翻译单位的研究与其道理相通。（2011：81）
（七）识解
Langacker（1987）不仅指出了语言具有主观性，还提出了分析主观性的具体方案，即“识解”（Construal）。所谓“识解”，是指人们能用不同方式理解同一场景的能力，主要包括五项：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如人们为何会面对相同的场景选用不同的词，择用不同的句，皆因人主体具有这种识解能力所致，如同样面对一个“大男人打小女人”的场景，有人会用主动态（突显施事者），有人会用被动态（同情女人），这取决于讲话人的视角差异。如汉语中有人说“孵蛋”，有人说“孵小鸡”，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前者突显动作的过程，后者突显动作的结果。
我们还可将这里的“同一场景”视为一个“外文语篇”，不同的译者面对同样的它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也可用上述六点来解释其间的各种差异，如在上文第三点中所论述到的简单化和明细化，就涉及到详略度问题，前者对较为复杂的原文做简化处理，取“略”的思路；后者对较为简洁的原文做细化处理，从“详”的策略。又如在第四点中所举的“月落”、“眠”、“到”的英译差异例子，皆因突显整体的不同部分而产生了转喻机制所致。我们（2008）曾将同一首“枫桥夜泊”的40篇不同英语译文制成一个封闭语料库，尝试用识解加以分析。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这些差异几乎都能用“识解”的五个方面做出合理的解释，且对各种差异的频率进行了统计。这一方面为认知翻译学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同时也开拓了CL应用性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据此，我们不妨将认知翻译研究的策略定位于如何在译入语中识解原作者在原作品中的原意图。
（八）基于用法的模型
乔姆斯基所倡导的TG常用人造例句来解释有关现象，而CL反其道而行之，注重对实际语料的统计和分析，用其来佐证理论和假设。Langacker（1987）提出了“Usage-based Model”（基于用法的模型，简称UBM），为语言研究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王天翼等（2010）曾对UBM的哲学基础、具体内容、研究价值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我们认为，CL的这一基本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翻译研究。
Baker于1993年将语料库方法引入翻译研究，中国著名学者杨惠中也于同年发表了“语料库语言学与机器翻译”一文（杨梅等，2010），可谓殊途同归。通过国内外各路人马近二十年的奋斗，这一研究方法已得到认可和普及，并取得了累累成果。如国外亦有学者编出了研究翻译过程的计算机软件，特别是“多维收集翻译过程的研究软件”（Translog）也已问世。认知翻译研究也接受“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Corpus-based Methodologies），到目前为止各国都建立了翻译语料库，特别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平行语料库，为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数据，大大增加了理论的说服力。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2004，2006）所建立的英汉平行语料库，对我国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实证性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但仅凭语料库所提供的数据不一定完全可靠和有效，这就需要借用其他数据做补充，参见下文。
（九）数法并用
认知翻译研究涉及很多学科，如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人机对话、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对比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逻辑学、语义学、后现代哲学等，如可将翻译学与CL、语料库语言学结合起来，还可将翻译学与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双语对比研究等结合起来。在数据调查上也不一定仅依靠语料库数据，还可将其与“实验性数据”（Experimental Data，又叫Elicitation Data）结合起来共同支撑某一论点。这就是认知翻译学所倡导的“数法并用”（Combined Methods）。
正如上文所说，语料库数据不一定完全可靠，为弥补其不足，认知翻译研究还大力提倡语料库兼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因为语料库所提供的数据往往是针对总体性一般现象的，而要能对某翻译专题做出更为周全的解释，还需要借用诸如问卷调查、控制实验、等级排列、分类对比、有声思维、跟读和释义、分程统计等实验性数据，可主动掌握实验范围，明确实验具体目标，严格控制干扰变量，统计和分析所得数据。特别是Alves（2003）提出的“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借用了几何学和GPS卫星定位概念，取三点即可确认一个对象的准确位置，在实验中可从不同角度（两个或以上）对同一对象进行测量以便获得准确定位数据，这样，通过交叉对比两种（或以上）不同数据，便可保障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正如Halverson（2010：360）所指出的，CL理论要能得到可靠论证，仅用语料库数据是不充分的，还需要借助其他数据。这实际上就是CL所倡导“Convergent Evidence”（趋同证据）的方法，如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分别以多种学科（如日常语言、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科技论文、数学、宗教等）为语料来论证概念隐喻的普遍性。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翻译的实证性研究，可用从不同渠道所获得的证据来集中证明同一个论点或假设，以确保论证的充分性。Tummers等（2005）对其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还有很多学者，如Arppe & Jrvikivi（2007），Divjak & Grjes（2008），Nordquist（2004），Gries et al.（2005）等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Halvterson于2009年用了六组数据（四个语料库，两组实验数据）来解释他的“引力假设”，西班牙的PETRA研究小组也在“数法并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10：363）。因此，认知翻译研究主张将各种语料和实验方法结合起来做综合性研究，这将更有利于说明相关理论和论点，同时对于CL也很有启发意义。
随着本世纪CL渐成主流，国外翻译界和CL学界迅速做出反应，“向世界贡献出了原本没有的东西”（钱冠连，2000）——“认知翻译研究”，这既为翻译理论大家族增添了新成员，也为CL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本文重点论述了笔者对该学科建设和应用的几点思路，但愿此拙砖能引来众家之贵玉，期盼同仁为我国认知翻译研究的建设和应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体验性认知”指我们的身体对于认知现实和理解世界具有关键作用（Lakoff & Johnson，1980，1999），这与唯物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立场相通。由于“体认”要依赖于身体在具体情景中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因此该观点又必然是“情景性认知”（Wilson，2002：627等）的。又由于若干认知过程是分布于社团各成员之中的，它必然也是“分布性认知”（Hutchins，1995）的。这一理论基础对于翻译研究十分重要，根据“认知分布法”则主张数法并用的研究思路，参见第三节第9点。